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兴起和发展，引发了一场“赤色恐慌”（Red Scare），也促使国会于1940年通过了《外侨登记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该法也被称为《史密斯法》（Smith Act），因为其中最著名的条款——反煽动条款（anti-sedition section）——是由来自弗吉尼亚的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W.Smith）提出的。所谓“反煽动条款”，是指该法第2条，其具体规定如下：“任何人不得：（1）明知或故意地鼓吹、帮助、建议或教唆他人有责任、必要或需要，通过强力、暴力或谋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合众国内的任何政府；……（3）组织或帮助组织任何协会、团体或集会，来教唆、鼓吹或鼓励以强力或暴力方式推翻或摧毁合众国内的任何政府，或明知其目的而加入这类协会、团体、或集会。”^[63]

虽然该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但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共产党的，因为当时美国共产党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不过，在国会通过《史密斯法》之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鉴于美苏之间的同盟关系，美国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地动用《史密斯法》。仅仅在两个案件中，政府依据该法对当事人提起了公诉，而这两个案件都未能上诉到最高法院。^[64](www.daowen.com)

不过，在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的展开，联邦政府开始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法》派上了用场：据统计，总共有141人因为违反该法而被起诉，其中有29人实际被判刑并且在监狱中服刑。^[65]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法律：1947年的《塔夫托—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1950年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1954年的《共产党管制法》（Communist Control Act）等。下面将分析当时一些比较著名的案件，以期说明“颠覆”言论在美国的法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