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创设政府，主要是为了实现某些共同的、难以通过个人力量而实现的利益，例如，基本的公正、社会的安定，以及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等。为此目的，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法律，自然也需要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为这些机关工作的大量公职人员。不过，从成立的那一刻起，政府除了服务于共同体的利益之外，也可能谋求其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首要的一项利益可能是：它要“自保”，防止被人们推翻。为了实现此种利益，政府可能采取很多措施，包括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

有时候，人们公开发表的某些言论，可能对政府制定的政策甚至政府自身的统治秩序构成一定的挑战。例如，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要征募士兵并派遣军队参加战争，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做是“劳民伤财”，于是通过发表文章、公开演讲等方式号召人们抵制征兵。这样的言论显然会对政府的征兵工作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有人可能对政府心怀不满，于是散布各种言论，呼吁人们抵制政府甚至推翻政府。此类言论则会损害甚至危及政府的统治秩序。为了应对此类言论的威胁，政府可能会动用法律手段惩罚发表此类“煽动”言论的人。(www.daowen.com)

在美国，大约从1919年开始，此类“煽动”言论引起的法律争议摆在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面前。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最高法院为解决相关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直到1969年才形成了一些相对较为明确的规则。简单来说：起初，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认为，如果一种言论造成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则可以对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加以惩罚。但后来，越来越多的案件使他们认识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存在严重的缺陷。最终，在1969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摒弃了这一标准，转而采用了所谓的“煽动”（incitement）标准。本部分将分析这一漫长的“变法”过程，以期说明美国法中“煽动”言论的法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