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起义后，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就急命北洋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是，清政府却不晓得，吴禄贞早已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主动与阎锡山结成燕晋联军。吴被刺死，燕晋联军功败垂成，山西的革命形势也随之逆转。原来，在太原起义后的第3天（11月1日），受命组阁的北洋军阀大头子袁世凯派人杀吴禄贞后，于14日从汉口前线到北京受命组阁。次日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北洋精锐第3镇统制曹锟部及武卫军卫汝贤部进攻山西。阎军离开太原。1912年2月7日下令动身返省，把“北伐”改为“南征”，叫做“回攻太原”。

为了建立和巩固一统天下的袁氏王朝，逐步消灭南方革命党人的实力，袁世凯认为必须把地处北京肘腋的山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上海和谈过程中，北京代表借口都督逃走，革命政权已不存在，而且起义之初就有掳掠行为，拒不承认晋军是起义军、山西是起义省份，力图取消山西的革命地位。因此，袁世凯在被南京临时参议院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次日——1912年2月16日，就以大总统名义发电报给正在返省途中的阎锡山，命令他就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

这一个意外，对于正在兴高采烈的抵达忻州的阎锡山，不啻晴天霹雳。其实，袁这道命令，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这时孙中山仍然在位，袁并未接任。况且按照《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即使他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的命令也得有内阁副署，才能生效；更何况阎打着“收复”太原的幌子，既然要从清政府手中“收复”太原，谁妨碍“收复”就该反对谁，对袁这道伪令满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却不是阎的逻辑，阎是凭着精明练达的商人本能，以政治行情的起落为标准来衡量事物、决定行止的。按照这种逻辑，他宁可得罪孙中山，也决不违抗行市正在“看涨”的袁。就他来说，什么法律条文，什么精神道义，都比不上现实的权力和实力。因此，他只好呆在忻州，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不能把消息传出去。阎的盟兄弟用尽脑子想办法，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昼夜愁眉苦脸。幸赖黄国梁把军队安排得有条不紊，撑持着这个都督行署的门面。

为了争取早日赶回太原、重登都督宝座，阎锡山同时通过三条渠道进行活动：

一是通过孙中山和黄兴在南京、上海力争承认山西是革命起义省份。阎在太原光复之初，就派了南桂馨赴陕求援。南化装取道晋南，到了陕西，得知那里也自顾不暇，无力相助，于是又转道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也无力援晋，便又备文介绍南到上海，谒见了刚由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当天，南就随孙到了南京。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向他报告了山西的革命起义功劳。听说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革命省份，南又谒见孙力争。孙毅然表示：宁可和议决裂，也不能不承认山西、陕西两省的革命同志。胡汉民、黄兴也为山西问题极力争辩。此外，阎还在2月下旬召集革命党人王用宾等到忻州开会，决定以省议会的名义，分别电请孙和袁，要求让阎返回太原并复职。

通过革命党人的南北和谈中为山西争取合法地位，挫败袁攫取山西军政大权的阴谋，这是阎争取回任、保位的第一条公开的渠道，是一条“明修”的“栈道”。(www.daowen.com)

但是，阎决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脑筋”，他从来不把赌注仅仅押在一个点子上。阎也决不是那种“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学君子。为了谋取现实利益的需要，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跨过的界限或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还要打通第二、第三两条渠道，而且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两条渠道上。

二是通过孔庚游说黎元洪。孔庚与黎有同乡之谊。当时黎号称是武昌起义的元勋，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扼重兵坐镇上海，颇为各省所倚恃”。孔庚在黎面前大讲所谓“春秋大义”：“国君出，不离境，不得以失位论。”黎称是。为阎的复位也有所助力。

三是，对阎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他最费力气修筑的一条秘密通道，就是直接打通袁的关系，把“后门”走到袁的鼻子底下。光靠前面两条通道，阎还怕不牢靠，甚至搞不好，还会起反作用。因此，他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终于物色到了一位堪当中介的最佳人选。此人姓董名崇仁，山西定襄人，祖上两三代都在北京皇宫包揽工程，家大业大，他自幼经常出入宫廷，同一些太监头儿王爷长史多有深交。袁做直隶总督时，极力拉拔有内廷关系的人作他的耳目，因此，曾与董拜过把子。董倚财仗势，还捐了个候补道的头衔，这些阎早就知道。阎认为，要打通袁的门路，非此人不可。于是就派人卑词厚礼，来到定襄，专请董崇仁到忻州会晤。董到忻州后，阎盛情款待，大加奉承，恳请他代向袁疏通。董在厚礼、乡情、外加高帽子的作用下，无可推辞，便一口答应，马上进京。阎还特派孔庚等随董进京，谒见袁。董到了北京见到袁，确实替阎说了不少好话，对于让阎仍然担任山西都督的事，起了转圜的作用。袁这时因孙、黄与自己一再电报商榷争论，对山西的地位问题坚持不放，感到棘手，再加上从山西来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阎输诚通款，为什么自己不送个人情呢，将之收为己用呢？因此，便把山西列为起义省份，1012年3月间发布命令，正式任命阎为山西都督。

一个多月来，阎在忻州困顿无聊，终日翘首企盼京城来的好消息。此时见到委任令，真是如获至宝，多日悬在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阎高兴地说：“这也是我阎家祖上有德，山西百姓不该遭难；今后我一定把山西治理得好好的，让袁世凯他们看看我的本事。”即日下令启程，于1912年4月4日返抵太原，又登上了打着“中华民国”招牌的北洋军阀政府山西都督宝座。

阎再一次体现了“二”的哲学的妙用。他“明修”孙中山的“栈道”，“暗度”袁世凯的“陈仓”，成功地渡过难关，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历经挫折，费尽心机，终于获得了这一块政治基地。现在，他感到背后的“靠山”稳当了，脚下的土地坚实了，他将在这块基地上缔造自己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