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世，有雅量的人则越来越少，这主要是因为近世之人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人们间的争斗越来越烈。而在这一方面，清代的曾国藩则可称得上是大有古风的人，这可以从他与同僚左宗棠的交往中反映出来。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睼目不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www.daowen.com)

特别能显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水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具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惜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鞻，马首靡托已也。”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面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日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必欲苦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的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奏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明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和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