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随蒋多年，周旋于高官显宦之间，但生活上向不事奢华，耻于敛财。

抗战期间，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陈对此极为反感。他本来对CC系就有成见，但对二陈兄弟人品倒有几分赞可，当陈布雷得知他们也在敛财时，一改斯文之态，大骂道：“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惟恐学不到孔、宋。所以在他们办合作金库时，以我为监事，我是拒绝接受的。”

抗战结束后，陈布雷回到南京，房子还没有找到，临时住房太小，甚至没有适当办公处所。有势力者还逼他搬家，弄得他一度无房可住。看到一些大员“五子登科”，发胜利财的情景，陈布雷不免向部下发牢骚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无奈，只好让夫人王允默住在上海。每二三个月，陈布雷赴沪一次，看望夫人。去时只带一名事官，两人车费，由陈自付。后来通货膨胀，车费狂涨，陈只好自己去，节省开支。

陈布雷领导的侍从室二处，虽为机要，工作繁重，但陈从不肯扩大编制，以节省经费，办公费用严格管理，支票与印鉴亲自掌握，从不乱花一文，用他的话说叫“涓滴归公”。经济上廉洁，这也是蒋介石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陈布雷待人宽厚，注重感情。但他交际不广，与于右任、张道藩、陈方、张治中关系较好。张治中任侍从室处主任时，对他关怀较多。后来他写信给张“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知过去处事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对属于陈布雷也从不疾言厉色摆长官架子，有的司书录事，字写得好，他还会写字条嘉奖一番。对亲爱部下也谈知心话，侍从室的一个医官经常为陈看病，久之而成为至交。一次医官向陈布雷表示在这里收入不多，想离职作私人医生，陈布雷马上劝阻，让他打消念头。医官不解其意，陈告诉他因为侍从室的人知道机密太多，蒋绝不会让人随便离开，性命要紧！

陈布雷生性不喜炫耀，不摆排场，对其家人要求保持清白家风。他与亡妻杨宏农、续弦王允默共育七子二女，教育极严，出于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他坚决反对子女从政当官，希望他们有真才实学。孩子们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后，他也从不利用职权为之安排职位，鼓励他们靠自己才学在社会上谋求生活之路。在抗战时，陈的一侄子两个儿子投军为国效力，这在国民党大员中是少有的。

对陈布雷的人品操守，蒋介石自然十分赞赏。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恭贺：

布雷吾兄弟五十诞辰

宁静致远　澹泊明志(www.daowen.com)

蒋中正敬书

并附短信云：“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蒋介石用诸葛亮说的八字名言来表彰陈布雷，使陈布雷感到“知遇之恩”不能不报。他除了公务之外，很少参加人际应酬，即使外出也必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的传见。对于为蒋起草的文告，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说文告的草拟过程与政治背景。为了保密，有时甚至整天不下楼。他还对二处的工作人员订有严格的工作纪律，每人分管负责的事务，不能告诉同事。对于蒋介石的行止，决不许探问传言，以避泄密，威胁蒋的安全。

陈布雷自幼体弱多病，身材枯瘦，而且常带疲倦之态。到侍从室后，常在夜间工作，神经衰弱症加剧，为坚持工作，需靠吸烟来刺激精神，休息时需用大量安药才能入睡。尽管如此，他一直以久病之躯为蒋介石服务，自到坚持不住时，才向蒋乞假短休。蒋介石对陈也十分关照，多次安排他到风景优雅之地休养。在重庆时，为帮助陈布雷调养身体，增加营养，宋美龄每日送他一磅牛奶，从不间断。

陈布雷从政多年，正是以自甘淡泊之心，得到了蒋介石的宠信，并在重大问题上能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陈曾对人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言下之意是他不能决定蒋干什么与不干什么，但在一个问题发生时，他的话能影响蒋介石的行动。

在三青团成立之初，原拟称蒋介石为领袖，在蒋上台讲话前，陈布雷呈上一个便条，上写“在家为家长，在团为团长，不无当也”。蒋介石立刻改变原议，在大会上宣布：“以后我就是三青团的团长。”

抗战时，朱家骅向蒋争宠，策划了“献鼎把戏”。陈布雷得知，对朱家骅说：不必如此，古人说鼎革，是先有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多难，日寇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朱家骅不听，致使舆论指责蒋蓄制造“献鼎”。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