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几个故事：有一个孩子问爸爸：“如果有一个偶然的疏忽，能原谅吗？”

父亲说：“什么人都可能有偶然的疏忽，当然可以原谅。”

孩子哭丧着脸对父亲说：“昨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最大的花瓶打碎了。”做爸爸的刚想发作，但想到自己说过的话，也只好作罢，说：“那就算了，以后要小心些。”

孟子见齐宣王，问：“假如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等到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受冻挨饿，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那就与他绝交吧！”

孟子又问：“假如一位身负重任的长官，不能好好地管理他部下，那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那就把他撤职吧！”

孟子又问：“假若一位国君，不能好好管理国家，那又该怎么办？”这一问，齐宣王不知怎么答才好，只好看着左右而说别的事情。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他就是郑庄公。郑庄公心里明白，自己虽然当了国君，但政敌们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自己还得拼力争斗。不过，用什么方式去与政敌斗争才好呢？他颇犯踌躇，因为那政敌不是别人，却是他的亲生母和胞弟！

郑庄公出生时，因脚在先、头在后，让母亲武姜几乎难产送命，所以武姜十分讨厌他，而偏爱他的胞弟共叔段。兄弟俩长大之后，武姜曾几次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但武公碍于传统习惯，没有答应。对于这事，武姜和共叔段一直心怀不满，所以武公一死，他们便加紧了夺权步骤。

首先，由武姜出面，以母亲的身份为共叔段要求封地，要庄公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制邑是军事要塞，庄公没有答应。武姜又替共叔段要求封易守难攻的京城，庄公只好答应了。

共叔段一到京城，就加高加宽城墙。郑国大臣们对此意见纷纷。祭仲对庄公说：“各等级都邑城墙的高度，先王都有规定。如今共叔段不按规定修城，您应及时阻止他，以免后果难以收拾。”庄公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心里另有打算，所以说：“我母亲希望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www.daowen.com)

共叔段看哥哥没有对自己采取限制措施，便更加放肆起来，下令让西部、北部边疆守军听命于自己，并私自收取了周围的城邑来作为自己的封地。这种举措使郑国将士们愤愤不平。大将公子吕对庄公说：“应及早下手制止他，否则军队慢慢就会被他掌握了！”郑庄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用不着。不仁不义的事做多了，就会自取灭亡。”

共叔段看到哥哥还没有反应，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聚集粮草，修制武器，扩充步兵和车卒，准备攻打庄公的国都，并约好了母亲作为内应。这下子使举国上下的百姓都义愤填膺。这时庄公高兴地说：“时机到了！”派人探听到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先发制人，提前派公子吕率领200辆战车向京城压过去。京城军民纷纷倒戈，共叔段跑到鄢地。庄公穷寇猛追，又打到鄢地，共叔段只好逃亡到共国去。庄公返回头来又对付母亲武姜，把她软禁在城颖，并发誓永久不再拜见她。

欲擒故纵，意为想捉住他，故意先放纵他。

欲擒故纵也运用于舌战之中，而对劲敌，不从正面进攻，而是先让一步，骄纵对方，使其失去警惕，露出破绽，然后乘机图之。

欲擒先纵的谋略，也有其特定的规律与价值。以擒为目的，以纵为手段，为了达到擒敌之目的，必须先做暂时的让步。为了“擒”必须付出“纵”的代价。舌战如用兵，定谋施计，必须审时度势，相机而行。当敌处于强盛之时，或对手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之时，因而不能急着与之正面较量，等待时机，为了达到最终战胜对手的目的，不计较眼前的得失，“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纵”是手段，方法很多。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敌强，而且面目尚未暴露，要先“纵”之，然后伺机战胜它。

先设圈套，再擒猎物。先诱使对方说出关键性的话，然后寻机反击，使其束手就擒。

在上面的故事中，都以圈套为纵，对方不知是计，讲出关键性的话，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使露破绽，诱敌上勾。国王问阿凡提，“金子与道德将要哪一样”，而阿凡提的回答——要金子——则是“纵”敌之法，然后当国王回答他要道德之时，阿凡提反唇相讥：“谁缺什么，就要什么。”以此辛辣讽刺国王无德。

欲擒故纵，“纵”是手段，“擒”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