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贯刑事政策。到过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与拘留所的人恐怕都会在显眼的地方看到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标语。笔者因职业缘故，曾无数次看到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与拘留所的墙上，就有这样的醒目标语。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被视为犯法或有犯罪嫌疑的人，在定罪判决之前、罪行之外，会因其犯罪态度如何而从宽或从严。笔者将此考量称为“坦白、抗拒罪”。

这种“坦白、抗拒罪”我不知道是古已有之，还是后来法律人的创意，反正其用途已远远超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之外。犯了错误，或者被某机关某部门认定为犯了错误，其认错态度好，知错、认错、改错，就会得到从轻处理，或者得到原谅而不予处理；而认错态度不好，不知错、不认错、不改错，则会受到严加追究。有人犯的错误本来不大，只因态度不好，而受到严厉处罚。

笔者文革期间因剁资本主义尾巴曾被“无产阶段专政”了几天。红卫兵有一次审问笔者时要笔者承认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笔者当然嗤之以鼻。有一个小家伙还拍着桌子说：“就凭你这蛮横、恶劣、嚣张的态度，我们不出这屋就能给你定罪，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严惩。”他所称的就是典型的“坦白、抗拒罪”。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惧于这种坦白、抗拒罪，硬是把不是自己的罪过也揽在自己头上，以求得到从宽处理，就是连一些大人物对此也不能免俗。

平心而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应该的，一个人犯了罪老老实实坦白，是一种知错认罪的表现。在处理上当然要给予从宽、从轻，这也可以挽救一些人。而犯了罪，还怙恶不悛，当然应该从严、从重处罚了。这既可以打击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也能伸张正义。

但是，这种“坦白、抗拒罪”也只能在铁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才可以论及，也才有意义。就是说，某个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已经证据确凿，铁板钉钉，无可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态度又好，认罪、服罪，当然可以考虑对其从宽或从轻处理。如果某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事实并不清楚，这个犯罪嫌疑人态度也好，也认罪，或者说被迫承认有罪，却缺乏足够的旁证指证就是他，即使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再从轻处理，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嫌疑人态度不好，拒不认罪，也缺乏足够的旁证指证就是他，都不涉及态度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就其态度问题从宽或者从严。某人没杀人，却被当嫌疑人抓捕，审问时拒不承认杀人，难道说可以因其态度不好而对其从严吗？同理，嫌疑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承认杀人，即使态度再好，因而再对他从宽处理，也是冤枉了他。如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云南的杜培武冤案，河南的赵作海冤案、胥敬祥冤案、黄满星冤案，河北的聂树斌冤案、李久明冤案，辽宁的李化伟冤案，海南的黄亚金、黄圣育冤案……不都是被迫承认有罪而背冤入狱且含冤多少载的吗？(www.daowen.com)

现实生活中不幸的是，相当多的从宽，特别是从严，就是这么从的。网上流传的一则“抗拒从严”的案件，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马尧海，组织“聚众淫乱”涉案22人。22人都对换妻事实供认不讳，除副教授马尧海之外的21人均同时认罪，唯有副教授马尧海拒不认罪，他因而被从重判刑三年半有期徒刑，其他涉案同伙最重的也只是判处缓刑。由此可以推断，马尧海如果也认罪，刑期一定会少于三年半，也有可能会判为缓刑。其他21人呢？如果有谁也同副教授马尧海一样拒不认罪，则也可能被判处实刑。这就生动地诠释了“坦白、抗拒罪”的分量。

依法而论，这种抗拒从严至少会剥夺言论自由、认识自由、思想自由。且不说许多犯罪嫌疑人犯罪后不一定就同时丧失了政治权利，即使以后经人民法院判决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在其尚未判刑之前，也是享有政治权利的。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未决之前就有言论的、认识的、思想的自由。推而广之，他既有承认犯罪的自由，也有拒不认罪的自由。这种拒绝认罪的行为并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不构成犯罪。如果将拒绝认罪视为抗拒，就要从严处罚，那实际上就是剥夺犯罪嫌疑人在未决之前的宪法自由权利。

有句判案用语说，“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这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两条。而“坦白、抗拒罪”这种自由裁量更可怕的东西，应该在人民法官审判案件中弱化。

（2010年9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