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世界教科文组织评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孔子为首。

2500年前，孔子为三千弟子讲道，大概是人类最早最大的教学规模了。

孔子是古代中国唯一被尊为圣人的思想家，没有之二。

中国人本质上只有一条道是走对的，那就是唯物理性的“易”道。《易》创作者是按生产力效率关系组织及社会治理分阶段形成的，早期的民间广泛传播是极难的，而孔子是把《易》及上古文化归集起来，又广泛地传播出去。孔子成了中国“易”道最有成就的传播者。尽管孔子的政治人生没有成功，但他的理性是全面的，是彻底坚持到底并取得重大成功的。由此，换来了汉武帝的理解，形成了中国巨大的应用力量。

图5.7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约前551—前479）

但如何全面地看待这位圣人孔子呢？

要评论在五千年以上历史中没有中断的文化是困难的，要详论将这一文化承上启下延续至今的文化“圣人”，则更加困难。中国没有上帝，但中国是有了这位文化“天帝”？而评论孔子是否只能从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去找答案？是否还可以从孔子的历史作用和成就去补充？

先从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屈原这两位伟人来比较看：他们与孔子齐名。老子的《道德经》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而屈原是第一次评选的全球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名气都不小。但三人都是政治失意人，所不同的是只有孔子没有弃世、离世，把人生目标坚持到底了。再找一个角度看，从孔子后的同时代两位中国伟人：汉武帝与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来看，两人对孔子的观点并不一致。但神奇的是可以从马克思的论断中看到，思想家只是解释世界，而政治家会改变世界。司马迁显然是众多思想家中的一个，而改变世界的政治家当时却只有一个。百家争鸣时期的法家成了政治家，而数百年后的汉高祖刘邦曾选择道家，汉武帝早年休养生息用道家；反击匈奴时启用法家；反击匈奴完成后，安定秩序他选用了儒家。而这恰恰是被司马迁曾说成是“散而没有中心”里找到的。

把哲人定义为智慧卓越的人。显然有点泛。但从另一层含义可以看到，似乎人类智慧越高，越有权引导人类？哲人似乎是人类行动的引导？

人类演化的行动方向是人类生存优化的效率。而进一步的是政治家会问这个“人类”是谁？范围有多大？

如果从这个方向看，能够让自身民族放弃片面性、局限性走“包容与创新”的和平融合之道的方向才是对的。因为只有和平，才会有大范围的人类合作，才会有发展的高效。中国人类从“易”道上一路走来，似乎就是追随这一立场的指引而前行的。

这样，有漫长文明史的中国看起来反而不像是有特别智慧的哲人存在？是这个“易”道让中国人类变得平庸了吗？一个人类最大规模的民族显然是由社会生产长期和平高效发展支持才能形成的。那么，这个高效社会是由哪一个哲人捏成的呢？中国人类为什么没有人去打断这条“易”道呢？

走“易”道形成的民族最大特征，在于这个民族在追寻客观的引导中，世代相传，主动放弃了自身主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束缚而融入客观无咎的要求之中。走“易”道之人没有一成不变的、片面的价值观制约。中国“易”道形成持续的对和平、高效的追踪。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尤其是得到孔子传播后，中国社会历史上形成了“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人人求出息”的理性，进而形成了一种信仰追求，并在数千年中形成一套从象形文字堆积中演进而来的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中国文明的三要素—易道、文字、信仰由此显现了出来。

从中国“易”道形成的社会历史关系看，经过古羌人、盘古、伏羲、女娲、尧舜禹、周文王时代的开创，到孔子和百家争鸣时代的理性，直至汉武帝将孔子的教化学说奉为社会治理理念，形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完整的历史链，最后证明是在这个链上造就了一个持续高效的社会，并由此造就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华夏民族。但这个“易”道是哪一个哲学家创新的呢？周文王之前的都未必是真名，女匽与典龙作金融《易》是被挂在天皇氏的名下，而当时历史的大事件是尧舜禹改革创造的。文王说商王无道，他作了一个有道，本质上有前人的基础。孔子只是解释了文王“易”道，而汉武帝仅仅是选了孔子“儒术”上了“易”道。其中并没有一个哲人独创了“易”道，但华夏文明恰恰就从这条道上走来了。

中国“易”道显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见图5.8）。

但让人称奇的是孔子的政治理性是400年后被用上的，那是否意味着400年之间中国人自我迷失了呢？事实上，中国的治国之道是在不断寻找、追求，因势而变中完成的。这正如九曲黄河一样，社会跌落时用道家，社会拐弯时用法家。

图5.8　中国上古传说与“易”道形成示意图

注：易道的形成，由1.4万年前羌人追羊谦让起，①盘古开天《连山·易》，②伏羲画卦《洛书·易》，③女娲补天《河图·易》，④女匽作《归藏·易》，⑤文王作《周易》，最后由百家争鸣，尤其是孔子学术展开让易道开始普及，并由汉武帝综合应用后形成了坚固的中国文明的内核。

有人说中国文化早熟，其实并不是。而是中国文化根本没有被中断过。几千年来的巨量沉淀，无论上古传说，还是神话故事，或是朦胧的含义深奥的符号卦象，都蕴含着丰富多元的文化信息。从春秋战国时期参与争论的诸子百家，对社会提出整体治理方案的有，法家、道家、儒家、名家、墨家、阴阳等六家不同的思想流派，而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最适用的却只有法家。中国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韩非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是百家争鸣的代表。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诸子百家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有著作4324篇。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所著的书实有上千种。尽管当时思想争论如此纷繁，而走到时代政治中心舞台上的只有法家。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继用法家又让秦国统一了中国，但秦国沿用法家惯性又跌进了法制过度的陷阱，法制过度最后也会伤及社会效率。可见社会治理之法需要因势而变，而伤及社会效率恰恰是社会治理关系中最危险的。

秦朝立国后没有及时退出过度的法治而倒下了，这与两河流域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只保了一代王朝很相似。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明让后人接上了。汉朝崛起并认识到法治过度的危害，刘邦针对当时国情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让民众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虽然他采用了法家，匪夷所思的是汉武帝完成政权巩固后又及时退出了法家，但也没有再次回到道家，而是将治国政治理性转入了儒家。可见中国治世工具完备的优势。(www.daowen.com)

而儒家被奉为“独尊”，离孔子时代已有400多年。那么汉武帝与孔子之间又有哪些观点是跨越了多个世纪的默契呢？

显然，孔子理性可以作为治国重器这一点，经过西汉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宣扬，让汉武帝看清楚了。但这个重器的使用是要因时而变的。把孔子放到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逻辑关系去看，孔子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

首先，他是中国唯一圣人。他坚毅，不弃世，不离世，圣人不倒。

其次，他是集中国文化大成，让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彰显。

再次，他守成了中国唯物理性，也守成了中国王道—“易”道。

他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教育，“弟子三千”的规模在当时堪称天下无双。

中国政治稳定价值观的建立之后，既将“礼”的政治关系锁定，又没有民族排他性，实属罕见。

历史学家总结了很多孔子的成就，却往往对他也有偏见，尤其是在近代，由于历史政治条件与儒家的现实应用需求不匹配，很多学者被迷惑了。孔子生前没有得志，这与他的理性在数百年后才被汉武帝重视有关，但人们恰恰忘了，汉武帝尊奉儒家文化，是与当时政治条件匹配的。

今天沿着“易”道看去，孔子曾经也回避过君、神、币的问题（注：对君不做约束，对神敬而远之，对币避而不收），可见孔子让一时没法解决的问题先搁置一下，不纠缠于一事一物的是非得失，让社会继续向前，这才是“易”道之精要，该拐弯时就拐弯。这很像是今天中国不讨论“姓资、姓社”的做法是一样的。诸子百家争鸣都是沿着《易》道的理性而展开的，让人称奇的是，其中竟没有一家奉“神”。

从中国正统思想的观点来看，信史是一定要有依据的，那么，我们另找一个角度。对作为最接近证据与逻辑的文字研究可以看到“易”道的踪迹。从中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看，对应出土的时间是3500年前：“易”字已在其中了，但这个易字表达的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易”道是由狩猎、畜牧、农耕的产业三《易》为基础+金融的《归藏·易》+王道的《周易》而形成，并且在孔子的传播和汉武帝的应用后在民间显形的。而客观无咎的“易”道理性标志是依赖“易”字起源后已经得到初步解释而展开了。只是早期只在社会高层中应用。

中原华夏部落帝尧之次女，贞人女匽随同用海贝创新为币的丈夫典龙来到上海沙冈。发现海岸边的良渚拾贝人有别于其同宗同族的良渚种田侗傣人。女匽为从中分离出这种特别的拾贝人而造了一个“偒”字。偒=人+太阳+海岸线+万物，意思是当太阳升起后偒傣人在海滩上拾贝（币）可以快速得到万物。这样就区别了靠一颗种子种下去，用五六个月得到财富的良渚侗傣人。作为中原巫文化传人、善于造字的贞人女匽又从偒字中减去“人+海岸线”，留下日+勿（勿=物），从此得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易”字。易的意思是：在日光下让万物容易生长，易长=高效。

从4100年前女匽造“易”字来看，似乎仅仅是一个采贝为币让社会易长的概念，但女匽是把中原最源头符号传承的伏羲“+”，用“易”字导入了文字系统。这对伏羲图案理性的认知贯通、吸收、展开和传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女匽是孔子前集中国南北文化大成又最早展开“易”道并将产业三《易》收于《归藏》的神奇女性。

从表象上看，“易”道好像是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一用就是2000多年，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孔子在传播和展开“易”道理性上的坚持不懈，以及影响深远的前瞻性，给儒学赋予了异常的稳定性和特殊的多元性。孔子对历史上的大事件是极其敏锐的。比如，他高度赞扬尧舜禹的禅让，细心的关注货币起源事件与民众的关系等。因此，历史证明只有孔子的坚韧性真正的代表了中国理性守护者的本色。就此说来，孔子成为圣人是当之无愧的。现在，后人不仅仅是理解到他有“叩其两端取其中”的中庸之道内在取义的用心，也能理解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中政治梦想的深意。

孔子一生永不言弃的精神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政治理性传播：他推出以“仁”为核心的德政，“礼”治天下，最终成为汉武帝专奉，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经典。

（2）人生观的倡导：孔子主张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让弟子们重实践，重人事，重理论，这已成为中国历代的共识和民族精神。

（3）教育普及成就：“易”道理性的王道要求要么偏向了成为帝王之术，要么成为巫术、医术，很难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理解的政治学问。孔子开启了中国普及教育的先河，让人人求出息成为风尚。

（4）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的归集：孔子以高度负责的心态，整理保存了中国上古历代重要文献，为后世提供了广泛应用的机会。

（5）孔子的方法论，推出以“中庸”为准绳的系列修养内容，发展成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修养方针。

孔子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面貌，显然是中国“易”道理性及历史文化成果的归集者和发扬者的典范，也正如他编写的《尚书》，是其用在中国未来历史思想的大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