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为政者，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治理好一个区域经济，在政治正确的条件下，先要使内部积极性高涨，继而持续地导入外部先进性参与内部成长。但导入外来先进性也会同时带来负面的东西，如何才能批判的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呢？

伏羲女娲两大部落融合之后，率先在农耕文明中崛起的是山东蚩尤部落，龙山文化是其代表。可惜的是这个率先崛起的部落，因逞强不融合百族而衰落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由政府主动发起的对外开放贸易从大禹开始。由大禹谋划推动的地点在今天甘肃的河西走廊上雍州的对外开放。在《禹贡》中，将梁州与雍州合编为绥服纳贡区，设“二百里奋武卫，三百里揆文教”内外两种功能。奋武卫即奋力用武装来防备的意思。揆文教即揆情度理并施行文化教育的意思。

可见，雍州的河西走廊向西200里外大禹是设立防卫的。所以今天留下了“武威”这个城市。而300里以外，大禹是不设武备的，是通过引导教化大家自由做贸易的。历史上，这个地方因常常受到不明游寇袭击，所以，留下了“三危”这个城市。

图4.24　《禹贡》的重要举措：雍州开放

历史考古的发现常常会受限于考古的偶然性，而逻辑的机会就好比是认识肩膀上面是头颅，或今天看到的太阳一定是昨天那个没看到的太阳那样确定。历史统一于逻辑，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是有一个万物持续的紧密的关联性。

由人类生存优化引导的从产业合作中获得效率的思想，也引导了中国社会最初的政治理性的形成。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中国北方的部落快速崛起。约4600年前的炎黄时期，东夷蚩尤部落崛起，并引发战争。炎黄部落在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后形成了融合。被击败的蚩尤族群中，好战分子被流放。炎黄两大部落实现再融合。显然是由上缘伏羲女娲跨部落、跨血缘融合思想的引导，从而形成了华夏部落联盟及源头的华夏民族。之后，东夷余部及黄淮平原上的九夷再次崛起。4100年前华夏部落联盟大政治家帝尧面对九夷的崛起，意识到自身依赖草原的成长不足，对九夷的竞争对峙，寻求和平共存的对策。

图4.25.1　率先由农耕经济崛起的山东蚩尤族群

图4.25.2　古代石刻上的图案很可能象征着好战的蚩尤部落

《尚书·尧典》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之言。这是中国早期的部落对外关系政策。帝尧面对当时的华夏部落生产力落后于农耕业的九夷，为寻找解困的方法，发起了“招贤纳士”。最后，帝尧在黄淮平原开辟农耕新区，利用舜龙种稻、鲧禹治水解决了部落的生产力改革并快速崛起。农耕新区大量吸引周边各地奴隶来黄淮平原种稻并成为自由民，由此也化解了与九夷对峙并实现了与九夷各部落的融合。马克思曾把4000年前的中国社会看做奴隶社会，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其实就是因九州中心区出现了大量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民存在明显封建化现象。

因农耕开发使豫州地区生产力大增，财富大长，商品交换频繁。帝舜患难兄弟奉贤典龙创新利用上海沙冈海贝为币推动了贸易的加速。大禹统一九州后，在涂山铸九鼎会盟百官推广海贝，为货币建立信用锚地。让货币为九州各地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持续强大的动力，最后留下了一言九鼎的美谈。

《竹书纪年》有曰：舜三十五年，大禹南下征三苗。这是一次为打通中原与江南沙冈采贝通道的战争，史称通道之战。大禹南下，在荆州地区征服三苗（东夷后人）后，一部分就地教化，一部分迁至雍州（今甘肃河西走廊上的三危、敦煌一带）。《尚书·舜典》有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因《尧典》《舜典》都没有设立死刑，所以这流、放、窜、殛四罪都表明是将四人流放的意思。大禹流放三苗好战分子，导致山东齐氏家族在甘肃河西走廊落户。今考古发现其大量的文化遗迹。最著名的要数4100年前印有各种用途的陶器。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齐家人存物的陶罐上出现了大量的用作存放“海贝”和串贝图案。可见大禹时期远离海岸的河西走廊上用海贝为币已是极为广泛。

图4.26　河西走廊4100年前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画有串贝纹饰的陶罐(www.daowen.com)

考古发现，4100年前的齐家文化遗迹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与考古发现的37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特征衔接，并形成一脉的关系。由此让人想象三危、敦煌地区，因为大禹对此三百里外用“揆文教”而没有设军事武备，所以导致自由贸易区周边狩猎民族反复入侵，齐家后人为避战火被迫迁入内地。而二里头偃师地区与夏王朝接近，曾经好战的齐家人经过历史上祖先的两次战争，已意识到战争的危害，在不敌草原牧民或避免战争引导下内迁。考古显示了这个文化关系的存在，说明二里头文化的上缘内核就是齐家文化或者是齐家文化+偃师夏文化的融合体。二里头文化没有发现一个文字，青铜酒器不成系列，遗址面积只有三星堆的1/4以及用骨、石造贝，这些现象显然还不足以构成夏王朝的中心。

大禹统一九州后，第二次在绍兴会稽山会百官，最后谋划形成了人类第一部税法《禹贡》，并与货币一同在一个被称为扬州（张扬之州）的地方加以推广。

从《禹贡》设计构思来看，整体以黄淮平原率先治水种稻使经济崛起的自由豫州为中心，将周边酋长八州与之贸易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之后，又在南线祖先来路的贸易基础上，在西北方向的雍州打通河西走廊，形成第二条贸易通道。今天从齐家文化遗存中看到大量的中亚及西方文化因素存在。《禹贡》的设计由九州设五服十四法，其雍州和梁州合用一个纳贡法的绥服区，是为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对内“一线牵”的管理。大禹从会稽山会盟后，挑起九州大梁，主持、协调南北贸易，支撑儿子启重启王权，实现夏王朝起源。而打通雍州形成的第二条贸易通道，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考古发现，此地不但有中亚地区的文化痕迹，而且还有更远的埃及文明的痕迹。

图4.27　这个河西走廊的出土品与三星堆法老面具相似

对外开放有产业和文化的互补机会，同样也会有负面的东西进来，而自身文化自信、对外有识别才会相得益彰。

《禹贡》绥服区所示，两百里奋武卫，不但形成了今天甘肃的武威市，夏王朝中期可能受到了外来宗教的侵袭，以至于后期遭到商王朝的反击。而且三百里揆文教政策，因揆情度理的文化教育的宽容自由度，形成了传统包容的思想。三危当地文化自由的历史延续，最后到了汉朝包容了张扬众生平等的佛教文化，并形成了惊世的以莫高窟为核心的敦煌文化。可见，中国很早就对排他性文化是不耻的，而对包容性文化是融合的。中国历来有对外来文化“扬弃”的立场和能力。

《史记·五帝本纪》所指舜迁三苗于三危。时间应该在舜三十五年，大禹征三苗之后。这与史称“三苗”位于荆州地区山东移民的一支衔接了。他们在炎黄时期被流放落户。大禹征三苗后，齐家文化在甘肃三危（即今天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着陆的痕迹，刚好勾划出一道民族历史演化的路径。

图4.28　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

《禹贡》显示，大禹九州贸易在祖先南线基础上，积极打通北线河西走廊的向西出口。为此，大禹制定了“防卫与文教”并用的河西走廊对策。这里不难看到，最早300 里以外揆文教显示三危地区军事是不设防的。由于这是军事管制之外的自由地带，虽然有益于自由交易，但也为后来周边民族武争提供了空间，乱象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今天考古发现的在甘肃境内的齐家坪文化正是这一关系的历史沉淀。坪是指一块较高的平整地面上生存场所。而山东齐家人正是落于此地后演化。从考古发现看，当地出土的大量陶制品、铜制品中有反映中亚乃至埃及文明的多元文化现象。证明大禹政权有效地打通了河西走廊并建立了较长时间和较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很多青铜器和陶制品显示的埃及和中亚文化现象并没有引发中国文明本质性的变化。这充分显示中国古文明在当时成熟的唯物独立性。考古显示，大禹时期的农耕文明在河西走廊的当地也普遍出现，尤其是治水种稻引人关注。

考察发现，河西走廊可能就是中原地区在4100年前最早的对外开放窗口。遥远历史中的河西走廊居然对应了今天的“一带一路”。而这个对外开放的基础是中国唯物理性引导下帝尧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改革的成果。尤其是利用货币和推广税制的意义，至少可总结以下三点：

第一，对外开放是地缘经济寻求吸收外部营养的机会。

第二，对外开放是释放内部生产力又提升内部生产能力的机会。

第三，对外开放是一种文化互动的学习机会，也是构建人类和平的基础，对于坚定自身文化方向具有积极意义。这也为主政者提供了治理社会自我持续升级的动力。

历史的经验显示，人类持续融合会带来更大生存空间，而融合必须放弃战争形式的硬融合，而应该选择以货币为工具的深化生产力创新的软融合。所以，中国后来对南方小国百越的政策也采用“文化+互助+纳贡”的形式，而没有走帝国之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也对应了这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