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行政机构，帝尧以前都是以“区块”而立；到帝舜主政时，增设九个功能岗位，又因大禹辅政的设计而将功能和区域关系两者合为一处。这正是大禹面对传统治理与新型条件约束下让治理形态变形的痕迹。

大禹统一九州，以豫州为自由贸易中心，取要服区的币；在梁州开放的基础上，再开放雍州，而管理贸易的重任则落在梁州。

中文字“梁”，是栋梁、大梁，是支撑房顶的檩木的意思。那为什么大禹治国会让贸易成了顶梁的核心呢？史料显示：同时代的三星堆、金沙与二里头集中财富的多寡中可以看到其权力的位置。《尚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惟“危”、惟“微”“执中、守一”的关系，在此后，孔子做成了《中庸》。这也与后来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想是如出一辙。可见舜传大禹在把握九州治理时的心思是极其细微的。这也可以看出后人传承或编改的史料确实具有人性逻辑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关联性。当然，这也是由客观艰难的条件所决定的。

图4.19.1—2　同一时代的三星堆—金沙遗址规模是二里头遗址的数倍

中国辅政现象最早始于大禹，而且是异地辅政。夏王朝中心在豫州，而辅政的大禹却身在千里外的梁州。在梁州怎么去挑九州的大梁呢？

显然，大禹初定九州，各地大部分是封闭的酋长部落，要打开这种关系，贸易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大禹的“贸易立国”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夏王朝没落，接上来的正是从商的商朝。这一现象，一直到秦汉时期才由“重农抑商”国策来调整。

图4.20.1　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贸易走向示意图

图4.20.2　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贝币实物

夏王朝是大禹父子在中国建立的多民族融合的最早国家形式体制的尝试。这是形成最大规模人类力量的尝试。建立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大禹面临的是原酋长部落联盟血缘政治惯性的制约与九州草原、农耕、海洋三大人类生存地部落差异性同化的艰难。辅政：辅，辅佐；政，政治：表示辅助佐理或帮助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出现的辅政现象和形式很多。原因往往在于君权政体中枢的不足和脆弱。这或许从人类更长历史看，正是人类社会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也。”《史记注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为什么大禹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呢？史实与史料可能是没有细化。大禹是治水成功后得了封地，但他当时并没有当政。封地和他治水的主政地不是一回事。阳翟是他的封地。也有史料认为，大禹治水种稻的主政地是在登封的阳城（观星台），而他最后的封地是在禹州的阳翟禹王庙。这是可以理解的。大禹封地禹州阳翟的理由，应是当时大禹排名较后，所以封地较远，已近夷地。而这刚好成全了黄淮平原上的大禹治水、舜龙种稻的大规模展开。

中国最早辅政现象始于大禹。大禹是面对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局面，这也许是他根据当时政治条件的一种设计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为自帝尧发起对外亲和、对内生产力改革，尤其是“禅让”王权是天下为公。大禹如果改了“禅让”，就会失去民心。研究显示，大禹设计的辅政是一种不改“禅让”的祖制，但以绝无仅有的遥远支撑，以父亲对儿子启重“启”王权的帮助继而又采用贸易辅政的创新现象。中国历史上后来又出现过很多如母后辅政、长辈叔伯辅政、大臣辅政等。其原因在于家天下皇权政体人文及生物性脆弱对治天下的支撑不足。梁州是古羌人的老巢，大禹统一九州时期位于四川地区的一个州。但此州在没有海路的条件下，是最接近西南对外开放前沿的。《中》书研究认为，这是大禹用于挑起九州贸易大梁并协调九州贸易、政治关系的一个州。

图4.21　4100年前大禹构建的贸易立国路线图

《左传》说的“夏启有钧台之享”。河南禹县有“夏台”，传说就是“钧台”大会的遗址。看来，启阳翟（大禹封地）会盟留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开国印记。但中国豫州农耕贸易地区却是另一个封建制的先行世界。这很像是今天的“一国两制”。从历史关系看，对于夏王朝起源中王朝政体形态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对此有几种说法：一是说大禹是夏王朝的开国君王；又有说大禹是夏王朝的太上皇；还有说他是帮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第一种说法因禅让了王权显然不行。第二种说法也不行，离开王朝的太上王通常似乎是难以为“王”的。因而更多史料及《中》书研究支持的是第三种说法，即大禹是用贸易的力量帮助了儿子启重掌九州王权并立国了。显然，在上述关系中，大禹按祖制禅让了王权，也只有当儿子启在立国重掌王权有难处时，才需要父亲大禹支撑或辅政，而贸易财力支撑是祖上没有的，也确实是给力的。

从历史文献以及大禹的出生地用DNA技术配合来看，他是属于古羌人部落。大禹出生于四川北川的石纽村。《孟子》佚文：“禹生石纽”。《中》书研究显示，大禹禅让王权后声称留在了会稽山，而最后是潜回了老家。由此，九州财富也到了梁州。

《禹贡》显示，西北地区的绥服区是贸易“一线牵九州”的地方。西北方向绥服区的雍州是对外贸易开放的州，而梁州是一线牵九州挑大梁的州。《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原本选定皋陶为继承人，可皋陶早死，只好又选伯益。但夏禹死后情况变了。《孟子·万章上》记载：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这说明当时的民心已倒向了启。夏朝（约前2070—前1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

中国人自炎黄形成华夏部落联盟开始是称炎黄子孙，接着是华夏民族，汉朝时称汉人，唐朝时称唐人。都是中国人的代名词。直至DNA称汉—北方和汉—南方，显示这是汉人的主要基因组合。但其中有一个特点，那些称呼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中心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融合的理性起源于北方，让社会大规模创新实践与巩固的理性主导也一直在北方。吴越和楚的影响一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

史料显示，帝尧改革，出现尧、舜、禹禅让，希望寻求部落的持续崛起。尧让舜摄政是无疑的，逻辑也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尧晚年失德上。帝尧晚年为什么会失德？失什么德？是年老失聪才合理。已经把王权交掉的人，还有什么事可以让公共史料认为是失德的呢？无非就是说帝尧晚年失聪了要赖账，他想把王位收回传给儿子？

当然王子丹朱乘父亲晚年失聪时提出要王位，也是理所当然。帝尧改革初期让舜摄政，而帝尧晚年或是失聪时在听取儿子的要求后有悔意也属自然？人到晚年的失聪与老糊涂是常有的。那么，如果要把已让掉的王位收回再重新传给儿子，那是失信天下要让天下“病”的行为，自然是失德了。而且，这个反悔对摄政的后王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无奈中，清醒的后王隔离失聪的前王也应是合理的举措了。但从社会公共角度看，前王就是前王，而不是已经失聪的前王。但后王把失聪的前王看管起来，相信这也是后王主政团队共同的意愿。从帝舜在上虞避丹朱三年后看，大家还是拥戴舜，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而这个王，从今天来看是可以有两个的，但当时却没法分。一个是世袭的王，如国王、天皇；另一个是摄政的王，如首相或总统。按今天的说法，君权是可以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而当时，面对前王失聪与王子进逼，舜显然是尴尬无措的。但当前王去世后，后王要上台接受世袭王的话就需要赢得民心。但如何才能排除这个天下人的误解并真正的得到民心呢？(www.daowen.com)

于是，舜的患难兄弟、纳言官典龙为虞舜想了一个暂避的办法。以为前王“守孝”为名回老家附近典龙的祖上老家上虞龙山暂避（今天上虞的地名是因虞舜上龙山而得名，上虞即虞上）。中国“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说法正应了此事。在虞舜家乡余姚的不远处，典龙在祖上之地上虞找了一座百米高的小山。让舜为尧守孝三年避丹朱。舜退到都城野外显然说明虞舜是不准备大隐的？

图4.22.1　百家争鸣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

图4.22.2　明代万历年间刻本《韩非子》

无独有偶，糟糕的是在大禹受禅让摄政王后，最后让帝舜晚年失聪的境遇又重演了。显然是《韩非子》说的“舜囚尧、禹囚舜”的故事发生了。史料显示，舜晚年临终时被谎称说是去了九嶷山巡狩。一个临终的老王没有带任何大臣随从，被说成是去了有九个“疑”的山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显然，是后王让前王消失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后王理政要寻找内在的合理性。所以，孔子、墨子说尧、舜、禹禅让是天下为公与韩非子的质疑都是合理的。显然，这桩数千年来留下的大疑案，因人类生理上的一个客观现象被史料忽略后，让历史的逻辑贯通大费周折。以至于伤及中国儒、法、墨三大掌门人的历史严肃性。而正是这个细节，给大禹及当时政治家带来了一个大难题。是顺应祖制持续禅让好呢，还是顺应社会大融合趋势尽快让社会安定有序好？

图4.23.1　百家争鸣时期的墨家代表人物墨翟（生卒年不详）

图4.23.2　清代乾隆刻本《墨子》

大禹针对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民族大融合已出现的现状，也针对自己晚年需避开被后王囚的困局之考虑。于是谋划让社会回到相对稳定的氏族制家天下的社会。为顺应这个社会发展趋势，大禹确实是瞒天过海了。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功能加区域”的治理结构，以中原豫州农耕区为中心，扩大货币应用，促进九州贸易从而激发九州生产效率的持续。

《竹书纪年》曰：“帝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这是何意呢？

大禹这两次著名的会盟，第一次是大力推广货币，留下了“一言九鼎”的成语。第二次是推广税法《禹贡》，杀当地诸侯是为了控制“造币厂”沙冈。以当时大禹的地位、威望，一旦去世，必然是天下大事，而蹊跷的是史料对大禹后来的行踪都神秘消失了。说大禹葬在了一个小小的、数百米高的会稽山最后却没有具体的时间及仪式交代，也永远找不到墓的位置，以至于中国史学界普遍质疑大禹及夏的存在。而在大禹家乡四川，那个挑大“梁”的州三星堆附近，北川大禹家乡距石纽村十多公里远的“九”龙山第“五”峰，一个九五之尊的地方却实实在在的摆着一个禹的“穴”沟。从三星堆考古以及金沙考古遗址看，显然梁州的贸易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也匪夷所思地出现了大量西方埃及宗教文明的遗物，还有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币。考古又发现这些宗教遗物被毁，很可能是夏的后人接受了这些宗教并欲推广到全国而遭到商朝崛起的阻击，也可能是源头宗教变化所致。所以，夏的文字基本被毁了。但大禹开国辅政却成功的融合了一个多民族国家。

今天我们来看大禹辅政的意义：

（1）大禹让儿子世袭祖上，以谋定大势为行动指南，让天下安定。

（2）大禹辅政让尧、舜发起的改革，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性得到延续，开创了商贸立国冲击原始部落封闭的价值观，实现民族深度融合的举措得以成功。

（3）大禹辅政使中国社会的“贸易立国”沿着部落传统的融合理性规模持续扩大，并与“贝”行天下的逻辑一样，延长1800年之久。

（4）大禹辅政使中国产业组织寻求效率的“易道”创新指引一路向前。

（5）大禹辅政使帝尧开创的“禅让”王权之举成为“天下为公”的政治趋势并得到平和的转轨。

（6）大禹辅政使货币应用规模扩大，税法推行得到持续。社会实现长期稳定的追求效率的发展。

（7）大禹辅政使儿子启重新夺回王权的行为减少社会抵触。世袭王的隐去及或有的存在：让夏王朝平稳地实现氏族世袭。

中国这个史前历史故事的沉淀，为中国后来在政治引导上认定中原的人文经济资源，并形成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等政治追求方面建立了文化惯性。

大禹辅政显示了他对当时的治国条件心思缜密的分析、又机巧地谋划了这一过程。这正是十六字心法对大禹小心治国的写照。这也显示了中国远古和平发展小心维护效率的理性及内在谨慎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