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在涂山会盟推广货币后，按照前王的传统禅让了摄政王权后南归，在采集海贝的基地上海沙冈附近的绍兴会稽山再会百官，提出了按地区特点纳贡输赋的办法，即《禹贡》。它代表了人类最早跨血缘、跨部落间广泛合作的大规模人口治理模式的成功实践。

税法代表了一种社会公共协调的机制。《禹贡》虽然像是地域管理著作，但也未尝不能作为派贡纳赋的依据。这一方法，类似于今天的税法。从这一意义上说，《禹贡》也可算是中国最早、也是人类最早的税法。中国为什么会在4100年前就出现税法呢？它与4000年前两河流域的《乌尔纳姆法典》出现于同一个时代或更早。《禹贡》的作者有多种说法，但都认为是后人托名所为，最晚大约是在战国之后。

《禹贡》开篇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记载，中文“贡”字的含义是“工+贝”，最早“工”是两人扛着一个存物的箩筐，代表一个人无法移动、巨大的意思，贡就是把巨大量的“贝”献给天子的意思。《禹贡》包括纳贡、纳税、纳贝、纳大量的贝，是大禹时期的纳税法典。而这一关系也是金融易《归藏》所守定的关系。

图3.10　相传大禹划定的九州区域范围，并将其作为各方缴纳贡赋的依据

《禹贡》针对的是大禹统一九州后的上百个部落，其百姓既然是纳税人，那应该是自由人。可见中国九州时期是以社会自由纳税为引导的。酋长部落体制显然处于瓦解之中。

从大禹统一九州的范围看，北方的草原部落到中原农耕开发区到江南良渚的老农耕区及上海沙冈海岸开发区涉及人类草原、农田、海洋三大生存地。用DNA的表述是汉—北方与汉—南方的融合之地。从纳贡的各种牲畜野生猎物到丰富的农作物到河流物产最后到海洋产品，各部落族群生活习性如此多样，如何实现针对多元物资成果的纳税呢？

显然，只有把多元的社会物资成果归结到“一般等价物”的关系上去才能实现公平纳贡的目的。

由此，贝币出现了：经过炎黄融合后的数百年探索，最后由帝舜的患难兄弟纳言官典龙创新，用上海沙冈的灰色宝螺贝作为一般等价物才完成了货币的起源。

在大禹南北统一、和平融合的过程中，去杀异族的太湖流域酋长防风氏，这在历史上是很疑惑的。左丘明、孔子都认为防风氏是因开会迟到而被杀，这是很不合理的。这与帝、尧禅让的政治逻辑是违背的，民心也是不服的。但从事件的利害关系及大禹政治意愿来看，防风氏是必须要杀的，而大禹“心法”又让大禹纠错。

另有一个民间故事道出了防风氏被杀的真正原因。曰，防风氏拿玉器（注：应是海贝，冲积平原没有玉）去湖岛（注：应是禹会村）换铜闹了矛盾。这个民间故事说明显然是大禹在涂山会盟推广货币时与防风氏发生了冲突。各州是拿铜来换贝，而产贝的防风氏你拿来的就是货贝换什么呢？显然是要换“天下”？矛盾由此而起。后来才有会稽山防风氏故意迟到而被杀。这本质上应该是一个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财权之争。防风氏是因为争财权夺天下而送了命。显然，仅开会迟到而杀防风氏，大禹是绝不会做的，这不符合大禹心法。

在制定《禹贡》时，大禹最后将九州划分为5个不同的纳税区和制定了14种纳贡方法，其针对性是极强的。具体有：

一区（豫州甸服区，中原黄淮平原种稻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这是一个九州纳贡的中心区）。

图3.11.1　绍兴会稽山

图3.11.2　今人创作的大禹在绍兴会稽山再会百官时杀防风氏组雕

二区（东北三州设自治区），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东北三州是北方部落祖先发源地，优惠封侯之地免税的意思）。

三区（梁州+雍州=挑大梁+牵动九州+对外开放区），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这是一个大禹重点领导的地区，绥是指贸易一线牵到大梁来的意思。其中，梁州是指大禹贸易挑大梁，而雍州是对外开放的意思。方针是二百里内用武卫防备，三百里外用文教方法）。

四区（扬州+徐州=张杨之州+徐图之州），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是指货币与税法宣扬之地+曾有怨恨的东夷徐图之地）。

五区（这是一个过境之州，轻徭薄赋之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夷蚩尤后人的流放地，征三苗后是一个有新怨之地。荆州是用鞭子管理的地方）。

我们姑且把当时的纳贡看成类似于今天的缴税，便可以对“禹贡”的意义做如下解读：

按照《禹贡》的设计，大禹将九州各地的资源侧重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九州共分五个纳税区十四种纳税法。从今天对照各地客观条件看，这个分类仍然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如，《禹贡》要服区在山东、江苏、浙江钱塘江以北地区，划为“扬州+徐州”。扬是宣扬张扬的意思。那么宣扬什么呢？因为这里起源了“货币和税法”，当然是宣扬这两个了。徐是徐图的意思，为什么要徐图呢？因为，这是一个曾在炎黄时期被征服的东夷部落。应该是宽以待之慢慢来消解怨恨的意思。那为什么又要把这两州称为要服区呢？显然，这也应是要拜货币产地的重要性所赐，因货币是《禹贡》实现的关键，又是大禹贸易立国的要害，货币重要当然要称“要服”区了。又如，大禹回家坐镇梁州后，大力支撑三星堆贸易区崛起。大禹统领九州贸易挑大梁的州。中文“梁”字与大梁同义，称为梁州是理所当然的。与梁州北侧对外贸易开放的雍州合起来用一根贸易的线牵动（控制、支撑）整个九州，当然，就是绥服了。中文“绥”字就是“一线牵”的意思。而处于河西走廊上的雍州，是一个新设的对外窗口，需要排“雍”疏导，中文“雍”字就是壅塞的意思。设雍州正是要“排雍”开通与中亚的贸易。(www.daowen.com)

《禹贡》还规定绥服区雍州向外200里要设军事防卫，这样，今天就留下了“武威”这个城市。而向外300里，设揆情度理地给予宽松待遇的对外自由贸易区，并将三苗落败后的好战分子流放到这个地方。也是一种纳贡免税的方法。所以，三危及敦煌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开放区。

但最后因大禹此处不设武卫，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乱镇，今天留下了“三危”这个地名。三苗后人在三危地区形成的齐家人族群也不敌狩猎民族的袭扰，只得内迁偃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

图3.12.1　大禹归宿地：四川北川禹穴沟有颜真卿题写的“禹穴”二字

图3.12.2　颜真卿题写的“禹穴”二字

晚年的大禹，在绍兴会稽山会盟后，虚设归宿地大禹陵，待百官散去后他回到了家乡，而百官则无人能再见到前王了，因为—前王“永生”了。史料确实对大禹之后的事没了信息。

大禹及后人则可以用这个永生的“前王”名号遥控九州，专心经营梁州三星堆与九州的对外贸易，同时也支撑了儿子“启”的王权重启。

终于，大禹让这种有形无形的力，小心翼翼地谋划成为让中国进入一个能够包容更多民族的国家—夏王朝起源了。

中国早在4100年前，就有这么明确可行的税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对照一下同时代其他三大古文明的相关性来找答案？

从最早非洲智人崛起的埃及文明看，4600年前南方法老的阿蒙神宗教创新统一了北方九大部落及宗教。在中国三星堆出现的九鸟神树和阿蒙神遗迹可能是埃及文明的蔓延。但三星堆打碎坑埋这些神器，似乎是因“前朝”迷信异教神灵误国，而被“后朝”的商王朝所灭的结果，可能同时也灭了夏王朝的相关文字文化。这是后朝害怕前朝复辟的举动。当然，三星堆九鸟神树被毁，也有可能是来自远方埃及法老由阿蒙教改信阿吞教所致。法老改信宗教确实是社会一个大颠覆，是灾难性的。当然，这是一个三星堆之谜，最后解谜需要更多证据。

图坦卡蒙父亲时期，由原来的阿蒙神改信阿吞神后出现了危机，后来图坦卡蒙也出现了同样现象，显然是传统价值观被颠覆动摇并引发了内争，使埃及文明从源头上瓦解了，以至于被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所淹没。今天埃及本土已没有原住民文化了。本土文化无法重新崛起，文明就中断了。

公元前2113年至2096年。两河流域的乌尔国王发布了人类最早法典，史称《乌尔纳姆法典》，20多条条文涉及政治、宗教和刑法等多个领域。之后同一地区又出现了更为细化而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这是古巴比伦（今伊拉克）王朝制定的。法典282条涉及现代意义上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并规定：君权神授王权不可侵犯。从《乌尔纳姆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两部法典比较看，在乌尔纳姆和汉谟拉比两位国王去世后国家就破碎了，为什么两部法典都只能管一代王朝呢？

之后西方历史上三大古文明中演绎出了此起彼伏的20多个帝国争战又说明了什么呢？十字军战争为什么会一打就是数百年呢？宗教结怨为什么会有数千年不能解呢？

两部法典涉及那么多的社会领域，尤其坚定的强调维护王权和宗教，但其中为什么偏偏就没有出现税法呢？

从两河《乌尔纳姆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两部法典看，人类族群演化从“家族—宗族—部落—国家”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类是在苦苦寻找社会长治久安又高效的发展办法？

但问题在于传统宗族引导都是自身一族优先的。与他族关系怎么办？自身民族边缘巩固了，中心信仰垮塌了又怎么办？从上帝起源的教派内部教徒为什么会一再分离呢？分离后又为什么是一再的战争呢？

从离中国最近的印度看，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古印度文明。但同样被北方民族雅利安人灭亡了，并逐渐创新建立了有婆罗门主导的社会分层管理的印度教。

既然单守王权、宗教和法典关系都没有让三大古文明蔓延不断，那么，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为何会延续至今？

《史记》显示，4100年前的中国，帝舜时期的皋陶已制定有《刑典》。更高一级的还有《尧典》《舜典》协调着更宽的社会关系。但更为神奇的是大禹统一九州后，出现了人类第一部税法《禹贡》。从中国税法形成的特点及实际应用中，能找到中国文明不中断而其他三大古文明中断的社会基础的差异性。

我们要问：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生存及生存的优化—人心惟危。那人类社会的治理目标又是什么？生存优化的效率和规模—道心惟微。研究认为，中国远古社会一路上没有选择走单一王权、宗教及法治之道。从盘古狩猎合作创新父系，到伏羲女娲融合形成畜牧业与农耕文明的产业融合，从产业融合关系中找到了一条强悍民族创新下马治天下的成长之道。由此，起源了一条追踪社会产业效率的“易道”，并形成了盘古狩猎合作的《连山·易》、伏羲畜牧业合作的《洛书·易》和女娲农耕合作的《河图·易》，简称产业三《易》。这一理性后来引导4500年前中国北方炎黄部落的再融合，又化解了4100年前帝尧时期华夏与九夷部落的对峙从而实现了大融合，紧接着是大禹将九州上百个部落融为一体。可见，中国人类原本以血缘维系的部落之间和平融合成为中国引导社会治理的历史普遍现象。沿着《禹贡》生成关系产生了金融易《归藏》，完成了中国社会治理从单一产业组织到综合金融组织以及从“以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型。“货币+税收”的管理刚好针对了“创新+效率”。

中国部落广泛合作模式的建立，走出了一条与人类其他三大古文明差异化的道路。中国人类没有从传统的沿着依赖一族优先出发，也没有走以侵略为特征的帝国之路。显然，人类部落的大量合作并使用货币，是走了一条内部创新挖潜的生存之路，也为中央政权税法诞生打下了基础。有了大量自由民的税收支持，中央政权就有了二次分配和地区再平衡的协调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让九州各地更多的社会公共短板处在中央政府的解决能力范围之中。由此，让社会更效率化、规模化。大禹以集中种稻的豫州为中心，用构建周边各州贸易的形式让夏王朝的治理模式实现税收管理，为中国社会形成偏重农耕，以贸易立国的产业文化打下基础，也为中国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