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成功往往来自事半功倍的作为。帝尧以“种稻”为突破口的精准改革，就出现了这个神奇效果。史料显示，大禹治水是为了避灾。《奉》书研究显示：大禹治水，治的是帝尧的危机，是以种稻为发端的生产力创新。4100年前，中国南方良渚少年虞舜和典龙北上寻业，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偶然小事件，但始料不及的是，此事最后引发的社会效应却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和剧烈。

虞舜，是中国史前三皇五帝传说故事中的“五帝”人物，也被称为帝舜。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奉》书研究后，取其舜善于种稻的良渚人特征及司马迁《史记》舜避丹朱的指引。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教授特为“浙江余姚”题写了“姚墟古迹”，刻石于东麓，明确舜为余姚人。

生于浙江余姚的舜，少年时期流浪，结识奉贤沙冈的少年渔民龙。

相比之下，龙地位不高，从传统历史上看就更显得有点来路不明。但《奉》书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推演出了这样的判断：典龙，偒傣人，上海奉贤沙冈渔民。

图2.7.1　帝舜画像与《史记·夏本纪》记载的舜的出生地姚墟（今浙江余姚）

图2.7.2　史树青题写的“姚墟古迹”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注：舜说：龙呀，我害怕外面的谗言说我作假而不信任我，从而扰乱了我与民众的关系，现命你为纳言官，及时通报民众的信息，目的是要守信）。研究认为，《史记》中出现的“龙”任舜时期的“纳言”官，在中原用贝为币后，《尚书·舜典》中的舜龙对话都符合龙的历史身份。

中国远古历史悠久，往往大量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行为被压缩到一个代表人物身上。而现在我们要用历史的线索，用逻辑推演对他们分别来说。事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外，孤掌确实也是难鸣的。

图2.8　今人根据传说绘制的帝舜时代的纳言官龙，就是后来用海贝作为货币的典龙

历史显示，舜、龙北上是种稻技术北上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对社会意义是非凡的，而能够吸收稀缺生产要素，并促成体制改造的社会则更是非同一般。4100年前，江南良渚文化地区的余姚，一位名叫虞舜的16岁少年因受家庭继母排挤而流浪。流浪出走的虞舜向东第一站来到了上海沙冈海滩，遇上了13岁少年渔民龙（当时无姓名），虞舜看龙在水中捕鱼时像条龙，就称其为水龙。

此后，舜、龙相聚相好结为患难兄弟。终于，两人决定外出寻业。首先来到了太湖边的斗山。种稻能手虞舜带领兄弟水龙一展身手。舜、龙种稻，让今天江苏无锡“斗山”的当地民众感恩不已，为此留下了一块石碑，碑文有曰：舜少年时躬耕于斗山山水之间。

图2.9　今人绘制的舜、龙兄弟在沙冈海边生活的想象图

之后，舜与龙来到历山种稻，因粮食吃不完而将余粮以及农闲时利用龙的捕鱼技术得来的鱼大量分送给邻里百姓，从而得到的好名声传至四岳，引来了帝尧，并双双被召为驸马。种水稻得“高产”又得“民心”的现实让尧大受启发。

《周易》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名句，似乎对应了舜、龙两人同心就可以把金属都断开，形容二人齐心力量强大的现象。历史上更著名的兄弟俩“种稻捕鱼惠相邻”的民间故事，后人便又引申出了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如刘备三兄弟。

图2.10.1　今人为纪念舜、龙从沙冈到太湖之畔斗山种植水稻而建的碑

图2.10.2　太湖之畔的斗山位置图

舜龙种稻之事传开后，引来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帝尧带着两个女儿及官员四岳前来考察。帝尧一行来到历山，其次女、贞人女匽见状，就在地上画了一幅图，只见“两边两块地，中间耕一圈，下面二个人，各牵一头牛”。帝尧见了，哈哈大笑，就把这幅图看作为一个字吧，念“典”，意思是以此为榜样，作为大种水稻的典范。而女匽则听说水龙没姓，就请父亲把“典”字给水龙当了姓。这虽然是后人附会演绎的故事，但也是后来大量“会意+象形”方法造字的开始。

帝尧经过考察，发现虞舜聪明厚道人品好，并基于狩猎民族融入农耕的政治想象，认为引进南方管理者舜是十分合适的。于是，将本来要传给长子的王权，转而交给了能够继承他政治使命的虞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尧舜禹禅让”。那么，帝尧为什么要拿王权禅让给一个异族民众呢？

图2.11　“典”字成为帝尧发起政治变易的标识

从《尚书·尧典》可以看到，帝尧对外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政策。对内开始招贤纳士实行改革。从当时形势看，帝尧是要化解本族落后生产方式导致社会虚弱与九夷的竞争性对峙的不利局面，而从种稻找到突破以后的效应是让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成为一个“下马治天下”的民族。

帝尧去世前后，长子丹朱提出要继承王位。理由是帝尧禅让的王位，是摄政王，并不是世袭王。这就好比今天的君主立宪制而非民主共和制的意思。只是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做这个体制创新。这下可把虞舜难住了。于是，虞舜听从典龙建议，以为帝尧守孝三年作借口，回家乡附近的上虞龙山避丹朱去了。

《史记》记载说，虞舜在南河之南（注：南河指长江之南的河，即指钱塘江以南）上虞龙山避丹朱三年。龙山即以典龙而得名。结果，三年后百官还是只认虞舜，不认丹朱，丹朱只能放弃继承。这是第一次禅让的曲折过程。而患难兄弟典龙在其中协调百官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www.daowen.com)

图2.12.1　今天“南河之南”的上虞龙山已是一个公园

图2.12.2　上虞龙山公园的“帝舜路”

虞舜正式主政后，按帝尧旨意全力支持大禹在登封阳城为中心的黄淮平原上治水种稻，从而吸引了大量九夷民众前来并成为自由民，不久，九夷的竞争对峙被瓦解了。九夷瓦解，中原自由民大量融合，带来社会财富大增，交换需求日益增强。作为货币形式的“一般等价物”呼之欲出。于是，帝尧又用龟甲、丝巾来做等价物，但仍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事实上，从以物易物到“等价物”易物都是无法让易物实现充分的，只有出现了“一般等价物”，也就是可以普遍通用的货币，才有可能实现公平交易。但货币形成的条件是异常苛刻。

图2.13.1　《奉贤与货币起源》

图2.13.2　《奉贤与货币起源》一书归纳的沙冈贝币产生的五个条件

《奉》书研究认为：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形成，需要满足五个最基本的条件：主权专控、易于防伪、便于使用、连续供应和信用锚地。五者缺一不可且须同时满足。但这五个条件，在中国炎黄以来的北方及中原融合九夷后的各地已寻找了数百年时间，选用了多种等价物仍然无法满足。

作为渔民出身的典龙，已经对中原社会的需求条件十分了解，他敏锐地看到中原地区找不到一种合适的等价物来同时满足这五大要求。

于是，典龙创新，拿家乡的海贝先给大家当饰品用，以后再选定一种长江以南海岸上特有的灰色宝螺贝来当标准替代品，果然满足了成为一般等价物的上述条件。

因为北方没有这种江南特有的海贝，而且，这种作为货币的灰色宝螺贝出产地的上海沙冈，北依长江口，南临钱塘江，主政者只需派兵管控中间一带就满足了五大条件。

图2.14.1　长江、钱塘江入海口的沙冈位置图

图2.14.2　上海奉贤沙冈海滩的灰色宝螺贝

尧、舜、禹“禅让”曾饱受各方争议。因为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反常的匪夷所思的事，帝尧坚持实现禅让是极不容易。这显然是帝尧看清前人理性与未来社会大融合现实需要做出的果敢决定。后来，到了2500年前的孔子时期，在他对第一高徒江南唯一弟子、上海沙冈偒傣人子游传授他一生政治梦想《礼记·礼运》时，留下了一句赞扬帝尧的名言：天下为公。4100年前的中国，长江以南对于北方人类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炎黄时期被击败的东夷蚩尤部落“好战分子”安排的流放地，就在长江中游长沙地区，已被称为南蛮之地。而江南的良渚文化正是处于长江下游地区的。

帝尧显然是从以前的蚩尤，当下的九夷在农耕崛起对峙中，看到了狩猎部落强悍中存在的弱点。而要把这样的弱点改掉，没有比引进一个外族的掌握先进技能的主政者来领导转型更合适了。舜、龙北上，让人看到了中国南方先进种稻技术融入了北方文明之中，同时，舜、龙北上还将人类另一个最大的自然猎场—海洋引入了北方民族的视野。舜、龙北上，让北方彪悍人类去寻求从草地猎场到农耕文明又涉及了海洋猎场的治理理性，让中国在4100多年前就对人类三大自然生存地有了一个社会化综合治理利用的认识。

中国文明中有了对人类三大生存依赖的猎场：草地、农田、海洋的综合认识，尤其是这个认识被纳入到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主政者视野之中。这对于形成一个持续包容和创新的政权体系财力、物力支持具有重大影响。

在此，归结一下舜、龙北上的效应：

第一，舜、龙北上或人才流动本是常有的事，但当一个好的地缘发展制度由此出现时，就会主动让生产要素留存并生长起来。

第二，帝尧改变统治权转移方式的理性，虽然来自伏羲女娲及炎黄融合的上缘，但帝尧面对的是一种主动的放弃“自我”，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第三，帝尧找到发展方向，要引导一个强悍民族下马治天下的改革想象需要有极高智慧和勇气，帝尧迎难而上找到了让虞舜成为接班人的机会。

第四，舜、龙北上并使他们的种稻技术融入北方社会的生产力体系后，成了引发北方社会积极转型的催化剂。舜、龙北上遇到了好时机。

第五，帝尧正是意识到转型后管理这个融合体系的艰巨性，才主动采用异族能人来管理，达到了他山之石用来攻玉的效果。

第六，这次改革意想不到的是，因典龙用贝为币的原因，草原狩猎部落，不但进入了南方农耕，又认识了海洋猎场的价值。

第七，帝尧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大融合，为后来大禹建立更大社会融合体—国家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