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由自然狩猎走向自然资源深层利用的过程中，发生供求失配的情况，已无法用迁徙来解决了。当人口规模大大超过生产力水平时，人类就要改革生产关系，让社会扩大包容，实现更多创新，从而使供求关系实现新的平衡。中国史前这个社会失衡窘境，在4100年前的中国北方，帝尧时期刚好遇上了。帝尧改革成为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尽管中国社会从盘古开天父系分化、伏羲女娲融合以及炎黄再融合中都可以看到社会早期变化的踪影，但真正有文字记载性质明确的改革还数帝尧，尤其是社会人口增长与寻求自然资源维系社会的时代终结时的中国北方人类行动。

图2.1　帝尧氏画像

图2.2　华夏联盟与九夷对峙示意图

4100年前，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帝尧，姬姓，伊勋氏，名放勋，“五帝”之一。其父为帝喾，母亲是庆都。从记载中的事迹来看，他也许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改革家。帝尧为了应对中国当时北方社会的现实条件，审时度势，主动引发了中国北方畜牧业和农耕业生产力的深度融合，并将社会的重心移向了生产力更高的农耕社会，也促进了不同生存依赖关系部落之间产业与文化的大融合，此后出现了一个草原强悍民族“下马来治天下”的新现象。在政治改革上，出现了惊世骇俗的跨氏族传承的王权禅让，形成了更广泛的民族大融合。后来在《周易》中，便有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在中国现代人看来，改革开放似乎是当下才有的事，其实不然。在中国人类文明的持续演化中，很早就在面对生产力失衡及社会矛盾激化时用改革来解决问题的现象。

从历史关系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失衡的协调及今天的经验看，地缘经济的组织在政治正确的条件下，有两个机会显得是特别的重要：

一个是从内部把积极性充分的激发和调动出来，这需要由“改革”来牵头；

另一个是尽可能将外部的先进性更多导入进来，这需要由“开放”来引领。

人类根据地缘条件组织生存优化的持续性无不处在这两种关系的调整变革之中。帝尧改革巧妙的在畜牧业和农耕业互动中，让社会在变易中得到了发展。通常，当人类演化的人口规模超过资源的自然、自主系统供给能力时，就会寻求生存的外部化。而这种外部化行为的手段在自然迁徙停止后又常常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来实现。当帝尧以合作创新替代这种手段时，一条人类演化的新路出现了。

人类生存的持续性往往沿着自身传统的价值观来平衡演化关系。在“合作”与“掠夺”两种不同演化方式中，后一种是按“丛林法则”引导的恃强凌弱的选择，这似乎是以往人类最多也是最简单便利的选择。所谓“马背上得天下”应该说的就是“强悍者得天下”的意思。而人类社会偏偏是沿着以“动物性渐退，文明性渐进”的路线演化着的，因此，“下马治天下”的转型往往就成为人类走向和平时期社会稳步发展的最难得的形式了。

有远见的和平发展是人类选择互惠共存，通过“合作”寻求社会高效发展之路，也是人类通过艰难的自我约束的理性创新才能得到的。针对人类生存资源不足，生产关系不协调，在中国历史上，4100年前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帝尧面对当时九夷从农耕中率先崛起和竞争对峙采取的对策正是采用了改革。《史记·夏本纪》提到当帝尧时，洪水滔天（这与女娲遭遇的洪水是一样的，洪水=危机，是九夷崛起了）。《尚书·尧典》有帝尧的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政策。这与今天中国的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十分相似。

除了对外政策，帝尧把治理重点放在对内生产力创新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他用招贤纳士来寻找变通的方向。终于发现了舜、龙种稻的价值。舜、龙在历山（今山西运城）“种稻捕鱼惠乡邻”的事迹吸引了帝尧。经考察后，帝尧决定将自己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这两位来自南方的杰出人才。帝尧观察发现，农耕业对社会的容量是优于狩猎畜牧，而南方的种稻更是优于北方的旱作物业，稻米的产量是北方旱作物的3—5 倍。于是他把治水种稻作为突破的方向，把靠近九夷部落的渭河以南的黄淮平原作为治水种稻的新区。此后，就有了后来中国著名的以登封阳城为中心的大禹治水、舜龙种稻的故事。

图2.3.1　河南登封市阳城的观星台，应是天子专属，相传这里是大禹治理中心

帝尧经考察后，异族的虞舜具备接班条件，帝尧把原本氏族传承的华夏部落联盟的王权托付给了虞舜这位来自良渚部落品德好的种稻高手。帝尧要让社会转型，显然是要从他山找到攻玉之石。

图2.3.2　河南登封市阳城的观星台仪器

这一事件最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虞舜主政后，全面支持大禹在黄淮平原上的治水种稻。由于种稻持续吸引九夷自由民的流动，此消彼长后的政治对峙被瓦解，九夷也因此而逐步融入了华夏部落联盟。《尚书·舜典》显示：舜主政后，为了有效管理面积更大，情况更复杂的社会，便创造性地设立了以司空（禹）和纳言（龙）等九种功能并各负其责的职官岗位，改变了原来以区域设王的单一管理形式。

一个有趣故事：一次，帝尧视察舜龙在黄淮平原种稻和大禹治水的成果，其次女贞人女匽在地上划了一幅13×13格的图，代表部落联盟自伏羲、女娲、炎、黄+九夷融合后13个部落的人口数和大禹治水、舜龙种稻13个年头的产粮数，将其间过去人口和粮食产量变化按比例放在图上演算。从这张计算图看到了过去，也提出了未来规划的构想。最后，这张图竟演化成了中国常态规划图并成为后人用于娱乐的“围棋图”。

中国北方人类自伏羲女娲融合后，又经历了炎黄融合，帝尧时则迎来了九夷的融合，这为后人开创了一个政治一贯制的行动指导。这种持续寻求合作的理性引导着后来主政者治国理政的方向，尤其是影响了大禹统一九州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尧、舜、禹禅让，把这个政治改革的一致性传承了下来，终于到了大禹时期迎来了南北九州上百个部落的大融合，尤其是货币起源、文字起源、《禹贡》推广，《归藏》的金融总结，到大禹统一九州，直至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约前2070—前1600）。

图2.4　中国最早的围棋棋盘残片示意图(www.daowen.com)

帝尧“禅让”的重大意义，归结起来有以下印象：

第一，这是一次由部落最高首领发起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变易，为中国后人创造了一个内生的、首长领头的改革范例。

第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改革，它稳定外部，提升内部，内外联动，政治禅让，形成了一个周全考虑的范例。

第三，禅让的结果是把一个以放牧（当时有十二牧）为主的畜牧业及狩猎并存的强悍部落社会重心，向以精耕细作为方向的农耕社会转型，并由此将马背上的强悍民族引向农耕理性，对于造就中国文明体内多元兼容的民族禀赋意义重大。

第四，治水种稻在黄淮平原上开设农耕新区，吸引了周边九夷部落大量的自由民，形成了一个农耕开发区模式，用生产力优势赢得社会竞争力。

第五，中原自由民集聚并财富大增，促成了社会进一步向自由贸易的方向开放，让一般等价物呼之欲出。帝尧在此前一直惯用的用公羊作等价物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龟甲、丝巾来进一步细化等价物。

第六，禅让涉及了政治体制，让父子继承的传统氏族制治理的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多元的政治选项。他山之石攻玉成功。

第七，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北方草地狩猎文明与内地农耕文明强弱不同、生存地不同的融合社会转型典范。它将人类族性差异化的力量拧合起来，为后来中国民族融合与民族关系的处理积累了经验。

第八，形成了以黄淮平原为中心的自由农贸区，局部打开了酋长部落奴隶制社会体系，为以后周边各州打开奴隶制部落体系做出了示范。造成以后各部落向中原先进制度看齐的价值引导。

由于中原农耕贸易文明的示范，促进了周边诸侯国的奋进，壮大后的诸侯国都以逐鹿中原为最高政治目标。这个互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竞争发展，也让中国后来幸免于被强悍民族扭断文明。这种区域性“和而不同”的发展竞争机制，延续至今。

埃及古文明是人类最早崛起的文明，但到了4100年前后，南北部落争执于宗教价值观，让国力走弱，进入了所谓的第一中间期。其实之后从摩西出埃及和3500年前图坦卡蒙父子宗教改性来看，埃及王朝文明自身已开始瓦解坠落。雅利安人只是来了最后一击。但现在的埃及为什么失去了原始文化呢？

图2.5.1　人类最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

图2.5.2　《汉穆拉比法典》

4100年前，两河流域乌尔建立了第三王朝，并形成了《乌尔纳姆法典》。但人类这一部最早法典与后来的《汉穆拉比法典》一样，仅仅只保了一代王朝。显然，雅利安人也是乘虚而入了。为什么严法不能保国呢？

印度河流域宗教传承的古文明中的哈拉帕文明规模巨大、成果丰硕。却也在4000年前衰落了。最后，哈拉帕文明进程也被北方民族雅利安人打断了。

三大古文明在3000 多年前都在北方狩猎民族雅利安人的攻击下纷纷瓦解。这是什么原因呢？外力攻击下的政体瓦解是常见的，为什么文明会瓦解呢？是外力强大还是自我虚弱呢？显然，主观价值观引导的社会在自身虚弱时，常常经不起另一种主观优势价值观的扭曲。难道人类一定要在尚武价值观中生存？

图2.6.1　哈拉帕文明遗址

图2.6.2　后起的印度文明四手天神

同时代的中国则由帝尧以极大的勇气推动社会向生产力更高水平的发展，并实现了与现实社会相符合的融合和转型。这也许就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源头价值吧。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商王朝承接了夏王朝的成果后为阻止雅利安人的攻击打下了基础。史料显示：商王朝对雅利安人的反击战一直蔓延到了新疆直至印度河流域，并且在商王朝军队取得胜利后，让古印度哈拉帕文明余脉在得到了商王朝支持后又创新重起。四手神显示了印度当时借力的痕迹，而当时三大古文明都中断了，能够向商王朝借力似乎是当时一个唯一的力量来源，商王朝强大显然是与帝尧改革密切相关的，其核心是坚持了唯物价值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