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以行政区为单位并借助于六普人口数据开展了人口格局与创意互动活动的相关性分析，以期得出人口分布与活动分布的内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对创意互动活动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人口规模。研究者继而测试了经济指标，结果同样显示，创意互动活动与经济总量之间不能建立有统计学意义的回归方程，说明经济总量对互动活动没有影响，而经济密度却与创意互动活动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图3-6-5、图3-6-6）。这也暗合了创意互动活动的需求特点：互动需要大量近距离接触。高密度的人口分布能够极大地加强人际接触的可能性，提高创意互动活动的活力。通过R2指标的比较发现释函数关系比线性关系明显更具解释力，这说明人口密度因素与活动人次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初期比较平稳、中后期急剧加重的变化的幂函数型关系模式（幂指数为1.2416＞1）。这种关系蕴含了一种密度递增效应，即在其形成一定的密度调值之后，活动人次将呈现一种超越线性的爆炸式增长。

经济密度因素与活动人次之间同样具有这种递增效应（幂指数为1.166＞1），但相对人口密度而言，经济密度的递增效应相对较小。这充分说明在创意经济时代，至少对于创意互动行为而言，高素质的人口比单纯的经济产出更具意义。

图3-6-5　常住人口规模（左）和密度（右）与创意互动活动人次的关联性分析
Fig.3-6-5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population （left） and number of creative activities participants(www.daowen.com)

图3-6-6　经济规模（左）和密度（右）与创意互动活动人次的关联性分析
Fig.3-6-6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scale （left） and number of creative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除了密度的影响，研究者进一步测试了城市异质性对创意互动活动的影响。城市的异质性要素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社会人口构成的异质性尤为重要。上海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城市，境外人士在各个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创意互动空间而言，境外人士比重是一个重要的异质性指标。在境外人士比重与创意互动活动之间建立回归分析得出两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两者构建的幂函数解释力达到0.65，即境外人士的比重越高，创意互动活动数量也越高（图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