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城镇化这个点上，发达国家同阶段，面临若干生态事件。自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陆续进入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同时对环境破坏巨大。几个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各国城镇化率达到50%的前后，生态与环境问题均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达到总人口的50%，实现了初步城市化。在这个时代的末期，英国又率先实现高度城市化。189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5%。
工业化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英国因此成为19世纪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环境问题逐渐凸显。19世纪中叶，城市卫生协会对当时英国主要城市状况的报告这样描述：“博尔顿市：实在糟；布里斯托尔市：糟极了，死亡率很高；赫尔市：有些部门坏得不堪设想，许多地区非常污秽，镇上和沿海排水系统都极坏，严重拥挤和普遍缺乏通风设施。”
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为水体和空气污染，由此造成多种传染病及早期公害。19世纪，烟雾腾腾到处充满恶臭的城镇吞噬了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
美国在1918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这段历程中，美国也面临着土地贫瘠、森林大量砍伐、工业废气导致酸雨不断、卫生设施不足、河流污染等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发生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的光化学烟雾污染。此外，西部矿产劫掠式的开采，使矿区自然生态严重失衡；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厂不断增多，排放出的废气、废尘随之增加，空气污染严重，酸雨不断。同时，人口增长惊人，城市住房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废物被随意倾倒，河流污染严重。
德国于1893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环境问题也接踵而来。有关鲁尔区污染状况的记载触目惊心：数千座烟囱夜以继日地排放滚滚浓烟，雾霾天气严重时伸手不见五指；天降灰雨，城市好像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古城；衣物不能在室外晾晒，否则会变得更脏；长期生活在污染地区的居民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痉挛，白血病、癌症及其他血液病的发病率也明显上升；而莱茵河的污染简直让其成为“欧洲下水道”。
中国的经济产业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伴随中国腾飞的是中国城乡环境的严重污染。中国的发展和面临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发达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相似度，可以从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历程中获得启示。
1）将环境治理与空间规划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各城市仍处于发展阶段，多数城市的规划项目都在编制或即将编制，因此在规划编制中落实环境治理思路是从本源治理环境的一大途径。德国有较好的经验，包括城市绿道、生态廊道、公共空间、绿化场地在内的具体设计，以及对城市生态环境具有维护作用的基础设施规划设计，都对环境治理和优化有着现实意义。这既是预防性的环境保护，也是改善性的环境治理。
2）运用分析模拟等新技术，重视数据的采集并适当开源
新技术的生态落实在应对环境问题上非常重要，尤其是结合数据的分析模拟技术，可以确保我们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这其中包括污染物的监控、统计，以及落实的治理技术等方面。同时，污染监控中的数据采集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注意力，同时应该适当给研究人员开源，让不同学科的人可以从不同领域入手协同工作，为环境问题和城市的生态改善提出多角度的策略。
3）管理手段与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
技术手段绝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对于中小型污染源的管理实践往往非常有效。这些措施往往比较简单，但是因为涉及日常生活和工作活动的点滴，累计效果往往非常显著，对于改善地区大气质量有着显著的作用。管理手段和技术手段并行，这在发达国家的城市生态发展和环境治理过程中是常见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内容。
4）从本源着手，有效应对污染源
应对环境问题要从本源入手，因此对污染源的分析和治理非常重要。如水污染治理需要明确污水由何处排出，治理空气污染也需要明确污染产生的源头。同时，对燃料清洁程度的控制和监测、对不同车型标准的制定和监察，以及对车辆定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维护等，都是改善城市环境问题的本源策略和方案。
任南琪 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中国城市水资源和水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人均淡水资源2 260 m3，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多条主要河道流域面临着供水紧张的压力。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造成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和城市洪涝等灾害，比如河道水系功能丧失、城市水体黑臭；填湖开发、挤占天然水系，河道断流干涸；逢雨必涝、雨后即旱；等等。同时，尽管“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仍未有效控制我国7条主要河道的水污染问题，重污染企业仍是主要水污染源之一。
污水排放标准越高，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越好。城市地表水和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很高，代价也很高。水处理厂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本身也是高耗能企业。污水处理如果仅仅是为了达标排放，其实是将环境代价和环境风险转嫁，不仅耗能耗材，还要面临因处理造成的CO2、NOx等温室气体带来的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等后果，因此仅为了达标排放的水处理是“非科学”的。(www.daowen.com)
单纯依靠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难以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综合环境效应甚至可能随之恶化。污水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需综合考虑处理水的出路和用途（回用水、高标准水体排放水，如水质要求不高的工业水、冲厕等；排放水和生态用水，如流域、生态水体或绿化等；营养物还田，保留N、P等营养物质，农业、林地灌溉等），做到好水好用、劣水劣用、水尽其用。
污水回用、污染物能源与资源回收等，可以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回收能源和营养物，是实现水生态环境改善的必然趋势。
5）提高“城市建设为人民、城市建设为美好生活”的意识，用好网络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水平
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是每个城市人的事情。从污染源的角度来看，每个城市公众都可能成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源之一。这就需要提高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的充分认知。同时，公众参与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城市人平等的发言权，城市环境属于公众，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和思路往往发自基层，可以作为政策和技术落实的参考与支撑。
6）形成成本控制与长期收益相结合的思路
城市开发和环境治理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成本，因此在进行治理的初期，应当优先考虑成本效益较高的项目，以维持资金的充分流转。但对成本的思考也应更加重视长远，形成长期收益的思路，而不是局限在眼前利益。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环境治理的长期收益都是远远高于初期成本的，我国制定环境策略时对成本的考虑也应立足长远，制定更具先进性的城市政策。
（2）新型城镇化不应以消耗资源劳动力为代价，避免陷入发展中国家同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城镇化率将在8～10年之内到达65%的关键点，面临着智力城镇化和体力城镇化分化。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每个百分点的提升不能对劳动生产率做出重大的质量提升，不能完成适应城镇现代生产生活的国民教育，中国将走向体力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历史性资源将一次性消耗完毕。当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就会形成大量的城市人口负荷，城市的社会冲突和理性智能水平及社会智力创新贡献都无法使国家走向一个高劳动生产率的城市社会。
因此，未来在城镇化率从50%到65%过程中，中国必须大量提升城镇化智力发展的投入、主体和产出要素，保证在到达65%城镇化率之前，为中国走向智力城镇化的道路奠定基础，也就是为上述的智力城镇化做好历史性的准备。只有这样，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途径，才能让每一个城镇化百分点的提升，直接贡献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的提升，进入一个创新型社会，使中国在城镇化率达到75%～80%的时候，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未来的10年时间，中国城镇化如何发展，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道路。
（3）新型城镇化不应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代价，要走理性重质量的城镇化之路
根据中国统计局资料显示，1978—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用了约30年的时间，也是在一代人成长的时间中，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跨越到以非农业为主的社会。此时，在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碰撞下，各种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尖锐呈现，包括环境持续污染、城乡矛盾加剧、资源耗费严重等诸多风险，稍有不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未来城镇化之路，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命运。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未来40年是走向智力城镇化道路还是体力城镇化道路，则是必然做出的选择。经过智力投入、智力主体、智力产出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不错的智力发展要素，各项指标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平均发展水平。中国若想步入智力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1）从50%～65%这个释放15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阶段，必须重视公共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重点攻关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领域，如智能技术、高端制造等。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完全依赖政府的公共投入，而应将社会资本积极地投入智力基础的积累，并释放研究成果的产业转换能力，将智力成果转换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2）智力要素在城镇化率70%之后，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才明确显现出来。如果像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在70%以后才重视智力投入的建设和智力主体的培育，对“人”和“创新力”发展滞后城镇化的“补课”很难提升城镇化整体的质量，所以中国应该以此为鉴，走类似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城镇化率50%～65%期间就加大智力投入，为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继续智力发展奠定基础。
3）智力城镇化国家，是城镇化率进入70%稳定发展后，最具竞争力、创新力、发展潜力的城镇化国家。目前城镇化率低于50%的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依靠能源和廉价劳动力发展，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而城镇化率高于50%的国家，其能走上智力城镇化发展国家道路的，不足44个，不到世界国家或地区总量的17%。以“智力”为创新力和核心驱动力，才有可能让中国在未来的20%～25%城镇化率增加中实现越级发展，进入“智力城镇化”国家行列。
王浩 院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
城市的水文化、水景观问题，要学习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无论是从规划建设维度，还是从城市运行维度，将城市滨水地区与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多部门联动非常重要。以水环境为例，如果水利局、市政局、园林局、交通局、发改委等各部门各管一摊，将非常不利于衔接。
智能城市建设中，需要从规划层面、运行层面、建造层面注意水的问题。城市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城市不能盲目扩张。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有21条较大的河流，在中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丰富，适宜承载人口是800万～1 000万，然而现在已经2 100万，所以不得不实施南水北调、跨流域调水、海水淡化等工程。智能城市的规划，一定要注意不能突破天然水资源分布的承载能力。城市的排水问题十分突出，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对359个城市近5年的数据进行调查，发现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过内涝，且淹水时间超过12 h的城市多达80个。城市排水实际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规划层面上，需要注意透水砖的铺装、补给地下水、立体绿化、新建小区的低影响开发、立交系统的下凹式地区等。此外，急需提高排水标准。我国市政建设的排水标准多为一年或两年一遇，与国外普遍十五年一遇的标准而言都是偏低的。而运行方面，城市排水管道与城市河道之间衔接不好的问题十分突出。
城市的水质问题，中国目前的许多城市，如铜陵、马鞍山等，是只建污水处理厂，不建污水收集管网。地下工程是中国城市普遍的弱项，缺乏地下空间的统一规划和利用。污水收集管网的尺寸不够，覆盖度不够，错接率很高，导致污水不易收集，加上污水处理厂缺乏24小时的实时监测进水、出水、水量、水质等。这些都是突出问题。
滨湖地区形成城市名片。河道本身就是城市的生态走廊，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紧密衔接。目前城市规划与水系规划严重脱节，需要在智能建设中结合好。新型城镇化在我的理解中有一个特定的内涵：衡量一个城市的活力，需人力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城市中，人力和经济资本的确是集聚的，然而自然资本是城市的短板。那么，城市河段的治理、河道的生态化修复在加强城市自然资本的建设中十分重要，也是新型城镇化中“新型”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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