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没有民事诉讼法的，法院常年奉行的是马锡五审判方式：“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82年在借鉴苏联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国才制定出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后虽历经多次修订，如今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在条文上已大相径庭，但条文背后的司法理念仍强烈体现出苏联独有的超级职权主义。

一个突出的司法理念是由官方垄断事实调查的全过程。诉讼程序的事实调查程序受到严格管制，由私人推进的事实调查总被怀疑受到个人利益的“污染”：当事人聘请的律师极少展开独立的调查活动，即使我国民诉法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同样的，当事人也极少以个人名义聘请专家证人，事实上专家是被视作法院的官方助手，他们的意见，无论是正式报告还是非正式的私下询问，与当事人意见相比，在法官形成心证的过程中都更具影响力；当事人庭下达成的协议也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诉讼进程中的任何妥协必须经承办法官如实记录后予以认可，即使撤诉还要申请官方出具裁定书，以上这些情形的共同点是：凡是官方不在场，当事人私自进行的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些活动无法验证，也就不能被整合进科层制的卷宗材料中去。(www.daowen.com)

当事人的私人行动不被信任，这种司法理念发展到极致就是我国长期采取的“纠问式开庭”。在这种庭审方式下，审理案件重心在于调查真相，法官包办代替了全部举证活动：直接向当事人调查搜集证据，并致力于在每个民事案件中还原真相，只有当法官对案件来龙去脉已经形成较确凿的自信时，才会宣布开庭，显然，此时的庭审不过是满足程序的要求。当事人在庭上无需针锋相对的质证，只需在法官的指挥下按部就班地走完庭审的流程即可，此时诉讼的中心不是庭审，而是庭外由法官主持的调查、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