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　“所有犯罪的性质统一于社会危害性，则是‘实益均衡’意识的反向延伸。即平衡的实益被破坏到什么程度，那么施害人就受同一程度的报应，这种程度就是‘社会危害性’”^[18]。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具备完整的制度形式并不重要，不仅司法机关曾习惯于遵从内心价值而先判定后审问，而且刑法本身赋予了变更罪名的操作空间。若某一罪犯在开审之前已被认定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即便其触犯罪名的法定刑无死刑，也会用巧妙的方式将其适用其他罪名的规定，总之需满足报应刑与其所损害的实益同等程度同等实质的要求。

结合民国三年上字第134号判例来进行说明，该判例兼具实体与程序，在均衡实益的同时也强调了近代国家追诉主义，故极具代表性。根据判例所载，保安军管带凤池在巡防过程中将刘绍举击杀，被判处死刑后向大理院上告，并陈述三点理由：第一，凤池负责巡防，将身穿军衣的刘绍举当作前清巡队或省内逃兵予以击毙，是公职需要；第二，事后已承担烧埋银，与死者家属协商完结；第三，凤池的行为乃误杀，应在赦免范围之内。大理院在审判后，逐条予以了否定：其一，刘绍举本为良民，又无拘捕行为，完全可以捕获后受审（即刘绍举的行为不足以让他付出生命的实益）；其二，被害人和解不影响国家追诉主义的施行，且死刑的追诉期间为15年（即凤池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其破坏的实益已属于国家管辖的范畴，单纯的和解不足以弥补其所造成的实益损害）；其三，凤池并无击杀的权力，已构成杀人罪，属于赦令条款不准免除的范围（即凤池无正当理由伤人性命，应当以同等程度的实益，即拿自己的生命来予以偿还，从而实现“杀人偿命”的均衡标准）。(www.daowen.com)

大理院宣判的理由与“实益均衡”紧密结合，就论证判处凤池死刑的合法合理性形成了严密的论证体系，直指罪责刑相适应。而在民初大理院其他的刑事判例中亦清晰可见，除非存在特殊原因，大理院总是会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性质恶劣程度进行价值判断（判决中不乏倾向明显的描述情节之语），在此基础上选择相适应的报应刑，确保各方实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