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于公治狱，本为研究汉代司法状况之一熟例，学界对此有不同解读。本文试图从《汉书》相关传记的特定叙事结构入手，分析隐藏于司法活动背后的阴德观。如前揭，这种以决狱平、用法恕（主要是轻刑慎杀）来积取阴德、希冀获得福报的观念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并在两汉司法领域受到广泛的认同，对当时司法审判的影响颇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汉魏以后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极大充实了阴德观的思想内涵。其中，道教提出承负说，主张“承者为前，负者为后”，佛教主张业报轮回思想，都赋予了阴德观新的理论内容，推动阴德观在历代司法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阴德理念还伴随着于公等人的故事，广泛见诸各类官员的日常读物（如官箴书、冥讼冥判等），成为劝诫官员慎刑戒杀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在官员的知识信仰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还需看到的是，阴德观虽有助于司法官慎刑慎杀，对于抑制重刑酷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可能对司法官正常履行司法职能产生负面作用。原因如前揭，阴德观在司法领域发挥影响，改变了司法审判各方的利益关系，不少司法官从趋利的心理出发，对它的认识就逐渐发生偏差。清代人王士棻一针见血地指出：“刑官之弊，莫大于成见。……断罪有成见……或偏于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53]正是基于私心的立场，有的司法官在行阴德之后热衷于将其宣之于众，以博荣身之利。隋人李士谦就批评：“所谓阴德者何？犹耳鸣，己独闻之，人无知者。”因此，他认为若“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54]在他看来，行阴德本应是私密之事，己知即可，至于能否获得福报，应由神秘的天意决定。如果行善之后沽名钓誉，大肆宣扬，奚能复称阴德？同样，《宋史·天文志》释阴德为“施德不欲人知也”，亦是同理。

更有甚者，司法官的本职是依法断案，司法审判中刻意滥施阴德，却会走向其初衷的反面，为罪犯脱罪提供条件，有损司法公正。如前文所析，积阴德在司法审判领域是以从宽从恕为主旨的，延及后世，不少司法官为了能积阴德以获福报，不惜抛开司法公正，刻意故纵、出人罪，阴德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质，变得形式化和功利化了。北宋徽宗时期，都曹翁彦深针对当时官员刻意省刑的行为大加批判：“所谓好生者，将以省刑而召和气也。今舍止杀之具，致被杀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宽杀人之人，使衔冤者益众，非所以召和气也。朝廷见岁断大辟之少，以为刑将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计之乎。……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实患，是犹慕治古之无札瘥而但去其药，民知挤于沟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赏，内冀阴德之报，递相驱煽，遂成风俗，一作奏案，无敢异议。胥吏乘之，奸弊万态，文致情理，莫可究诘。”^[55]从翁氏所言可知，官员刻意省刑止杀，并非真正出于仁德，而是外慕“刑措”虚名，内冀阴德之福报，实际上追求的是一己私利，无疑其害甚大。元代也有一桩典型的案例，当时有位名叫赡思的御史参与审理一桩妇人通奸杀夫案，审理此案的五府官认为该妇有自首情节，加之“非共杀，且既经赦宥，宜释之”，而赡思仍坚持依法严惩。于是枢密判官即搬出阴德论：“平反活人，阴德也。御史勿执常法。”对此，赡思作出了有力的驳斥：“是谓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种阴德于生者，奈死者何！”^[56]由此可见，纯粹为积阴德而救生不救死，甚至不惜为有罪之徒脱罪，造成冤假错案，既枉对受害者，亦有悖于司法官员公正断案的职责。归根结底，这种以积阴德之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从轻判决，是司法官出于私心的表现，由此带来的同样是司法不公，这也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注释】

[1]钟盛，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

[2]决曹掌刑狱，《通典》卷33《职官十五》：“两汉有决曹贼曹掾，主刑法。历代皆有，或谓之贼曹，或为法曹，或为墨曹。”

[3]《汉书》卷71《于定国传》。

[4]翻检两汉史籍，生前即享受立生祠待遇者，本就屈指可数，且基本为郡守、县令之类的地方长官，而像于公这样因为决狱平而获立生祠的普通官吏，则仅此一例。

[5]《汉书》卷71《于定国传》。案：高大闾门，以便于华盖马车入于家门，意谓子孙必至公卿。

[6][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7]《后汉书》卷43《何敞传》。

[8]《后汉书》卷58《虞诩传》。

[9]《后汉书》卷46《郭躬传》。

[10]《后汉书·霍谞传》记载：“有人诬谞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谞时年十五，奏记于商曰：‘……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幽灵感革，天应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伤和致灾，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应复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岂有冤谤无徵，反不得理？是为刑宥正罪，戮加诬侵也。不偏不党，其若是乎？明将军德盛位尊，人臣无二，言行动天地，举厝移阴阳，诚能留神，沛然晓察，必有于公高门之福，和气立应，天下幸甚。’”案：此处所言东海孝妇受冤而至天旱，正是于公传记所载他为孝妇理冤之事，又言“于公高门之福”，自然是强调若如于公那样公正断狱，必然会获得同样的福报。

[11]《后汉书·郑玄传》：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12]梳理学术史，单纯从民间思想、宗教信仰等层面来研究阴德的论著是颇为丰富的，但从阴德角度来探讨司法理念、司法活动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学界对司法审判中阴德观进行系统研究的有霍存福教授的《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该书从刑法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古代司法审判中报应理论的内容和特征，具有很强的学术创新性，亦对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参考作用。此外，还有若干论著也注意到阴德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并有所论述，如蒋冬梅《杀人者死的中国传统观念及其实践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高晨《中国古代司法官的“求生”理念——以官箴书为视角》（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李传先《我国古代传统思想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法制与经济》2009年第1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对于公形成的历史形象如何塑造出汉代司法官的阴德理念，尚缺乏关注；第二，对汉代司法领域中如何出现阴德理念，背后究竟有哪些推动因素，目前探讨还不足；第二，对于阴德观与司法活动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的分析。

[13]《尚书》卷4《大禹谟》。

[14]《尚书》卷8《汤诰》。

[15]《尚书》卷8《汤誓》。

[16]《礼记·义》：“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郑玄注解为：“阴德，谓主阴事、阴令也。”这里天子所理之“阳道”主外，则后所治之“阴德”主内，因此阴德显然是指后宫之事。

[17]《说苑》卷10《敬慎》。

[18]《通玄真经》卷4《符言》。案：　《通玄真经》又称《文子》，相传是老子弟子辛研（计然）所著。关于《通玄真经》的真伪及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从班固开始，柳宗元、黄震、陶方琦、梁启超、章太炎、钱熙祚、姚际恒等学者都认为《文子》为伪书，其大部分内容抄袭自《淮南子》。唯独清代学者孙星衍认为其书不伪，　《淮南子》成书时多引《文子》。1973年中山怀王刘修墓被发掘，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发现《文子》残简，内容与今版《文子》相同处有六篇，不见于今本《文子》的还有一些（可参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文物》1996年第1期）。当代学者傅亚庶《〈通玄真经〉释读》之序言认为，通过与今本校对，得以部分恢复《文子》原貌，使得《文子》为伪托剽窃之说不攻自破，根据汉墓出土的竹简，可以认定《文子》是先秦时期的古籍，同时亦可印证孙星衍“《文子》胜于《淮南》”之说。今本虽有后人篡改痕迹，但并非伪书。

[19]《通玄真经》卷6《上德》。

[20]《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

[21]《史记》卷27《天官书》。

[22]此外，阴德星又被认为对应后宫事务，即《星经》云：“阴德星，中宫女主之象。星动摇，衅起宫掖，贵嫔内妾恶之。”而[索隐]案：《文耀》钩曰：“阴德为天下纲。”

[23]《宋史》卷49《天文志二》。

[24]贾谊：《新书》卷6《春秋》。

[25]《史记》卷45《韩世家》。

[26]汉宣帝刚出生之时即遭罹巫蛊之祸，幸赖当时丙吉全力保护才得以保全。霍光废海昏侯刘贺之后，他又建言迎立宣帝，可谓居功至伟。

[27]《汉书》卷74《丙吉传》。(www.daowen.com)

[28]据《汉书·元后传》记载：“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翁孺皆纵不诛”。而它部御史奏杀、诛杀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

[29]《汉书》卷98《元后传》。

[30]《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31]关于报应观念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2]《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

[33]关于西汉政权与楚的关系，可参见田余庆：　《说张楚》，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和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

[34]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0～229页。

[35]例如，在记载于公积阴德时，就专门记载了他为一位寡妇理冤的故事：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36]《礼记》卷15《月令》。

[37]《后汉书》卷48《应劭传》。

[38]据《汉书·于定国传》：“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史，郡决曹，补廷尉史，以选与御史中丞从事治反者狱，以材高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会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乱，定国上书谏。”可知于公最迟到昭帝时期就已经去世。

[39]《汉书》卷23《刑法志》。

[40]《晋书》卷30《刑法志》。

[41]《汉书》卷23《刑法志》。

[42]《汉书》卷23《刑法志》。此外，同《志》还记载，元帝、成帝亦先后下诏精简律条，都反映出西汉中后期的立法与司法改革措施。

[43]例如，宣帝下达设置廷尉平的诏书之后，涿郡太守郑昌就上疏提出异议：“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见《汉书·刑法志》）

[44]董仲舒：《汉书》卷65《董仲舒传》。

[45]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6页。

[46]如汉成帝永始四年六月诏：“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踰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汉书》卷10《汉成帝纪》）

[47]参见阎步克：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362页。

[48]《晋书》卷30《刑法志》。

[49]《汉书》卷51《路温舒传》。

[50]《旧唐书》卷50《刑法志》。

[51]《汉书》卷12《平帝纪》。汉平帝元始二年诏：“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52]以汉代为例，东汉时期针对地方长官，设有“三互法”，除了本籍回避之外，“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地方长官即为地方最高司法长官，掌管地方刑狱。至于决曹掾这样的普通狱吏虽不存在地域回避的限制，且一般多由本地人担任，但其与案件当事人不应存在任何利益关联，当是无疑义的。

[53]《清史稿》卷321《王士棻传》。

[54]《隋书》卷77《隐逸·李士谦传》。

[55]《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

[56]《元史》卷190《瞻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