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德观虽然盛行于汉代，但它的出现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中，就有着将善行（或恶行）与福报（或恶报）建立因果联系的认识。《尚书·大禹谟》曰：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13]《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14]《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15]《周易·坤卦·文言》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皆为儒家的经典表达。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儒家经典在对“阴德”一词的使用上，主要与后宫之事有关。^[16]

先秦道家也普遍存在行善而得福报的思想。　《道德经》有言：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指天道不分亲疏，总会把善果给予行善之人，其中已经包含了行善与福报之间的因果关系。《说苑·敬慎》引老子语云：“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17]《通玄真经·符言》：“老子曰：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来矣。”^[18]更重要的是，道家经典已经出现将阴德与阳报相对应的说法，《通玄真经·上德》：“老子曰：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19]至汉初，　《淮南子》继承了道家学说对阴德的阐释，上引《通玄真经》诸语皆收录于《淮南子》。同一时期汉景帝下诏有言：　“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20]正可理解为汉代官方话语体系对于阴德理念的经典表达。

汉代人亦从天象来解释阴德。《史记·天官书》言：“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21]张守节《正义》注引《星经》云：“阴德二星在紫微宫内，尚书西，主施德惠者，故赞阴德遗惠，周急赈抚。占以不明为宜；明，新君践极也。”^[22]阴德星位于紫薇垣（即今之天龙座），古人以其“若见若不”，比之于私行德惠而不为人知，颇有比附之义。因此，至后世，《宋史》引天官书作了更为通俗（也更能让后人理解）的解释：“谓施德不欲人知也。主周急振抚。”^[23]

这种在阴德与福报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无疑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关键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当事人或者旁观者对这种关联的主观解释。从现代社会心理学来分析，似乎可以使用自我验证理论来进行诠释。本文认为，　“阴德—福报”之所以能得以实现自洽，关键还需借助“天报”来解释。在古人看来，天道玄渺，非常人所能臆测，积阴德得获福报，自可归诸上天施恩，若未获福报，则可视为不顺天意或不够虔诚。如此一来，阴德观就具有了较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诠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诸种机缘福报。因此，汉代学者通常会以阴德观来解释历史上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奇遇。贾谊《新书》记载了楚国著名令尹孙叔敖幼年故事，楚地有见双头蛇不吉之说，孙叔敖见而埋之，泣告其母曰：　“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此后，叔敖果位至令尹。^[24]孙叔敖之母所言本是安慰之语，但由于他后来的仕途发达，反而让阴德之说得以“验证”。就连一生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司马迁，也用阴德观来解释历史上的兴衰存亡。以《史记·韩世家》结尾“太史公曰”为例，司马迁总结韩氏兴起原因时有言：“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25]司马迁认为，韩国先祖虽不显达，但至三家分晋后，为七雄之一长达十余世，实际上正是当初韩厥参与救助赵氏遗孤之功，由此获得天下之阴德。

在现实生活中，汉代人也热衷于将各种福报归结为积阴德的结果。当时以积阴德而获福报最昭彰者，无疑乃宣帝朝名相丙吉。丙吉本起自狱法小吏，却官拜丞相，爵至博望侯，对于此种际遇，　《汉书》作者亦以阴德来解释。盖因丙吉在武帝末担任廷尉监，曾奉诏治巫蛊郡邸狱，对于刚出生的宣帝刘病已有救护大恩。^[26]因此，即使丙吉在封侯拜相之前遭遇大病，太子太傅夏侯胜也认为他未获福报，命不当绝：“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卒如其言。^[27]另，《汉书·元后传》在追忆王莽之姑王政君发迹故事时，亦以阴德观作为解释。王政君祖父王贺在汉武帝时担任过绣衣御史，多出人罪，^[28]他虽然因“奉使不称”遭到罢免，却自认“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此后王氏果兴。^[29]此外，因笃信阴德福报而刻意为之者也不乏其例，史载，“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30]，即为显例。(www.daowen.com)

还需要说明的是，阴德观的背后还带有隐性强制力，它既明言积阴德可获福报，又强调为非作恶则会招致祸殃，所谓“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为非者，天报之以殃”诸语，往往是与为善、福报并举的，从而凸显鲜明的报应主义色彩。^[31]汉代史家同样也非常注意以特定的因果关系来联系“恶行”与“祸殃”，例如《史记》在陈平传记结尾处，先引用陈平自言：“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紧接着就记述其曾孙陈掌无缘绍封陈氏之事，^[32]以此说明不修善行，阴祸必验。此类故事亦屡见于史，形成一套固定的叙事结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概言之，阴德与阴祸构成了传统报应观念的一体两面，以相反相成的方式表达了共同的价值理念。

以上分析了阴德观自先秦至两汉的流变情况。我们知道，任何思想观念的传播流布，都有颇为复杂的成因，阴德观亦是如此，这里只作简略概括。

首先，如前文所论，阴德观的形成发展受道家影响尤深，道家学派本就源自楚地，汉政权的建立者亦出自于三楚，具有浓厚的楚文化背景，^[33]加之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这就为阴德观的流行提供了必要条件，人们习惯于用阴德来解释福报现象。

其次，阴德观的流行，也应当与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动有密切关联。众所周知，西汉本以“布衣将相开局”，无论是高祖刘邦还是诸开国功臣，多起自社会底层，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可以追述。这一时期社会阶层尚未固化，上下流动较为频繁，根据李开元先生的研究，统治阶层先后辗转于军功受益集团、法吏集团、军吏集团等诸多政治势力。^[34]这既迥异于先秦世亲世禄的封建贵族社会结构，亦有别于东汉、魏晋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贵族化官僚社会结构。因此，对汉代人而言，借助阴德观，他们能较好地认识如此剧烈的社会变迁，解释家族命运的骤兴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