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司法官员群体中，东海于公、于定国父子为著名的司法世家。于定国乃宣帝、元帝两朝重臣，他由县狱史、郡决曹^[2]起家，后入仕中央，历任廷尉史、侍御史、御史中丞、廷尉乃至御史大夫、丞相等显职，封西平侯，可谓平步青云。其子于永亦封列侯，官至御史大夫，尚宣帝长女。相比之下，于公仅附传于《汉书·于定国传》开篇：“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3]从表面上看，于公生前官微职轻，虽治狱政绩显赫，甚至郡中为之立生祠，^[4]但他之所以能够进入正史，似是得益于其子于定国贵为丞相之故。

然在《于定国传》结尾，这种“父凭子显”的叙事逻辑却发生了根本转折，传文有言：“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5]正是通过这一叙述方式，《汉书》作者班固对于定国家族显赫发达的原因作出判断，即于公“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由此得出“子因父贵”的叙事结果。

正如美国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言，历史讲述的“不仅是事件，而且有事件所展示的可能的关系系列”，“它们存在于被神话、寓言和民间传说及历史学家自己文化的科学知识、宗教和文学艺术概念化了的关系模式之中”。^[6]正史在人物传记的叙事中，往往从微言大义的立场出发，注重展示特定的因果关系，并将其模式化，至于它究竟是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毫无疑问，《于定国传》这种“子因父贵”的叙事结构，蕴含了班固的真实撰写意图，它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于定国之所以能官至公卿、爵封列侯，原因正在于其父能长期公正治狱，多积阴德，为子孙带来福报。自此之后，于公作为因决狱平、积阴德而获福报的历史原型仍以不同方式得到叙述和追忆，尤其东汉随着人物品评之风日甚，人们对于公事迹不仅耳熟能详，而且竞相模仿效法，于公式“子因父贵”的阴德福报故事亦屡见于史，兹举数例：

西汉武帝时期，汝阴县狱吏决曹掾何比干“平活数千人”，为廷尉正，持法“务仁恕”，“所济活者以千数”。后来为丹阳都尉，“狱无冤囚，淮汝号曰‘何公’”。有一老妪授之符策九百九十枚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此后比干子孙兴旺，“代为名族”。^[7](www.daowen.com)

东汉时期，虞经任郡县狱吏，有“案法平允，务存宽恕”之称。他尝言：“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将其孙之字定为“升卿”。其孙虞诩终官至司隶校尉、尚书仆射、尚书令。^[8]

东汉时期，郭弘为颍川郡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此处虽未明载郭弘是否以于公自比，但至少外界颇有此共识，“郡内比之东海于公”。从《后汉书》的叙事模式来看，郭氏家族的发达几乎与于氏如出一辙，不仅郭弘以九十五岁善终，而且“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9]此外，于公作为掌故出典还见诸霍谞^[10]、孔融^[11]等人的论说之中，兹不赘论。

从以上烦引数例来看，几乎都可以视为于氏成功原型的翻版甚至刻意模仿。问题是：历数两汉司法官员，能平决刑狱、理民冤而堪称楷模者不在少数，甚至也有不少位至卿相，但论及对后世的影响，何以皆不如于公？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在汉代人的价值理念中，平决狱讼并非垂范后世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决狱平而多积阴德，获得福报，让子孙享受兴旺荣华，实现司法公正与家族利益的“共赢”，这才是于公备受推崇的关键所在。换言之，于公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树立了一套完整的阴德福报观念模式，其逻辑结构为：“决狱平—积阴德—子孙兴旺发达”，连接决狱平与获取福报的关键，正乃于公所言之“阴德”。那么，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所谓“阴德”理念究竟包括哪些思想内涵，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司法领域的，并对汉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关探讨虽并不算少，但放在整个汉代历史背景下来看，以上问题实际上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尚有不少值得挖掘之处，^[12]下文将就此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