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温舒上疏，认为贵狱吏是“秦有十失，今有一存”的弊政，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因“决狱”、“用法”两分，决狱事务官员不涉及，而决定具狱的是下层属吏，所侵辱者，不乏高官。例如，著名的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41]，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42]，东汉郭躬之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43]。这都是州郡所自辟的属吏，文法吏之流。但是从汉平帝开始，这种属吏来源与构成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汉平帝元始二年诏“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44]。西汉时期的中二千石，除中央重卿约11人外，还包括一些年资深、有声望的郡太守，^[45]因此这项察举之制，每年除署到郡决曹或廷尉平的人，应在二三十人左右；积以数年，则是一支颇具威势的力量。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的统计，两汉的57位廷尉中，《汉书》有传者11人，其中6人就是掾吏出身；而东汉廷尉22人，有17人缘于“明习法律”，来自世传律学的“家室衣冠”家族。^[46]

平帝诏令颁行的同时，　“春秋决狱”之风盛行，断狱须引儒家经义为要务。除了刑狱之外，政务决策、军务对策，甚至太子立废，朝议都引《春秋》经为据，而论举措归依。^[47]例如，大鸿胪依《春秋》　“诛君之子不宜立”之义，谏止窦太后立梁王为太子。这一风流所披，察举选举中用试以儒家经典的方式取士，“不能通一艺”者，无进身之途；甚至已任吏掾者也予罢职免事。^[48]为此，西汉哀平之后，“一府员吏，儒生什九”，“簿书之吏，什置一二”。^[49]仅仅是人事考核，还堪将就，更有甚者，确定的案情一旦经《春秋》之义解释，罪轻罪重就丧失了判罪的凭准，罪死的案件，动辄免为无罪。^[50]这从根本上打击了狱吏在决狱具狱事项中，故为深文广纳而求擢升的欲念。案情的法律后果成为狱吏们所不可逆料之事，决狱冤酷于个人升职的作用就大为下降了，以决狱尚平来纠正秦代弊政“贵狱吏”的急迫性也开始大为缓解。

还须看到的是，尚书机构在中央的扩展和吏、曹、掾在地方自辟属吏中的变迁，都越来越不利于狱吏沿循故为深文以谋擢升的路径。秦设尚书不设郎，仅四尚书足以敷用。^[51]西汉承尚书台之制，初为四曹六郎，有左右仆射。^[52]至东汉时，尚书台机构及其权力急速扩展，分设有六曹三十六郎，其中二千石曹、中都官曹，都负有监督审判的职责，分管地方与中央的重罪案件核查，狱吏不易获荣宠；而且“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53]。为狱吏而通“机”、“衡”要枢，以获“纳听下言而谓上”的机遇，在读经之势滔滔而来的时候，显见是不恰时宜的。那些领录尚书事的郎顗、李固、刘茂、张俊等，都是饱读经书之人。^[54]这对狱吏擅冤酷而言，只能是怨望兴叹。相对中央尚书台的膨胀而言，东汉郡辟各吏、曹的职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功曹成为领管其他曹的最为权重者，《晋书》曾记刘毅居阳平，被逼为功曹，“月余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55]。功曹因其无所不领管，当然也涉及刑狱事。《后汉书·王畅传》记：“拜南阳太守……功曹张敞奏记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56]“杜畿……年二十四为郡功曹。郡县内系囚数百。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57]功曹率事贼曹、决曹事务，径直遣囚尚未遑及于论法官员者，决曹掾直接现功业的机会，因其地位等而下之，就更加微茫了。

可以说，自平帝始到东汉中期，　“决狱平”这个理念已经脱离了贵狱吏和文法吏冤酷于狱事而超擢的历史语境。决狱权事的地位，一衰衰于儒术“以经术润饰吏事”^[58]，次衰衰于“一府员吏，儒生什九”，再衰衰于功曹兴而决曹萎。“决狱平”通过倡导一种贵狱平司法理念，而重建贵贱不愆的差序格局，其历史使命于东汉中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由于决狱平的理念汲取于儒学恤刑观，关涉酷刑亡国的经验论，倡导“决狱平”在历代政治中仍具有其价值意义，所以也为士大夫主流所一直坚持。只不过在魏晋之后，决狱平、断狱平、折狱中、用法持平等用语在含义上逐渐趋同，基本含义是运用法律持平得中，而且致刑者诚服所判，已离却具狱确当之原本语义。“决狱平”一语渐类于当代的“案结事了”。

对“决狱平”所指司法事务的迁延，首先可查历代《天文志》对星象观测的评说。不同朝代如若狱事冤酷，所对应的星分是有所不同的。观测天文的判说，可推知“决狱平”的语义，是指具狱确当，还是用法持平。汉代“正义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59]此时朝廷认为兵刑一体，星暗非刑滥则为兵事，这正是廷尉一职兵刑一体的天象对应。《晋书·天文志》则说：“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断狱也。……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昴明，则天下牢狱平。”^[60]此时，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也”^[61]，此星象仍然主狱事，同时主胡事。昴星旄头明，则牢狱平。但是，在昴星旄头之外，　《天文志》又增加了紫宫垣十五星，其中二星主平刑断狱。这不仅可以看到世间狱成与用法两分，还可以看到平刑断狱的宫门内星，已列入紫宫垣属，且不混于胡事。紫宫垣属星，星分帝王家所有朝政，在东方苍龙的位置，其地位显贵于西方昴属。

至于宋代星象观再变，对紫宫垣十五星的分析越来越明晰，而西方昴七星宿则变称为七公七星。如果其中主狱事的星“戾，则狱多囚”，并不说冤酷，也不指狱滥。“大理二星，在宫门左，一云在尚书前，主平刑断狱。明，则刑宪平；不明，则狱有冤酷。……守之，则刑狱冤滞，或刑官有黜。彗犯，狱官忧；流星，占同。云气入，黄白，为赦；黑，法官黜。”^[62]“平星二星，在库楼北，角南，主平天下法狱，廷尉之象。正，则狱讼平；月晕，狱官忧。”^[63]“昴宿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及狱事。又为旄头，北星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毕以前驱，此其义也。”^[64]自宋之后，大理二星与昴宿七星，其观星测星的判词无大变化。但就“平刑断狱”与“牢狱平”的关联而言，角宿大理二星，在东方苍龙属，是帝王紫宫垣主政的星象，其被观测到的星变，意义显然高过昴宿的旄头。昴宿星虽然也分主牢狱平，但是并不分主狱有冤酷（其事属大理二星之左星），也不主“刑宪平”（其事属大理二星之右星），单指天下狱囚的人数，超过了常理应有的比例，因此所积累的戾气可破坏天地间的祥和之气，因而不利于帝业。(www.daowen.com)

其次，从上计考课来看，对于有决狱平声望和政绩的官员，历代朝廷都有相应的奖励升迁机制。例如，明洪武九年星变，叶伯巨上书言其事，提出建议：“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若此，则“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65]

在这套评价升迁机制影响下，历代因决狱平而得到升迁，甚至攀至高位者不乏其例，如后汉“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66]又如，《宋史》卷296《杨徽之传附杨澈传》：“知州张全操多不法，澈鞫狱平允，无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试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又，冷应澂“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67]对此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断狱平允者超迁”，其主要意义还不是狱事决平，而是指案件判决结果公允。其中虽必有事实认定恰当，但也同时综括用法仁恕宽平，而且与狱吏贵与不贵无涉，称平者均为命官。

再次，经过魏晋而至唐宋，折案用法及其中的幽圄狱事，在执法者以德付天命的排序中，究竟有什么价值地位，渐次形成了固定的评说。在这种被称为“四德”的价值顺序中，决狱平只是一个基础条件，列于四德之末。北宋《劝慎刑文、箴》碑说：　“听讼折狱，至于评刑，次第之间必具四德。公清首之，先正自心，勿为势利所迁，一也；明察次之，究其事始，勿至变乱成惑，二也；仁恕又次之，既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三也；平允又次之。狱具取决，无庸上下，相殴以刻为明，四也。”^[68]可见狱具取决，仍反对相悖反，且毋庸以刻为明。由是观之，列次的顺序是，公清之首，明察其次，以及平允为再次了。狱吏取得案件实情的事，经过究始末、用仁恕、取平允的多番打磨，其狱吏之戾也就消磨殆尽了。

最后，两汉后见诸于各史列传的决狱平事例，总体上看都是持法平、用法恕一类。其入传的范式，虽也有决狱平之称，但若查看细述，则可知晓这一类称为决狱平者，相对于西汉中期之前而言，不是仅针对具狱事，实为持法平。以断狱持平、用法仁平的名声而入史传的人，代有名人出，可仅试例一二。例如，“陕西佥事计资言，武臣杂犯等罪，予半俸，谪极边。源以所言深刻，奏寝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讼、告讦及择理刑官、勘重囚务凭赃具四事，皆以源议得施行”^[69]。又如，　“熊枚，字存甫，江西铅山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断狱平。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惧责，私补印，其长当以盗印罪；枚谓知误更正，与盗用异，改缓。宜城县吏殴毙社长，贿改病死，拟缓；枚谓斗殴情轻，舞文情重，改实。在部八年，多所持议，迁员外郎。尚书英廉荐其才，出为甘肃平凉知府，母忧去，服阕，补河南汝宁府。汝阳有杀人狱，已得实，控不止，枚讯鞫时，忽熟视旁吏曰：‘此汝所教也！’吏色变，刑之，则称将嫁祸某富家，咸以为神”^[70]。熊枚案的前半节法适用疑辨，均为法律适用条件问题，案情实否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