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律不再把服从列入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种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受供养的女人—妻子或者妓女—并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就从男性那里解放出来；即使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比以前少了，这些消极的规定也并未深刻改变她的处境；她仍然禁锢在仆从状况中。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压在仆从女人身上的诅咒，就是不允许她做任何事，于是，她执著地通过自恋、爱情、宗教，徒劳地追寻存在；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的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许多女人，甚至从事最卑微职业的女人，也意识到这些优越性。我听到过做日工、擦洗旅馆大厅地砖的女人说：“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提出过要求。我的成功全靠自己。”她像洛克菲勒一样，因自食其力而自豪。但不要以为选举权和职业的简单并列，就是完全解放，今日，工作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世界，达到前一步的女人才能够保证达到后一步。今日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被剥削者。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没有因女性状况的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性的世界还保留着打上他们烙印的面目。不应该对给女性工作问题带来复杂性的事实视而不见。一位有身份、思想正统的女士，最近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过一次调查，她断定，这些女工更喜欢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干活。无疑，她们只是作为经济受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独立的；另一方面，在工厂里完成的任务，没有使她们免除家里的繁重劳动。⁽¹⁾如果向她们提议，在每周在工厂里还是在家里干活四十小时两者中进行选择，她们无疑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如果她们作为女工，能融合到她们会愉快和自豪地参与建造、并且属于她们的世界中，也许她们甚至会愉悦地接受两种劳动。在眼下，且不提农妇⁽²⁾，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具体地变得与男人平等。只有那些具有政治信念，在工会参加战斗，对未来怀有信心的女人，才能给予日常令人不快的疲劳以伦理意义，但女人因为缺乏闲暇，因袭屈从的传统，仅仅开始培养政治和社会的意识，那是正常的。她们由于在工作中没有得到理应期望得到的利益，便毫无热情地忍受工作束缚，那也是正常的。人们也明白，时装店的年轻女工、女店员、女秘书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的好处。我已经说过，对年轻女人来说，只要献出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融入特权阶层，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由于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要求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卖俏；如果她满足于所挣到的工资，她只会是一个贱民：住得差，穿得差，无缘享受各种娱乐，甚至爱情。正人君子向她宣扬苦行主义；实际上，她的粗茶淡饭往往和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清苦；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把天主当做情人，她必须取悦男人，才能成功地过上女人生活。因此她会接受帮助，维持她半饥半饱的工资的雇主，厚颜无耻打的正是这样的算盘。有时，这种帮助能让她改善自己的处境，获得真正独立；有时相反，她放弃自己的职业，受人供养。她时常身兼数职；她通过工作从情人那里解放出来，或者由于情人摆脱自己的工作，但她也受到职业和男性保护的双重奴役。对已婚女人来说，工资一般只代表额外补充；对于“要让人帮助的女人”来说，男性援助倒像是次要的，但这两种女人都不能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完全独立。

然而，今日有相当多有特权的女人，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济和社会的自主。当人们探索女人的发展和未来时，质疑的正是她们。因此，虽然她们还只是少数，但仔细研究她们的处境却特别令人感兴趣；女性主义者和反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正是因为她们而旷日持久。反女性主义者认为，今日解放了的女人在世界上没有取得任何重要建树，另一方面，她们很难取得内心平衡。女性主义者则夸大这类女人取得的成果，却对她们的不安视而不见。事实上，决不能说她们走错了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并没有在新状况下获得安定，她们还只是走在半路上。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然而，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成为一个女人的事实，今日对一个自主的人提出了特殊的问题。

男人拥有的、从童年起已经感受到的特权，就在于他作为人的使命与他的男性命运并不违背。通过男性生殖器和超越性的同化，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可以使他拥有男性的威信。他没有被分割开来。而对女人要求的是，为了实现女人特性，要让自己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放弃成为至高主体的要求。正是这种冲突特别标志着已解放的女人处境的特点。她拒绝退缩到女性角色中，因为她不愿意自戕，但放弃自己的性别也是一种残缺。男人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个体，与男性平等。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鄙视女人者时常谴责有头脑的女人“忽略自己”，但他们也向她们宣扬：如果你们希望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就不要涂脂抹粉和涂指甲油。后面一个劝告是荒谬的。正是因为女性的观念是由习俗和时尚人为地确立的，所以从外部强加给每个女人；它可以演变为接近男性的准则：在海滩上，裤子变成女性的了。这丝毫未改变问题的实质：个体不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塑造女性观念。不符合这种观念的女人，在性方面，因此也在社会方面自行贬值，因为社会融合了性的价值。拒绝女人属性，并不会因此获得男人属性，甚至女扮男装也不能使她成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打扮成男人的女人。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也同样说明，中性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消极态度不带来一种积极的相反意见。少女往往认为，她可以简单地蔑视成规，但她正是因此抗议；她创造一种新处境，这处境带来她必须承担的后果。当一个人不屈从既定法规时，就会变成一个反叛者。当一个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轻飘飘的神情说，她是在顺从自己的乐趣，如此而已时，她是在说谎，她清楚地知道，顺从自己的乐趣就是怪诞的。相反，不想标新立异的女人遵循共同的规范。除非挑战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行动，否则选择挑战的行为是打错了算盘，人们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比节省的多。一个不想冒犯人，不想在社会方面贬低自己的女人，应该作为女人去体验女人的处境，她在职业上的成功甚至往往要求她这样做。而遵守习俗对男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习俗按照他自主的、主动的个体需要为准则—同样是主体、主动性的女人，必须悄悄地进入注定她被动性的世界。由于禁闭在女性范围的女人使奴役状态恶性发展，也就加重了奴役，她们把打扮和家务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操心他的衣着；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于他的繁忙生活，它们不需要讲究；它们几乎不属于他的人格；另外，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料理衣服，有个自愿的或者雇用的女人免掉他这种麻烦。相反，女人知道，人们注视她的时候，不会将她和她的外貌区分开来，她通过她的打扮受到评价、尊重、渴望。她的衣服原本就是用来使她行动不便，很容易损坏：袜子容易撕破，鞋后跟容易脱落，淡色的罩衣和长裙容易弄脏，褶皱容易平复；她必须弥补大部分这类事故；别的女人不会自愿来帮助她，她对加重预算负担，让别人做她自己能够做的工作犹豫不决：烫发、烫大波浪、化妆品、新裙子，开销已经很大。当女秘书、女大学生晚上回到家时，总是有袜子要织补，有罩衣要洗，有裙子要烫。收入高的女人会免去这些苦差事，但她不得不保持更复杂的典雅风度，她会在购物、试衣等方面浪费时间。传统也要求女人甚至单身女人操心一下住处；一个官员被任命到新城市，很容易就住在酒店里；他的女同事却要力图住在“自己家里”；她必须仔细地打扫房子，因为在她家里不能疏忽大意，而在一个男人家里，疏忽是很自然的。她并非只因为考虑到舆论，才花时间和花精力去操心自己的美容和家务。她是为了满足自己，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只有把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童年的游戏和青少年时的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通过现在和过去做到赞同自身。她孕育出自恋的梦想；她继续以对自己形象的崇拜，去对抗男性对生殖器的自豪；她想展示自己，吸引别人。她的母亲、姐姐们灌输给她对小家庭的兴趣，一个属于她的家，这是她的独立梦想的最初形式；当她在其他方面找到了自由，她也不想否定这些梦想。在她在男性世界中仍然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她保留隐退的需要，这种隐退是她习惯在自身寻找的内心庇护所的象征。她服从女性传统，给地板打蜡，亲自做饭，而不是像她的男同事那样，到餐馆吃饭。她想同时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样生活，由此，她增加自己的任务和疲劳。

如果她想充分成为女人，这就意味着她要尽可能去接触男性。最大的难题是在性的领域内提出的。女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与男人平起平坐，必须要有进入男人的世界的途径，就像男人要有进入女人的世界的途径一样，她要有进入他者的途径，只不过他者的要求在两种情况中不是对称的。财产和名声一旦获得，就像内在的品德一样，可以提高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成为自主的主动性的事实又违背她的女性身份，她知道这一点。独立的女人—尤其是思考自己处境的知识女性—作为女性要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闲暇像卖弄风情的女人那样专心于美容，后者唯一的考虑就是吸引人；她听取专家的建议也是徒劳的，她在典雅的领域内永远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女性的魅力要求超越性贬为内在性，只作为肉体灵敏的颤动而出现；必须成为一个自发奉献的猎物，知识女性知道她献出自己，知道她是一个意识、一个主体；一个人不能随意地扼杀自己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改变成一片天空或一片水坑；一个人不能阻止身体趋向于世界的冲动，把身体变成暗中颤动的有生命的雕像。知识女性由于担心失败，就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但这有意而为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它达不到目的。她犯下同绝经所暗示的一样的错误，她力图否认自己的思考，就像老年妇女想否认她的岁数一样；她穿得像小姑娘，插满了鲜花、饰物，穿着炫目的织物；她夸大孩子气的和神奇的模仿动作。她疯疯癫癫，蹦蹦跳跳，喋喋不休，假装潇洒、冒失、不假思索。但她就像这类演员：由于感受不到会带来某些肌肉松弛的激动，就用意志力去收缩相反的肌肉，垂下眼皮和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垂落；有头脑的女人为了模仿舍弃，会变得拘谨。她感到这一点，恼怒起来；在天真得过分的脸上，过于锐利的智慧闪光突然掠过，有诱惑力的嘴唇抿紧了。如果她对取悦人感到难受，那是因为她不像她奴性十足的小姐妹，取悦人完全出于自愿；诱惑人的愿望不管多么强烈，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一旦感到自己笨拙，就会对自己的奴颜婢膝感到恼火；她想玩弄男性的武器，进行报复，她说话而不是听别人说，她展示自己的微妙思想、隐秘的激动；她反驳对话者，而不是加以赞同，她想占据他的上风。德·斯达尔夫人相当灵活地将两种方法混合起来，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很少有人能抗拒她。挑战的态度特别在美国女人身上常见，却往往刺激男人，而不能驾驭他们；他们以自己的不信任去吸引她们；如果他们接受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就像既不傲慢又没有自卑情结的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会少操心她们的女性气质；她们重获自然和质朴，重新成为女人，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

事实是，男人开始容忍女人的新状况；女人由于不再感到自身先验地处于受谴责的地位，重新获得自由自在，今日，工作的女人并不忽略自己的女性气质，也没有丧失性吸引力。这种成功—已经表明趋于平衡的进步—仍然是不完全的；要同另一性别建立她所期待的关系，对女人比对男人来说，仍然困难得多。她的肉欲和感情生活遇到很多障碍。在这一点上，作为奴仆的女人没有任何特权，在性方面和感情方面，大多数妻子和妓女是彻底被剥夺权利的。如果说在独立女人身上困难更加明显，那是因为她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了斗争。一切生前的问题都在死亡中得到平静的解决，尽力谋生的女人于是比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埋在心底的女人更加内心分裂，但她不会接受别人把后者提供给她当做榜样。她仅仅在与男人比较时，才会自认为处于劣势。

一个要花费精力，有责任感，了解与世界的阻力相斗争的艰难的女人，不仅需要—像男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而且需要体验幸运的性冒险带来的松弛和消遣。然而，她的这种自由在一些阶层中没有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她利用这种自由，就有可能损害她的名誉和职业；至少人们要求她表现出虚伪，而这种虚伪压抑着她。她越是成功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人们就越是闭上眼睛，但尤其在外省，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受到严厉监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不必担心舆论—她的处境仍然不能与男人的处境相提并论。不同之处既来自传统，也来自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所提出的问题。

男人很容易逢场作戏，这足以平息他的肉欲，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有些女人—数量很少—要求为女人开放妓院。在一部名为《十七号》的小说中，一个女人提议设立一些妓院，女人可以借助某种“男妓”使自己“在性方面放松一下”。⁽³⁾好像以前在旧金山存在过这类设施，只有妓女光顾，她们以付钱而不是让人付钱为乐，杈杆儿让人关掉这个设施。且不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乌托邦式的，不为人称道，无疑它也很不成功，我们已经看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无意识地获得“放松”，大部分女人会认为这种办法对情欲的放松不会很有效。无论如何，事实是今日这种办法已与她们无缘。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性伙伴，度过一夜或一小时，这种解决办法—假设具有强烈性欲、克服了一切禁令的女人并不厌恶考虑这样做—对她要比对男人危险得多。由于要采取措施、避免传染的是男人，对她来说，染上性病的危险更大；而不管她多么小心，她对于怀上孩子的威胁永远也不能完全放心。尤其在与陌生人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处于动物性的水平上—体力的不同非常重要。一个男人对于他带回家的女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需保持一点警惕。对于把一个男人带回家的女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人告诉过我，有两个年轻女人，刚刚来到巴黎，渴望“了解生活”，逛了一圈夜总会以后，邀请了蒙马特尔两个有吸引力的杈杆儿吃晚饭，早晨，她们遭到抢劫、殴打，受到讹诈的威胁。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例子是，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离了婚，为了养活三个大孩子和年老的父母，白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她虽然丰韵犹存，却绝对没有闲暇来过社交生活、打情骂俏、合情合理地做几件勾引男人的事，这种事已经使她厌倦了。可是，她有强烈的需求，她认为像男人一样有权满足这些感受。有时，她晚上在街道徘徊，她打扮自己，想诱惑一个男人。但一天夜里，在布洛涅树林里度过一两个小时后，她的情人不同意让她离开，他想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地址，想再见到她，同她组成家庭；由于她拒绝，他便狠狠地打她，直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吓得要命，他才把她放走。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一个情人，供养他或者帮助他，这仅仅是拥有财产的女人才办得到。有些女人能将就这种交易，她们付给男人钱，把男人当做一个工具，她们傲慢而随便地使用他。但通常她们必须上了岁数才能硬把肉欲和感情分开，而在女人的青年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有许多男人也从来不接受这种肉体与意识的分裂。更有甚者，大多数女人拒绝考虑这样做。再说，这里有一种欺骗，她们比男人对此更加敏感：付钱的顾客同样是一个工具，她的性伙伴把她当做谋生手段来使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掩盖了性爱戏剧的模糊性，他自发地欺骗自己；女人更容易受屈辱，更加敏感，也就更加清醒，她只有以更狡猾的自欺为代价，才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假设她有办法，为自己买下一个男人，一般说来，她也不会感到满足。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正如对大多数男人来说—不仅仅关系到满足她们的欲望，而且关系到既满足她们的欲望，又保持她们做人的尊严。当男人享有女人时，当他让她享受时，他把自身看做唯一的主体：威严的征服者、慷慨的赠与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她也反过来想确定自己随心所欲地征服了伙伴，并用自己的奉献满足了他。因此，当她要么通过答应给他恩惠，要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殷勤态度上，要么通过手腕唤醒他纯粹一般性的欲望，向男人献身时，她乐于说服自己，她满足了他。依仗这种有利于自己的信念，她可以对他提出要求，而不会感到屈辱，因为她想慷慨地行动。因此，在《青苗》中，渴望得到菲尔抚摸的“白衣女人”高傲地对他说：“我只爱乞丐和饥饿的人。”事实上，她灵活处事，让他采取哀求的态度。于是，柯莱特说：“她匆匆奔往那个狭窄而幽暗的王国，在那里，她的自尊心会相信抱怨是对不幸的吐露，而且她那类乞求者饮下慷慨的幻想。”德·华伦夫人是这类女人的典型，她们选择年轻的、不幸的或者地位低下的情人，为的是给予她们的欲望以慷慨的表象。但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她们专找最强壮的男人，迷恋于满足他们，而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或恐惧才做出让步。

如果说在自己设下的陷阱中占有男人的女人要设想自己献身，那么反之，献身的女人就会认为自己在占有。一天，有个年轻的女新闻记者对我说：“我呀，我是一个会占有的女人。”事实上，除了强奸，没有人真正占有另一个人，但是女人在这方面却加倍地欺骗自己。因为事实是，男人常常通过他的热情和进攻去诱惑女人，他主动地获得女伴的同意。除非特殊的情况—例如我已经举出过的德·斯达尔夫人—在女人那里情况不是这样，她几乎只能奉献自己；因为大多数男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角色；他们想唤醒女人身上特殊的骚乱，而不是被挑选出来，满足她的一般需要；作为被选出来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⁴⁾有个年轻人对我说过：“不怕男人的女人令男人害怕。”我常常听到成年男子宣称：“我害怕女人采取主动。”女人大胆地自荐，男人便躲开，他坚持要征服。因此，女人只有让自己成为猎物，才能占有，她必须变成被动的东西，顺从地允诺。如果她成功了，她会认为，这种魔咒，她是有意为之的，她会重新变成主体。但是，如果男性蔑视她，她就会有凝固成无用客体的危险。因此，如果他拒绝她的表白，她就会感到深深的屈辱。当男人认为受到玩弄时，有时他也愤怒起来，但他只不过在这件事中遭到失败，如此而已。而女人却同意让自己成为骚动、期待和许诺中的肉体，她只能通过毁掉自身去获胜，她始终是失败的。必须彻底地盲目，要么异乎寻常地清醒，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即使诱惑成功了，胜利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从公众舆论来看，男人是胜利者，他拥有了女人。人们不承认她能够像男人一样承担自己的欲望，她是欲望的猎物。不言而喻，男人把特定的力量融合到他的个体中，而女人是物种的奴隶。⁽⁵⁾有时人们把她看做纯粹的被动性：这是一个“玛丽，睡在那里，只有公共汽车不从她的身体上辗过”；这是一个工具，可以使用，是开放的；她软弱无力地屈从于骚动的迷醉，受到男性的迷惑，他像摘果子一样把她摘下来。有时人们把她看做异化的主动性：有一个魔鬼在她的子宫里跺脚，在她的阴道深处，有一条贪婪地吞吃男性精液的蛇在窥伺着。无论如何，人们拒绝认为，她是纯粹自由的。尤其在法国，人们固执地把自由的女人和轻浮的女人混同起来，轻浮的概念意味着缺乏抵抗和节制，意味着欠缺和对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学力图与这种偏见作斗争，比如在《格丽泽尔达》中，克拉拉·马尔罗强调这个事实：她的女主人公不向冲动让步，而是完成她所要求的一个行动。在美国，人们承认在女人的性活动中有一种自由，这对她非常有利。但在法国，男人即使享用了恩惠，也对“委身的女人”投以蔑视，这种蔑视仍使很多女人陷入恐慌。她们对自己引起的评语、对自己成为借口的话语感到恐惧。

即使女人蔑视流言蜚语，她在与性伙伴的交往中仍然感到具体的困难，因为舆论体现在他身上。他常常将床看做自己的进攻优势应当得到肯定的地方。他想占有而不想接受，想强占而不想交换。他企图占有女人的是超过她给予他的东西；他要求她的同意是一次败北，她喃喃地说出的话语是他从她嘴里逼出的招供；他要她承认有快感，要她承认受奴役。当克罗蒂娜迅速地顺从勒诺，以此向他挑战时，他抢在她前头，当她要献身时，他匆匆地强占了她；他逼迫她睁开眼睛注视他在他们的较量中取得的胜利。因此，在《人的状况》中，专横的费拉尔执著地打开瓦莱丽关掉的灯。如果女人是高傲的，索取的，她就作为对手接近男性；在这场斗争中，她远不及他武装齐全；首先，他身强力壮，更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我们已经看到，紧张和主动性与他的性爱是和谐一致的，而女人如果拒绝被动性，就毁掉了把她导向快感的迷醉；如果她在态度和行动中模仿支配的一方，她就达不到快感，大多数迁就自尊的女人都变得性欲冷淡。很少有男人允许他们的情人满足专横的或者施虐的倾向，而从这种顺从中获得充分的性爱满足的女人则更少。

有一条道路对女人来说远非如此艰难，这就是受虐狂的道路。对白天工作、斗争、负起责任和冒险的人来说，晚上沉溺于任性胡来是一种放松。不管是恋爱的还是天真的，女人实际上往往乐于为了满足暴虐的意愿而自我虚无化。但她还需要真正感到被支配。对于每天生活在男人中间的女人来说，相信男性无条件的优势是不容易的。有人向我举出过一个并非真正受虐狂、却很“女性化”的女人的例子，就是说她深深尝到沉溺在男人怀抱里的快乐；她从十七岁以来有过好几个丈夫和许多情人，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快乐；她成功地管理过一个很麻烦的企业，其间管过男人，她抱怨自己变得性欲冷淡，以前有过一种快乐的顺从，后来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她习惯了支配男人，因为他们的威信烟消云散了。当女人开始怀疑男人的优势时，他们的自负只会降低她对他们的敬重。在床上，正当男人想最粗野地表现自己的阳刚气时，由于他模仿男子气概，反而在内行的人看来显得幼稚可笑，他只避免了古老的阉割情结、他父亲的幽灵或者其他幻觉。女人并非总是出于骄傲拒绝向情人的任性让步，她希望与一个正在经历生活的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打交道，而不是与一个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打交道。受虐狂女人特别容易感到失望，母性的顺从，不论是令人厌烦的还是宽容的，都不是她梦想的退让。她要么应当满足于可笑的游戏，假装相信自己受支配和受奴役，要么追求所谓“高一等的”男人，希望找到一个主人，要么就会变得性欲冷淡。

我们已经看到，当两个性伙伴互相承认彼此平等时，就有可能避免施虐受虐的诱惑；在男女双方心中只要有一点谦虚和慷慨，胜利和失败的想法就会消失，爱情行为变成自由的交换。但不合常理的是，承认异性个体是和自己同样的人，对女人比对男人来说，要困难得多。正由于男性等级拥有优越地位，男人可以给予许多特殊的女人热烈的尊重，一个女人很容易去爱，她首先有能耐把情人引入不同于他的世界，一个他乐于和她并肩探索的世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她施展诡计，她在逗乐；然后，由于她的处境受到限制，依附他人，她的一切优点显得像是为了引诱，而她的错误可以原谅，司汤达赞赏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沙斯特莱夫人，尽管她们有可憎的偏见；即使女人有错误的思想，很不聪明，很不明智，很不勇敢，男人也不认为应由她负责，他认为—常常是对的—她是自身处境的受害者；他设想她本可能是什么模样，她将来会是什么模样，人们可以相信她，可以非常相信她，因为她不是确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情人很快就感到厌倦，但神秘感、吸引他和使他倾向于宽容的温情的魅力正来自它。让女人感受到对男人的友谊要难得多，因为他是自己无可挽回地成为的那种人；必须爱他眼下真实的人，而不是根据他的诺言和不确定的可能性去爱他；他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他是无可辩驳的。同他在一起，只有赞成他的行为、目的、见解，才能有友情；于连可以爱一个正统主义的女人，拉米埃尔却不会爱一个她蔑视其思想的男人。女人即使准备妥协，也很难采取宽容态度。因为男人不在她面前展现童年的绿色天堂，她在这个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中遇到他，他只带来自己。他自我封闭，明确，果断，很少促成梦想；当他说话的时候，必须倾听；他自视严肃，如果他不感兴趣，他就厌烦，他在场使人压抑。唯有很年轻的男人才用平易而神奇的成分装饰自己，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找神秘和许诺，给他们找借口，随便地对待他们，这是使他们在成熟女人看来如此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只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喜欢年轻女人。三十岁的女人转向了成年男人。无疑，她在他们中间会遇到不至于冷落她的尊重和友谊的人；如果他们毫不表现出狂妄，她就有机会了。当她希望开始一次经历、一次爱情，并能将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投入进去时，问题就在于要遇到一个她能视作平等的人，一个不至于自视优越的男人。

有人会对我说，女人一般不制造那么多的麻烦，她们把握机会，不对自己提出太多问题，再说，她们以骄傲和肉欲来摆脱麻烦。确实如此。但同样真实的是，她们把大量的失望、屈辱、悔恨和怨恨埋在自己的心底，而在男人身上找不到—一般说来—相等的情绪。男人从或多或少失败的恋爱中，几乎肯定获得过快感；她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利益；当决定性的时刻来临时，她即使冷漠，也会彬彬有礼地准备投入拥抱，有时情人是性无能，而她又可笑地轻举妄动，便要忍受损害自己名誉的痛苦；如果她没有获得快感，也会感到自己“受骗了”，被利用了；如果她感到满足，她会期望长久地留住她的情人。当她声称只考虑一次逢场作戏的短暂爱情时，很少是完全真诚的，因为快感远不能解脱她，反而缚住她；分离哪怕是所谓两厢情愿的，也要伤害她。听到一个女人亲切地提到一个旧情人，远比一个男人提到他的情人们少得多。

性爱的性质，自由的性生活的困难，促使女人倾向于一夫一妻制。可是，恋爱关系或婚姻与职业的协调，对女人来说远比对男人不容易。有时，情人或丈夫要求她放弃职业，她犹豫不决，就像柯莱特笔下的流浪女伶，她强烈期待身边有男性的热情，却又害怕婚姻的束缚；如果她做出让步，就重新成为附庸；如果她拒绝了，就只得忍受无情的孤独。今日，男人一般同意妻子保留她的职业；柯莱特·伊维的小说描写年轻女人被逼到牺牲职业，以便维持家庭的安宁，是有点过时了；两个自由存在的共同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丰富，每个人在配偶的工作中找到的是对自己独立的保证；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奴役原本是他的奴役的代价。如果男人确实是真诚的，情侣和夫妇便达到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完全平等。⁽⁶⁾男人有时甚至扮演忠仆的角色。因此，刘易斯在乔治·艾略特的身边创造了有利的气氛，这是妻子通常在至高无上的丈夫周围创造的气氛。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妻子为家庭的和谐付出代价。对男人来说，由她持家、单独照料和教育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女人也认为，结了婚，她要承担他的个人生活同样要求她的事务，她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得不到讨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会有的好处：她希望自己是个高雅的女人、出色的家庭主妇、忠心耿耿的母亲，就像传统对妻子的要求。这是一项很容易变得繁重的任务。她既出于对伴侣的尊重，又出于对自身的忠诚，承担起这项任务，因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坚持丝毫不违背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对丈夫来说，她是一个分身，同时她又是自己；她要承担他的忧虑，她要参与他的成功，如同她要关注她自己的命运，有时甚至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她在尊敬男性优越地位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仍然尊重由男人占据首位；有时她也害怕提出要求会毁掉她的家庭；她在期望自我肯定和自我消失之间摇摆，心碎欲裂。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能得到一种好处：既然她从一开始就不像男人那样有那么多的机会，她便不会先验地感到对他有罪；要补偿社会不公的不是她，她没有被要求这样做。好心的男人应该“照顾”女人，因为他比她们幸运；他会让自己受顾忌和怜悯的束缚，他有可能成为女人的猎物，由于女人没有武装，她们“难以摆脱”，“无法满足”。获得男性一样独立的女人，有很大特权在性生活上与独立的、主动性的个体打交道，他们一般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的角色，不会以弱点和迫切需要去束缚她。只不过，善于同性伙伴创造自由关系的女人，实际上很少；她们给自己铸造了锁链，他却并不想以这些锁链去束缚她们，她们对他采取恋爱的女人的态度。少女在二十年的等待、梦想、希望中，抱着遇到解放和拯救她的英雄出现的神话，在工作中获得的独立，不足以消除光荣退让的愿望。她必须完全像男孩子那样长大⁽⁷⁾，才能轻易地克服青少年时代的自恋，她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继续整个青少年时代所倾向的自我崇拜；她把自己职业上的成功，变成丰富自己形象的价值；她需要来自上天的目光显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即使她对平日衡量的男人很严厉，她仍然敬重男人，如果她遇到男人，就准备拜倒在他脚下。由一个神来辩护，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辩护更为容易；世界鼓励她相信有可能得到给予的拯救，她选择这样相信。有时，她完全放弃自己的自主，她只是一个恋爱的女人；她往往想调和；但盲目崇拜的爱情和退让的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一切思想、每一时刻，它是纠缠不休的、专横的。在职业遇到挫折的情况下，女人激动地在爱情中寻找避难的地方，她的失败表现为争吵和提出要求，情人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心灵的痛苦远远没有加倍激发她的职业热情，一般说来，相反，她恼怒这种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的康庄大道的生活方式。有个十年前在一家由女性领导的政治杂志社工作的女人告诉我，在办公室里，大家很少谈论政治，却不停地谈论爱情：这一个抱怨男人只是因为她的身体才爱她，不了解她的聪明才智；那一个则有烦言，说是男人只欣赏她的才智，却从来不关注她的肉体魅力。这个例子再次说明，要让女人能够以男人的方式去恋爱，就是说，不质疑她的存在本身，而要自由地去爱，就必须让她自认为是与他平等的人，让她具体地成为这样的人，必须让她带着同样的决心投入到她的事业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还不常见。

有一种女性职能，目前几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履行，这就是做母亲；在英国和美国，由于实行“节育”，女人至少可以自主拒绝怀孕；可以看到，在法国，女人常常被迫做痛苦的所费不菲的人工流产；女人常常要承担一个她不想要的孩子，这孩子毁掉了她的职业生涯。这个负担很沉重，是因为风俗反过来不允许女人在自认为合适的时间生育，未婚母亲令人反感，对孩子来说，非婚生是一个污点；成为母亲而不接受婚姻枷锁或者不丧失地位的人是很少的。人工授精的想法之所以使那么多的女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她们想躲避男人的怀抱，而是希望自由怀孕最终被社会接受。必须补充说，由于缺乏组织合理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一个孩子就足以使女人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她只能把孩子扔给父母、朋友或女仆，才能继续工作。她要在这两者中选择：常常被看做是痛苦挫折的不育，和难以同所从事职业调和的负担。

因此，独立的女人今日在对职业的兴趣和对性生活的操心之间抉择，她很难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这就要求她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远非从生理依据中寻找常常在女人身上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构造在什么程度上在她身上表现为不利条件。例如，人们时常寻思，月经产生什么障碍。通过活动或行动成名的女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她们的成功是否正应该归因于每月不适的程度很轻？人们可以思索，是否正好相反，选择主动的、有雄心的生活给予她们这种天赋，因为女人对她的不适的关注加剧了这种不适；女运动员、行动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不介意自己的痛苦。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见过有些体格强壮的女人每个月要在床上躺上二十四小时，忍受无情的折磨，但她们的事业从未因此而受到阻碍。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适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妇科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正由于我所说的精神紧张，由于女人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其中挣扎的矛盾，她们一直疲乏不堪，用尽她们的力气；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病痛是想象出来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处境，是真实的，强烈的。但处境不取决于身体，是身体取决于处境。因此，当工作的女人在社会上拥有她该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损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会大大有助于她的生理平衡，不让她只是一味关注身体。

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与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难。

女人首先在成长时期便处于低下的地位，我在谈及少女时已经指出过了，但必须回过头来更准确地再谈一谈。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十四岁的小姑娘在一次调查中宣称：“男孩更好，他们更容易工作。”少女深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家长和教师都承认，女孩的水平低于男孩，学生也就乐意这样认为；实际上，在中学里，尽管课程相同，她们的素养要低许多。比如，除了一些例外，哲学课程的女生班水平明显低于男生班，许多女生不愿继续学下去，她们学得很肤浅，还有一些女生缺乏竞争动力。只要考试容易，她们的不足还不太显示出来；但到严格的考试，女生便意识到欠缺；她不是归因于教育的平庸，而是归因于对女性不公正的诅咒；她忍受着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她说服自己，她的成功机会只在于耐心和用功；她决定吝啬地节约自己的力量，这是很糟糕的盘算。尤其在要求有点创造、创新、新构思的学习和职业中，功利态度是有害的；就翻译希腊文来说，谈话、课外阅读、散步时自由遐想，也许比平庸地堆砌长句更为有用。过于认真的女生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重负压垮，眼光狭隘，扼杀了身上的批判意识和智慧。她有条不紊的顽强精神造成紧张和厌烦，在准备参加塞夫勒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的女生班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任何有点生动个性的人泄气。女考生给自己制造一个苦役监，却一心想逃遁出来；她一合上书，便想起完全不同的事。她不知道学习和娱乐相结合、精神历险具有虎虎生气的丰富时刻。她受到任务的徒劳无益的压抑，越来越感到力有未逮。我记得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女大学生，在谈到男女都要参加的哲学考试时说：“男孩子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我们呢，我们至少需要四年。”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康德的一本著作列在她的必读书目上：“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这是一本给巴黎高师男生看的书！”她似乎设想，女人可以降低分数通过考试。事先就被打败，实际上是将一切胜利机会让给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对平淡的成功很容易凑合过去，她不敢定高标准。她只受到肤浅的培训就开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负。在她看来，自食其力往往是相当大的优点；她本来可以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男人；为了继续保持独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却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一旦她选择做某件事时，她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个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说：“如果我是男人，我会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国占据这样岗位的唯一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种谦虚中有着谨慎。女人担心，想走得更远会自毁前程。必须说，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脚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上层等级敌视来自下层等级的新贵：白人不去看黑人医生，男人不去看女医生；但是，下层等级的人充满特有的自卑感，时常对战胜命运的人怀有怨恨，会宁可投向主人；特别是，大多数囿于崇拜男人的女人，热衷于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办公室主任，等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级，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总是对她有点优越感；身为女人，如果不是一种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须不断争取起先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开始，她是可怀疑的，她必须做出表现。如果她有价值，她要表现出来，人们是这样断定的。但价值不是一种既定的本质，这是幸运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感到不利的偏见压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克服它。起始的自卑情结正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导致自卫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权威的矫枉过正。例如，大部分女医生要么太有权威，要么太少权威。她们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令人害怕，因为她们的整体生活使她们诱惑人，而不是指挥人；喜欢受支配的病人，会由于简单做出的劝告而感到失望；女医生意识到这一事实，采取严肃的声调和说一不二的口气；这时，她没有自信的男医生身上吸引人的坦率和善。男人习惯使人敬服，他的主顾相信他的能力，他可以随意行动，他肯定给人深刻印象。女人不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安全感，她故作高傲，她夸大，她做得过分。在事务和管理中，她表现得一丝不苟、吹毛求疵、动辄咄咄逼人。就像在学习上，她缺乏从容、奔放和勇气。为了成功，她变得拘谨。她的行动是一系列的挑战和对自己的抽象肯定。这是缺乏自信产生的最大弊端：主体不能忘掉自己。这个主体不能豪迈地奔向一个目标，而力求做出别人要求的价值表现。在大胆地投向目标时，会有遭受挫折的危险，但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谨慎会导致平庸。在女人身上很少遇到对冒险、不求结果的体验的兴趣和没有功利的好奇心；她力图“从事一门职业”，就像别人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围困，没有胆量砸烂天花板，不能热情地投入计划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做一项内在性的事业，她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通过对象指向主体的成功。例如，在美国女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十分惊人的态度。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能够做好它，但她们并不热衷于任务的内容。同样，女人倾向于过分重视微小的失败和平常的成功；她时而泄气，时而趾高气扬；当成功在意料之中时，还可以平常之心对待，如果成功出乎意料，则变成令人陶醉的胜利；女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卖弄炫耀微小的成绩，理由就在于此。她们不断回头观看，衡量走过的路，这就中断了她们的冲劲。她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却无法实现伟大的行动。必须补充说，许多男人也只能筑造平凡的命运。只是与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相比较，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我们看来是让人牵着鼻子走。我提出的理由足以解释这一点，但丝毫不能担保未来是怎样的。今日的女人要做出丰功伟业，最需要的是忘掉自己，但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须坚信从今以后找到自我。女人刚来到男人世界，得不到男人的多少支持，还过于专心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由于她们的职业远远没有损害对女性身份的确立，而是加强了它，所以这些见解并不适用于她们；这些女人力图通过艺术表演，超越她们所构成的既定：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在三个世纪中，几乎只有她们在社会中拥有具体的独立，至今她们仍然在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以前，女演员受到教会诅咒，这种极度的严厉却总是给予她们很大的生活自由；她们常常近乎风流，像交际花一样，她们一大部分时间在陪伴男人中度过，但她们自食其力，在她们的工作中找到生存的意义，逃避了她们的枷锁。她们享受到的巨大好处，就是她们职业上的成功有助于—如同男人的情况那样—提高自身性的地位；她们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同时，也作为女人自我实现了，她们没有在矛盾的愿望中受折磨；相反，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证实了自恋的正当性：打扮、美容、魅力，属于她们的职业责任；对迷恋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展现她是怎样的，普普通通地做事，那是很大的满足；这种展现同时要求相当多的技巧和研究，用若尔热特·勒布朗的话来说，显现为行动的代用品。一个杰出的女演员目标会更高：她以表现既定的方式来超越既定，她将真正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造者，在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同时，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

但这些不多的优势也隐藏着陷阱：女演员非但不把她对自恋的纵容、她获得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相结合，反而常常陷入到自我崇拜或者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谈到过那些假“艺术家”，她们仅仅在电影或戏剧中寻求“成名”，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男性支持的便利，与职业的风险和一切真正的工作包含的严峻相比，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的渴望—丈夫、家庭、孩子—和对爱情的迷恋，并不总能轻易地与成功的意愿相协调。尤其女演员对自我的欣赏，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了她的才能；她幻想自己一露面就足够分量，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首先关心的是突出自己的脸，牺牲扮演的人物，做出蹩脚的表演；她也不够慷慨到忘记自己，这就使她失去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拉歇尔、杜丝一类演员是罕见的，她们克服了这个障碍，把她们的个体变成她们的艺术工具，而不是在艺术中看到她们的自我的奴仆。蹩脚的女演员在私生活中会加剧一切自恋的弊端，她会表现出虚荣、动辄易怒、做作，把全世界看做一个舞台。

今日，表演艺术不是提供给女人的唯一途径，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尝试创作活动。女人的处境促使她在文学艺术中寻找出路。她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不是从它的普遍面貌中，而是通过特殊的幻象去把握它；对她来说，它不是一个工具和概念的总体，而是一个感觉和激动的源泉；她对在事物包含的无根据和秘密的因素中显现的品质感兴趣；她采取一种消极的、拒绝的态度，没有淹没在真实中，她用文字来对抗真实；她通过自然寻找自己心灵的形象，她沉湎在遐想中，她想触及到她的存在，她注定要失败；她只能在想象的领域里弥补她的存在。为了不致让一无用处的内心生活沉没在虚无中，为了确定自身，对抗她在反抗中忍受的既定现实，为了创造一个世界，不同于她无法实现自我的世界，她需要表现自己。因此，众所周知，她喋喋不休，是个蹩脚作家，她在谈话、书信、私人日记中倾诉衷情。她有一点抱负就够了，她写回忆录，把自传改编成小说，在诗歌中抒发情感。她有的是空闲，有利于这些活动。

但是，将女人推向创作的环境本身也构成往往无法克服的障碍。当她决定绘画或写作，唯一目的是填补她的日子的空虚，画作和随笔会被看做“妇人之作”，她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几乎具有同样的价值。女人常常是在绝经的时候，为了填补她生存的缺陷，才投向画笔或者羽笔，为时已晚，由于缺乏认真的培养，她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者。即使她相当年轻就开始尝试，也很少把艺术看做严肃工作；她习惯于无所事事，在生活中从来不感到纪律的严格必要性，她不能作持续的和持久的努力，不能强制自己获得扎实的技巧；她不屑于不会问世的、要上百次毁掉又重新拿起的工作，厌恶成效不大的、孤独的摸索；由于从童年起，别人就教她如何讨人喜欢，教会她弄虚作假，她希望用诡计来摆脱困难。这是玛丽·巴什基尔采娃所承认的：“是的，我没有花苦功去绘画。今天我自我观察……我在弄虚作假……”女人乐于装出工作的样子，其实她不在工作；她相信被动性的魔力，把咒语和行动、象征性的动作和有效的行为混同起来；她伪装成美术系的学生，用成套的画笔武装自己；她待在画架面前，目光在白色画布和镜子之间来回移动；可是花束、盛苹果的高脚盘，不会自动刻写在画布上。女人坐在书桌前，酝酿着朦朦胧胧的故事，设想自己是个作家，给自己一个平静的托词，但必须在白纸上画出符号，必须让这些符号在别人看来具有意义。于是弄虚作假暴露出来了。为了讨人喜欢，制造海市蜃楼就足够了，但艺术作品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坚实的物象，为了建造它，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柯莱特不仅仅依靠她的才华或气质，就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她的笔往往是她的谋生工具，她要用笔细致地工作，正如一个优秀的工匠使用他的工具那样；从“克罗蒂娜”系列到《黎明》，文学爱好者变成职业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出色地表明严格的学徒训练是大有裨益的。但大多数女人不明白她们的沟通愿望所提出的问题，这正是造成她们怠惰的大部分的原因。她们总是自认为是既定的；她们相信她们的优点来自驻留在她们身上的雅致，而且不认为价值可以自行获取；她们为了吸引人，只知道表现自己，不管她们的魅力起不起作用，她们对魅力的成功与失败没有任何控制力；她们设想，为了自我表现，以相同的方式表现本来面目就足够了；她们非但不反复思考去设计她们的作品，反而相信作品的自发性；写作或微笑，对她们来说是一样的，她们碰运气，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她们若是很自信，会期待书或画不费力气就获得成功；她们若是胆小，一点批评便使她们泄气；她们不知道吃一堑会长一智，她们把错误看做不可弥补的灾难，就像畸形一样。因此，她们时常表现出于己有害的易怒，她们只在愤怒和泄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不幸的是，自发性不是表面那样简单的行为，老生常谈的悖论—正如波朗⁽⁸⁾在《塔布之花》中所解释的—就在于它常常和主体印象的直接表达相混同；以至于当女人不考虑他人，献出她心中形成的形象，自以为是最特殊的时，只不过重新制造平庸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向她指出这一点，她会很惊讶，感到气恼，把笔扔掉；她没有意识到，读者是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阅读，一个崭新的形容语可以在他的记忆中唤起许多陈旧的回忆；当然，善于勾起内心鲜明的印象，使印象浮出语言的表面，是一个宝贵的禀赋；人们赞赏柯莱特身上的自发性，这在任何一个男作家身上是碰不到的，但是—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相抵触的—在她身上是一种经过思考的自发性，她拒绝某些素材，仅仅慎重地接受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非但不把词语把握为人际关系和对他者的呼唤，反而从中看到其情感的直接表露；似乎选择、删除是放弃一部分自我；她丝毫不愿做出牺牲，因为她乐于是她所是，她不希望变成他者。她的贫乏的虚荣心来自这个事实：她珍爱自己，不敢构造自身。(www.daowen.com)

正因此，这群想舞文弄墨的女人，只有很少数能持续下去；甚至越过这第一道障碍的女人，也往往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徘徊。不善于忘掉自己，这个缺陷压在她们身上，比在任何其他职业中更为沉重；如果她们的本质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满足于形式上的成功，她们就不会投身于观察世界，她们将不能重新塑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决心画画，因为她想出名；成名的念头使她与现实隔绝；其实她不喜欢绘画，艺术只是一种手段，她空泛的抱负并不能向她揭示一种色彩或一副面孔的意义。女人不但不肯慷慨地投身于她从事的事业，反而常常把事业看做她的生活的普通装饰；书和画只是一种非本质的媒介，能让她公开展示这本质的现实：她自己这个人。因此，她这个人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令她感兴趣的主题：维热—勒布仑夫人⁽⁹⁾不倦地将自己微笑的母亲形象凝固在画布上。即使女作家谈到普遍的题材，她谈论的仍然是她自己，读者阅读这类戏剧性的轶事时，总能得知作者的高矮和肥瘦，头发颜色和性格特点。当然，自我并不总是可憎的。很少有书比某些忏悔更激动人心了，但这些忏悔必须是真诚的，作者确有东西忏悔，女人的自恋不仅没有丰富她，反而使她贫乏；由于除了注视自我，什么事也没做，她使自己虚无化；她对自己的爱一成不变，她在自己的著述中没有透露本真的体验，而是推出用陈词滥调建造起来的想象的偶像。人们不会指责她像邦雅曼·贡斯当和司汤达那样，投射到自己的小说中。不幸的是，她常常把自己的身世看成一个愚蠢的童话。少女以大量神奇的事掩盖其粗俗程度令她害怕的现实。可悲的是，她一旦成年，便把世界、她的人物和她本人淹没在诗意的迷雾中。当真相从乔装打扮中显露出来时，有时获得迷人的成功。在《灰尘》或《恒久的宁芙》的旁边，有多少乏味的、难以卒读的消遣小说啊！

女人企图摆脱这个常使她感到被埋没和不被理解的世界，是很自然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奈瓦尔和爱伦·坡那样的作家一样大胆地飞跃。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她的胆怯辩护。取悦人是她最操心的事；她常常担心由于她写作，作为女人令人不快，女才子这个词，虽然有点过时，仍然唤起令人不快的反响；她更没有勇气作为作家而令人不快。创新的作家，只要没死，总是让人震惊；新颖令人不安和不舒服；女人仍然惊讶于和满足于在属于男人世界的思想界、艺术界受到赞赏，她乖乖地待在那里；她不敢扰乱人、探索和发脾气；她觉得应该通过谦虚和高品位让别人原谅她的文学抱负；她把希望寄托在墨守成规的可靠价值上；她把人们期待她的个人色调勉强引入文学，她通过某些精选的优雅、媚态和矫揉造作，提醒别人，表明她是个女人；因此，她擅长写作“畅销小说”；不应该期望她在未曾探索过的道路上冒险。并非女人在行为和感情上缺乏创新性，有一些女人如此独特，真该把她们关起来。在整体上，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比她们拒绝其约束的男人更加古怪，更加反常。她们正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谈话中和通信中表现出奇特的天才。如果她们尝试写作，便感到被文化的天地所压垮，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天地，她们只会结结巴巴说话。反之，选择按照男人的技巧去议论和表达的女人，便会一心想扼杀她所不信任的独特性；她会像女大学生一样，很容易变得用功和卖弄学问；她会模仿严格和男性的刚劲有力。她会变成一个出色的理论家，获得扎实的才能，但她会强制自己放弃一切在她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很狂热，有些女人有才能，却没有女人将两者融合创造出天才。

首先，这种理性的节制至今决定了女性才能的限制。许多女人已经识破—她们越来越识破—自恋和虚假神奇的陷阱，但任何女人都从来没有蔑视过谨慎小心，试图越出既定世界。当然，首先有许多女人接受社会的本来面目；她们是资产阶级的出色颂扬者，因为她们在这个受威胁的阶级中代表最保守的成分；她们用精心挑选的形容词展现所谓“上层”文明的高雅；她们颂扬资产阶级的幸福理想，以诗意的色彩掩盖本阶级的利益；她们制造目的在于说服女人“做女人”的谎言；古老的房子、畜栏、菜园、鹤发童颜的老祖母、淘气的孩子、洗涮、果酱、家庭聚会、打扮、沙龙、舞会、不幸而又模范的妻子、忠诚和牺牲之美、夫妇之爱的细微痛苦和巨大快乐、青年时代的梦想、成熟的忍让，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女小说家已经探索过这些题材，直至用尽；她们从中获得荣誉和金钱，可是并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反叛的女性，她们指责这个不公正的社会；提出要求的文学可以产生强有力的、真诚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反抗中汲取了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细腻而有戏剧性的印象；但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指出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不得不消极地花费那么多的精力，以便摆脱外界束缚，以致她们到达有远见卓识的男性作家作为出发点的阶段时已经气喘吁吁；她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利用她们的胜利，挣断束缚她们的所有绳索，例如，在她们那里找不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潇洒，也找不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她们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丰富经验。因此，《米德尔马契》⁽¹⁰⁾这本出色的书比不上《战争与和平》，《呼啸山庄》尽管很有气势，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¹¹⁾的意义。今日，女人要自我确立，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困难了，但她们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千百年来将她们限制在女性中的规范。比如，清醒是她们合理地引以为豪的胜利成果，但她们有点过快地满足了。事实是，传统的女人是一种受骗的意识和一种欺骗的工具；她试图掩盖自身的附属性，这是同意附属性的一种方式；揭露这种附属性，已经是一种解放；玩世不恭是反对屈辱和羞耻的一种防卫，这是承认自我的开始。女作家想变得清醒，为妇女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但是她们—一般说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于关注为这个事业服务，以致面对世界不能采取这种能打开更广阔视野的无私态度。当她们撩开幻想和谎言的面纱，就以为做得够多了。这种消极的大胆仍然让我们面对一个谜。因为真理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在指出真理之后，必须思考它，重新创造它。不受愚弄是很好的，但一切要由此再开始；女人为了消除幻想已经耗尽勇气，恐惧地在现实的门槛前止步。因此，有些女性的自传很真诚动人，但没有一部能够与《忏悔录》和《爱好自我分析者回忆录》⁽¹²⁾相比。我们仍然太热衷于看得清晰，以致不想越过这清晰穿透其他黑暗。

有个作家对我说：“女人从来不超越机遇。”这十分正确。她们仍然惊异于得到允许探索这个世界，她们列出探索的清单，却不想发现其中的意义。她们有时擅长对既定事物的观察，她们成为出色的记者，任何一个男性记者都没有胜过安德蕾·维奥利关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报道。她们善于描绘气氛、人物，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让我们看到人物心灵的秘密活动：薇拉·凯瑟、伊迪丝·华顿、多萝西·帕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尖锐而细致的方式描绘人物、气候和文明。她们很少成功地塑造出像希思克厉夫这样有说服力的男主人公，她们在男人身上几乎只把握男性；但她们时常成功地描绘出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经验、世界；她们热衷于对象的隐秘内容，迷恋于自己感受的特殊性，以美妙的形容词和肉感的形象传达她们最新的体验，她们的词汇一般比句法更出色，因为她们更关注的是事物而不是它们的关系；她们不追求抽象的典雅，反过来，她们的话语谈论感觉。她们最热衷探索的领域之一是自然；对少女和没有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自然代表男人眼中女人本身所代表的东西：她自身和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亡的地方；她的一切都在他者的面目下。女小说家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菜园时，会向我们最亲密地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有许多女人将活力和季节的奇迹封闭在瓶瓶罐罐和花坛之中；其他没有将植物和动物圈起来的女人，却试图通过给予它们的关爱，将它们化为己有，就像柯莱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很少有女人在非人的自由中接触自然，企图辨别出其外在意义，深陷其中，以便与这另一种在场结合，卢梭闯出的这条道路，几乎只有艾米莉·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有时是玛丽·韦布才冒险进入。更进一步，穿越既定，探索其秘密的维度的女人屈指可数：艾米莉·勃朗特探问过死亡，弗吉尼亚·伍尔夫探问过生命，曼斯菲尔德有时—不是常有—探问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这样的作品。她们不质疑人类状况，因为她们仅仅开始能够全面地承受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一般缺乏形而上的反响，也缺乏黑色幽默；她们没有悬置世界，她们没有对世界提出问题，她们没有揭露世界的矛盾，她们认真地对待世界。再说，事实是，大多数男人也有同样的局限。当人们把女人和少数几个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对比时，女人便显得平庸了。限制女人的并不是命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为什么她未能—为什么她也许很久都不能—达到最高峰。

艺术、文学、哲学是在人的自由，即创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尝试，首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一种自由，以便拥有这样的抱负。教育和习俗强加于女人的局限，限制了她对世界的控制；当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的战斗过于艰巨时，就不可能摆脱这种限制；然而，如果想尝试重新把握斗争，首先必须在极端的孤独中崭露头角，女人首先缺乏的是在焦虑和自尊中练习适应孤单和超越性。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写道：

我所羡慕的是，独自散步、来来去去、坐在杜伊勒利花园长凳上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以为有人陪伴，或者到卢浮宫去，必须等她的车、她的女伴、她的家人时，女人就可以享用她所看到的事物，那是太天真了！……女人缺乏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能真正做到有所作为。由于这种愚蠢的不断的妨碍，思想受到约束……这足以让翅膀垂落下来。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重大原因之一。

事实上，为了成为一个创造者，自我培养，也就是说把看戏和知识融合到自己的生活中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超越性的自由活动去掌握文化；必须让精神连同它所有的财富投向空无的天空，并且移居那里；如果千百种联系把创造者滞留在大地上，创造者的冲动就破灭了。无疑，今日少女可以独自出门，在杜伊勒利花园闲逛；但我已经说过，街道多么敌视她，到处有眼睛和手在窥伺她；不管她是昏昏然地漫游，胡思乱想，不管她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点燃一支香烟，还是独自上电影院，随即便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她必须通过打扮和衣着引起尊重，这种操心把她束缚在地上和自身。“翅膀垂落下来。”托·爱·劳伦斯独自骑自行车在法国长途漫游，人们不会允许少女投入这样的远足，她更不可能像劳伦斯那样一年以后徒步到半荒漠的危险地方去冒险。但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时，沉醉在自由和发现的个体，学会把整个大地看做他的采邑。女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上暴力课的权利，我说过，她弱不禁风，使她趋向于被动性；当一个男孩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感到他能够靠自身处理自己的事；至少作为补偿，需要让少女知道，采取运动和冒险的主动性、克服障碍的自豪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是不。她在世界之中可能感到孤独，她永远不能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地挺身面对世界。一切都促使她让自己受困，受到外界生存的支配，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不幸或失宠常常是多重考验，正是孤独令艾米莉·勃朗特写出一本狂放有力的书；面对大自然、死亡和命运，她只期待自救。罗莎·卢森堡长得丑，她从来没有试图沉浸在对自我形象的崇拜中，成为自我的对象、猎物和陷阱，从青年时代起，她整个就是精神与自由。即便如此，女人很少充分承受与既定世界令人焦虑的亲密接触。包围她的束缚和压抑在她身上的整个传统，妨碍她对世界的责任感，这就是她平庸的深刻理由。

那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肩负起世界重任，他们多少摆脱了这重负，成功地重建世界，或者失败了，但首先他们承受了这巨大的重负。这正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无法做到的。为了把世界看做属于自己的，为了对世界的错误感到负有责任，对它的进步感到光荣，必须属于特权阶级；只有那些掌握世界领导权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改变世界、想象世界、揭露世界的同时为世界辩护；只有他们才会在世界那里认出自己，力图在世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类可以化身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然而，在我们看来堪称表率的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凡·高怎么会生为女人呢？一个女人不会被派到博里纳日⁽¹³⁾去采风，她不会把人类的苦难看做自己的罪过，她不会想要赎罪，因此，她永远不会描绘凡·高的向日葵。更不用说她无缘这位画家的生活方式—在阿尔勒的孤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妓院，一切孕育了凡·高感受和艺术的东西。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在怀疑和不安中，不会看出被逐出天堂的人类的焦虑。几乎只有圣德肋撒在完全的孤单中为自身经历人类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原因了。她超越人间的等级，和圣十字若望一样，感到自己头顶上令人放心的天花板。两者都有同样的黑夜，同样的光辉，在自己身上同样的虚无，在天主那里同样的充实。最后，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怀疑、自身的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只要她仍然需要为成为人而斗争，她就不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为了解释她的局限，就必须再一次提到她的处境，而不是她的神秘本质，未来仍然向她敞开。人们争先恐后地认为，女人不具有“创造天才”，例如，以往著名的反女性主义者玛尔特·博雷利夫人就持这样的论点。但她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女性无逻辑和愚蠢的生动证明，因此她的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况且，既定的创造“本能”的概念，就像“永恒女性”的概念一样，应该扔到古老的实体壁橱中。有些厌恶女人者更加具体地认为，女人作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会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同样常常宣称，天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足以表明，心理和生理上的失衡并不意味着无能和平庸。至于从观察历史得出的论据，刚才已经讲过必须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不能被看做确立了永恒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当完成一部天才作品，甚至仅仅一部简短的作品的一切可能性被拒绝时，女人怎么会有天才呢？古老的欧洲以前蔑视野蛮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作家：“在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生存吧，”杰斐逊⁽¹⁴⁾大体这样回答。对于那些指责他们没有产生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种族主义者，黑人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者也不能以任何名字去对抗拉辛或者马拉美的名声。自由的女人仅仅正在产生，当她自我确立时，她也许会证实兰波的预言：“诗人会出现！当对女人的无限奴役被粉碎时，当她为自身和通过自身生活时，男人—至今是可恶的—把她打发走，她也就会成为诗人！女人会找到未知的东西！她的观念世界会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吗？她会找到古怪的、深不可测的、令人厌恶的、美妙的东西，我们会理解这些东西。”⁽¹⁵⁾不能确定的是，她的“观念世界”是否与男人的观念世界不同，因为女人是在与男人同化的基础上才获得解放的；想知道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会是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又会有何等重要性，那就必须冒险做非常大胆的预想。可以肯定的是，至今女人的发展可能性被扼杀了，为了人类而失去了，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她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尝试各种机会吧。

(1)　我在卷Ⅰ的第二部《历史》第五节中说过，对在外工作的女人来说，家务劳动是非常繁重的。—原注

(2)　我们在卷Ⅰ中已经考察过她们的状况。同上。—原注

(3)　作者—我忘了他的名字，似乎不必急于弥补这种遗忘—长时间解释，怎样可以训练好他们，以满足无论哪一种女顾客，必须强加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等等。—原注

(4)　这种情感与我们指出过的少女身上的情感是对等的。只不过少女最终屈从了她的命运。—原注

(5)　我们在卷Ⅰ第一章中已经看到，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对称恰恰不是在欲望产生时出现的，它出现在生育时。女人和男人在欲望中都同等地承担自然功能。—原注

(6)　看来，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的生活在一段时间里属于这类成功的例子。—原注

(7)　就是说不仅用同样的方法，而且在同样的环境中，尽管教育家做出一切努力，这在今天是不可能做到的。—原注

(8)　Jean Paulhan（1884—1968），法国作家、编辑，曾主编《新法兰西杂志》，在德军占领期间创办《法兰西文学报》和子夜出版社，著有《塔布之花》、《诗歌的窍门》、《非形象艺术》等。

(9)　Elisabeth Vigée-Le Brun（1755—1842），法国女画家，跟父亲学画，后成为王后的肖像画家，晚年撰写回忆录。

(10)　Middlemarch，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

(11)　The Brothers Karamaz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12)　Souvenirs d'égotisme，司汤达的作品。

(13)　Borinage，比利时盆地，从蒙斯延伸到法国边境，这里成为凡·高作画的背景。

(14)　Thomas Je f 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起草《独立宣言》。

(15)　见《1781年5月15日致皮埃尔·德默尼的信》。—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