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从古希腊直到今天，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女人的状况经历了表面变化，但仍然是一样的，是它确定了所谓的女人“特征”：她“沉溺在内在性中”，她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她没有真实的观念，也没有准确的观念，她缺乏道德，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爱说谎、会做戏、自私……在所有这些断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只不过，人们所揭露的行为不是激素给予女人的，也不是在她的大脑机能区域中所能预见到的，这些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我们将从这一观点出发，力图对这一处境做出综合的考察，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有某些重复，但将会使我们从经济、社会、历史的制约总体中把握“永恒的女性”。

人们有时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相对立，但必须再一次强调，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自主的封闭的社会；她们与男性统治群体结合在一起，在群体中占据一个附属地位；她们只是作为同类通过一种机械的一致而联结在一起的，她们之间没有那种统一的共同体赖以建立的有机一致；她们总是竭力—在埃莱夫西斯秘仪时代，如同在今天的俱乐部、沙龙、宗教性缝纫工场中—联合起来，确立一个“反宇宙”，但她们仍然从男性世界中去设立它。她们处境的矛盾由此而来，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接近少女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更难坚持住，因为对于成年女人来说，不再仅仅是通过象征去梦想她的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女人自己也承认，世界整体而言是男性的；正是男人塑造了它，支配了它，今天仍然在统治它；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可以理解，她是低一等的、从属的；她没有上过暴力课，她从来没有作为主体出现在群体的其他成员面前；她封闭在自己的肉体和住宅中，面对确定目的与价值、长着人面的神，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种意义上，把她判定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的说法很有道理；人们也把工人、黑奴、殖民地的土著人说成是“大孩子”，只要他们不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毋庸置疑地应该接受其他人为他们提供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服从和尊敬。她甚至在思想上也没有控制住她周围的现实。在她看来，这是不透明的存在。事实上，她没有经过能让她支配物质的技术训练的见习期；她不是同物质而是同生命打交道，而生命不会任凭工具来支配，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世界在女人看来不像海德格尔所定义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的之间的“工具总体”，相反，它要进行顽强抵抗，难以制服；它受命运支配，充满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血肉在母亲的肚子里变成了人，其神秘是任何数学都不能放进方程式的，是任何机器都不能使之加速或放慢运行的；她感到最灵巧的机器都不能分割或增加的时间的抵抗；肉体顺从月相变化的节奏，岁月先是使之成熟，然后使之损伤，她在这肉体中感受到这种抵抗。每天，下厨也教会她耐心和被动，这是一种炼金术，必须服从火与水，“等待糖溶解”，面团发酵，衣服晾干，果实成熟。家务劳动接近技术操作，但是，这过于初级，过于单调，不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再说，甚至在这方面，事物也会反复无常；有些织物在洗涤中“恢复原状”，有些则不“恢复原状”，有些污垢洗得掉，有些则老是洗不掉，有些东西自动碎裂，有些灰尘像植物一样发芽。女人延续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时期的精神状态，她相信魔力。她被动的性欲让她发现了欲望不是意志，也没有攻击性，而是像使测水源的摆锤摇摆的那种吸引力；单单她的肉体在眼前，便使男性的性器官肿胀和勃起；为什么隐藏的液体不会使榛树棒颤动呢？她感到自己被波浪、辐射、液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星相学、对物体放射的特种感应能力、梅斯麦⁽¹⁾的动物磁气试验、神智学、旋转桌、通灵人、江湖医生；她把原始迷信引入宗教中：点蜡烛、还愿物，等等；她认为圣徒身上体现了大自然的古代精灵：这一个精灵保护旅行的人，那一个保护产妇，另外一个找到丢失的物品；当然，任何奇迹都不会使她惊奇。她的态度将是驱魔和祈祷，为了获得某个结果，她会服从某些灵验的仪式。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墨守成规；对她来说，时间没有产生新事物的维度，这不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涌现；因为她注定要多次重复，她在未来中只看到过去的一个复本；如果知道这个词和这个惯用语，时间就与生育力联结起来，但是生育本身服从月份和季节的节奏；每次怀孕、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相同地再现前一次周期；在这个循环的活动中，只有时间的变化造成缓慢的毁坏，它损耗家具和衣服，也毁损面容；生育力逐渐被岁月的流逝所摧残。因此，女人不信任这种剧烈地毁坏的力量。

她不仅不知道能够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是什么，而且迷失在这个世界中间，就像在浩瀚而朦胧的星云中心。她不懂得运用男性的逻辑。司汤达注意到，如果逼不得已，她能够像男人一样灵活地运用这种逻辑。但她几乎没有机会利用这个工具。三段论既不能用来做成蛋黄酱，也不能使孩子的哭闹平静下来，男人的推理能力不适合于她体验过的现实。既然她什么事也不做，在男人的王国，她的思想由于不能进入任何计划，也就不能区别于梦想；她没有真实感，缺乏工作效率；她只同形象和字句打交道，因此，她毫无困难地接受最矛盾的说法；她很少操心廓清无论如何她力有不逮的领域的奥秘；这方面，她只满足于极其模糊的知识，她混淆党派、见解、地点、人物、事件；在她的头脑里是一片古怪的混乱。总之，明察秋毫不是她的事，人们教导她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为自己批评、审察、判断。她信赖那个高等级。因此，在她看来，男性世界是一个超越性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神，女人崇拜神。”男人不能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制造的偶像面前，但当女人在路上遇到这些巨大的塑像时，她们不能想象，它们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她们会温顺地下跪。⁽²⁾特别是她们喜欢让秩序、法律体现在一个领袖身上。在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主神；男性的神奇本质应当集中在一个原型身上，父亲、丈夫、情人只是它不确定的反映。要说她们对这个伟大的图腾顶礼膜拜是出于性欲，那是有点可笑了；事实是，面对这个主神，她们充分满足了童年时顺从和跪拜的梦想。在法国，布朗热⁽³⁾、贝当、戴高乐⁽⁴⁾，这几位将军一向受到女人拥戴；人们也记忆犹新，《人道报》的女记者以何等激动的笔调报道铁托⁽⁵⁾和他漂亮的军服。这个将军，这个独裁者—目光锐利，下巴坚毅—是严肃的世界所要求的圣父，是一切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正是从自己的无能和无知中产生了对英雄和男性世界的法律的尊敬；她们不是通过判断，而是通过一种信念去承认它们，信念以其不是一种知识而获得狂热的力量，它是盲目的、热烈的、固执的、愚蠢的；它设立的东西，是无条件设立的，反对理性、反对历史、反对一切揭穿谎言。这种顽固的尊敬会按情况不同呈现两种面貌：女人狂热地支持的时而是法律的内容，时而仅仅是它空洞的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社会秩序得益的、享有特权的精英，她会希望这种秩序不可动摇，以她的坚定不移引人注目。男人知道，他可以重建其他制度、另一种伦理、另一种法规；他把自己把握为超越性，也将历史看成是生成；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让自己的行动和思想适应发展；没有参与历史的女人不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她不相信未来，希望阻止时间前进。如果人们把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树立的偶像打倒，她感到无法填满这片天空，就会激烈地保卫它们。在南北战争期间，拥护南部同盟的人中没有人比女人更加狂热地维护奴隶制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⁶⁾中，在法国攻打巴黎公社期间，表现得最疯狂的是女人；她们力图以展示感情的强烈弥补她们的缺乏行动；胜利时，她们像鬣狗一样扑向战败的敌人；溃败时，她们执著地拒绝一切和解；由于她们的思想只是态度，所以她们并不在乎捍卫最过时的事业，她们在一九一四年会是正统派，在一九四九年则是沙皇的支持者。男人有时微笑着鼓励她们，他乐于看到自己极其有分寸地表达的见解，在她们身上以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有时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愚蠢和固执的一面感到恼火。

女人只是在融为一体的文明和阶级中，才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面貌。一般说来，由于她的信念是盲目的，所以她尊重法律只是因为这是法律；即使法律改变了，它仍然保持威信；在女人看来，强权创造公理，因为她承认男人的权利来自力量；因此，当一个群体解体时，她们首先扑到胜利者的脚下。她们一般说来接受既存事物。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逆来顺受。当人们从庞贝城的灰烬中挖掘出遗体时，注意到男人是在反抗的姿态中凝固住的，向上天挑战，或者企图逃跑，而女人却弯腰曲背，蜷成一团，面孔朝向地面。她们知道自己无力抗拒事物：火山、警察、老板、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是受苦的。这是生活……女人对此无能为力。”这种逆来顺受产生了耐心，人们时常赞赏她们身上的这种品质。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痛苦；当情况需要时，她们能够坚忍不拔，许多女人缺乏男人的攻击性勇气，却以被动的抗拒那种镇定顽强引人注目；她们比丈夫更加坚强有力地面对危机、贫困、不幸；她们尊重仓促行事决不能战胜的时间，所以不衡量自己的时间；当她们以沉着坚定的态度做事时，有时获得光辉的成就。谚语说：“女人希望的总能做到。”在一个慷慨的女人身上，逆来顺受表现为宽容，她接受一切，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事物都不能异于本来面目。骄傲的女人可以将逆来顺受变成一种高傲的品德，就像德·沙里埃尔夫人那样在坚忍中保持高傲。但逆来顺受也产生一种徒劳的谨慎；女人总是力图保存、弥补、安排妥帖，而不是毁灭与重建；她们更喜欢妥协、和解而不是革命。在十九世纪，她们构成工人解放事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只有一个弗洛拉·特里斯坦、一个路易丝·米歇尔，可是有多少个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恳求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铸成错误。可以理解，如果非要受苦，她们宁愿忍受常规，而不是去冒险，她们在家里比在马路上更容易给自己安排微薄的幸福。她们的命运与易消灭事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她们失去这些东西便失去了一切。只有自由的主体通过超越时间来自我确定，才能击败一切毁灭；这最高的手段，对女人是禁止的。这本质上是因为女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自由的力量，她不相信解放，在她看来，世界受到一种看不清的命运支配，起来反对这个命运是狂妄的。人们想强迫她走的这些危险的道路，她没有亲自去开辟，她没有热情地投入进去是很自然的。⁽⁷⁾除非给她展开未来，她才不再抓住过去。当人们实际号召女人行动时，当她们在人们指定的目标中认出自己时，她们会像男人一样大胆和勇敢。⁽⁸⁾

人们责备她们的许多缺点：平庸、卑微、胆小、小心眼、懒惰、轻浮、奴性，不过是表现了她们眼界闭塞这一事实。人们说女人耽于肉欲，沉迷在内在性中，但首先是人们把她封闭在里面。关闭在后宫中的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并未感受到任何病态的热情，她必须消磨时间；女人待在沉闷的闺房—妓院或资产阶级家庭—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她也会躲进舒适和安乐中；再说，如果她贪婪地追逐肉欲，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她在性欲方面得不到满足，注定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被迫接受男性的恶劣行径”，只能以奶油调味汁、易醉人的酒、天鹅绒，以及水、阳光、女友、年轻情人的抚摸来聊以自慰。如果她在男人看来像一个非常“肉体的”存在，这是因为她的状况促使她极其重视她的动物性。肉体的要求在她身上并不比在男性身上强烈，但她窥伺肉体轻微的骚动，并加以扩大；情欲就像痛苦的折磨一样，这是直接性的辉煌胜利；通过瞬间的暴力，未来和世界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烈火之外，所有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在这短暂的达到顶点中，她不再受到伤害和挫折。但再一次，她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唯一的命运，才如此重视它的胜利。她的轻浮同她的“卑劣的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具有一样的原因。由于无法接触重大事物，她便重视细小事物，此外，充满她的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是最严肃的事，她的妩媚和机会全靠她的打扮和美貌。她常常表现出怠惰和无精打采；可是，摆在她面前的事务却和时间的流逝一样劳而无功；如果她爱说闲话，爱写点东西，这是为了排遣无所事事，她用字句来代替无从行动。事实是，当一个女人从事符合人的尊严的事业时，她同男人一样主动、有效、默默无言、严肃艰苦。人们指责她奴颜婢膝，人们说她总是准备好躺在主人脚下，去吻打她的手。确实，一般说来她缺乏真正的自尊心；“情感信箱”栏给丈夫不忠的妻子和被抛弃的情妇的忠告，受到卑劣顺从的思想启迪；女人在大吵大闹中弄得精疲力竭，最后捡起男人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把男人当做唯一的生存手段和唯一的生存理由的女人，没有男性的支持，能做什么呢？她不得不忍受各种屈辱，奴隶不会有“人类尊严”感，对奴隶来说，如果能及时脱身也就足够了。最后，如果她是“平庸的”，“热衷于家务的”，庸俗地功利主义的，这是因为人们硬要她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准备饭菜和洗尿布，她从这里是得不到崇高感的。她必须保证生活在偶然性和人为性中单调重复，很自然，她在重复，重新开始，从来不创造，在她看来，时间在打转，引导不到任何地方；她忙忙碌碌，却什么事也没做，因此她在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异化；这种对物的附属性，是男人让她保持附属性的结果，解释了她为何处处节俭和吝啬。她的生活不是指向目的，她专心于生育或者料理食物、衣服、住宅等只是作为手段的东西；这是在动物生活和自由生存之间非本质的中介；与非本质手段密切相关的唯一价值是实用性；家庭主妇就是生活在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沾沾自喜的只是对亲人有用。但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满足于非本质的角色，他把手段变为目的—例如就像人们在政治家身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他看来，手段的价值变成绝对价值。因此，实用性比真理、美、自由更高地凌驾于家庭主妇的天空之上，她正是从她的角度去考虑整个世界，因此她采用中庸而平凡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在她身上怎能找到大胆、热情、超脱、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通过开放的未来，越过一切既定条件展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当人们把她关闭在自我和家庭的范围内，责备她自恋、自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易怒、恶毒等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轻率；人们剥夺了她和他人具体交流的可能性；她在自己的体验中感受不到团结的召唤和好处，因为她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家庭上，与外界隔绝；因此，人们不会期待她朝向一般利益超越。她执著地固守在她唯一熟悉的领域内，她在这个领域能够控制事物，并获得并不可靠的至高权力。

然而，女人徒劳地关上大门，堵塞窗户，她在家中找不到绝对安全；这个她敬而远之、不敢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她；正因为她不能通过技术、可靠的逻辑、确定的知识抓住它，她便感到自己像孩子和原始人一样被危险的神秘包围。她把自己关于现实的魔幻观念投入进去，她觉得事物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切都可能发生；她区别不清可能与不可能，她准备好相信无论哪个人；她接受和传播一切谣诼，制造恐慌；甚至在平静时期，她也生活在操心中；夜晚，她处在半睡眠状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梦见现实具有的狰狞面目而惊惶不安，因此，对于注定处在被动性中的女人来说，不透明的未来常常被战争、革命、饥荒、贫困的幽灵所困扰；她由于不能行动，便惴惴不安。当丈夫、儿子投向一项事业时，当他们被事件席卷而去时，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服从的命令，在黑暗中给他们勾勒出一条稳妥的道路；而女人要在茫茫黑夜中挣扎；她“忧虑不安”，因为她无所事事；在想象中，一切可能性都有同样的现实性：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失败，生意可能完蛋；她在愁苦而漫长的反复思考中徒劳地想驱除的是她自身无能为力的幽灵。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它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大部分时间，她忍受不了逆来顺受；她很清楚，她所忍受的是不由自主地忍受的，她是女人，从来没人向她求教；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医生、教士、女社会福利员，凡是听到女人知心话的人都知道，最常见的调门就是抱怨；在女友之间，她们都哀叹自己所受的罪，异口同声地诉说命运的不公、世界和一般而言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他的失败只责备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发生的，是他人要对她的不幸负责。她的极度绝望拒绝一切治疗的办法。向一个执著地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觉得什么也不能接受。她想经历的正是眼下的处境，在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中。不管对她提出什么改变办法，她都向上伸出双臂：“就差这个啦！”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提出的借口更为严重，只采用一种办法去摆脱它是不够的，她责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在没有她，而且是为了反对她的情况下而建成的；从青少年时期起，从童年时代起，她就对自己的状况发出抗议；人们答应她要给补偿，向她保证，如果她把机会放在男人手中，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她认为自己受骗了；她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附属性的背面，献出一切，得到任何回报都是不够的。然而，她也需要尊重男性世界；如果她从整体上否定这个世界，她会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头上没有屋顶，她采取善恶二元论的态度，这是她的主妇经验给她的启发。行动的个体承认自己要对善与恶负责，如同要对其他东西负责一样，他知道，是由他确定目的，使之取得胜利；他在行动中感到，一切解决办法都是模棱两可的；正义和非正义，得和失，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但凡被动的人，都处于局外状态，甚至拒绝在思想上提出伦理问题：善应该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实现，就犯了错误，必须惩罚犯错误的人。女人像孩子一样，将善与恶体现在埃皮纳尔的画片上；善恶二元论消除了选择的焦虑，使精神不安平复下来；在大灾难和小灾难之间，在眼前利益和未来更大的利益之间做出决定，要由自己确定什么是失败和什么是胜利，这要冒巨大的风险；对善恶二元论者来说，良莠分明，只需要除莠草；灰尘自惭形秽，而清洁是完全消除污秽；清扫是排除废物和泥巴。因此，女人认为，无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布尔什维克，还是政府，“一切全是错的”；她总是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在反德雷福斯⁽⁹⁾派中，女人比男人更加激烈；她们不总是知道恶的本原在哪里，但她们期待“好政府”像打扫房子的灰尘一样将恶的本原清除掉。对狂热的女戴高乐主义者来说，戴高乐像清扫大王一样出现；她们想象他手里拿着鸡毛掸子和抹布，像个清洁工那样将法国“弄干净”。

但这些希望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未来中；这期间，恶继续侵蚀着善；女人由于掌握不了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会员，所以寻找一个对此负责的人，可以更具体地泄愤：丈夫是一个被选中的牺牲品。男性世界正是体现在他身上，通过他，男性社会管着她和欺骗她；他承载着世界的负担，如果出事了，那是他的错。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们、店主、家务、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她希望他感到自己有罪。她常常对他怀有特别的气恼；但是他首先作为一个男人而有罪；他也可能有疾病和忧虑：“这不是一回事”；他拥有特权，她不断感到这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丈夫、情人感到的敌视，使她把自己和他们联结在一起，而不是与之远离；一个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的男人力图回避她，而她掌握自己憎恨的男人，要让他付出代价。选择指责，不是选择摆脱不幸，而是选择沉迷其中；她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反败为胜。因此，她像童年时那样，非常轻松地沉醉于大哭大闹中。

女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生活在无力反抗的背景上消泯于无形，才动辄哭泣；无疑，她在生理上不如男人能控制交感神经系统；她的教育教会她听之任之，禁忌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因为狄德罗、邦雅曼·贡斯当就常常泪如泉涌，而自从习俗不让男人哭泣，男人就不再哭泣了。而且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公正；于是，她投入最可靠的庇护所：自身；她脸上的热泪，她哭红的眼眶，是她痛苦的心灵的感性在场；眼泪落在皮肤上感到温存，流在舌头上有点咸味，也是一种又甜又苦的抚摸；脸在宽慰的滔滔热泪下发烫；眼泪既是抱怨，又是安慰，既是狂热，又是使人快慰的清凉。眼泪也是最高的托词，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一阵阵爆发出狂风、骤雨、冰雹，将女人变成发出哀怨呜咽的喷泉、风狂雨暴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罩上了一层雾，它们甚至没有目光，消失在雨水中；看不见东西的女人又回到自然事物的被动性中。人们希望她被打败，她陷入失败中，沉入水底，淹没了，摆脱注视她的男人，后者像在瀑布面前一样无能为力。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够光明正大，但她认为，从一开始斗争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没有让她掌握任何有效的武器。她再一次求助于魔法咒语。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采用这种办法。

如果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会大吵大闹，东一榔头西一棒，使男人更加难堪。在某些阶层，男人有时真会对妻子以拳相向；在其他阶层，正因为他是强者，他的拳头是有效的武器，所以他不诉诸暴力。但女人像孩子一样，象征性地发怒，她会扑向男人，又抓又打，但这只是一种姿态。尤其她通过歇斯底里发作，表现她不能具体实现的拒绝。她倾向于痉挛的表现，不仅出于生理原因：能量投向世界时，不能把握任何客体，痉挛是这种能量的内化；这是处境引起的所有消极力量的空消耗。母亲面对她年幼的孩子们，很少歇斯底里发作，因为她能打他们，惩罚他们，正是面对她掌握不了的大儿子、丈夫和情人，她才会火冒三丈。索菲娅·托尔斯泰歇斯底里的吵闹是意味深长的；诚然，她没有尽力了解丈夫是犯了大错，在她的日记里，她显得既不慷慨、敏感，也不真诚，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但不管她错了还是有理，都丝毫没有改变她处境的可怕，她一生都通过不断的指责，在忍受做爱、怀孕、孤独、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当托尔斯泰的新决定加剧了冲突时，她没有武器，却去反对敌对的意愿，以软弱无力的意志加以拒绝；她投入拒绝的做戏中—假装自杀、假装逃跑、假装生病，等等—对她周围的人，对精疲力竭的她来说，这都是可恶的，几乎看不到有别的出路，因为她没有任何积极的理由要压下反抗情绪，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表达这种情绪。

对于达到反抗顶点的女人，确实有一条出路摆在面前，这就是自杀。但似乎她运用得比男人要少。这方面的统计模糊不清⁽¹⁰⁾，如果考察一下成功的自杀，那么轻生的男人要比女人多得多，但是女人的自杀企图更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更容易满足于做戏，她们比男人更经常假装自杀，不过想自杀更少。这部分也因为她们厌恶暴烈的方法，她们几乎从来不用刀剑，也不用火器。她们更乐意淹死，就像奥菲莉娅，表现出女人与被动和充满黑暗的水的亲缘关系，仿佛生命能够被动地消融在水中。大体上，这里可以观察到我已经指出的模糊性：女人所憎恨的，她并没有真心想离开。她假装决裂，但最终仍然待在让她痛苦的男人身边；她假装离开使她厌烦的生活，可是她自杀相对要少。她没有做最终决断的兴趣，她对男人、生活、自己的状况表示抗议，但她并不逃避。

有大量的女性行为应当理解为抗议。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常常出于挑战而不是出于乐趣对丈夫不忠；她故意冒冒失失和大手大脚，因为他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厌恶女人者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女人缺乏“准确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多么顺从地屈服于时间的要求。她是故意迟到的。有些爱打扮的女人认为这样可以刺激男人的欲望，更加重视她们的出现；尤其是，女人让男人多等一会儿，以抗议她一生漫长的等待。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是等待，因为她被关闭在内在性和偶然性的范围内，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总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她等待男人的敬意和赞同，等待爱情，等待丈夫和情人的感激和赞美；她等待他们给她存在理由、价值和存在本身。她从他们那里等待给养，无论她掌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得到丈夫给她的款子，他必须领到工资，必须争取到加薪，才能让她支付杂货商，或者买一条新裙子。她等待男人露面，她的经济附属地位使她由男人支配；她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男人是她的整个生活；丈夫在外忙于事务，女人要忍受他一整天不在家；是情人—哪怕很热情—根据他的情债决定分手和会面。在床上，她等待男人的欲望，有时十分焦虑地等待自己的快感来临。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情人定下约会时姗姗来迟，在丈夫指定的时间没有准备好；她由此确定自己的事的重要性，她要求她的独立，暂时重新变成本质的主体，对方要被动地忍受她的意愿。这是胆小的报复，不管她多么固执地要让男人“久等”，她永远补偿不了要窥伺、期望、屈从男人的一时雅兴所度过的无穷无尽的时间。

她虽然大致承认男人的优越地位，接受他们的权威，崇拜他们的偶像，一般说来，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否定他们的统治；人们常常责备她的“矛盾精神”由此而来；她由于没有自主的领域，不能以真理和积极价值去对抗男性所确定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否定它们。她的否定根据尊重和怨恨在她身上占多大比例而多少有点偏执。但事实是，她了解男性体系的一切缺陷，迫不及待加以揭露。

女人不能控制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经验没有教会她们运用逻辑和技术，反过来，男性工具的威力在女性领域的边界也消失了。有一整个人类经验的领域是被男性有意忽略的，因为男性无法去思索它，这经验，女人是经历的。工程师提出自己的设计图时是那样准确，他在家里行动时像造物主，他只要说一句话，他的饭餐便准备好了，他的衬衣浆好了，他的孩子们安安静静的；生育像摩西的棍棒一挥那样快；他对这些奇迹不感到惊讶。奇迹的概念不同于魔法的概念，它在一个合理确定的世界上设立的是无原因事件的彻底无连续性，一切思想都要碰得粉碎；而魔法现象是由秘密力量统一起来的，顺从的意识可以顺应—并不理解—这些力量的持续生成。婴儿对像造物主一样的父亲来说是奇迹，对经历了婴儿在她肚子里成长的母亲来说是魔法。男人的体验是知性的，但充满空白；女人的体验是在自己的范围内的，晦暗而充实。这种不透明使她显得沉重，在同她的关系中，她觉得男性轻巧，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的轻巧。家庭主妇耸耸肩，喃喃地说：“男人，他们想不到！”无疑，她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们也说：“男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生命。”她们以轻浮而令人讨厌的雄蜂的象征去对抗螳螂的比喻。

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女人是拒绝男性逻辑的。男性逻辑不仅不切合她的体验，而且她也知道，在男人手中，道理变成一种暴力的狡黠形式；他们不容置辩的断定，目的在于欺骗她。男人想把她封闭在两难境地中：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从所接受原则的整个体系来看，她应当同意，因为拒绝同意，就是拒绝整个体系，她不能让自己引起这样的哗然，她没有办法重建另一个社会。然而，她不能接受它。她处在反抗和受奴役中间，违心地忍受男性权威。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通过暴力让她承担半推半就地服从的后果。男人追求一个既自由又是奴隶的妻子的幻想，他希望她向他让步时，也向定理般的事实让步；但她知道，他自己选择了他有力的推理抓住的公设；只要她回避对这些公设提出质疑，他会很容易让她闭嘴；然而，他无法说服她，因为她猜出了他的专横。因此，他会愤怒地指责她固执，缺乏逻辑，而她拒绝赌博，因为她知道在骰子上作假了。

女人并不正面认为，真理不同于男人所认为的那样，她宁可接受真理不存在。不仅是生活使她怀疑同一性原则，也不仅是她周围的魔法现象破坏了因果概念，她正是在男性世界的中心，在从属于这个世界的自己身上，把握了一切原则、一切价值和一切生存的模糊性。她知道，男性道德在涉及她的方面是一个大骗局。男人夸大其辞地要她接受他的品德和荣誉的法规，但却小心谨慎地怂恿她不服从，他甚至期待这种不服从；没有这种不服从，他借以藏身的整个漂亮牌坊就会倾覆。

男人乐意依据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公民向普遍性超越，会获得道德的尊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他有权实现欲望和快感。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涉及价值；他根据大家普遍承认的法律，面对其他自由，他也是一种自由；但在女人身边—她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不再承担他的生存，他投身于自在的幻影中，位于非本真的层面上；他表现出暴虐、虐待狂、暴力，或者幼稚、受虐狂、爱抱怨；他竭力想满足自己的困扰和嗜好；他“放松”自己，以自己在公众生活中获得的权利的名义“无拘无束”。他的妻子往往被他的言辞、他的公开品行的高格调和“他暗中不懈的新花样”之间形成的对照弄得很惊讶，就像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他宣扬重新增加人口，他善于控制生孩子，不超过他感到适合的范围。他赞扬贞洁和忠实的妻子，但他勾引邻居的妻子通奸。我们已经看到，男人多么虚伪地宣布，堕胎是犯罪，而在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女人弄得要人工流产；丈夫或情人常常迫使她们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时常暗示，有时这是有必要的。他们公开期望，女人会同意犯轻罪，她的“不道德”对男人所尊重的道德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这种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人对卖淫的态度，是他的需求产生了供给；我已经说过，妓女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他们谴责一般的恶习，但对自己个人的嗜好表现得极为宽容；人们却认为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而不是嫖娼的男性属于淫乱和堕落。有一则逸事阐明了这种精神状态：上世纪末，警察在一家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们为一个案件作证，她们提到她们的主顾是一些地位显赫的先生，她们当中的一个张嘴要说出一个名字，检察官急忙阻止她：不要玷污一位体面先生的名字！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先生在破坏一个小姑娘的处女膜时，仍然是一位体面的先生；他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呢？而进入不了普遍性的道德领域的小姑娘—她既不是法官、将军，也不是法国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小姑娘—是在性的偶然性领域完成她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淫乱的女子，一个堕落的女子，一个宜进教养院的邪恶女子。在大量情况下，男人可以不用玷污自己高尚的形象，与女人合谋，做出一些她要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不懂得其中的微妙；她所懂得的是，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扬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求她违反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因此她并没有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她会是一个贞洁和忠实的妻子，她悄悄地向自己的欲望让步；她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小心翼翼地实行“节育”，必要时会做人工流产。男人公开地责备她，这是游戏规则，但他背地里又感激她的轻浮或不育。女人扮演这类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枪决，如果成功了，就会得到充分的奖赏；男性的一切无行都由她承担，不仅妓女，所有女人都被用做体面人所居住的窗明几净的宫殿的阴沟。随后，当人们向她们谈到尊严、荣誉、光明磊落和所有崇高的男性品德时，她们拒绝“同意”，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¹¹⁾，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因为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她需要男性获得人类尊严、吃饭、享受和生育；她正是通过性服务，才保证自己得到好处；既然人们把她封闭在这种职能中，她就整个儿是一个剥削工具。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涉及坦率的交易。甚至男人也要求她对他做戏，他希望她是他者；但一切生存者，不管他怎样竭力否认，仍然是主体；他希望她是客体：她让自己成为客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项自由的活动；这正是她最初的背叛；即使最温顺的、最被动的意识仍然是意识；有时，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然而，这样东西，他也要求她自由地给予他，在床上，他要求她感受到快感；在家中，她必须真诚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贡献；在她服从的时候，她应该假装独立，而在别的时候，她应该主动地演被动的戏。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和道德命令，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没有普遍概念；世界在她看来像特殊情况的混合体；因此，她更容易相信女邻居的闲话，而不相信科学的陈述；无疑，她尊重印刷书籍，但这种尊重随着一页页过去而下滑，却抓不住内容；相反，一个陌生人在排队时或在沙龙中讲述的一件逸事，马上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都是神秘的；她不了解真实性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一旦得到相当有力的证明，便使她确信不疑。至于她，由于在家中与外界隔绝，不能与其他女人主动接触，自然而然把自己看做特殊的例子；她总是期待命运和男人给她例外的对待；她远远不相信对大家普适的推理，却相信掠过她头脑的启示；她很容易就接受，这些启示是天主或者是世上某个不可见的神灵给她的；对某些不幸、某些事故，她平静地认为：“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相反，她设想：“对我会例外对待”，她喜欢被特殊照顾；商人会给她打折扣，警察在她没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让她通过；人们教会她过高估计她微笑的价值，而忘了对她说，所有女人都会微笑。她并非自认为比女邻居更加不同寻常，这是因为她不做比较；出于同样理由，经验很少向她揭穿谎言，她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但她没有做出归纳。

因此，女人不能成功地牢固建立一个“反宇宙”，她们无法由此向男性挑战；她们时不时地大骂男人，互相叙述床笫间和分娩的故事，交流占星术和美容方法。而为了真正建立她们出于怨恨而期待的“不满的世界”，她们又缺乏信心，她们对男人的态度过于矛盾。事实上，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偶然性的脆弱的身体，他是一个幼稚的人，一只讨厌的雄蜂，一个庸俗的暴君，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爱虚荣的人，但他也是解放她们的英雄，给予她们价值的神灵。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渴望，与他做爱是可耻的苦差事，不过他的激情和男性力量也像造物主的能量。当一个女人陶醉地说“他是一个男子汉”时，她同时想到的是她赞赏的性活力和男人的社会工作效率，这两方面表现了同样的创造优势；她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却不是一个强壮的情人，他在社会上的成功总是有性的魅力；反过来，她准备好承认那个满足她的男人的天才。再说，她在这里重申的是男性神话。对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男性生殖器既是活生生的能量，又是人的超越性。因此，女人可以在床上的快感中看到与世界精神的交流。她给予男人神秘的崇拜，消失和重现在他的荣耀中。由于具有男性特征的个体多种多样，矛盾在这里很容易解除。有些男人—她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他们的偶然性—是人类苦难的体现，在其他人身上，激发出男人的伟力。但女人甚至接受，这两种人混合成一种人。有个少女爱上一个她认为出众的男人，她这样写道：“如果我变得有名，R一准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会得到满足。他会在散步时骄傲地挽着我的手臂。”她发狂地赞赏他。在女人看来，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吝啬的、平庸的、微不足道的，又是一个神，神毕竟也有弱点。一个在他的自由和人性中被人爱的个体，人们对他提出这种严格要求，这是本真尊重的反面；而一个跪在男人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以自诩“善于掌握他”，“操纵他”，她得意地奉承“他软弱的一面”，却不让他失去威信；这是她对他的特殊个体并不感到亲昵的证明，正像她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她盲目地跪在偶像具有的一般本质面前，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晕，一种既定和凝固的价值，即使具有这一价值的个体是卑微的，也会显示出来；这个人微不足道；相反，嫉妒他的特权的女人，乐意对他狡猾地占有优势。

女人对男人的矛盾感情，也存在于她对自身和世界的一般态度上；她被封闭在其中的领域，是被男性世界包围着的；但它又受到男人本身是其玩物的隐蔽力量的缠扰；只要她联合这些魔力，就会轮到她获得权力。社会在制服自然；但自然也支配社会；精神超越生命而确立；但如果生命不再支撑精神，它就会熄灭。女人以这种矛盾为借口，给予一座花园比给予一座城市，给予一种疾病比给予一种思想，给予一次分娩比给予一次革命更多的真理；她竭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和母亲的统治，以便面对非本质，重新找到本质。但由于她也是一个超越性寄存其中的生存者，她只有通过改变她受束缚的领域，才能使之具有价值，她赋予它超越的维度。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个经过构思的现实。女人受到不容思索的魔力现实的控制，她通过缺乏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这个现实。她非但没有承受自己的生存，反而瞻仰在天上自己命运的纯粹理念，她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在想象中竖起自己的塑像；她非但没有思考，反而去梦想。由此产生：她如此“肉体”，也如此人为，她如此世俗，又如此虚无缥缈。她的生活在擦洗烧锅中度过，这是一部美妙的小说；作为男人的附庸，她认为自己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赞颂爱情。因为她注定只了解生活中偶然的人为性，她让自己成为理想的女祭司。

这种矛盾从女人把握自己身体的方式上清晰可见。这是一个负担，它被物种侵蚀，每月流血，被动地繁殖，对她来说，它不是掌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在场；它不能确保乐趣，却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它包含着威胁，她感到“内部”有危险。由于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和内脏的交感神经系统的联系紧密，所以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它表现了女人拒绝承受的反应，在呜咽、痉挛和呕吐中，它摆脱了她的控制，背叛了她；它是她最亲近的真实，但这是可耻的真实，她要掩盖起来。然而，它也是她美妙的分身；她在镜中目眩神迷地凝视它；它是幸福的许诺、艺术作品、活生生的塑像；她塑造它，装饰它，炫耀它。当她在镜子中微笑时，忘却了自己肉体的偶然性；在做爱中，在怀孕中，它的形象虚无化了。但她往往在遐想自身时，惊异于自己同时是女主角和肉身。

自然相应地赋予她一个双重面孔：她做蔬菜牛肉浓汤，也激发神秘的情感抒发。女人在变成家庭主妇和母亲后，放弃了在平原和树林中自由漫游，更喜欢在菜园子里平静地种植，她培植花卉，插入花瓶，但她面对月光和落日仍然激动。在人间的动植物中，她首先看到食物和装饰品；然而其中流动着慷慨和魔力的汁液。生命不仅是内在性和重复，它也有炫目的光辉一面；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它显现为美。女人肚子的生育力将女人和自然相协调，她也感到自己被精神这给予她活力的和风掠过。在她得不到满足，感到自身像未长成的、未确定的少女的情况下，她的心灵也会冲向无限伸展的道路，冲向无边的天涯。她虽然受制于丈夫、孩子和家庭，但她会迷醉地在山坡上重新成为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人；她不再是妻子、母亲、家庭主妇，而是一个人；她凝望被动的世界，她回忆起她有一个完整的意识，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自由。面对水的神秘、山峰的挺拔，男性的优势消失了；当她在欧石楠丛中行走时，当她将手伸进溪流时，她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生活。经过种种奴役仍然保持独立的女人，在自然中强烈地热爱自己的自由。其他女人仅仅在其中找到迷醉的借口，她们在黄昏徘徊于担心感冒和心灵昏厥之间。

这种对肉体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双重附属，确定了女人多少明确地依附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竭力混淆生命与超越性；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儿主义和一切从属于它的学说；她在一种近似于斯多葛学派或者十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哲学中自得其乐，女人以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为首，依附于一种既是如此唯物的又是如此唯灵的哲学，十分平常。女人在社会方面信奉善恶二元论，深感需要在本体论上成为乐观主义者，行动的道德对她不合适，因为她被禁止行动；她要忍受既定，因此必须让既定是善；但一个善，像斯宾诺莎通过理性所认识到的善那样，或者像莱布尼兹通过计算认识到的善那样，不会使她感兴趣。她要求这样一种善，它是一种活跃的和谐，她只要活着就置身于其中。和谐的概念是开启女性世界的钥匙之一，它意味着固定的完美，意味着可以直接证明从整体出发每个成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它对整体的被动参与。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女人就这样达到男人在行动中寻求的东西，她影响世界，为世界所需要，她有助于善的胜利。女人看做启示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与平静地依附在自身之上的现实相一致，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全部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给予她们女主人公的闪光幸福的时刻。那种自由雀跃的快乐是留给男人的，女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充满快意的充实印象。⁽¹²⁾可以理解，普通的平静状态，在她看来，可以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她通常生活在拒绝、指责、要求的紧张状态中，人们不会责备她享受美好的下午或者傍晚的温馨。但是，在其中寻找世界的隐蔽心灵的真正定义，是一种诱饵。善不在那里，世界不是和谐，任何个体都没有必然的位置。(www.daowen.com)

有一种辩解、一种最高的报偿是社会一向竭力给予女人的，这就是宗教。女人必须有宗教，就像老百姓必须有宗教那样，理由完全一样：当人们判定一种性别、一个阶级是内在性时，就必须给以超越性的幻象。男人通过一个天主让人接受他创造的法规，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最高权威，这个权威由最高存在赋予就是适宜的。例如，在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那里，男人通过神权成为主人，对天主的恐惧在受压迫者身上窒息了一切反抗的念头。人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轻信上。女人在男性世界面前采取一种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天国的天主在她看来，和内阁大臣一样遥不可及，创世的神秘酷似发电站的神秘。但尤其是，如果她非常乐意信奉宗教，这是因为宗教能满足深层的需要。现代文明—甚至在女人身上—承认自由，在现代文明中，宗教看上去远不是一个压迫工具，而像一个欺骗工具。人们较少要求女人以天主的名义接受她的低劣地位，而是依仗天主自认为与至高无上的男性平起平坐；人们认为克服了不公正，便取消了反抗的企图本身。女人的超越性不再被剥夺，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天主；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被衡量，而不是根据它们在人间的成就来决定；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看，人间只有事务，擦皮鞋或造桥，都是同样的虚荣；性别平等越过社会歧视，重新建立。因此，小姑娘和少女远比她们的兄弟更加热忱地投入信仰；超越男孩的超越性的天主，其注视使他感到羞辱，在这种强有力的监护下，他永远是一个孩子，这比起受到他父亲的生存威胁来说是更彻底的阉割。而“永恒的孩子”在这种把她变形为天使的姐妹的注视中，得到拯救，它取消了阴茎的特权。真诚的信仰大大帮助女孩避免自卑情结，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天主的创造物。因此，人们在很多重要的圣女身上，找到完全是男性的坚定：圣布里吉特⁽¹³⁾、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傲慢地宣称要指导世人；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凯瑟琳甚至很严厉地领导她的神修导师；贞德、圣德肋撒以任何男人无法超越的无畏，走她们自己的路。教会保证让天主决不允许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它专门将这些可怕的武器重新交到男人手中：拒绝赦免、革出教门；贞德执著于见到的神迹，被活活烧死。女人虽然根据天主的意愿屈服于男人的法律，却在天主身上找到反抗男人的坚实支援。男人的逻辑被神秘教义所否定，男性的骄傲变成罪恶，他们的激动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有罪，为什么重新塑造这个天主本人创造的世界呢？女人注定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了。她在火炉旁数着念珠，知道自己比丈夫更接近天国，他忙于参加政治集会。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拯救她的灵魂，只消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命和精神交相融汇，母亲不仅仅生出一个肉体，她也将一个灵魂献给天主，这是比穿透原子微小的秘密更高得多的作品。女人得到天父的合作，可以用她女性的荣耀大声反抗男人。

天主不仅这样重建一般女性的尊严，而且每个女人在看不见的天神那里找到特殊的支持；作为人，她没有多大分量；但一旦她以神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意愿便变得神圣了。居伊昂夫人⁽¹⁴⁾说，她从一个修女生病学会“什么是通过圣子来领导以及通过同一个圣子来服从”；女信徒就是这样在卑微的服从中掩盖她的权威；她抚养她的孩子们，领导一个修道院，组织一个慈善团体，只是超自然力手中一个顺从的工具；人们不服从她，便不得不冒犯天主本身。诚然，男人也不会轻视这种支持；但是，当他们面对也可能同样要求支持的其他男人时，这种支持便不太可靠了，冲突最终要在人的层面解决。女人祈求神的意愿，在那些已经自然地从属于它的人眼中充分证实它的权威，也在自己眼中证实这种权威。如果这种合作对她非常有用，这是因为她特别关注同自身的关系—甚至当这种关系涉及他人的时候，上天的沉默只在内心的争论中才能具有法律的力量。事实上，女人以宗教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是性欲冷淡、受虐狂还是虐待狂，她放弃肉体，扮演受害者，在自己周围扼杀一切生命冲动，为的是变得神圣；她自残和毁灭自己，以获得在上帝选民中的地位；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时，她剥夺了他们的人间幸福，为他们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优越的位置；讲述科尔托纳的玛格丽特虔诚信教故事的传记中写道，“为了惩罚自己犯了罪”，她曾虐待她因错误生下的孩子；她只有在让路过的所有乞丐吃饱以后，才让孩子吃饭；我们已经看到过，对不希望怀上的孩子的仇恨是常见的，这是能够以合乎道德的狂热表示仇恨的好机会。从她那方面来说，不守妇道的女人很容易和天主安排停当；确信明天会赦免罪孽，往往帮助虔诚的女人克服顾忌。不管她选择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屈辱，盼望得救的念头鼓励她沉湎于这种自己最喜欢的快乐：关注自己；她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观察自己肉体的颤动，因她的肉体得到天恩而得到辩解，正如怀孕的女人因她的果实而得到辩解。她不仅以平和的警觉观察自己，而且向精神导师叙述自己的状况；从前，她甚至可以享受公开忏悔的陶醉。有人叙述，玛格丽特为了惩罚自己的虚荣举动，上到她家的晒台，像一个分娩的女人那样开始大声叫喊：“起来吧，科尔托纳的居民们，起来吧，点上蜡烛和灯笼，出来听听女罪人的诉说吧！”她列举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群星历数自己的不幸。她通过这大声嚷嚷的羞辱，满足了表现癖的需要，在自恋女人身上可以找到非常多这类表现癖的例子。宗教允许女人自我满足，它给她梦寐以求的向导、神父、情人、监护神，它培育她的幻想，它占据她的空闲时间。但尤其是它确认了世界秩序，通过带来在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给忍辱负重以理由。因此，女人今日仍然是教会手中一张非常强有力的王牌；也因此，教会十分敌视一切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女人需要宗教，为了延续宗教，必须有女人，有“真正的女人”。

可以看到，女人的总体“特征”：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兴趣、她的品行，可以通过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有超越性，就是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超脱、发明和创造力；但在男性身上，这些品质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她下厨、洗涤、持家、抚养孩子，比屈从于禁忌的男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可以在房间里穿着晨衣走来走去，唱歌，和女邻居说笑；她随意行动，冒小小的风险，竭力有效地达到某些结果。她远比丈夫更少生活在俗套和表象中。像卡夫卡所描写的这个官僚世界，这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本质上是男性世界；女人更加接触到现实；男人做账，或者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时，只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摇篮里吃饱的孩子，白色的衣物，烤肉，是更可触摸的财产；但正是因为在具体追逐这些目标时，她感到它们的偶然性—相应地感到她自己的偶然性—她通常并不在它们当中异化，她仍然是无拘束的。男人的事业既是计划，也是逃避，他被自己的职业和角色所吞噬，他乐意显得重要和严肃；她否定男性的逻辑和道德，不落入这些陷阱中，司汤达正是在这方面如此赞赏女人；她在自尊中并不逃避自己状况的矛盾，她不躲在人类尊严的面具后面，她以更多的真诚发现自己不受约束的思想、她的激动、她的自发反应。因此，一旦她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她的主人合法的另一半的名义讲话，她的谈话远远不像她的丈夫那样令人厌烦；他滔滔不绝讲述所谓的一般观念，即能在报纸或专门著作中找到的词句和用语；她则运用有限但具体的经验。有名的“女性敏感”有虚构和做戏的成分，但事实是，女人比男人更加专注于自身和世界。在性生活方面，她生活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作为补偿，她有着对“美好事物”的兴趣，这可能产生矫揉造作，但也能产生细腻的情感；因为她的领域是受限制的，她获得的东西对她就显得宝贵，她既不把这些东西封闭在概念中，也不封闭在计划中，她揭示出它们的丰富性；她的逃避愿望通过她对节庆的兴趣表现出来，她欣喜于一束花、一块点心、一桌丰盛的菜的无偿性，她乐意把自己的空闲变成慷慨的奉献；她喜欢说笑、唱歌、首饰、小玩意儿，也准备好接受她周围一切令人激动的东西：街景、天空的景致；邀请和出行给她打开新的视野；男人常常拒绝参加这些乐事；当他走进家里，快乐的声音便沉寂下来，家中的女人们摆出他所期待的无聊和端庄的神态。女人从孤独和隔绝中抽取出她的生活特殊性的意义，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她对此比男人有更深切的体验；她关心自己的心灵、肉体、精神冒险，因为她知道，她在人间只有这唯一的命运；也由于她是被动的，她要忍受淹没她的现实，所以其方式比专注于抱负和职业的人更加热情和动人；她有闲暇和兴趣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受，得出其中的意义。当她的想象不迷失在徒劳的梦想里时，她变得有同情心，她力图从特殊性中理解他人，并在自身重新创造出这个人；她对于丈夫或情人能够真正视为同一，她以他无法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思虑变成自己的。她焦虑地关注全世界；她觉得世界就像一个谜，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答案；她贪婪地追问。当她衰老时，她绝望的等待变成了讽刺和往往耐人寻味的玩世不恭；她拒绝男性的欺骗，看到男性建造的雄伟建筑偶然的、荒谬的、无根据的背面。她的从属性让她无法漠不关心；但她有时从强加给她的忠诚中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为丈夫、情人、孩子献身，不再想到自己，她整个儿是奉献、赠与。由于她不适应男人的社会，时常不得不亲自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她可以不满足于现成的方法和陈词滥调；如果她真诚，她身上会有比她丈夫的深刻自信更加接近本真性的不安。

但她只有在拒绝被男性欺骗的条件下，才对他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中，女人热心地成为她们主人的同谋，因为她们坚持利用他们向她们保证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大资产阶级、贵族女人总是比她们的丈夫更加执著地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她们毫不犹豫地把作为人的自主彻底牺牲给他们；她们扼杀自己身上的一切思想、一切判断力、一切自发冲动；她们鹦鹉学舌般重复被认可的见解，把自身混同于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理想；在她们心中，甚至在她们脸上，一切真诚都泯灭了。家庭主妇在她的劳动中，在照顾孩子中重新找到一种独立，她从中汲取有限的但却是具体的经验，“被伺候”的女人对世界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她生活在梦想、抽象和空虚中。她不知道自己标榜的思想的影响；她说出的字句在她口中失去了一切意义；金融家、实业家，甚至将军，承受着疲劳和忧思，他们要冒险；他们以非法交易获取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付出了人格代价；他们的妻子获得了利益，却什么也没有给予，什么事也没做；而且她们更加盲目地相信她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她们自命不凡的狂妄，她们彻底的无能，她们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可取的人。

因此，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可以理解，试图决定女人是否高于、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一切比较，都是劳而无功的，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处境，很明显，男人的处境无限地优越，就是说，男人有更多的具体可能性将自由投入到世界中；由此必然得出，男人的成就远胜过女人的成就，女人几乎被禁止做任何事。然而比较男女在各自范围内怎样运用他们的自由，先验地是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都恰好是自由地运用自由。各种形式的自欺陷阱和欺骗，都同样地窥伺着男人和女人；两者的自由都是完整的。正是由于自由在女人身上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所以它只能在反抗中本真地承受，这是向没有可能建造任何东西的人打开的唯一道路；他们必须不接受处境的限制，竭力开辟未来之路；逆来顺受只是放弃和逃遁；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

(1)　Franz Mesmer（1734—1815），德国医生，提出“动物磁气说”，为运用催眠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先驱。

(2)　参阅让－保罗·萨特《脏手》：“贺德雷：你明白，她们是固执的，她们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她们相信这些思想，就像相信天主。是我们在制造思想，我们了解思想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确信有理。”—原注

(3)　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

(4)　“当将军经过时，民众尤其由妇女和孩子组成。”（关于1948年在萨瓦巡视的新闻报道）“人们为将军的讲话喝彩，妇女的热情尤其引人注目。人们注意到某些女人从头到尾表现出着迷，几乎看重每一句话，情绪激昂地大声喝彩，面孔变得绯红。”（1947年4月11日《窥伺报》）—原注

(5)　Josip Broz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革命家、政治家，1953年当选南斯拉夫第一任总统。

(6)　41899—1902年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

(7)　参阅纪德《日记》：“克瑞乌萨或者罗得的妻子：一个停留，另一个朝后看，这是一种停留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激情呼喊更响亮的了：

菲德拉同你一起下到迷宫中，

要么迷路，要么会和你重逢。

但激情使她看不清；事实上，走了几步以后她会坐下，或者她想朝后走—或者终于让人载走。”—原注

(8)　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妇女的态度正是这样深刻地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北部矿区罢工期间，她们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激情和毅力，同他们并肩游行和斗争。—原注

(9)　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富商之子，被诬陷通敌、出卖情报。此冤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分出反德雷福斯派（右翼）和德雷福斯派。后来左拉等知名人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直至1906年，此案才得到平反。

(10)　参阅阿尔布瓦克斯《自杀的原因》。—原注

(11)　于勒·拉福格：“所有这些神态娇弱，由于过去做奴隶积累而成的假正经的女人，没有别的得救的武器和谋生手段，除了这种不知不觉的、等待时机到来的、勾引人的神情。”—原注

(12)　在一大堆著述中，我要举出梅布尔·道奇的这段话，其中有关世界的总体看法的一段不是很明确，但有清楚的暗示：“这是一个平静的秋日，一切都是金色和红色的。弗丽达和我在挑选果实，我们席地而坐，我们周围摞着一堆堆红苹果。我们停了一会儿。阳光和富饶的大地使我们暖洋洋的，熏香了我们，苹果是充实、和平与富足的活生生的标志。大地的汁液满溢而出，也流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感到快乐、不可制服、像果园一样硕果累累。一时之间，我们共同沉浸在这种感情中，女人有时就会感到这种完美和完全自足的感情，它来自我们体力充沛的、令人高兴的健康。”—原注

(13)　Saint Bridget of Sweden（约1303—1373），瑞典修女，布里吉特修会创立人和神秘主义者。

(14)　Jeanne-Marie de la Motte-Guyon（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1676年成为寡妇后，宣扬神秘主义，曾被捕入狱，著有《精神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