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历史—由于女人还封闭在她的女性职能中—相比男人的历史更加取决于生理上的命运；这个命运的发展曲线，比男人的曲线更受到阻碍，更断断续续。女人生活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平稳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都有危险的突发性；这种过渡以比在男性身上更有决定性的危机表现出来：青春期、性欲启蒙、绝经。男人是不断地衰老的，而女人是突然失去女性特点；在社会和她自己看来，她从生育中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获得幸福的机会，可她失去性的吸引力和生育能力时还很年轻，尽管失去了未来，她仍然约有一半成年人的生活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¹⁾，但是给予这些紊乱以重要性的是它们具有的象征价值。那些基本上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女性特点上的女人，不是那么尖锐地感受到危机；那些工作繁重的女人—在家里或是在外面—在月经负担消失时感到放松；不断受到怀孕威胁的农妇、工人的妻子，当终于能规避这危险时，是幸福的。在这种时候，就像在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身体本身，而是来自她对身体感到焦虑的意识。在生理现象出现之前，精神悲剧一般已经开始了，它要在生理现象消失很久之后才结束。

早在这最终的残缺不全之前，女人便受到担心衰老的困扰。成熟的男人已投入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中；他的性爱热情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既然人们并不要求他具有客体的被动性质，他的面孔和身体的改变并不毁掉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一般约在三十五岁最终克服了各种抑制，达到性的充分发展，正是在这时，她的欲望最为强烈，她最执著地想加以满足；她比男人更加把希望寄托在她拥有的性的价值上；为了控制住丈夫，得到保护，在她从事的大部分职业中，她必须讨人喜欢；人们只允许她通过男人作为中介来掌握世界，当她对他已经没有控制力的时候，她会变成怎样呢？这正是她焦虑地思考的，而这时她已无能为力地看到这个她等同的肉体在衰老；她斗争，但是，染发水、焕肤手术、整容手术，却只是延长在垂死挣扎的青春。至少她可以对镜子耍花招。当要在她身上摧毁青春期建造的整座大厦这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成形时，她感到死亡的必然性。

人们以为，最热烈地迷恋自己的美和青春的女人，经历最难熬的不安，但其实不然，自恋的女人过于关注自己的身体，不会预见不到不可避免发生的情况或者没有安排撤退的位置；当然，她会对自己人老珠黄感到痛苦，但是至少，她不会感到意外，会很快适应。忘我的、忠诚的、献身的女人被突然的新发现搅得心乱如麻。“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以前的命运，如今我成了这样！”令她周围的人惊讶的是，在她身上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这是因为，她离开了自己幽居的地方，摆脱了自己的计划，她突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面对着自己。她越过意外撞上的这块界石，觉得自己只是徒具形骸地活着；她的身体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她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欲望，将永远也不能实现了；正是在这种新前景中，她转向了过去；告别过去，算一下账的时刻来到了；她作出了总结。她对生活强加给她的狭隘限制感到惊惶。面对她本人这短暂的令人失望的经历，她重新恢复青少年时代站在不可知的未来前的行为：她拒绝它的有限性，她以自己人格含糊的丰富去对抗自己生存的贫乏。由于作为女人，她多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觉得别人夺走了她的机会，欺骗了她，她从青年时代过渡到成熟时期，却没有意识到。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圈子、她的操劳都和她不相称，她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她孤立于周围的人，自认为略胜一筹；她怀着藏在心里的秘密（这是了解她的不幸命运的神秘钥匙）封闭起来；她寻求尝试一遍她还没有用尽的可能性。她开始写私人日记；如果她找到善解人意的知己，她就投入到没完没了的谈话中；她日夜反复思考她的憾事和不满。就像少女梦想她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她回忆她的过去本可以是怎样的；她回忆自己放过的机会，构想出往昔的美好小说。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女人的例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摆脱了一桩不幸的婚姻，然后在第二个丈夫身边度过漫长的平静岁月；在四十五岁时，她开始痛苦地怀念第一个丈夫，沉溺在忧伤中。对童年和青春期的思念又活跃起来，女人反复地无休止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对父母、兄弟姐妹和童年朋友深藏的情感重新激发出来。有时，她浮想联翩，沉浸在消极的忧郁情绪中。可是，她往往突然想挽救自己失败的生存。她通过同自己平庸的命运作比较后刚刚发现的这种个性，她夸耀它，展示出来，她赞美它的优异之处，她迫切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经验使她成熟，她认为自己终于能够突出自己，她想重振旗鼓。首先，她付出感人的努力，想阻止时间前进。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认为她还可以生育，她热烈地企图再一次创造生命。一个性欲强烈的女人竭力征服一个新情人。轻佻的女人比以往更加想取悦于人。她们都宣称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这样年轻。她们想说服他，时间流逝没有真正触动过她们；她们开始“穿得年轻”，故作天真。衰老的女人很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肉欲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肉体不再给男人带来鲜嫩的感受，也是因为不管她愿意与否，她的过去、她的经验把她变成了一个人；她为自己斗争过、爱过、期待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自主令人害怕；她想否认这种自主；她夸大自己的女性特点，她打扮，喷香水，让自己变得迷人、妩媚，变成纯粹的内在性；她带着天真的目光和孩子的声调欣赏男性对话者，滔滔不绝地提起小姑娘时的回忆；她不在说话，而是在唧唧喳喳，拍着手，放声大笑。她是带着一种真诚来演这出戏的。因为她投身的新兴趣，她要摆脱旧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愿望，给了她从头再来的印象。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开始，她在世界上没有发现可以通过自由而有效的行动达到的目标。她的激动有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徒劳的形式，因为它只用来象征性地弥补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例如，女人趁着时机尚好，竭力实现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所有愿望，这一位重新练钢琴，那一位开始雕塑、写作、旅行，她学滑雪、外语。凡是她至今拒绝去做的一切，她决定—始终趁着为时不太晚—接受下来。她对以前自己容忍的丈夫表明厌恶，她在他怀里变得冷淡；或者相反，她投入到以前被自己约束的热情中；她用一大堆要求为难他；她回到童年以来放弃的手淫。同性恋倾向—以潜伏的方式存在于几乎所有女人身上—显现出来。她常把这种倾向转向女儿，但有时，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感也转向女友。罗姆·兰道在他的著作《性、生活和信念》中，叙述了当事人告诉他的如下故事：

X太太接近五十岁，她结婚二十五年，三个孩子都已成年，她在自己所在城市的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中占有重要位置。她在伦敦遇到一个比她年轻十岁的女人，这个女人也像她一样忠于社会事业。她们成为了朋友，Y小姐提议下一次旅行在她家下榻。X太太同意了，在她逗留的第二天晚上，她突然热烈地拥抱她的女主人；她好几次保证丝毫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种事；她和她的女友过了一夜，然后惊恐地回到家里。迄今为止，她对同性恋全然不知，她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事”会存在。她热烈地思念着Y小姐……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丈夫的抚摸和天天的接吻并不令人愉快。她决定再见一次女友，“把事情弄清楚”，她的激情不断增长；这种关系使她充满了欢乐，这是她至今从未经历过的。但她受到罪恶感的折磨，向医生咨询，想知道对自己的状态是否有“科学的解释”，在道德上能不能得到辩解。

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屈服于自发的冲动，因此而受到深深的困扰。但往往是女人故意体验她没有经历过的浪漫故事，因为不久她就再也无法经历了。她远离自己的家，既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家与她不相称，希望孤独，也是因为想追求冒险。如果她遇到了，她就贪婪地投入。在施特克尔提供的这个故事中也是这样：

B. Z.太太四十岁，有三个孩子，结婚已经二十年，她开始认为没有得到理解，错过了一生；她投入各种新的活动，其中，她到山里滑雪；在那里，她遇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她成了他的情妇；但是不久，他爱上了B.Z.太太的女儿。她同意他们结婚，为的是把她的情人留在身边；在母女之间有同性恋，虽然未明言，但很强烈，这部分解释了她的决定。然而，不久，情况变得不可忍受，情人有时在夜里离开母亲的床，到女儿那里。B.Z.太太企图自杀。正是在这时—她四十六岁—她得到施特克尔的治疗。她决定决裂，她的女儿也放弃了结婚计划。B.Z.太太于是重新变成模范妻子，沉迷在宗教信仰中。

受体面和贞操压抑的女人，总是不会发展到付诸行动。但是，她的梦充满了她在昨夜产生的肉欲幻想；她对孩子们表现出强烈的肉感温情；她对儿子怀着乱伦的困扰；她暗暗地爱上一个又一个年轻男人；像青少年时代一样，她受到希望被强奸的念头的折磨；她也经历卖淫幻想的诱惑；在她身上，又想又怕的矛盾心理，产生焦虑，有时会导致神经官能症，于是她的亲属对她的古怪行为感到震惊，其实这些行为只不过反映了她的想象生活。

在这个精神紊乱时期，想象和真实之间的界线，比青春期还要更加不确定。在经历衰老的女人身上，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失落感使她失去一切客观标准。那些十分健康却近距离见到过死亡的人，也说感受到一种一分为二的奇怪印象；当一个人感到自身是意识、主动性和自由时，命运所操纵的被动客体必然以他者的面目出现，被汽车撞倒的不是我，镜子反映出形象的这个老女人不是我。“从未感到自己这样年轻”和从未看到自己这样年老的女人，无法调和自我的这两个方面；时光流逝和时间延续对她的吞食，都是在梦中。因此，现实远离而去，减弱了。同时，它不再与幻想区别开来。女人更相信内心明显感到的事实，而不相信这个陌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朝后倒退，她的分身不再像她，各种事件出卖了她。因此，她准备迷醉、感悟、极度兴奋。既然爱情比任何时候更加成为她主要关注的事，她沉迷于被爱的幻想是正常的。十分之九的色情狂是女人，她们几乎都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大胆地跨越现实之墙。许多女人甚至在她们的梦想中都被剥夺了一切人类之爱，在天主那里寻找援助；卖弄风情的女人、风流女人、放荡女人，正是在绝经时信仰宗教；女人在人生之秋开始时抱有的关于命运、秘密、不被理解的人格的模糊观念，在宗教中找到理性的统一。虔诚的女人把她失败的生活看做天主给以的考验；她的心灵在不幸中汲取异乎寻常的价值，这些价值使她能得到天主的特殊眷顾；她乐意相信，上天给她启迪，甚至—像克吕登纳夫人⁽²⁾—相信上天威严地让她承担一个使命。由于她多少失去了真实感，在这种危机中能接受一切启示，精神导师有条件对她的心灵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她也热情地接受更有争议的权威；她注定是教派、通灵论者、预言者、没有执照的医生、江湖医生的猎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同既定世界失去接触时也失去了一切批判精神，而且因为她渴望终极真理，她需要掌握药方、公式和突然拯救世界的同时也拯救她的钥匙。她比任何时候更加蔑视不能明显用于她的特殊情况的逻辑；对她来说，只有专门用于她的论据才有说服力，于是启示、神灵感应、启迪、征兆，甚至奇迹，都开始在她周围盛行。她的发现有时把她带往行动的道路，她投入做生意、事业、冒险中，某个顾问或者内心的声音提示她这样做。有时，她限于把自己神化为真理和绝对智慧的持有者。她的态度不管是主动的还是静观的，都伴随着狂热的兴奋。绝经的危机将女人的生活粗暴地一分为二；正是这种不连贯给了女人过“新生活”的幻想；在她面前展开的是另一个时期，她带着宗教皈依者的热忱接触这种生活；她皈依爱情、生活、天主、艺术、人类，她消失在这些实体中，变得崇高。她死而复生，以洞悉彼世奥秘的目光看待人世，以为飞向从未被触摸过的顶峰。

但人世没有改变，顶峰依然不可到达，获得的信息—哪怕多么耀眼—难以辨别，内心的光芒熄灭了，在镜子面前，女人比昨天老了一天。继激奋的时刻之后，是衰退的沮丧时刻。机体表明了这种有规律的运动，因为激素分泌减少，由垂体的过分活跃为补偿，但尤其是心理处境支配着这种变换。因为激动、幻想、兴奋只是一种对过去命运的反抗。焦虑重新抓住已经被生活消耗尽的女人，虽然死神还没有迎接她。她非但没有与绝望抗争，反而往往选择被绝望毒害。她反复地斥责、后悔、非难；她想象邻居和亲属在制造阴谋诡计；如果她有一个姐妹或者同年龄的女友与她的生活紧密结合，她们就往往一起构建被迫害的妄想。尤其是她开始对丈夫产生一种病态的嫉妒，她嫉妒他的朋友们、他的姐妹们、他的职业；不管有理无理，她指责某个竞争对手要对她的全部苦恼负责。嫉妒的病理案例正是在五十至五十五岁之间出现最多。

绝经造成的困难，在不肯承认变老的女人身上会延续下去，有时直到她去世；如果她除了自己的魅力可以利用，别无他法，她就寸步不让地进行斗争，以便保持魅力；如果她的性欲依然旺盛，她也会激烈地斗争。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有人问梅特涅亲王夫人，一个女人到多大岁数才不受肉体折磨，她说：“我不知道，我只有六十五岁。”据蒙田看来，只给女人带来“很少快意”的婚姻，随着她岁数增长，会变成一种越来越没有效力的药物；当她终于开始产生狂热的欲望时，她的丈夫早已忍受着她的性欲冷淡了，他已经适应。而她则要在成熟时为年轻时的抗拒和冷淡付出代价。由于习惯和时间的推移，妻子失去了魅力，几乎没有机会再唤起夫妇生活的热情。她很气恼，决定“过放纵的生活”，她会比以往更少顾忌—如果她有过顾忌的话—去寻找情人，可还得他们乐意：这是对男人的追逐。她施展千百种诡计，她以假装献身硬要别人接受自己，她把礼貌、友谊、感激变成陷阱。她不仅仅出于对鲜嫩肉体的兴趣，向年轻男人进攻，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能希望获得这种无私的温情，那是青年人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感受到的；她自己变得咄咄逼人，有支配欲，正是谢里⁽³⁾的温顺同他的俊美一样，使莱娅感到满足；德·斯达尔夫人过了四十岁以后，为自己挑选了能以她的威望压倒的年轻侍从；再说，胆小的、没有经验的男人更容易屈服。当引诱和诡计表明确实无效时，执著的女人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付钱。中世纪关于“卡尼维”⁽⁴⁾的民间故事阐明了这些不可餍足的女妖怪的命运：一个年轻女人向她的每一个情人要求一把小“卡尼维”，作为她献身的回报，她把它们放在橱柜里；橱柜摆满的一天到来了，但这时候，是她的情人们开始在每个做爱之夜后向她要求一把卡尼维；不用多久，橱柜就空了；所有的卡尼维都归还了，必须再去买一些。有些女人玩世不恭地对待这种处境，她们年老色衰，轮到她们“归还卡尼维”。在她们看来，金钱甚至能起到对妓女来说相反的作用，但同样是一种净化作用：它把男性变成一种工具，让女人能够得到她年轻时的自尊心拒绝的性爱自由。但情妇兼施恩惠者往往更多是出于浪漫而不是清醒，企图购买温情、欣赏和尊敬的幻景；她甚至说服自己，她是为了献身的乐趣而献身，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这里年轻男子仍然是首选，因为可以向他夸耀母爱般的慷慨；再说，他也有这种男人向他“帮助”过的女人同样索取的一点“神秘”，因为这样的话，交易的粗俗就掩盖在谜中。但自欺要长期保持宽厚的面目是很少见的。两性的斗争会变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一场决斗，女人被愚弄和被嘲笑，有遭到残酷失败的危险。如果她是谨慎小心的，用不了太久，就会忍耐着“被缴械”，即使她的热情还没有全部熄灭。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改变了。至今，她还是一个年轻女人，与神秘地使她变丑和变形的不幸作激烈斗争；她变成一个无性别的、但达到完成阶段的不同的存在，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可以认为，这时她绝经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不应该下结论说，今后她的生活变得容易。当她放弃与时间的厄运斗争时，另一种战斗开始了，她必须在人间保持一席之地。

女人正是在她的秋天和冬天摆脱枷锁；她以自己的年龄为借口，逃避压在身上的苦差事；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不再被他吓倒，她避开他的拥抱，在他身边—以友好的、冷淡的或者敌意的态度—安排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他比她老得快，她就把夫妇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她也可以让自己不顾时尚和舆论，她免去上流社会的义务、不再关心节食和美容，就像谢里重新看到的莱娅摆脱了女裁缝、出售紧身褡的老板娘、理发师，怡然自得地随意吃喝。至于她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她，他们结了婚，离开了家。她摆脱了义务，终于发现自己的自由。不幸的是，在每个女人的历史里，重复出现我们在女人的历史中看到过的这个事实：她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发现这自由。这种重复并非偶然，父权制社会给予一切女人的职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时才摆脱奴役地位。将近五十岁时，她充分占有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富有经验；男人正是接近这个年龄时达到最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岗位，至于她，她已经要退休了。人们只告诉过她要忠诚，如今任何人都不再要求她忠诚。她变得无用，不能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她望着余生毫无希望的漫长岁月，喃喃地说：“没有人需要我了！”

她没有马上逆来顺受。有时她苦恼地缠住丈夫，她比以往更加迫切地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夫妇生活的常规过于确定了，要么她早就知道，她对丈夫不是必不可少的，要么他觉得不必执著于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是与孤独地照顾自己一样无关紧要的任务。她怀着希望转向她的孩子们，对他们来说，一切还没有定局，世界和未来在向他们开放，她想跟在他们后面投入进去。晚育的女人有优势，正当别的女人当祖母时，她仍然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但一般说来，在四十至五十岁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大人。正是在他们摆脱她的时候，她殚精竭虑地要通过他们生存下去。

她的态度根据她指望晚年依靠儿子还是依靠女儿而有所不同，她一般把自己最迫切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是最终从往昔的深处走向她的人，她以往在地平线上看到他美妙的显现；从新生儿最初的啼哭开始，她等待着他把父亲无法满足她的一切财富给予她的那一天到来。在这期间，她打过他耳光，整治过他，但她统统忘了；她怀胎十月的这个人，已经是统治世界和女人命运的那些半神之一，现在，他要承认她做母亲的光荣。他要保卫她对抗丈夫的至高无上，替她报复她有过和没有过的情人，他是她的解放者，她的救星。她在他面前重拾少女窥伺白马王子时使用的引诱和炫耀手段；当她在他身边依然优雅、迷人地散步时，她希望自己就像他的“姐姐”；如果他又嘲弄又尊敬地逗弄她和推搡她—模仿美国电影的男主人公—她会感到心醉神迷，她怀着骄傲而又谦卑的心情，承认这个她孕育的男子拥有男性的优越。到什么程度才能将这些情感看做乱伦呢？可以肯定的是，当她想象得意地靠在儿子的胳膊上，“姐姐”一词腼腆地表达出模糊的幻想；当她睡着和不经意时，她的梦想有时把她载得很远；但我已经说过，梦想和幻想远远不能表达一个真实行动隐藏着的欲望，它们常常自足，一种只要求在想象中餍足的欲望。当母亲以多少掩饰的方式将儿子看做情人，以此为乐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种游戏。真正意义上的性爱，通常在这一对中没有多少位置。但这是一对；母亲正是从女性的内心出发，把她的儿子推崇为至高无上的男人；她以恋爱中的女人一样的热情，把自己置于他的掌握之中，作为这种奉献的交换，她指望上升到神灵的右边。为了获得这种像圣母升天的荣耀，这个恋爱中的女人求助于情人的自由，她慷慨地承担风险，代价是她提出令人焦虑的要求。母亲认为，仅仅由于生育，她就获得了神圣的权利；她等待她的儿子在她身上认出自己，把他看做自己的创造物和财产；她不像他的情妇要求那样多，因为她的自欺更平静；由于创造了一个肉体，她把一个存在变为自己的存在，她把他的行动、作品、贡献据为己有。赞美她的成果，也就是把她本人捧上天。

间接地生活始终是不可靠的方法。事情可能会不像期望那样发展。往往儿子只是一个饭桶，无赖，碌碌无为的人，没出息的人，忘恩负义的家伙。母亲对他应该体现的英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比本真地尊重孩子的人格，甚至失败也承认他的自由，和他一起承担一切诺言带来的风险的母亲更少见的了。人们往往更多遇到这样的母亲，她们仿效受到高度赞扬的斯巴达女人，后者愉快地让后代不光荣毋宁死；儿子在人世间要做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掌握她尊重的价值，以此证明母亲生存的必要性。母亲要求孩子—天神的计划符合她自己的理想，而且能保证成功。凡是女人都想生出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但所有英雄和天才的母亲开始时都埋怨他们伤透了她们的心。男人往往违背了母亲才获得她梦想用以装饰的战利品，他将战利品扔到她脚下时，她甚至还认不出。即使她原则上赞成儿子的事业，她仍像恋爱中的女人一样被矛盾折磨得撕心裂肺。为了证明他的生命—还有母亲的生命—的必要性，他必须朝着目的超越它；为了达到目的，导致他损害自己的健康，经历危险，但当他把某些目的置于活着这一纯粹事实之上时，他否认母亲给予他的奉献的价值。她为此感到震惊。只有当她产生的这个肉体对他而言是至善时，她才对男人产生至上的影响。他没有权利毁掉她在痛苦中完成的这件作品。她在他的耳边不断地讲：“你会疲劳不堪，你会病倒，你会有不幸。”然而，她很清楚，活着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会变得多余；如果她的后代是一个懒鬼，一个懦夫，她第一个会感到愤怒。她永远不休息。当他出发去打仗时，她希望他活着回来，而且获得勋章。她希望他在事业上能“往上爬”，但也担心他劳累过度。不管他做什么，她总是担心，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事业的进程，而她无法控制，她担心他走上歧途，担心他不成功，担心他成功时病倒。即使她信赖他，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也不允许她和儿子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她不了解他的事务，他不要求与她合作。

因此，即使母亲以毫无节制的骄傲赞赏儿子，她仍然不满足。她认为不仅产生了一个肉体，而且创造了一个绝对必要的存在，感到自己回顾往事得到了生存必要性的证明；但享受权利不是工作，为了填满日子，她需要延续她的善行；她希望感到自己对她的天神是不可或缺的，忠诚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会以最粗暴的方式被揭穿，妻子会剥夺她的职能。人们经常描绘她对这个“夺走”儿子的外来人怀有敌意。母亲已把分娩这偶然的人为性提升到神圣秘密的高度，她拒绝承认人的决定可以具有更大的分量。在她看来，价值已经统统确立，它们来自本性和过去，她不了解自由介入的价值。她的儿子有赖于她才获得生命，他对这个昨天还不认识的女人欠下什么呢？她正是通过某种魔法说服他相信，至今还不存在的联系是存在的；她玩弄阴谋，牟求私利，十分危险。母亲急不可耐地等待欺骗大白于天下；她受到善良母亲用双手包扎坏女人造成的伤口这个古老传说的鼓励，在儿子的脸上观察遇到不幸的痕迹：即使他否认，她仍然能发现；他还什么也没有抱怨，她便可怜他；她窥测她的儿媳妇，批评她，用过去和习惯反对她的一切革新；这过去和习惯在责备闯入者的存在本身。每一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爱的人的幸福，妻子希望在他身上看到这样一个男人，通过他，她能控制世界，母亲为了留住他，力图把他带回童年，她以他本性难移的法则去反对年轻女人的计划，后者期待丈夫变得富有和重要，他是脆弱的，不应该劳累过度。当轮到新来者怀孕时，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冲突扩大了。“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正是这时，这个真理具有全部残酷的力量：希望在儿子身上存活下去的母亲，明白他判决了她死刑。她给了他生命，生命在没有她的情况下会延续下去；她不再是母亲，仅仅是一个环节；她从永恒偶像的天空跌落下来；她只是一个完结的、过时的个体。正是这时，她的仇恨从病态发展到神经官能症，或者导致犯罪。勒菲弗尔太太正是在得知长期憎恨的儿媳妇怀孕时，决定谋杀她的。⁽⁵⁾

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执著地认为婴儿只是她儿子的孩子，她以专横的态度去爱孩子；但一般说来，年轻的母亲、外祖母都要求照管这个孩子；祖母出于嫉妒，对婴儿有一种模糊的爱或者把敌意隐藏在焦虑的面目之下。(www.daowen.com)

母亲对长大的女儿的态度是矛盾的：她在儿子身上寻找的是一个天神；她在女儿身上找到的是一个分身。“分身”是一个模糊的人，它杀死生出它的人，正如在爱伦·坡的故事、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在马塞尔·施沃布叙述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长大成人的姑娘将她的母亲判处了死刑，然而她允许母亲活下去。按照母亲在她的孩子发育期间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复活的前途，她的行为有很大不同。

许多母亲死硬地保持敌意；她们不接受被欠自己一条命的忘恩负义的女人来代替；人们常常强调爱打扮的女子对揭露她的矫揉造作的花季少女的嫉妒，把一切女人都看成竞争者的女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也当做竞争者来憎恨；她远离女儿，或者把女儿禁闭起来，或者设法不让女儿有机会。认为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独一无二、堪称典范，因而感到荣耀的女人，仍然坚决拒绝受到废黜；她继续断定，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把女儿所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能结婚，太娇弱，不能生育；如果她执著地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庭和孩子，这仅仅是故作姿态；母亲不厌其烦地批评、嘲笑或者预言不幸。如果可以的话，她会把女儿判定处在永恒的童年阶段；否则，她会竭力毁掉女儿企图窃取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她往往会成功，许多年轻女人由于这种不利的影响，始终不育或流产，不能哺乳，不能抚育孩子，或不能管理家务。夫妇生活变得不可能。她们是不幸的，孤独的，在母亲威严的怀抱里找到藏身之地。如果她们抗拒母亲，两者就会出现持续冲突，受伤害的母亲会将女儿蛮横无理的独立在她身上产生的大部分愤怒发泄在女婿身上。

狂热地等同于女儿的母亲，仍然是专横跋扈的；她希望拥有成熟的经验，重新开始一次青春，她通过摆脱过去来挽救过去；她会为自己选择一个女婿，这个女婿符合她不曾有过的梦想的丈夫的模样；她卖弄风情，十分温柔，设想他在心中的某个区域娶的是她；通过她的女儿，她会满足自己以往富有、成功、获得荣耀的愿望；人们常常描绘那些狂热地“促使”女儿走上卖俏、电影或者戏剧道路的女人；她们以监督女儿为借口，将女儿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人给我举出一些女人的例子，她们甚至把女儿的追求者带到自己床上。但少女很少会长期忍受这种监护，一旦她找到一个丈夫或者一个认真的保护人，就会反抗。开始喜欢女婿的岳母于是对他变得敌视；她哀叹人性的忘恩负义，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轮到她变成一个有敌意的母亲。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当孩子长大时，她们在冷漠中故作高傲，但她们很少从中得到乐趣。一个母亲必须将慷慨与超脱做出罕见的结合，才能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获得充实的感受，而不会成为暴君，也不会作为刽子手去改变他们。

外祖母对孙辈的感情延续了她对女儿的感情，她往往把敌意转到他们身上。很多女人不仅出于对舆论的考虑，强迫她们受诱惑的女儿人工流产，放弃孩子，使之消失，她们万般不愿让她做母亲，她们固执地想独自掌握这个特权。甚至对合法的母亲，她们也乐意建议她不要孩子，不要给孩子哺乳，远离孩子。她们会冷漠地否认这个粗鄙的小生命，或者不断地一心要斥责孩子，惩罚孩子，甚至虐待孩子。相反，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常常比年轻女人更加迫切地迎接第三代。年轻女人由于陌生的小家伙到来而感到张皇失措，外祖母却重温这种心情，她穿越时光倒退二十年，重新变成一个年轻产妇；很久以来她的孩子们不再给她的占有和支配的所有快乐又回到她身上，绝经时她放弃做母亲的一切愿望，又奇迹般得到满足；真正的母亲是她，她作为权威负责照料婴儿，如果让她去管婴儿，她会热烈地献身于孩子。对她来说，不幸的是年轻女人坚持要确认她的权利，外祖母只允许起到以前她的女性长辈在她身边所起的助手作用，她感到自己被废黜了，再说，必须重视她的亲家母，她自然会嫉妒后者。怨恨往往败坏她对孩子自发的爱。人们时常在外祖母身上注意到的焦虑反映出她们感情的矛盾，她们只在婴儿属于她们的情况下才喜欢，她们也因为孩子是个小陌生人而感到敌意，她们对这种敌意感到羞愧。然而，如果外祖母放弃完全占有第三代，她会对他们保留热烈的爱，她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守护天使的特殊作用，她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而是以纯粹的慷慨去爱他们；她不通过他们怀抱自恋的梦想，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要他们为了一个她见不到的未来而牺牲，她所珍爱的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小家伙，他们如今处在偶然性和无偿性中；她不是一个教育家；她不体现抽象的正义和法律。有时她和女儿女婿发生冲突就来源于此。

有时，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关心；由于缺乏同子女或者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力图人为地创造对应的联系。她向年轻人提供一种母爱的温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宣称“像爱儿子一样”爱她年轻的被保护人，并不是出于虚伪。一个母亲的感情反过来有爱情的成分。不错，德·华伦夫人的仿效者乐于慷慨地满足、帮助、塑造一个男人，她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源泉、必要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在这种面目下而不是在情妇的面目下从情人处寻找自我。有母爱的女人往往收养女孩，她们的关系多少具有性爱的形式，但不管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们在被保护的女孩身上寻找的东西，就是自己奇迹般变年轻的分身。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变成教师，她们培养学生；女知识分子—比如在科隆比埃的孤独中的德·沙里埃尔夫人—向自己的弟子们灌输思想；虔诚的女人将信教的女孩聚集在自己周围；风流女人变成鸨母。她们以如此的热忱去发展新信徒，绝不是出于兴趣，她们是热烈地力图再现自身。她们暴虐的慷慨，几乎产生与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母女之间同样的冲突。她们也有可能收养孙辈小孩，姨婆、教母乐意起到与外祖母相同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女人在她的后代—有血缘关系或收养的—中很少找到为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把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个的事业变为自己的事业。她要么执著地努力要并吞这个事业，在使她失望和毁掉她的斗争和悲剧中消耗殆尽，要么忍受有节制的参与。这是最普通的情况。母亲衰老了，祖母、外祖母压抑她们的支配欲，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

我们在这里便触及老年妇女令人伤心的悲剧：她知道自己无用了。资产阶级女子在整个一生中时常要解决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何消磨时间？一旦孩子们长大，丈夫功成名就，或者至少安居乐业，日子没完没了地烦得要命。“女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掩盖这种可怕的百无聊赖；手在刺绣、编织、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的对象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它不太重要，往往要知道有何用处才是一个问题，送给一个女友、一个慈善组织，摆满壁炉台和独脚小圆桌，就算摆脱了它；这也不是虽然无用却找到纯粹的生存乐趣的游戏；这勉强是一个借口，因为精神仍然是空虚的，这是荒唐的消遣，正如帕斯卡所描绘的；女人用织针或钩针，愁闷地织出度日的虚无。水彩画、音乐、阅读，正好起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沉迷于此，并不想扩展她对世界的控制，而仅仅是力图消愁解闷；不能打开未来的活动，要回落到内在性的空幻中；闲得无聊的女人开始看一本书，又把书扔掉，打开钢琴琴盖，又把琴盖关上，再回到刺绣中，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事实上，她正是最乐意求助于上流社会；她出门拜访，极为重视—像达洛卫夫人那样—她的招待会；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所有的葬礼；她由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沉浸在他人的存在中；她从卖弄风情的女人变为教母，她观察，她评论；她通过在自己周围散布批评与建议，弥补她的无所事事。她以自己的经验为并没有要求她提供经验的所有人服务。如果她有办法，她就主持一个沙龙；她希望由此可以把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据为己有；众所周知，德芳侯爵夫人、韦尔杜兰夫人多么专制地治理她们的臣民。成为一个魅力中心、一个思想的交会处、一个启迪者，创造一个“环境”，这已经是一种行动的替代。干预世界进程有更直接的其他方式。在法国，存在一些“慈善机构”和“协会”，但尤其在美国，女人聚集在俱乐部里，她们在里面打桥牌，颁发文学奖，思考如何改良社会。标志新旧大陆大部分这类组织特点的是，它们自身就是自己的存在理由，她们企图追逐的目的只给她们用做借口。事情正像在卡夫卡的寓言⁽⁶⁾中所发生的那样，没有人操心要建造通天塔；在理想场地周围，建造起一个巨大的居民点，它在自我管理、自我扩大、解决内部纠纷中耗尽所有的力量。因此，做慈善事业的太太们在组织自己的机构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她们选举一个领导机构，讨论章程，互相争执，与竞争的协会争夺威信，不应该挖走她们的穷人、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愿让他们死掉，也不肯让给她们的姐妹机构。她们远远不希望建立一个消除非正义和腐败，使她们的献身变得无用的制度。她们给战争和饥馑祝福，因为这能使她们变成人类的施恩者。很清楚，在她们看来，羊毛风雪帽和包裹不是给士兵和饥寒交迫的人，而是这些人是专门生出来为了收到编织品和包裹的。

尽管如此，这类团体中有些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在美国，受尊敬的“妈妈们”影响很大；寄生生活给她们提供的闲暇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由此也说明寄生生活的有害性。菲利普·怀利在谈到美国的“妈妈们”时说⁽⁷⁾：“她们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健康、卫生……一无所知，作为无数这类组织之一的成员，很少关心她所做的事，对她来说，只消这是某件事。”她们的努力并没有融合到一个严密的、有建设性的计划中，没有指向客体目标，只趋向于迫切地表现她们的兴趣、她们的偏见，或者为她们的利益服务。比如在文化方面，她们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她们消费了最多的书，但她们阅读就像独自玩牌戏；文学只有对有人生计划的个体，帮助他们超越自身，开拓更广阔的视界时，才具有意义，获得尊严；文学必须融合到人类超越性的活动中；相反，女人吞下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她的内在性中；油画变成小摆设，音乐老是一个调，小说像针织的沙发靠头巾一样，是无用的梦幻。正是美国女人要为畅销书的贬值负责，畅销书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且是为了取悦无所事事、一心要逃避生活的女人。至于她们的全部活动，菲利普·怀利这样界定：

她们使政治家恐惧，直至迫使他们唉声叹气地顺从，而且还使牧师恐惧；她们使银行总裁心烦意乱，使学校校长无地自容。“妈妈们”有五花八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她们的亲属卑劣地屈从她们的自私欲望……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要把年轻妓女赶出城市和各州……她们做出安排，要让公共汽车行驶路线让她们方便，而不是让劳动者方便……她们举办花费惊人的商品展览会和慈善集会，再把产品送给看门人，让他们买啤酒，以便次日早上治疗委员会的成员因饮酒过度感到的头痛……俱乐部给“妈妈们”提供插手别人事务的无数机会。

在这篇攻击性的讽刺言论中，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上年纪的太太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任何技术性的领域内都不是专家，对社会没有任何具体的控制，她们不知道行动产生的问题，她们不能起草任何有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是抽象的，形式的，像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她们发出禁令，而不是力图发现进步之路；她们并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处境，她们抨击现存的东西，为的是消除罪恶；这就解释了为何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某种东西：反对酗酒、卖淫、色情书刊；她们不明白，纯粹消极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正像在美国禁酒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在法国玛尔特·里夏尔提议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也遭到失败。只要女人仍然是寄生者，她就不能有效地参与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尽管如此，有时，有些全力以赴地投入某项事业的女人，确实起到了作用；于是，她们不再仅仅忙着做事，她们直指目的；她们作为自主的生产者，摆脱了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寄生状况，但这种改变很少见。大部分女人在她们的私人或公开活动中，不是要达到一个结果，而是要采取一种做事方式，做事只是为了消磨时间，那是空忙。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受累于此；她们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同生活还没有展开的青少年经历着同样的迷惘；在这两种人周围，没有什么吸引着他们，这是一片荒漠；面对一切行动，他们喃喃地说：何必做呢？但青少年无可奈何地被带往人的生存，这种生存向他揭示责任、目标、价值；他被投到世界中，他下定决心，投入行动。如果有人向老年女人建议，重新走向未来，她会悲哀地回答：为时已晚。并非她今后时间有限，女人很早退休，而是她缺少冲劲、信心、希望、愤怒，这些情感能让她发现周围的新目标。她躲进常规，这总是她的命运；她把重复变成一种方法，她投入家务的嗜好中；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虔诚中；她像德·沙里埃尔夫人那样高傲地信奉禁欲主义。她变得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和自私。

一般说来，当上年纪的女人放弃斗争，濒临死亡使她摆脱了未来的焦虑，已近风烛残年时，她找到了宁静。她的丈夫往往比她更老，她带着平静的得意看到他体衰力弱，这是她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轻松地服丧；多少次人们注意到，男人晚年成为鳏夫要更为难受，他们比女人从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晚年；因为那时世界集中在家庭的范围内；眼下的日子不再向未来满溢而出，是她保证家庭单调的节奏，治理着家；当男人失去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女人至少保有家庭的领导权；她对丈夫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令人讨厌。女人从独立中取得骄傲；她们终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她们意识到一生受到愚弄和欺骗；她们清醒过来，不再轻信，往往饶有兴味地开始玩世不恭。特别是，“饱经风霜”的女人具有任何人所没有的对男人的了解，因为她不是看到他们的公开面目，而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私下显露出来的偶然性的个体；她也了解女人，她们只向其他女人自发地显露自己，她了解幕后的情况。如果她的经验允许她揭穿骗局和谎言，这经验却不足以向她揭示真理。老年女人的智慧无论是逗笑的还是辛辣的，仍然是完全消极的，它是抗议、指责、拒绝，它是贫瘠的。在她的思想和行动中，寄生女人所能经历的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挑战或者怀疑论的讽刺。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她都做不到既是工作效率高的，又是独立的。

(1)　参阅卷Ⅰ第一章。—原注

(2)　Barbara Juliane von Krüdener（1764—1824），俄国作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思想录》和自传体小说《瓦雷丽》等。

(3)　Chéri，柯莱特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4)　cannivet，一种餐刀。

(5)　1925年8月，北部省的一个资产阶级女子勒菲弗尔太太，六十岁，与丈夫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坐汽车旅行时杀死了已怀孕六个月的儿媳妇，当时她的儿子在开车。她被判处死缓，在一个禁闭所里结束了生命，她在里面没有表示丝毫的后悔；当她“像锄草和拣掉坏种子一样，像杀死一头野兽一样”杀死儿媳妇时，她认为受到天主的赞许。她对这种野蛮行为给出的唯一证词是，年轻女人有一天对她说：“你现在有了我，因此，现在必须重视我。”她疑心儿媳妇怀孕以后，买了一把手枪，说是用来防备盗贼。绝经后，她绝望地抱着要做母亲的念头，十二年来，她幻想自己怀了孕，并因此感到不适。—原注

(6)　《城徽》。—原注

(7)　见《毒蛇的一代》。—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