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¹⁾，婚姻与卖淫有直接的关联。摩尔根说：“娼妓制度就像落在家庭之上的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类，直至文明时代。”男人出于谨慎，让妻子恪守贞洁，但他不以强加给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赞赏波斯诸王的智慧，叙述道：

波斯诸王让他们的妻子陪伴他们举行盛宴，但是当酒使他们热血沸腾，并使他们完全放纵情欲时，他们把她们打发回内室，不让她们参与他们不可抑制的欲望，并让别的女人代替她们，他们对这些女人根本没有尊重的义务。

教父认为，为了保证宫殿的卫生，必须有阴沟。曼德维尔在一部声誉很高的著作中说：“显而易见，存在牺牲一部分女人，以保存另一部分女人，并预防一种更加令人厌恶的肮脏的必要性。”美国奴隶制拥护者的论据之一是，南方白人如果摆脱了奴役工作，就可以在他们之间保持最民主、最高雅的关系；同样，“失足姑娘”这一阶层的存在，使人以带着骑士风度的尊敬去对待“正派女人”。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认她。不管她受到警察的监督享有合法地位，还是暗地里操皮肉生涯，无论如何她被当做贱民。

从经济角度看，她的处境和已婚女人的处境是对称的。马罗⁽²⁾说：“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对两者来说，性行为都是一种服务，后者只有一个男人定为终身，前者有好几个顾客按次数付酬。后者由一个男性保护，对付其他所有男性，而前者由所有男性保护，不让任何一个男性施行暴虐。无论如何，她们从献身中获得的利益，受到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得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夫妻责任”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履行一项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是特殊的，而是特定的，可以在无论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得到满足。无论妻子还是妓女，只有在她们对男人有特殊影响力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利用他。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受到压迫，而作为人受到尊敬，这种尊敬当真开始反对压迫。而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

要寻思是什么原因驱使女人卖淫，那是幼稚的；今日人们不再相信龙布罗索⁽³⁾的理论，他将妓女和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就像统计学家所断定的那样，有可能妓女的智力水平一般略低于常人，有些妓女干脆是低能的，智力迟钝的女人乐意选择不需要任何专门技能的职业；但是，大部分妓女是正常人，有些妓女很聪明。没有任何遗传的命运、任何生理缺陷压在她身上。事实上，在贫困和失业肆虐的世界上，一旦开放了一门职业，便会有人接受；卖淫会像警察一样长期存在下去，有警察就会有妓女。尤其这种职业一般比其他许多职业收益多。惊讶于这种供应由男人的要求引起，是虚伪的，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经济过程。帕朗—杜沙特莱在一八五七年的调查中写道：“在所有的卖淫原因中，任何一种都不如缺乏工作和工资不足不可避免的后果—贫困更起作用。”具有正统观念的道德家讥笑地回答，关于妓女的悲惨故事是迎合天真顾客的小说。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妓女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谋生，但如果她觉得自己选择的职业不是最坏的，这并不能证明她天生有恶习；还不如谴责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这种职业在许多女人看来不是最令人讨厌的职业之一。有人问：她为什么选择了这门职业？其实应该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其中，人们注意到，大部分妓女当过女仆；帕朗—杜沙特莱认为所有国家都是这样，莉莉·布劳恩在德国、里凯尔在比利时指出的也是这样。约有50%的妓女先是当用人。看一看“女仆房间”就足以解释这个事实。打杂女仆和侍女受到剥削、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人来看待，不能指望她未来的命运有任何改善；有时，她必须忍受男主人的一时性起，她从家务奴役和男主人的爱情，滑向也许不那么堕落、她梦想更加幸福的奴役状态。另外，帮佣女人往往背井离乡；估计有80%的巴黎妓女来自外省或者乡下。家人近在咫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会妨碍女人从事一般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大城市里沦落，无法融入社会，“操守”的抽象观念便不对她构成任何障碍。资产阶级以可怕的禁忌围绕着性行为—尤其是处女贞操—这些禁忌却在农民和工人圈子中被看做无所谓的事。大量调查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有许多少女被随随便便一个人夺走贞操后，便认为献身给任何人是自然的事。比扎尔医生在对一百个妓女进行的一份调查中，指出了如下事实：一人在十一岁失去处女贞操，两人在十二岁，两人在十三岁，六人在十四岁，七人在十五岁，二十一人在十六岁，十九人在十七岁，十七人在十八岁，六人在十九岁，其他人在二十一岁以后。因此，有5%是在发育前被强奸的。有一半以上说是出于爱情献身，其他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同意的。第一个诱惑者常常是年轻人，往往是一个车间和办公室的同事、一个童年的朋友；随后来的是军人、工头、男仆、大学生；比扎尔医生的名单另外还包括两个律师、一个建筑师、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像传说所认为的那样，老板本人扮演启蒙者的角色是相当少的，但经常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侄子，或者是他的一个朋友。柯芒日在他的研究中也举出四十五个十二岁至十七岁的少女的例子，她们被陌生人剥夺了处女贞操，随后再也没见过他们；她们冷漠地同意了，感觉不到快感。其中，比扎尔医生更准确地指出如下的例子：

G·德·波尔多小姐十八岁时从修道院回来，出于好奇，也没有朝坏处想，她被人带上一辆旅行汽车，在车上被一个不认识的流动商贩夺去了处女贞操。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不假思索地献身给一个她在街上遇到的男人，她不认识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M一点不落地向我们叙述她在十七岁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夺去了处女贞操……她完全无知，任人摆布。

R十七岁半时被一个年轻男人夺去了处女贞操，她根本不认识他，是偶然在附近的医生那里遇到的，她替自己生病的姐妹去找医生。这个男子把她带到小汽车上，让她能快点回家，实际上，他从她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以后，就把她扔在大街上。

我们的主顾B一点不落地说，她十五岁半时“没想自己在做什么事”，被一个年轻人破了身，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九个月后，她生下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S十四岁时被一个年轻人破了身，他把她拉到他家里，借口让她认识他的妹妹。事实上，这个年轻人没有妹妹，而他有梅毒，传染给了小姑娘。

R十八岁时在一个旧战壕被一个已婚的表兄破了身，她和他一起参观战场，他让她怀了孕，使她不得不离开家庭。

C十七岁时，一个夏夜，在海滩上被一个在旅馆里刚刚认识的年轻男人夺去了处女贞操，他们的母亲在离他们两个不过百米处闲谈。她得了淋病。

L在十三岁听无线电广播时被她的叔叔夺去了处女贞操，而她的婶婶喜欢早睡，那时安静地在隔壁房间里休息。

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地屈从的少女，仍然感到失去处女贞操的创伤；人们很想知道，这种受残害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产生了多大的心理影响；但是人们不对妓女做精神分析，她们表述笨拙，用陈词滥调来搪塞。某些妓女随时准备委身于任何人，这一现象可以用我们已经讲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出于对家庭的怨恨，出于对萌生的性欲的恐惧，出于扮演大人的愿望，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少女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结交男孩子，卖弄风情，挑逗男性；她们年纪还很小，没有性别，性欲冷淡，认为可以玩火而不受惩罚；总有一天，有个男人要求她们兑现，她们便从梦想滑向行动。

一个十四岁的年轻妓女说⁽⁴⁾：“门一旦撞开，要关上就难了。”然而，少女在失去处女贞操后，很少立即决定在街上拉客。在某些情况下，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她从事“体面的”职业；当情人抛弃她时，另一个人来安慰她；既然她不再只属于一个男人，她认为可以委身于所有男人；有时，情人—第一个，第二个—暗示这种方法可以挣钱。也有许多少女是父母让她们成为妓女的，在某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的朱克家族⁽⁵⁾—凡是女人注定从事这门职业。在流浪的年轻姑娘中，也有大量被亲人遗弃的女孩，她们以乞讨开始，由此滑向卖淫。一八五七年，帕朗—杜沙特莱发现，在5000个妓女中，有1441个受贫困影响，1425个受人引诱，然后被抛弃，1255个被父母抛弃后走投无路。现代的调查差不多得到同样的结论。疾病时常迫使无法从事真正的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疾病破坏了不可靠的预算平衡，迫使女人匆忙地为自己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生孩子也有同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中，一半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女人抚养过三至六个孩子；比扎尔医生举出其中一个人的例子，她生过十四个孩子，当他认识她时，其中八个还活着。他说，很少有人抛弃她的孩子；有时，正是为了抚养孩子，未婚母亲变成了妓女。其中，他举出了这个例子：

她是在外省被一个六十岁的老板夺去处女贞操的，当时她十九岁，还待在家里，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开亲人，她生下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儿，非常得体地抚养她。分娩以后，她来到巴黎当奶妈，在二十九岁时开始花天酒地。她从三十三岁起卖淫。她如今走投无路、悲观绝望，要求能待在圣拉扎尔监狱。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危机中，卖淫也会流行。

在《现代》杂志部分发表的《一个妓女的生平》的作者⁽⁶⁾，这样叙述她的开端：

十六岁时我和一个比我大十三岁的男人结婚。我是为了离开父母才结婚的。我的丈夫只想让我生孩子。他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待在家里，不出门。”他不希望我化妆打扮，不想带我去看电影。我要忍受婆婆的啰唆，她天天要来我家，总是说她的坏蛋儿子是对的。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雅克；十四个月以后，我生下另一个男孩皮埃尔……由于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便开始上护理课，这使我很高兴……我进了巴黎郊区的女子医院。一个护士是个调皮的女孩，她告诉我一些以前我不了解的事。同我的丈夫睡觉是一件苦差事。六个月来我对男人没有一丝热情。有一天，一个驻扎在北非的法国士兵，一个厉害的家伙，不过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走进我的私人房间……他让我明白，我可以改变生活，同他一起去巴黎，不再工作……他很会哄我……我决定同他一起走……有一个月我真正生活在幸福中……一天，他带来一个衣着入时的漂亮女人，说道：“你瞧，这一位行情很走俏。”开始，我不干。我甚至在街区的诊所找到一个护士职位，让他明白，我不想上街拉客，但是我顶不了很长时间。他对我说：“你不爱我。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便会为他干活。”我哭了。在诊所，我非常忧愁。最后，我被带到理发店……我开始卖淫！朱洛在后面跟着我，要看看我生意如何，并在警察要抓我时及时通知我……

这个故事在某些方面近似由杈杆儿支配妓女卖淫的经典故事。有时，杈杆儿的角色由丈夫来扮演。有时也由一个女人来扮演。路·费弗尔在一九三一年对510个年轻妓女进行过一项调查⁽⁷⁾；他发现，她们当中有284人是单身生活，132人同一个男友一起，94人同一个女友一起，一般说，是同性恋把她俩结合在一起。他举出如下的通信摘要：

苏珊娜，十七岁。我特别是同妓女一起卖淫。有一个妓女长时间留住我，她的嫉妒心很强烈，因此我离开了那条街……

安德蕾，十五岁半。我离开父母，和一个在酒吧里遇到的女友住在一起，我很快发觉，她想像一个男人那样爱我，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四个月，然后……

让娜，十四岁。我可怜的爸爸名叫X，一九二二年，由于在战争中受伤，死在医院。我的母亲再嫁。我上学是为了得到文凭，得到后我要去学缝纫……由于挣得很少，我同继父开始争吵……我不得不到某某街X太太家当女佣。我和她年轻的女儿单独待在一起十天，这个姑娘约有二十五岁，我发觉她起了很大变化。有一天，她像一个年轻男子那样向我承认她的爱情。我犹豫不决，然后，由于生怕被辞退，我终于让步了；于是我明白了一些事……我工作，后来失业，不得不到树林那边，同女人卖淫。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慷慨的太太。

女人时常只把卖淫作为提高收入的一项临时措施。但人们往往描绘她随后不能自拔。如果说“拐骗妇女逼其为娼”，也就是女人被暴力、假许诺、欺骗等等卷进去的情况相对罕见，常见的则是她不由自主地待下去。她开业所需要的资本由杈杆儿或者老鸨提供，他们对她拥有权利，从她的收益中提取最大部分，她却无法从中摆脱出来。“玛丽—苔蕾丝”进行了好几年真正的斗争，才获得成功。

我终于明白，朱洛一心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远离他，我可以存一点钱……开始，在妓院，我很胆小，我不敢接近顾客，对他们说“你上楼吧”。朱洛的一个同伙的妻子就近监视我，甚至计算我接客的次数……朱洛给我写信，说我应该每天晚上将钱交给老板娘，“这样做，别人就不会偷走你的钱……”我想买一条裙子，旅馆老板娘对我说，朱洛不许她把我的钱给我……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旅馆。当老板娘知道我想走时，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接客之前给我放入棉花球⁽⁸⁾，我被抓住了，送到收容所……我不得不回到旅馆去挣盘缠……我在妓院只待了四个星期……在巴尔贝斯，我像以前那样干了几天，我非常恨朱洛，不能待在巴黎，我们互相谩骂，他打我，有一次几乎把我从窗户扔出去……我和一个职业介绍所的老板谈妥去外省。当我意识到这个老板认识朱洛时，我没有像约定的那样去赴会。老板手下的两个女人在贝罗街遇到了我，痛打了我一顿……第二天，我理好手提箱，独自出发到T岛去。过了三星期，我受够了旅馆生活，我写信给医生，让他来看我，检查我接客的情况……朱洛在马让塔大街看见了我，他打了我……我的脸从此破了相。我受够了朱洛。于是我签了一个合约，出发到德国去……

文学已经使“朱洛”的形象大众化了。朱洛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他借钱给她买衣服，然后保护她对抗其他女人的竞争，也对抗警察—有时他本人就是警察—对抗嫖客。嫖客能够不付钱就消费会很高兴，有些嫖客很想在女人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狂。几年前，在马德里，有一些法西斯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以此取乐；在法国，有些爱寻欢作乐的大学生有时把女人带到乡下，在夜晚把她们脱光衣服扔在那里。妓女为了收到钱，避免恶劣的对待，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她精神支持，有些妓女说：“单独干会干得不那么好，不会那么一心投入，会任人摆布。”她时常对他产生爱情；正是因为爱情，她才选择这个职业，或者为这门职业辩解；在她的环境中，男人对女人有极大的优势，这种距离有利于宗教般的爱情，这就解释了某些妓女狂热的牺牲精神。她们在自己男人的暴力中，看到阳刚气的标志，越发顺从他。她们在他身边感到恋爱中的女人的嫉妒、痛苦，但也有快乐。

然而，妓女有时对他只感到敌意和怨恨，正是出于恐惧—因为他把她们掌握在手里—她们受他控制，正如上文我们在玛丽—苔蕾丝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于是，她常常在嫖客中选择一个“情人”，聊以自慰。玛丽—苔蕾丝写道：

所有的女人除了她们的朱洛以外，都有情人，我也一样，这是一个很俊的小伙子。尽管他床上功夫一流，但我却没有快感，不过我们彼此有很深的友情。他时常和我上楼，但不做爱，只是为了说说话，他告诉我，我应该摆脱这种生活，我的位置不在这里。

她们也同女人互相安慰。大量妓女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看到，在她们从事这种职业的开始，时常有同性恋的经历，而且许多妓女继续同一个女友生活在一起。根据安娜·鲁林的调查，在德国，大约有20%的妓女是同性恋者。费弗尔指出，监狱中的年轻女囚交换言辞狂热的色情书信，最后署上“为了生活，联合起来”。这些信和心里怀着“爱火”的女中学生互相写的信如出一辙。女中学生阅历尚浅，比较胆小；那些女囚不仅在字句上，而且在行动中感情已走到极端。可以在玛丽—苔蕾丝的生平中看到—她是被一个女人启蒙情欲的—在可憎的嫖客和颐指气使的杈杆儿面前，这个“女伴”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洛带来一个姑娘，一个连鞋都穿不上的贫穷女佣。在跳蚤市场给她买来了一切，然后她和我一起干活。她很可爱，再说她喜欢女人，我们相处融洽。她令我想起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常说笑，我们不去干活，而是去看电影。我很高兴她和我们在一起。

可以看出，女伴差不多起到在正派女人中间的知心女友扮演的角色，她是玩乐的伙伴，同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偿的，因此是自愿的；妓女对男人感到厌倦，厌恶他们或者希望解闷，她正是时常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里去寻找放松和乐趣。无论如何，我谈到过的共谋直接把女人联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更有力地存在。由于她们同一半人类的关系是商业性质的，社会整体把她们看做贱民，妓女在彼此之间紧密团结；她们有时是竞争对手，有时互相嫉妒、侮辱和打斗；但是她们深切地彼此需要，以构成一个“反宇宙”，她们在里面可以重新找到人的尊严；女伴是知己和特殊的见证人；正是她会鉴赏裙子和发式，这是用来勾引男人的工具，但在其他女人羡慕或赞赏的目光中，却显得像为了自身目的。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意见很分散，情况无疑多变。我们常常强调，她给心上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即自发温情的表现，对她而言，爱情的交欢和职业的性交没有可比之处。男人的证词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促使他们受到这种虚情假意的享乐的愚弄。应该说，在往往伴随着肉体筋疲力尽的“大量接客”、快速的接客、“宿夜”以及和一个熟悉的嫖客连续发生关系之间，情况非常不同。玛丽—苔蕾丝通常冷漠地从事她的职业，但她回忆起一些欢乐之夜；她有过“一时的钟情”，她说，她所有的同伴也都有过；有时，女人拒绝她喜欢的嫖客付钱，有时，如果他处于困境，她会提议帮助他。但总体说来，女人干这种事“很冷淡”。有些妓女对所有嫖客都只有掺杂着蔑视的无动于衷。玛丽—苔蕾丝写道：“噢！男人都是傻瓜！女人可以把她们所愿意的东西全部放进他们的头脑中！”但许多妓女对男人感到怨恨和厌恶；其中，她们对他们的恶习感到恶心。他们到妓院来要么是为了满足他们不敢对自己的妻子或者情妇承认的恶习，要么是因为来到妓院促使他们创造一些恶习，许多男人要求女人满足他们的“突发奇想”。玛丽—苔蕾丝特别抱怨，法国男人有无法满足的想象力。比扎尔医生照料的女病人告诉他，“凡是男人多少都有恶习”。我的一个女友在博荣医院和一个年轻妓女长谈过，这个妓女很聪明，一开始当用人，后来和她喜欢的一个杈杆儿生活在一起。她说：“所有的男人都有恶习，除了我的男人。正因如此，我爱他。万一我发现他有恶习，我就离开他。嫖客第一次总是不敢出格，神态正常；他再来时，开始想行动了……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习，你往后看吧。他们都有恶习。”由于这些恶习，她憎恨男人。我的另外一个女友，一九四三年在弗雷讷⁽⁹⁾和一个妓女成为密友。这个妓女认为，她的嫖客中90%有恶习，50%左右是可耻的鸡奸者。那些表现出太多想象力的嫖客令她害怕。有个德国军官要求她光着身子，怀里抱着花，在房间里踱步，而他模仿一只鸟在飞翔；尽管他很殷勤、很宽容，可是每当她瞥见他时便逃走了。玛丽—苔蕾丝憎恨“想象力”，虽然这样做要价比普通性交高得多，而且往往要求女人付出的少。上述三个女人特别聪明和敏感。无疑，她们意识到，一旦她们不再受到职业常规的保护，一旦男人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嫖客，而个体化，她们便成为某种意识、某种任性的自由的猎物，这再也不是一次普通交易。有些妓女在这种“想象力”中却很有一套，因为收益更多。在她们对嫖客的敌意中，往往有一种阶级的反感。海伦妮·多伊奇长篇叙述安娜的故事，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漂亮妓女，天真，一般情况下很温柔，但有时对某些男人要大发雷霆。她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她的父亲酗酒，她的母亲有病，这对不幸的夫妇使她憎恶家庭生活，虽然在她的整个生涯中，常常有人向她求婚，她却根本不同意结婚。街区的年轻人使她堕落；她很喜欢她的职业；但得了肺病以后，别人把她送到医院里，她对医生切齿痛恨；她觉得“值得尊敬的”男人全都可恨；她忍受不了她的医生的彬彬有礼和关心。她说：“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男人很容易就脱下和蔼、自尊、自我控制的假面具，行为像野蛮人吗？”除此之外，她在精神上是完全平稳的。她撒谎说有一个要抚养的孩子，除此之外她不说谎。她死于肺病。另外一个年轻妓女朱丽亚，从十五岁起便委身于她遇到的所有小伙子，她只喜欢贫穷和体弱的男人，她和他们在一起时温柔可爱，她把其他男人看做“只配得到最恶劣对待的野兽”。（她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情结，表现出无法满足的母性天赋，一旦有人在她面前说出母亲、孩子或者发音相近的词，她便激动万分。）

大部分妓女在道德上都适应她们的状况，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不道德，而是意味着她们有理由自认为融入要求她们服务的社会。她们很清楚，发给她们执照的警察的训话，纯粹是连篇废话，嫖客在妓院外所标榜的高调也吓唬不了她们。玛丽—苔蕾丝对她在柏林借住的面包店的老板娘解释说：

我呀，我喜欢所有的人。当牵涉到钱的时候，太太……是的，因为同一个不花钱的男人睡觉，到头来他同样会无端地想这个娘儿们是个娼妓；如果你让他付钱，他会把你看做妓女，是的，但这是个狡猾的女人；因为当你向一个男人要钱，你能肯定他马上对你说：“噢！我不知道你干这种营生。”或者说：“你有男人吗？”就是这样。付不付钱，对我来说是一码事。“啊！是的，”她回答，“你说得对。”因为我对她说，你要排半小时的队，才得到一张买鞋的票。我呢，我有办法对付这半小时。相反，我不用付钱就有鞋子，如果我善于用花言巧语骗人，别人就为我付钱。你看，我是对的。(www.daowen.com)

并非道德和心理处境使得妓女难以忍受她们的生活。而是她们的物质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悲的。她们受到杈杆儿和旅馆老板娘的盘剥，生活在不安定中，她们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一文不名。干了五年这种职业，约有75%的人染上梅毒，比扎尔医生是这样说的，他治疗过大批这样的妓女；其中，没有经验的未成年妓女很容易被传染上；约有25%的人因淋病并发症需要做手术。二十分之一的人有肺病，60%的人酗酒或者吸毒，40%的人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了。必须补充的是，尽管小心提防，她们仍然不时怀孕，一般是在恶劣条件下做手术的。低级的卖淫是一门艰难的职业，女人在性方面和经济方面受压迫，服从警察的淫威、令人屈辱的卫生监视和嫖客的任意摆布，有可能受到细菌和疾病的侵袭，生活贫困，这种卖淫确实使妓女降低到物的水平。⁽¹⁰⁾

从低级妓女到高级妓女，有很多等级。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以女人纯粹的一般性来做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悲惨的生活水平，而后者竭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如果她成功了，她就能期待高贵的命运。美貌、魅力或者性感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够，女人必须被舆论看中。她的价值往往是通过男人的愿望显露出来的，但只有在男人宣布她在世人眼中的价值时，她才能“扬名”。在上一世纪，是公馆、车马随从、珍珠宝贝，证明“交际花”对保护人产生的影响，并把她提升到半上流社会的地位；只要男人继续为她倾家荡产，她的价值就仍然得到肯定。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取消了布朗什·德·昂蒂尼这种类型的人物。再也没有能够在其中确定声誉的“半上流社会”。野心勃勃的女人正是以另一种方式竭力获得声誉。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女明星。被丈夫—这是好莱坞严格要求的—或者被一个严肃的男友紧紧跟随，她仍然属于弗丽内、因佩丽亚⁽¹¹⁾、金盔⁽¹²⁾一类人物。她让女人成为男人的梦想，他们用财产和荣誉和她交换。

由于人们模糊地将美和情欲结合起来，在妓女和艺术之间总是有一条不确定的通道；事实上，产生欲望的不是美；但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理论为色情提供了虚伪的辩解。袒露胸脯的弗丽内在雅典法庭上让人观赏的是纯粹的观念。展示一个赤裸的身体，变成一场艺术表演。美国的“滑稽电影”将脱衣变成一种戏剧。“裸体是圣洁的”，那些老先生断言，他们以“艺术裸体”的名义搜集淫秽照片。在妓院，“选择妓女”的时刻已经是一种表演；一旦这一时刻复杂化，向嫖客提供的则是“活人画面”、“艺术姿态”。期望获得特殊价值的妓女不限于被动地展示她的肉体，她力图表现特殊才能。希腊的“吹笛女”以她们的音乐和舞蹈迷住男人。奥拉德奈勒⁽¹³⁾山区里跳肚皮舞的女人，在拉美国家的中国城起舞和唱歌的西班牙女人，不断地以优雅的方式将自身提供给爱好者去选择。娜娜⁽¹⁴⁾登台表演正是为了找到“保护人”。有些杂耍歌舞剧场，像以前的某些咖啡音乐厅一样，是普通的妓院。所有女人展露自身的职业都可以用于色情目的。当然，有些姑娘、舞女、跳裸体舞的女演员、陪酒女、性感美女、模特儿、歌女、女演员，不让她们的情欲生活侵害她们的职业；她们的职业越是涉及技术和创造，它就越是可能被看成目的；但为谋生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往往想利用她的魅力来做更亲密的交易。反过来，妓女期待一种职业，作为托词。柯莱特笔下的莱亚这样回答称她为“亲爱的艺术家”的男友：“艺术家？确实，我的那些情人都非常不得体。”这样的女人非常少。我们已经说过，她的声誉给她一种商品价值，正是在舞台上或者在银幕上，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名声”，它会变成一笔做生意的资本。

灰姑娘并非总是梦想着白马王子，她担心他作为丈夫或情人会变成暴君，她宁愿梦想自己笑容满面的形象贴在大型电影院门口。但往往正是依仗男人的“保护”，她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男人—丈夫、情人、追求者—让她分享他们的财产或者声誉，证实了她的胜利。这种取悦个体和人群的必要，使“女明星”与高级妓女相类似。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相同的角色，我使用高级妓女这个词，指所有不仅仅把她们的身体，而且把她们整个人当做可以利用的资本的女人。她们的态度迥异于创造者的态度，后者在一部作品中超越自身的同时，也超越了既定条件，并在他人身上呼吁朝向未来的自由。高级妓女不揭示世界，不给人的超越性开辟任何道路⁽¹⁵⁾，相反，她力图征服超越性，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她在展现自己，获得崇拜者赞赏时，并不否认这种将自己奉献给男人的被动的女性特质，她让这种女性特质具有魔力，让她能够在自己在场的陷阱中抓住男性，供自己享用；她把男性同自己一起淹没在内在性中。

通过这条道路，女人成功地获得某种独立。她顺从好几个男人，最终不从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积聚起来的金钱，她像推出一种产品一样“推出”的名字，保证了她经济自主。古希腊最自由的女人既不是主妇，也不是低级妓女，而是高级妓女。文艺复兴时期的妓女，日本的艺妓，和她们同时代的女人相比有无限大的自由。在法国，在我们看来最具有男性独立性的女人，也许是尼农·德·朗克洛。奇怪的是，这些极度利用女性特质的女人，给自己创造了几乎与男人相当的处境；她们开始时把自身作为客体奉献给男人，重新成为主体。她们不单像男人一样谋生，而且生活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作风和谈吐自由，可以提升到—像尼农·德·朗克洛一样—最罕见的精神自由。最出色的女人往往受到厌倦“正派女人”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包围。男性神话正是在高级妓女身上找到了它们最诱人的体现：她超越任何肉体、意识、偶像、启迪者、缪斯；画家和雕塑家愿意用她做模特；她孕育了诗人的梦想；知识分子正是在她身上探索女性“直觉”的宝藏；她比主妇更容易开窍，因为她不那么高傲而虚伪。天赋很高的女人不满足于伊吉丽亚的角色，她们感到需要以自主方式表现出他人的赞美给她们带来的价值，她们想把被动的品德转化成行动。她们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出现在世界上，写作诗歌、散文，画画，创作乐曲。因佩丽亚就是这样在意大利的妓女中变得有名。她也可能利用男人作为工具，通过这个中介施展男性的职能，那些“有名的宠姬”通过她们有权势的情人，参与治理世界。⁽¹⁶⁾

这种解放也可以表现在性爱方面。有时，女人在从男人那里索取来的金钱和效劳中，找到对女性自卑情结的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消除了两性斗争。如果许多没有职业的女人坚持从她们的情人那里骗取支票和礼物，这不仅是出于贪婪，让男人付钱—下文我们会看到她也给他付钱—这是把他变成一个工具。女人由此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工具；也许他以为“占有了她”，但是这种性的占有是虚幻的；是她在经济这坚实得多的领域占有了他。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她可以任由情人做爱；她没有向他人的意志让步；快感不会是“强加”给她的，它显得更像是一种额外好处；她没有“被夺取”，因为付钱给她了。

然而，高级妓女有性欲冷淡的名声。善于控制自己的心情和肚子，对她是有用的，无论她多情善感还是性欲强烈，她都有可能受到男人的支配，他会盘剥她，独占她，或者让她忍受痛苦。在她接受的做爱中，有许多情况—尤其在她的生涯开端—使她感到屈辱；她对男性傲慢的反抗通过性欲冷淡表现出来。高级妓女像家庭主妇一样，私下交流一些能让她们“装腔作势”的“诀窍”。这种对男人的蔑视和厌恶，清楚地表明，在这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游戏中，她们对获胜没有一点儿把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属依然是她们的命运。

任何男人归根到底都不是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对男人的需要最迫切。如果男人不再要她，她就失去一切生存手段；初入娼门的妓女知道，她的整个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甚至缺乏男性支持的女明星，也看到自己的声望黯淡无光，奥森·韦尔斯离开丽塔·海华斯以后，她带着孤女的受气包神态在欧洲游荡，然后遇到阿里汗。最漂亮的女人也对明天没有绝对把握，因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复无常的；她受到保护人—丈夫或者情人—牢牢的束缚，几乎就像一个“正派的”妻子受到丈夫束缚一样。她不仅要在床上为他服务，而且必须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谈话、他的朋友，尤其他的虚荣心的要求。杈杆儿在为姘妇支付高帮皮鞋、绸裙费用时，是在进行一项会给他带来利息的投资；实业家、制片商在送给女友珍珠和裘皮大衣时，通过她证实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不管女人是赚钱的手段还是花钱的借口，都是同样的奴役。压在她身上的赠与是锁链。她穿戴的这些衣服和首饰，真的属于她吗？男人有时在决裂后要求归还这些东西，就像以前萨沙·吉特里不失优雅的行径。为了“留住”保护人，不放弃自己的快乐，女人会运用破坏夫妇生活的诡计、手段、谎言、虚伪；即使她只是在假装唯唯诺诺，这种游戏本身也是有奴性的。如果她漂亮、有名，临时主人变得讨厌时，她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主人。但美貌要花心思，这是一个脆弱的珍宝；高级妓女紧紧依赖时间无情损害的身体；对她来说，抗衰老的斗争最具有戏剧性。如果她享有巨大威信，她在面容和身材损毁以后仍能生存下去；但是，维持她最可靠的财产即声誉，要使她屈从于最严酷的专制，即舆论的专制。众所周知，好莱坞女明星陷入怎样的奴役状态中。她们的身体不再属于她们；制片商决定她们头发的颜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曲线、她们的体型；为了改变面颊的曲线，会拔掉几颗牙齿。节食、锻炼、试衣、打扮，是每天的苦差事。在“明星星事”栏目中，预测她们的出行和调情，私人生活只是公众生活的一个时刻。在法国，没有成文的规定，但谨慎和灵活的女人知道，“出名”要求她怎样做。拒绝屈从于这些要求的女明星会经历突如其来或缓慢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失势。只献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像从事取悦人职业的女人那样受奴役。一个将真正的职业抓在手里，“功成名就”的女人—女演员、女歌星、舞蹈女演员—才华得到公认，摆脱了高级妓女的状况；她可以有真正的独立；可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危险中；她们必须毫不停歇地吸引观众和男人。

受人供养的女人将她的从属内化；她屈从于舆论，承认舆论的价值；她赞赏“上流社会”，遵循它的习俗；她愿意得到资产阶级准则的评价。她是富有资产阶级的寄生虫，接受它的观念；她“思想正统”；以前，她乐意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修道院，年纪大了，她自己去望弥撒，改宗闹得沸沸扬扬。她站在保守派一边。她对于成功地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感到非常自豪，不希望它改变。她为了“向上爬”而进行的斗争，使她不具备友爱和人类团结的情感；她为成功付出太多的奴隶的顺从，所以不会真诚地希望普天下自由。左拉在娜娜身上强调这个特点：

在书籍和戏剧方面，娜娜有非常确定的见解，她喜欢柔和与崇高的作品，能使她遐想，心灵变得崇高……她激烈地反对共和党人。他们想干什么，这些从来不洗澡的肮脏家伙？难道大家不是很幸福，皇帝不是为老百姓做了一切吗？老百姓，可恶的下流坯！她了解老百姓，她可以评论老百姓：不，你看，对所有人来说，他们的共和国是巨大的不幸。啊！但愿天主尽可能长久地为我们保留皇帝。

在战争中，没有人比高级妓女更咄咄逼人地展示爱国心了；她们通过佯装的高贵情感，期望上升到公爵夫人之列。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偏见、守旧的激动，是她们的公开言论的实质，她们往往在心底里失去一切真诚。语言在谎言和夸张中失去了意义。高级妓女的整个一生是在炫耀，她的话语、她的模仿，并不是用来表达她的思想，而是用来产生一种效果。她对保护人上演爱情的戏码，她不时对自己演这出戏。她对舆论上演体面和威望的戏码，她最后以为自己是德行的典范和神圣的偶像。一种固执的自欺支配着她的内心生活，使她的谎话连篇变得真实自然。有时她的生活中有自发的情感，她不是完全不知道爱情；她有“情人”和“迷恋”；她有时甚至受到“伤害”。但是，过分看重任性、感情、乐趣的女人，会很快失去她的“地位”。一般说来，她对自己的幻想赋予通奸妻子的谨慎；她对制片人和舆论隐藏起自己；于是她不能给予“心上人”过多自身的东西；他们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暂时的休息。再说，一般说来她过分渴望获得成功，不能忘我地投入真正的爱情。至于其他女人，高级妓女常常在肉体上喜欢她们；她是控制她的男人的敌人，在一个女友的怀抱里同时获得感官的休息和一种报复，娜娜在她亲爱的萨坦身边就是这样。与她期望在世界中扮演主动角色，以便积极地利用她的自由一样，她也乐意占有其他存在，非常年轻的男人，她甚至乐意“帮助”他们，或者年轻女人，她乐意供养她们，在她们身边，无论如何，她会是一个有男人味的人物。不管她是不是同性恋者，她会同全体女人保持我谈到过的复杂关系，她需要她们作为评判人和见证人、知己和同谋，为了创造这个一切受男人压迫的女人所要求的“反宇宙”。但女性的竞争在这里达到顶点。以自己的一般性做交易的妓女有竞争者，如果所有的妓女都有足够的工作，通过她们的争执本身，她们也会感到彼此是依赖的。力求“与众不同”的高级妓女，先验地敌视像她一样觊觎特殊地位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女性“行为恶毒”的著名题材所言非虚。

高级妓女最大的不幸在于，她的独立不仅是千百次从属他人的骗人背面，而且这种自由本身是消极的。像拉歇尔⁽¹⁷⁾这样的女演员，像伊莎多拉·邓肯这样的舞蹈家，即使她们得到男人的帮助，也还要从事一门要求她们有能力，并证明她们生存必要性的职业，她们在自愿从事和热爱的工作中达到具体的自由。但对绝大多数女人来说，艺术、职业只是一种手段，她们没有投入真正的计划。尤其在电影中，明星要服从导演，不允许她有所创造和提高。别人利用她的存在，她不创造新东西。更不用说成为明星是很少见的。就严格意义的“风流”来说，任何道路都不通向超越性。这里，仍然是无聊伴随着禁闭于内在性中的女人。左拉在娜娜身上指出了这个特点：

娜娜在奢侈的生活中，在一大群追求者中，仍然厌烦得要命。她夜里的每一分钟都有男人，连梳妆台的抽屉里都是钱，但这再不能满足她，她感到什么地方有点空虚，有一个令她打呵欠的空洞。她的生活无所事事地拖下去，带来同样的单调时刻……确信有人供养，使她整天躺在那里，不用费力做事，沉睡在担心和修女的顺从中，仿佛封闭在妓女的行当中。她在对男人的单一等待中以愚蠢的娱乐来消磨时光。

美国文学上百次描写过这种昏暗的无聊，它使好莱坞不堪重负，游客一到美国就被逼得喘不过气来，男主角和群众演员，与状况相同的女人一样也处在无聊中。甚至在法国，正式赴宴往往有如苦役。掌管小明星生活的保护人是一个年长的男人，他的朋友也是一些上年纪的男人，他们所关心的事与年轻女人无关，他们的谈话令她厌烦；这比资产阶级婚姻中，二十岁初入社会的女人和四十五岁的银行家一起度过日日夜夜有着深得多的鸿沟。

高级妓女为之牺牲快乐、爱情、自由的莫洛克⁽¹⁸⁾，就是她的职业生涯。主妇的理想，是有一种稳定的幸福笼罩着她与丈夫和孩子们的关系。“职业生涯”通过时间展开，但它仍然是一个内在对象，概括在一个名字中。这名字随着在社会阶梯上爬得越来越高，在海报和人们的口中也声势渐长。女人根据自己的气质，或谨慎或大胆地管理她的事业。这一个女人从中得到主妇将漂亮衣服折好放到大柜的满足，那一个女人尝到冒险的陶醉。女人时而局限于维持一个不断受威胁、有时要崩溃的地位，时而无休止地建立自己的名声，就像建造一座劳而无功的通天塔。有些女人将卖弄风情混杂到其他活动中，显得像真正的冒险家，她们是女间谍，像玛塔·哈里，或者是奸细；她们一般不是计划的策动者，她们更不如说是男人手中的工具。但总体而言，高级妓女的态度和冒险家的态度有相似性；她和后者一样，往往介于严肃与严格意义的冒险之间；她要获得现成的价值：金钱和荣誉；但她看重获得它们的事实，就像看重占有它们一样；总之，在她看来，最高价值是她的主体成功。她也以多少偏执的虚无主义来为自己的个人至上论辩解，但由于她敌视男人，认为其他女人是敌人，所以就更有信心坚持。如果她很明智，感受到道德辩解的需要，她就会援引多少被正确领会的尼采主义，她会确认精英人物对平庸人物的权利。她觉得自身是一个宝库，她的生存就是奉献，因此她在自我奉献的同时，认为是在为群体服务。忠于男人的女人之命运，受到爱情的纠缠；利用男性的女人，依赖于自我崇拜。她那么重视自己的荣耀，这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她在其中寻求对自恋的神化。

(1)　参阅卷Ⅰ第二部。—原注

(2)　见《青春期》。—原注

(3)　Cesare Lombroso（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

(4)　马罗《青春期》中所引。—原注

(5)　Jukes，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达格代尔（Richard Dugdale，1841—1883）调查发现纽约州北部地区十三座监狱中的许多囚犯之间有血缘或姻亲关系，于是以朱克命名，这成为近代犯罪学研究的著名案例。

(6)　她用玛丽—苔蕾丝的假名发表这篇故事，我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原注

(7)　见《监狱里居无定所的年轻妓女》。—原注

(8)　“这是用来麻醉淋球菌的棉花球，在接客之前给女人放进去，只有老鸨要摆脱有病的女人时，医生才发现她有病。”—原注

(9)　Fresnes，巴黎附近的一个镇，设有监狱。

(10)　显然，靠消极和虚伪的措施不能改变这种处境。要消除卖淫，必须有两个条件：要保证所有的女人都有一份体面职业；风俗不能给恋爱自由设置任何障碍。只有消除卖淫所适应的需要，才能消灭卖淫。—原注

(11)　Imperia（1485—？），意大利交际花。巴尔扎克的小说《美丽的因佩丽亚》将她描述为成功勾引天主教红衣主教并对其施加影响的高级妓女。

(12)　Casque d'or，原名Amélie Hélie（1879—1933），法国妓女，卷入巴黎黑帮斗争。

(13)　Ouled-Naїl，位于阿尔及利亚南部，聚居着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

(14)　左拉的小说《娜娜》的女主人公，是个妓女。

(15)　有时她也是一个艺术家，在竭力取悦人的同时，她也在创造和创作。于是，她要么可以兼顾这两种职能，要么超越卖弄风情的阶段，进入艺术家、歌手、舞蹈者等行列，我们稍后会谈到。—原注

(16)　同有些女人利用婚姻达到她们的目的一样，另外一些女人利用她们的情人作为达到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的方法。她们超越了高级妓女的处境，正如其他女人超越了主妇的处境那样。—原注

(17)　Rachel Félix（1821—1858），法国悲剧女演员，十七岁进入法兰西喜剧院，出演高乃依和拉辛悲剧中的女主人公达二十年之久。

(18)　Moloch，《圣经》中迦南地区崇拜的异教神，以儿童作为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