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共同体，它在此之外，与其他社会单位沟通；家庭不仅是夫妻禁锢其中的一个“内部世界”，它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产和兴趣的体现，它应该展示在他人眼前。基本上是妻子在组织这种社交生活。男人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一致的联系，与群体结合在一起；夫妇是一个社会人，由所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种族确定下来，通过有机、一致的联系与以相同方式在社会上确立的群体联结在一起；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体现它的是妻子，丈夫的职业关系往往与他的社会价值的确定不一致；而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的妻子，可以满足于与地位相同的人来往；另外，她有闲暇在“拜访”和“接待”中保持这些实际上无用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只有在用于维持社会等级地位的类别，也就是说自认为高于其他某些类别时才有重要意义。她的内心，甚至她的面目，丈夫和孩子都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司空见惯，她却沉迷于去炫耀自己。她的社交责任是要“展现”，这同她感受到的抛头露面的乐趣混合在一起。

首先，她必须展现自己；在家里，她忙自己的事，穿着随便；为了出门，为了接待，她“打扮一番”。衣着有双重性质：它用于表现女人的社会尊严（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属的社会圈子），但同时，它将女性的自恋具体化；它是服装和首饰；通过它，忍受着无所事事的女人以为表现出她的存在。修饰她的美，穿衣打扮，这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自己，就像她通过家务劳动占有自己的家一样；她的自我，这时在她看来，是由自己选择和重新创造的。风俗促使她这样在形象上异化。男人的服装，像他的身体一样，应该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引人注目⁽¹⁾；对男人来说，无论潇洒或者俊美，都不在于将自己构成一个对象；因此，他一般不把自己的外表看成自己存在的反映。相反，社会本身要求女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肉欲对象。她屈从时尚的目的不在于把自己显现为一个自主的个体，而是相反，在于把自己与超越性分割开来，以便当做猎物献给男性的欲望，人们并不寻求为她的计划服务，而是相反，要阻挠这些计划。裙子不如长裤方便，高跟鞋妨碍走路；最优雅的衣物却是最不实用的裙子和薄底浅口皮鞋、最易损坏的帽子和袜子；服装掩饰身体，改变它或者紧裹住它，无论如何，它使身体供人注视。因此，打扮对于希望自我欣赏的小女孩来说是一种迷人的游戏；后来，孩子的自主愿望起来反对浅色平纹织物和漆皮鞋；在青春期，她既想展示自己又拒绝展示自己；当她接受自己成为性对象的命运时，才乐于打扮自己。

我们已经说过⁽²⁾，女人通过打扮与自然相连，同时给自然带来人为的必然性；她为男人变成了花朵和宝石，她也为自己变成这样。在把水的起伏和裘皮的温暖柔和献给他之前，她先占有它们。她占有的羽毛、珍珠、锦缎、丝绸，与她的肉体结成一体，比她的小玩意儿、地毯、垫子、花束更为亲密；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柔软的质地，弥补了属于她的命运的性欲世界的粗俗，由于她的肉欲更少满足，她就对此更加重视。很多女同性恋者穿男装，这不仅是要模仿男性和向社会挑战，她们不需要天鹅绒和绸缎的抚摸，因为她们在女性身体上发现了这种被动的品质。⁽³⁾注定要接受男性粗暴拥抱的女人—即使她喜欢拥抱，如果她没有感到乐趣就更是如此—除了自己的身体，不能拥抱其他肉体猎物，她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她戴在脖子上的钻石项链的光辉与她的皮肤交相辉映；为了占有钻石项链，她把自己等同于世上的所有财富。她不仅觊觎肉欲宝库，而且有时觊觎情感的理想价值。这个首饰是一个纪念品，那个首饰是一个象征。有些女人把自己当成花束、大鸟笼；另外一些女人成为博物馆，还有些女人变成难解的符号。若尔热特·勒布朗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告诉我们：

我总是打扮得像一幅画。我漫步在凡·爱克⁽⁴⁾的画中、鲁本斯的寓意画中或者梅姆灵⁽⁵⁾的圣母画中。我仍然看到自己在一个冬日，穿着一件仿照祭披式样、镶有旧的银白饰带的紫色天鹅绒长袍。我拖着长长的衣裙，不屑于将它提起，认真地让它扫着人行道。黄色的皮帽罩在我的金发上，但最奇特的是戴在我前额中央的钻石额饰了。这一切为了什么？因为很简单，我喜欢这样，我认为这样是生活在一切习俗之外。别人越是在我经过时发出嘲笑，我越是增加滑稽的创造。我羞于仅仅因为别人嘲笑就改变一下我的装扮。我觉得这是可耻的投降……在我家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戈佐利⁽⁶⁾、安吉利科⁽⁷⁾笔下的天使，伯恩—琼斯⁽⁸⁾和瓦特的画中人是我的模特。我总是身穿天蓝色和金黄色的衣服，宽大的袍子在我周围展开成几层衣裾。

正是在精神病院可以找到这种将世界魔术般变为己有的最出色的例子。不能控制自己喜爱贵重物品和象征物的女人，忘记了自己的外貌，过分大胆地打扮自己。因此，小女孩尤其把打扮看做将自己改变成仙女、王后、鲜花的化装；一旦她戴着花环和丝带，她便认为自己漂亮，因为自己等同于这种奇妙的假金箔；天真的少女被衣服的颜色迷住了，没有注意到反映在她脸上的苍白颜色；在受到外界更多的迷惑，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形象的成年女艺术家和女知识分子身上，也可以找到这种强烈的恶劣趣味，她们迷恋古代织物和古老首饰，乐于提到中国或者中世纪，只向镜子投以迅速的或有偏见的一瞥。有时，人们惊讶于上岁数的女人喜欢穿奇装异服：冠冕形发式、花边、闪光的长裙、巴罗克式的项链，遗憾地吸引人注意她们衰老的面容。由于失去了诱惑力，对她们来说，打扮常常重新变成一种无谓的游戏，就像在她们童年时一样。相反，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可以必要时在打扮中寻找感官的或者审美的快感，但她必须让这些快感与自己的形象协调起来：她长裙的颜色会衬托她的肤色，剪裁会强调或修正她的线条；她得意地看重的是修饰过的自己，而不是修饰她的饰物。

打扮不仅是修饰，我们已经说过，它反映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妓女的职能专门是作为肉欲对象，只有她应该以这唯一的面貌表现自身；过去，表明她的职业的是橘黄色头发、饰满朵朵花儿的长裙，今日是高跟鞋、缎子紧身裤、浓妆艳抹、香气扑鼻。人们责备其他一切打扮得像“娼妓”的女人。她的肉欲价值是与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只应以那种规矩的形式出现。但是必须强调，庄重不是要穿得很呆板。过分明显地挑起男性欲望的女人趣味庸俗，而使男人望而却步也并不值得称道，人们认为她想男性化，就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或者她想标新立异，就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女人；她通过拒绝扮演客体角色，向社会挑战，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她仅仅想不让人注意，她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女性特征。在裸露癖和羞耻心之间做出调和的应是习俗；“正派女人”应该遮蔽的有时是胸脯，有时是踝部；有时少女有权强调自己的魅力，以便吸引追求者，而已婚女人放弃一切打扮，这是很多地方的农村文明的习俗；有时人们硬要少女穿式样稳健、糖衣色的薄衣衫，而她们的姐姐却有权穿质地厚实、色彩丰富、款式诱人的紧身长裙；在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身上，黑色看来是显眼的，因为这个年龄一般不穿这种颜色。⁽⁹⁾当然，必须屈从于这些规矩，但无论如何，即使在最严格的圈子里，女人的性特征也会受到强调：一个牧师的妻子将头发烫成波浪形，化个淡妆，谨慎地跟随时尚，通过对形体魅力的关心表明，她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卖弄风情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上特别明显。为了表明有个盛会，也就是说有奢侈和浪费，这些裙子应该价格昂贵，容易损坏，尽量穿着起来不方便；裙子是这样长和这样宽，或者这样碍事，以致走路都很困难；女人在首饰、边饰、闪光片、花朵、羽毛、假发的打扮下，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示；就像花朵无偿地盛开一样，女人袒露她的肩膀、背部、胸脯；除非在狂欢时，男人不应该表明他在觊觎她，他只有权注视和跳舞时拥抱她，但是他可以迷醉于成为一个充满奇珍异宝的世界的国王。盛会在这里干脆具有交换礼物的节日的面貌，每个人都把作为自己财产的身体，当做礼物展示给其他所有人看。女人穿着晚会裙服，打扮成使一切男性愉悦和使她的所有者骄傲的女人。

打扮的这种社会含义，使女人通过自己的衣着方式，表达她对社会的态度；她服从既定秩序，给予自己一种谨慎的高雅个性；可以产生许多微妙的区别，她根据自己的选择表现出是脆弱的、天真的、神秘的、老实的、严肃的、快活的、庄重的、有点大胆的或谦逊的。或者相反，她通过自己的标新立异去拒绝俗套。引人注目的是，在许多小说中，“解放了的”女人以打扮的大胆显出与众不同，这种大胆突出了她的性客体本质，从而突出了她的附属性，在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中，有过爱情历险的、心灵大胆的、离婚的年轻女人，一出场就极尽袒胸露肩之能事；她激起的惊叹声明显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因此，少女乐于打扮成女人，而上年纪的女人乐于打扮成小姑娘。妓女乐于打扮成上流社会女人，而上流社会女人乐于打扮成荡妇。即便每个女人都按照自己的地位打扮，这里还是有一种手段。人为和艺术都需要想象。不仅紧身褡、乳罩、染发剂、化妆品掩饰了身体和面孔；而且最少打扮的女人一旦“盛装”起来，就会凭感觉来行事，她像一幅画、一座塑像，像舞台上的演员，一个类似因素，通过它，暗示出一个不在场的主体，这是她扮演的人物，而并不是她。与一个不真实的、必然的、像小说主人公一样完美的对象，与一幅肖像或者一座胸像的混合取悦了她；她竭力要在它身上异化，以此向自身显得是一成不变的，合乎情理的。

正是这样通过玛丽·巴什基尔采娃的《内心记录》，我们逐页看到她不懈地变换自己的面孔。她毫无遗漏地向我们展示她的裙子，穿上每一件新服装，她都会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人，她重新崇拜自己。

我拿了妈妈的一块大披巾，撕开一个裂口，让头伸得进去，再缝上两边。这条形成古典皱褶、垂落下来的披巾，给了我一种东方的、圣洁的、古怪的气质。

我到拉费里埃尔的时装店去，卡罗琳花了三小时给我做了一条长裙，我像裹在一片云彩里。这是一块英国绉纱，披在我身上，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我穿着一条皱褶线条柔和、暖和的呢裙，是勒费弗尔的式样，他极其擅长用素朴的衣料衬托出柔软而年轻的身材。

她天天一再说这样的话：“我穿黑衣服很迷人……我穿灰衣服很迷人……我穿白衣服很迷人。”

德·诺阿耶夫人也非常重视打扮，她在《回忆录》中忧郁地写到一条没做好的裙子引起的悲剧。

我喜欢鲜艳的颜色、大胆的颜色对比，我觉得一条裙子是一道风景，一个同命运一起来的诱饵，一个爱情的许诺。当我穿上不熟练的手缝制的裙子时，我会因看到所有缺点而感到难受。

之所以服装对许多女人来说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在想象中同时把世界和自我给予她们。有一部德国小说《穿人造丝的少女》⁽¹⁰⁾叙述一个贫穷的少女对一件灰鼠皮大衣感到喜爱；她喜欢这件大衣的柔和温暖、浓密毛皮的舒适；她喜欢的是自己在珍贵毛皮中的变形；她终于拥有她从来没有抓住的世界之美和从来不属于她的光辉的未来。

当下，我看到一件大衣挂在钩子上，这是一件非常柔软、非常柔和、非常动人、非常灰的、非常令人怜爱的皮裘，我那么喜欢它，真想抱住它。它有安慰人的、诸圣瞻礼节的、像天空一样宁静的外表。这是真正的灰鼠皮。我默默地脱下雨衣，穿上灰鼠皮大衣。这件皮裘，对喜欢它的我的皮肤来说，犹如钻石，人们对于所喜欢的东西，一旦拥有，便不会再还掉。衬里是纯丝的摩洛哥绉纱，而且有手工刺绣。大衣包裹着我，它对于贝尔的心说话胜过我的千言万语……我穿着这件皮裘是那么优雅。它像一个罕见的男人，通过他对我的爱情，使我变得宝贵。这件大衣要我，我也要它，我们互相拥有。

既然女人是一个客体，可以理解，她的修饰和衣着方式改变了她的内在价值。她那么重视丝袜、手套、帽子，不是纯粹无价值的，保持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美国，女工的很大一部分预算用在美容和衣服上；在法国，这个负担没有那么沉重；然而，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找到工作，打扮得富裕的外表就越是有用，优雅是一件武器，一个招牌，一个自卫武器，一封推荐信。

它是一种束缚；它给予的价值是要付酬的；要价如此之贵，有时，保安在大商店里抓住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或者一个女演员正在偷香水、丝袜、内衣。正是为了打扮，许多女人去卖淫，或者“受人资助”；正是打扮支配着她们的金钱需要。穿得好也要求花时间和花心思；这个任务有时是积极快乐的源泉，在这个领域，也有“藏宝的发现”、议价、诡计、计策、创造；灵巧的女人甚至可以变成创造者。展览会的日子—特别是减价—要进行疯狂的冒险。一条新裙子对她来说是一个节日。化妆和做头发是一件艺术品的替代物。今日尤甚从前⁽¹¹⁾，女人更了解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控制饮食去塑造身体的快乐。她可以决定自己的体重、自己的线条、自己的肤色；现代审美允许她将主动的品质和美结合起来，她有权锻炼肌肉，拒绝发胖；在体育中，她确立自己为主体；对她来说，这里有一种对偶然肉体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很容易返回从属性。好莱坞女明星战胜了自然，但她重新成为制片人手中的被动客体。

女人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这些胜利而高兴，除此之外，卖俏意味着—像照料家务一样—与时间斗争，因为她的身体也是一个时间蚕食的对象。柯莱特·奥德里描绘过这场斗争，它可以和家庭主妇在家里与灰尘进行的斗争相比。⁽¹²⁾

这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结实肉体了，沿着胳膊和大腿，肌肉的形状在一层脂肪和有点松弛的皮肤下凸显出来。她感到不安，重新打乱日程表：白天一开始，做半小时体操，晚上上床之前，做一刻钟按摩。她开始翻阅医学教科书、时装报刊，注意观察自己的腰围。她为自己准备好橘子汁，不时服泻药，戴橡皮手套洗盆子。她的两件心事最后变成一件：恢复身体的青春，打扫干净房子，有一天会达到一种平稳期、一个死亡点……世界仿佛停顿了，悬在衰老和废物之外……现在她在游泳池里认真上课，以便改善她的形体，美容杂志以不断更新的秘方使她处于良好状态。金吉·罗杰斯对我们吐露说：“我每天早上梳一百下头，这正好要两分半钟，我的头发像丝一样……”怎样使你的脚踝变得细巧呢？每天连续抬起脚跟三十次，不要让脚跟着地，这种锻炼只要一分钟；一分钟在一天中算得了什么呢？此外，用油洗指甲，用柠檬膏擦手，把压碎的草莓涂在脸上。

在这里，惯例将对美的关注和对衣柜的维护变成苦役。对一切活体的变化带来衰退的恐惧，在某些性欲冷淡和受到挫折的女人身上，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竭力保存自己，就像有些女人保存家具和果酱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并敌视他人，丰盛的饭餐会使体态变形，酒会使面色过于红润，笑得太多会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休息会增加体重，工作会使人变老，爱情会使人有黑眼圈，接吻会使面颊火辣辣，抚摸会使乳房变形，交欢会使肉体憔悴，怀孕会使面孔和身体变丑；众所周知，有多少年轻母亲愤怒地将被她们的舞裙吸引的孩子推开：“别碰我，你的手有汗，会弄脏我的裙子。”爱打扮的女人也是这样粗暴地对待丈夫或者情人的殷勤。就像用罩布套住家具一样，她想摆脱男人、世界和时间。但所有这些小心谨慎并不能阻止白发和鱼尾纹出现。从青年时代起，女人便知道，这个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小心翼翼，她还是不断出事：一滴酒洒落在她的裙子上，一支香烟将裙子烧出一个洞；于是，那个在客厅里微笑、趾高气扬、在盛会中衣衫华丽的女人消失了，她摆出主妇的严肃和古板的脸容；人们突然发现，她的打扮不是一束花、一道烟火、一闪即灭的灿烂光芒，而是一笔财富、一笔资本、一笔投资，它需要做出牺牲，失去它是不可弥补的灾难。污迹、破损、做工失败的裙子、失败的烫发，是比烧焦的烤肉或者打碎的花瓶更为严重的灾难，因为爱打扮的女人不仅在物中异化，还想成为物，她不用通过中介便感到自己危险地处在世界中。她和裁缝和制帽女工保持的关系，她的不耐烦，她的要求，都表现了她的严肃精神和不安全感。做得好的裙子使她成为她梦想的人物，但穿上一件旧的、做工不好的衣服，她会感到自己丧失地位。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写道：

我的脾气、我的举止和我的面部表情，一切都取决于长裙……还有：要么得赤身裸体地散步，要么得按照体态、趣味和性格穿衣。当我不是处在这种境况的时候，便感到自己很笨拙，很平庸，因此十分屈辱。脾气和精神会变得怎样？想到穿着一堆破布，于是变得愚蠢、烦恼，羞得无地自容。

许多女人宁愿放弃一次盛会，也不愿意赴会时穿得难看，即使她们不会引人注目。

尽管有些女人声明：“我呀，我只为自己打扮”，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中女人也考虑到他人的目光。不只在精神病院里，爱打扮的女人固执地对不在场的目光保持完全的信心，通常她们要求有在场的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在她结婚十年后写道：

我很高兴别人说我漂亮，也希望列瓦能看到和听到……漂亮有什么用呢？我的迷人的小彼佳爱他的老尼娅尼娅，就像他爱一种美，而列沃奇卡习惯于最丑的面孔……我很想烫发。没有人会这样做，但这仍然是迷人的。我出于何种需要让别人看到我这样呢？丝带和蝴蝶结令我喜欢，我想要一根新的皮带，既然我写下这些，我真想哭……

丈夫很难完成这种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仍然是表里不一的。如果他的妻子过于吸引人，他就变得嫉妒；然而，凡是丈夫都多少像康道里斯；他希望妻子为他争光；希望她优雅、漂亮，至少“不错”；否则，他会生气地对她说出愚比老爹⁽¹³⁾的话：“今天你很丑！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客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婚姻中，性爱和社会的价值很难协调，这种对立反映在这里。强调性吸引力的女人，在丈夫看来格调低下；他责备妻子的大胆，而如果放在陌生女人身上反而会吸引他，这种责备扼杀了他身上的一切欲望；如果妻子穿着端庄，他是赞成她的，不过态度冷淡，他感到她不诱人，含糊地加以责备。因此，他很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看她，他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细看她。“别人会怎么说她？”他的推测很差，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丈夫的观点也安到他人身上。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丈夫一面批评自己的裙子和举止，一面赞赏其他女人同样的裙子和举止更刺激她的了。再说，很自然，他太接近她，反而对她视而不见；对他来说，她有一副不变的面孔；他既不注意她的穿着，也不注意她的发式改变。甚至一个多情的丈夫或者恋爱的情人也往往对女人的打扮漠不关心。如果他们热烈地爱裸体的她，最得体的打扮也只不过是把她化装一下；即使她穿得不好，十分疲倦，也是同光彩夺目时一样喜欢她。如果他们不再爱她，最取悦人的裙子也将无济于事。打扮可以是一个征服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防卫的武器；打扮的艺术在于制造幻景，给目光提供想象的对象，在肉体的交欢中，在日常的交往中，一切幻景都消失了；夫妻感情像肉体的爱，位于现实的层面。女人并不是为了心爱的男人而打扮。多萝西·帕克在她的一个短篇小说⁽¹⁴⁾中描绘了一个年轻女人，急不可耐地等待休假回来的丈夫，决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迎接他：

她买了一条新裙子，黑色的，他喜欢黑裙子；朴素的，他喜欢朴素的裙子；而裙子非常贵，她不愿去想价钱……

“你喜欢我的裙子吗？”

“当然喜欢！”他说，“我一向喜欢你穿这条裙子。”

她仿佛变成了一块木头。

“这条裙子，”她带着侮辱人的明晰语音说，“是崭新的。我从来没有穿过。考虑到会让你高兴，我特地为这个场合买下来。”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噢！当然，现在我看到它完全不像另一条，真是漂亮极了，我一向喜欢你穿黑衣服。”

“在同样的情况下，”她说，“我几乎希望有别的理由穿黑衣服。”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激起别的女人嫉妒，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但这不是唯一目的。通过被人嫉妒或赞赏，她想得到对她的美、优雅和趣味的绝对肯定，对自身的绝对肯定。她打扮是为了展示自己，她展示自己是为了使自己存在。她由此而屈服于痛苦的从属地位；主妇的忠诚即使没有得到承认，也是有用的；爱打扮的女人的努力如果没有在任何意识中留下印象，就徒劳无功了。她寻求对自身的最终评价；这种追求绝对使她的探索变得令人疲乏不堪；只要受到一个人的指责，这顶帽子就不是美的；一句恭维便取悦她，而一句否定的话就毁了她；因为绝对的东西只通过一系列不定的显现才表现出来，所以她从来得不到完全的胜利；因此，爱打扮的女人是如此敏感易怒；因此，有些受到奉承的漂亮女人会悲哀地认为，她们既不漂亮也不优雅，她们正是缺乏她们不认识的一个评判者的最高肯定，她们在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自在。体现了优雅法则的出色女人是罕见的，没有人能找出她们有什么错，因为正是她们通过意旨决定成败；只要她们继续起支配作用，她们就能把自己看做取得成功的典范。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方面和任何人都一无用处。

打扮意味着马上出门和接待，再说，这正是它的最初目的。女人穿着新衣裳从这个客厅走到那个客厅，她邀请别的女人去看她如何治理她的“家”。在某些特别庄严的情况下，丈夫陪伴她去“拜访”，但是大部分时间，她完成自己的“社交责任”时，他正在忙于工作。人们已经千百次描写过笼罩在这些聚会之上的不可避免的无聊。因为出于“社交义务”参加聚会的女人没有什么要交流。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将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联结起来—也不会将杜邦大夫的妻子和杜朗大夫的妻子联结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提起孩子的过失和家庭琐事，是没有风度的。于是只得评论天气和最新的流行小说，或者从丈夫那里借用的泛泛的论调。举行“家庭宴会”的习俗越来越趋于消失，但是，在不同的形式下，“拜访”的苦差事在法国仍然存在。美国人则愿意用打桥牌来代替谈话，这只对喜欢这种游戏的女人才有好处。

然而，社交生活比起这种无聊地履行礼仪责任，具有更加吸引人的形式。接待客人，这不仅是在自己的个人住宅中接待他人；这是将住宅变成一个迷人的领地；社交活动同时是盛会和节日。女主人展示她的财富：银器、衣服、水晶器皿；她在家里插满鲜花，鲜花虽然是转瞬即逝的、无用的，却体现了节庆挥霍和奢侈的毫无必要；鲜花在花瓶里开放，注定要迅速枯萎，是欢乐之火、乳香和没药，成为奠酒、祭献。桌子上摆满了佳肴美酒。为了满足客人的需要，就要创造出一些能推想到他们会喜爱的精美礼品。饭局变成了一种神秘仪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的这一段文字中强调了这种性质：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人，开始穿梭于自动开关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她们不是女仆，而是进行神秘仪式的女祭司，就是从一点半到两点钟之间，梅费尔⁽¹⁵⁾的女主人们故弄玄虚搞的那一套。只消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这种骗人的幻觉：首先是不用付钱的食物，然后是桌子上全部摆满水晶器皿、银器、藤条制品、盛着红色水果的大碗；一层薄薄的褐色奶油盖住大菱鲆；切成块的鸡漂浮在炖锅里，炉火在燃烧，火焰色彩绚丽，煞是好看；随着酒和咖啡端上来—不用付钱—在沉思的眼前升起了快乐的景象，对于这陷入遐想的眼睛，生命显得像音乐一般，而且神秘……

支配着这种神秘的女人，骄傲于感到自己是一个完美时刻的创造者，是幸福、快乐的施与者。正是通过她，宾客们会聚在一起，正是通过她，才举行一次盛会，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达洛卫夫人感到的正是这样。

但我们可以设想，彼得对她说：好！好！但你的那些晚会，举行这些晚会的原因是什么？她能够回答的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明白，那就算了）：这是请客嘛……某位先生，生活在南肯宁顿，另一位生活在贝斯沃特，还有第三位，据说是在梅费尔。她不断想到他们，她心里想：多么抱歉！多么遗憾！于是她把他们聚在一起。这是请客；这是组合，创造。但这是为了谁呢？

也许是为了请客的快乐而请客。无论如何，这是她的奉献。她没有别的可以奉献……

不管是谁，别的任何人都可以待在那儿，做得一样好。然而她想，这是有点值得钦佩的。她做了这件事。

如果在这种对他人表示的敬意中有着纯粹的慷慨，盛会就确实是一次盛会。但社会习俗很快就把这种节庆变成制度，把这种赠与变成义务，把盛会升格为仪式。女客一面在品味“社会名流晚宴”，一面想，必须还礼，她有时抱怨受到过分优厚的接待。她讥讽地对丈夫说：“X夫妇是想让我们吃一惊。”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里，茶会变成最奢侈的聚会，在每次聚会中，女主人认为有义务提供比上一次聚会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更多的糕点；这种负担变得这样沉重，以致有一天，所有的女人一致决定什么也不提供，只提供茶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盛会就失去了慷慨和豪华的特点；那是一种苦差事；用来制造庆典气氛的道具要花心思去照看，必须照看好水晶器皿、桌布，要算好香槟和花式糕点；打碎一只茶杯，烧坏圈椅的丝绸，便是一个灾难；第二天必须清扫、料理、恢复得井井有条，女人害怕这种附加的工作。她感受到这种确定主妇命运的多种从属地位：她从属于蛋奶酥、烤肉、肉店老板、厨娘、临时佣工；她从属于丈夫，一旦有什么问题出现，他便皱起眉头；她从属于客人，他们评价家具、葡萄酒，而且决定晚会是否成功。只有豪爽而自信的女人，才能以平静心态度过这样的考验。一次胜利能给她们强烈的满足。可是，很多女人在这一点上酷似弗吉尼亚·伍尔夫描绘的达洛卫夫人：“她一面喜欢这些胜利……它们的光彩和给人的兴奋，一面感到胜利的空虚和虚假。”女人只有不太重视这些胜利时，才会真正从中感到乐趣，否则，她会经历虚荣心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折磨。此外，只有很少女人运气好，能在“社交生活”中知道如何安排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投身于社交生活的女人，通常不仅力图使自己成为受崇拜的对象，而且力图超越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达到某些目的，真正的“沙龙”具有文学或政治的性质。她们竭力通过这种方法对男人产生影响，起到个人作用。她们要从已婚女人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已婚女人一般并不满足于这些乐趣和短暂的胜利，而且这些胜利她很少获得，对她来说，往往是疲劳，而不是消遣。上流社会生活要求她“讲究排场”，要求她炫示自己，但是在她和他人之间并不创造真正的交流。它没有使她摆脱孤独。

“想来是痛苦的事，”米什莱写道，“女人作为只能成双成对生活的相对的人，往往比男人更加孤独。男人到处都可以社交，给自身创造新关系。她呢，没有家庭的话，她什么也不是。而家庭压抑着她，全部重量都压在她身上。”事实上，被封闭的、被隔绝开的女人，不了解友情的快乐，而友情带来共同追求某些目标；她的工作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的成长既没有给她独立的兴趣，也没有给她独立的习惯，而她是在孤独中度日的；我们已经看到，索菲娅·托尔斯泰抱怨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幸。她的婚姻使她远离娘家和青年时代的朋友。柯莱特在《我最初的尝试》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新嫁娘离乡背井，从外省来到巴黎；她只是在同母亲长长的通信中找到援助；可是，通信不能代替在一起，她不能向茜多承认她的失望。在年轻女人和她的家庭之间往往不再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无论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姐妹们都不是她的朋友了。如今，由于住房狭小，许多年轻的新嫁娘同她们的娘家人或者婆家人住在一起，但这种不得已住在一起，对她来说，远远不能构成真正的相伴相随。

女人终于保持或者建立起的女性友谊，对她来说十分宝贵；这种友谊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后者是男人之间作为个体通过思想和个人计划的交流；女人由于封闭在自身的共同命运中，通过一种内在的共谋联结在一起。她们争先恐后地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共同的天地。她们不进行观点的讨论，她们交换体己话和食谱；她们联合起来，创造一种反宇宙，其价值要压倒男性的价值；她们集合起来，找到了动摇她们的锁链的力量；她们否认男人的性统治，彼此吐露自己的性欲冷淡，愤愤地嘲笑她们男人的欲望或者笨拙；她们也含讥带讽地否定她们的丈夫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她们比较自己的体验：怀孕、分娩、孩子生病、自己生病、家务事，这些变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事件。她们的工作不是一种技巧，在互相交流食谱和做家务的诀窍时，她们给予这样做以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秘术的尊严。有时，她们一起审视道德问题。妇女报刊的“通信”栏，提供了这类交流的样品；很难想象给男人开辟“心灵通信”栏；他们在属于他们的世界中相遇；而女人却要确定、估量、探索她们自己的领域；她们尤其交流美容的建议、食谱和编织方法，她们征求意见；通过她们闲聊和展示的趣味，有时可以洞察到真正的焦虑。女人知道，男性的法规不是她的法规，甚至男人预料到她并不遵守这法规，因为他怂恿她堕胎、通奸、犯错误、背叛、说谎，虽然他公开谴责这样做；于是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她确定一种“中间法”，一种女性特有的道德法规。女人不仅仅是出于恶意如此长期地评论和批评她们女友的行为，为了评判她们和自律，她们必须比男人有更多的道德创造。

给予这种关系以价值的是其中包含的真实状况。在男人面前，女人总是表演；她假装接受自己是非本质的他者，在他面前通过模仿、打扮、经过三思的话语，树立一个想象的人物，以此来作假；这样做戏要求持续的紧张状态；所有女人在丈夫和情人身边多少这样想：“我不是自己”；男性世界是严酷的，它有锐利的尖脊，发出的声音过于响亮，射出的光芒过于强烈，触感是粗糙的。在别的女人身边，女人躲在背景后面；她做好战斗准备，但不战斗；她安排好服装，创造化妆方法，准备诡计，她在登台表演之前，在后台穿着拖鞋和睡衣；她喜欢这种温和的、温馨的、松弛的气氛。柯莱特就是这样描绘她同女友玛尔科度过的时刻：

短暂的体己话，隐居者的消遣，时而像待在缝纫工场度过的时刻，时而像康复时的空闲时刻……⁽¹⁶⁾

她喜欢在更年长的女人身边扮演出主意的角色：

在炎热的下午，在阳台的遮帘下，玛尔科料理她的衣物。她缝纫水平很差，但是很用心，我给她劝告，感到沾沾自喜……“不应该在衬衫上绣上天蓝色的彗星，粉红色在衣服上，与皮肤相衬更加漂亮。”我很快又给她其他建议，关于脂粉、唇膏的颜色、画眼线要突出。她说：“你真的这么想吗？你真的这么想吗？”我虽然年轻，但权威不可动摇。我拿起梳子，在她厚厚的刘海中分开一个妩媚的小缺口，我表现得长于此道，使她的目光炯炯燃烧，在她的脸颊上方、靠近太阳穴漾出一片红晕。

下文，她给我们描绘玛尔科不安地准备面对一个她想征服的年轻男子：

……她想擦拭潮湿的眼睛，我阻止她这样做：

“让我来做。”

我用两根手指将她的上眼皮朝上翻，让两滴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自行消失，这样睫毛膏就不会因和眼泪接触而变糊了。

“得！等一下，还没有结束。”

我重新给她化妆。她的嘴巴有点发抖。她耐心地任人摆布，一面叹着气，仿佛我在给她包扎。最后，我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粉扑，蘸上一点更红的粉。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无论如何，”我对她说，“不要哭。尽量设法不让眼泪支配你。”

……她用手在刘海和额角之间抹了一下。

“我上星期六本该买下我在零售商店里看到的那件黑长裙……请告诉我，你能借给我非常精细的袜子吗？眼下我没有时间了。”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谢谢。你不认为插一朵花能衬托出我的裙子吗？不，不要把花插在上身。蓝蝴蝶花的香味真的已经过时了吗？我觉得我有一大堆东西要向你请教；一大堆东西……”

在她的另一部小说《养小狗的人》中，柯莱特也描述了女人生活的另一面。三个在爱情中不幸或者不安的姐妹，每天夜里会聚在她们童年时代的旧长沙发周围；她们在那里感到放松，思量着白天的忧虑，准备着明天的战斗，品尝着好好休息、好好睡眠、洗个热水澡、痛快地哭泣的短暂快乐，她们几乎互相不说话，但是每一个人都为别人创造一种窝；她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www.daowen.com)

对某些女人来说，这种肤浅而热烈的亲密关系，比和男人的严肃做作的关系更为宝贵。自恋的女人就像在青少年时期那样，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特殊的分身；正是在有能耐的专注目光中，她可以欣赏她做工精巧的裙子、自己细腻的内在。结婚以后，她的知心女友仍然是尊贵的见证人，这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像一个令人想望的、希望得到的对象那样出现。我们已经说过，在几乎所有的少女身上都有同性恋倾向，丈夫时常笨拙的拥抱，不能抹去这种倾向；由此产生女人在同类身上所经历的，而在正常男人身上没有等同物的肉感的温馨。在两个女友之间，肉感的爱慕可以升华为活跃的温情，或者通过散乱或准确的抚摸表现出来。她们的拥抱也可能只是一种调剂闲暇的游戏—这是后宫女人的情况，她们主要是要消磨时间—或者拥抱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然而，女人的共谋很少会升华为真正的友谊；女人比男人更加自发地感到利害一致，但在这种团结中，她们中的每一个不是朝着对方超越，她们整体朝向男性世界，她们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夺取男性世界的价值。她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她们的特殊性之上，而是直接在一般性中体验，一种敌意因素由此马上渗透进来。娜塔莎⁽¹⁷⁾依恋她家的女人们，因为她可以在她们的注视下展示她孩子的尿布，但她却对她们怀有嫉妒，因为在皮埃尔看来，在每个女人身上都能体现女人。女人的互相谅解来自她们彼此认同，但同样，每个女人也由此否认陪伴关系。女主人和她的女仆的关系比与一个男人和他的仆从或司机的关系亲密得多—除非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她们交换体己话，不时串通一气；可是在她们之间，有一种敌对的竞争，因为女主人一面要摆脱家务，一面又想承担工作职责和获得名声；她希望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一旦我不在场，一切都乱套了。”她严厉地想抓住女仆犯错误，如果女仆活儿干得太好，她就不能尝到感觉自己独一无二的骄傲。同样，她一股脑儿对女教师、女管家、奶妈、看孩子的女仆、协助她干活的亲戚朋友发脾气；她的借口是她们不尊重“她的意愿”，她们不按照“她的想法”行事；事实是，她既没有意愿，又没有特殊想法；相反，激怒她的是，别人正好以她做事的方式完成她的职责。这是一切毒化家庭生活的常见家庭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由于每个女人没有任何方法使人承认她的特殊贡献，所以便都像女王一样严厉地要求别人。不过，尤其在打扮和爱情方面，每个女人在别的女人身上都看到一个敌人；我已经指出过在少女们身上的这种竞争，这种竞争往往要持续一生。我们已经看到，风雅女人、上流社会的女人的理想，就是获得绝对的评价；她因永远感觉不到自己头上戴上光环而痛苦；哪怕发觉别人头上有最单薄的光环都令她不快；别的女人得到的一切赞词，她都想窃为己有；不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怎能称为绝对呢？一个真诚的、恋爱中的女人，满足于在一颗心中受到赞美，她不羡慕她的女友们表面的成功，可是她在自己的爱情中仍然感到面临危险。事实是，女人被最要好的女友欺骗这个题材，不仅仅是文学上的陈词滥调；两个女人越是朋友，她们的二元性就越是危险。听到体己话的女人被要求通过恋爱中的女人的眼睛去看，以恋爱中的女人的心和血肉去感受，她受到情人的吸引，受到诱惑她女友的男人的迷惑；她以为自己的正直保护着自己，便任凭自己的感情摆布；她对自己只起非本质的作用也感到恼火，不久，她便准备让步，把自己投进去。很多女人十分谨慎，一旦她们恋爱，便回避“亲密的女友”。这种矛盾心理几乎不允许女人信任她们互相的感情。男性的阴影总是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即使她们没有谈到他，仍然可以把圣琼·佩斯⁽¹⁸⁾的诗句用在他身上：

太阳没有提及，但它的威力在我们中间。

她们一起向他报复，给他设下陷阱，诅咒他，侮辱他，但是她们等待他。只要她们滞留在女人聚集的地方，她们就沉浸在偶然性、乏味和无聊中；这些虚无缥缈之境保留了一点母亲怀抱的温暖，但这是虚无缥缈之境。女人乐意滞留其中，条件是预见到不久脱离出这种境界。因此，她只有想象自己将要走进的那个灯火辉煌的客厅，才乐于待在浴室的潮湿中。女人彼此是难友，她们互相帮助，忍受监狱生活，甚至准备越狱，但是，解放者来自男性世界。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在结婚之后，这个世界仍然保留着它的光辉；只有丈夫失去了他的威信；女人发现，男人身上的纯粹本质衰退了，但男人仍然是世界的真理、最高的权威、奇迹、冒险、主人、注视、猎物、快乐、得救；他仍然体现了超越性，他是对一切问题的回答。最忠诚的妻子永远不会同意完全放弃他，同一个偶然性的个体关在一起，阴郁地面面相对。她从小就强烈需要一个向导，当丈夫担当不了这个角色时，她便转向另一个男人。有时，父亲、一个兄弟、一个叔叔、一个亲戚、一个老朋友仍然保留以往的威望，她会去依靠他。有两类男人，他们的职业能让他们成为知己和导师：教士和医生。前者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不收取咨询费；忏悔时他们听信徒闲扯，却一筹莫展；他们尽可能回避“极端虔诚的女信徒”、“笃信宗教的女人”，但引导基督徒走上道德之路是他们的责任，由于女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地位变得重要，教会竭力把她们变成它的工具，所以这个责任就更加迫切。“良心导师”向他的女忏悔者指明她应采取的政治见解，控制她的选票；许多丈夫生气地看到教士干预他们的夫妻生活，正是他确定合法或不合法的床笫间的秘密实践；他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他向女人建议如何与丈夫相处；总是将男人看做天神来崇拜的女人，快乐地跪在男性这一天主在人间的替身脚下。在这方面，医生因收取报酬而得到较好的保护；他可以把太冒失的病人拒之门外；但是他受到更确定、更执著的追逐；色情狂所追求的男人中有四分之三是医生；在一个男人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对许多女人来说，满足了展示自己的巨大乐趣。施特克尔说：

我认识几个女人，她们在对她们有好感的医生的审视中得到唯一的满足。特别是在老姑娘中，有大量的病人，她们来看医生是为了让人“非常仔细地”检查，因为无关紧要的月经过多，或者有点心理紊乱。另有一些女人担心得癌症或者感染（通过厕所），这些恐惧给她们一个让人检查的借口。

其中，他举出如下两个例子：

一个老姑娘B. V.，四十三岁，很有钱，每个月在月经来过以后去看医生，要求仔细的检查，因为她认为有毛病。她每个月换医生，每次都演出同样的戏。医生请她脱掉衣服，躺在桌上或者沙发上。她拒绝了，说是她太害羞，不能做这样的事，这是违反自然的！医生强迫她，或慢慢说服她，最后她把衣服脱掉，向他解释，她是处女，他不应该伤害她。他答应她做直肠指检。医生一开始检查，往往性欲高潮就出现了；在做直肠指检时，性欲高潮加剧。她总是以假名出现，随后付费……她承认，她希望被医生强奸……

L. M.太太三十八岁，已婚，她告诉我，她在丈夫身边完全无动于衷。她来看病。只看过两次以后，她就向我承认有一个情人。但是他不能使她达到性欲高潮。她只有在让人做妇科检查时才有性欲高潮。（她的父亲是妇科大夫！）差不多每隔两三次，她就有需要去看医生，要求检查。她不时要求治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最近一次，由于所谓的子宫下坠，一个妇科大夫长时间给她按摩。每次按摩都带来好几次性欲高潮。她解释说，第一次按摩曾经引起她平生第一次性欲高潮，所以她热衷于这种检查……

女人很容易设想，她向他展示自己身体的那个男人，对她的肉体魅力或者心灵美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她病态地以为被教士或者医生爱上了。即使她是正常的，她也感到在他和她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她乐于体面地服从；另外，有时她从中汲取一种安全感，帮助她接受自己的生活。

但有些女人不满足于将她们的生活建立在道德权威之上，她们也需要在这种生活中有浪漫的兴奋。如果她们既不愿意不忠，也不愿意离开丈夫，就会求助于被有血有肉的男性吓坏的少女采用的同样手法：她们沉溺于想象的激情。施特克尔提供了好几个例子：⁽¹⁹⁾

一个已婚女人，十分端庄，属于最好的阶层，抱怨神经系统不适和有抑郁症。有一晚，在歌剧院，她意识到她疯狂地爱上了男高音。听他唱歌，她感到自己非常激动。她变成歌唱家的热诚赞赏者。她不错过一场演出，买了他的照片，梦想着他，她甚至给他寄去一束玫瑰花，并写上献辞：“寄自一个感激涕零的陌生女人”。她甚至决定给他写一封信（同样署名“一个陌生女人”）。但是她仍然保持距离。认识歌唱家的机会出现了。她马上知道她不会去。她不愿意近距离认识他。她不需要他在眼前。她很高兴热烈地爱着，又仍然是一个忠实的妻子。

一位太太沉迷于对卡因兹的崇拜，他是维也纳非常有名的演员。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布置了一个房间，里面有无数他的肖像。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卡因兹的书柜。凡是她能搜集到的谈论到她偶像的书、小册子和报纸都小心地保存起来，还有一系列剧院海报、卡因兹的首场演出或五十周年庆的藏品。圣幕是一张大艺术家签过名的照片。当偶像去世时，这个女人穿了一年丧服，并长途旅行去听关于卡因兹的报告会。对卡因兹的崇拜使她免除了性欲和肉欲的侵袭。

人们记忆犹新，鲁道夫·瓦伦蒂诺⁽²⁰⁾去世时有多少人流下滔滔热泪。已婚女人和少女一样，崇拜电影男主角。当她们手淫时，或者在夫妻交欢中寻求想象时，有时会想起他们的形象；这种想象有时也在祖父、兄弟、教师等等形象中复活童年时的回忆。

但是在女人周围，也有有血有肉的男人；不论她在性方面得到了满足，还是性欲冷淡或者受到挫折—除了完美的、绝对的、排他的爱情的罕见情况下—她都极为重视他们的赞赏。她丈夫的注视过于习以为常，再也不能激发想象；她需要仍然充满神秘的眼睛发现她是神秘的；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面对着她，听取她的体己话，重新激发褪色照片的活力，让嘴边再出现酒窝和只属于她的睫毛的一眨一眨；只有在别人渴望她和爱她的时候，她才是令人渴望的，可爱的。如果她对自己的婚姻几乎是凑合的，她就要在其他男人那里寻找虚荣心的满足，她促使他们加入她对自己的崇拜；她诱惑人，取悦人，满足于梦想被禁止的爱情，满足于想象：如果我想……她宁愿让许多崇拜者着迷，却不愿依恋其中任何一个；她比少女更热情、更大胆，她卖弄风情是要求男人用他的价值和力量在意识中向她证实；由于她深居在家，也就更加大胆，由于她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她玩这种游戏也就不存多大希望，也不用冒多大风险。

有时，在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忠诚时期以后，女人不再局限于这种调情和卖弄风情。她往往出于怨恨，决定对丈夫不忠。阿德勒认为，女人的不忠一向是一种报复；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事实是，她往往不是向情人的诱惑让步，而是出于向丈夫挑战的愿望：“他不是世上唯一的男人—我还可以取悦其他男人—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狡猾，他也会受愚弄。”受到嘲弄的丈夫，在妻子眼里可能仍然保持头等重要的位置；正如少女有时出于反抗母亲、抱怨父母、不服从他们、要肯定自我而找一个情人，出于对丈夫的怨恨，妻子在情人身上寻找一个知心人，一个看到她的受害者地位的见证人，一个帮助她贬低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对他谈起自己的丈夫，让丈夫作为谈资遭到他的蔑视；如果情人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她就会愤怒地离开他，要么回到丈夫身边，要么寻找另一个安慰者。但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投到情人的怀抱里；她在婚姻中没有得到爱；她困难地忍气吞声，从来没有经历年轻时热烈期待的情欲和快乐。婚姻由于剥夺了女人的一切肉欲满足，否认了她们的自由和特殊性，所以通过必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将女人导向通奸。蒙田说：

我们从童年起就训练她们接受爱情的斡旋。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的一切教育都只关系到这一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不让其他东西铭刻在她们心中，哪怕要不断地呈现给她们看，令她们感到厌恶……

稍后他补充说：

因此，力图让女人克制一种对她们来说如此强烈和如此自然的愿望，那是愚蠢的。

恩格斯宣称：

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²¹⁾

如果夫妻做爱引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不能满足她的感官，就像柯莱特的《天真的荡妇》所描写的，她便企图在他人的床上完成自己的教育。即使她的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肉欲，由于她对他没有特殊的依恋，她想和别人品尝他让她发现的快感。

道德家对给予情人的偏爱感到愤怒，我已经指出过资产阶级文学要恢复丈夫形象的努力，但是，指出在社会看来—就是说在其他男人看来—丈夫比他的情敌更有价值来捍卫丈夫，那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对妻子体现了什么。然而，有两个特征使他变得可憎。首先，是他承担了启蒙者的可憎角色；处女幻想既被蹂躏又被尊重的矛盾要求，几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她在他的怀抱里永远是性欲冷淡的；她在情人身边既感受不到贞操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羞耻心被征服所产生的最初的屈辱；她避免了受到突袭造成的精神创伤，她大致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真诚，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天真，不再把理想的爱情和肉欲、感情和骚乱混为一谈，当她选择一个情人时，她想要的就是一个情人。这种清醒是她的选择自由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正是压在丈夫身上的另一个问题所在：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她接受他要么是逆来顺受，要么是被家庭交付给他的；无论如何，即使她是出于爱情嫁给他，在嫁给他时，她让他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一种责任，她往往觉得他以暴君的面目出现。无疑，情人的选择受到环境限制，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有一种自由的维度；结婚，是一种责任，选择一个情人，是一种奢侈；这是因为在他恳求她的情况下，她才向他让步，她即令不能确定他的爱情，至少能确定他的欲望；这不是服从他要执行的法律。情人还有这种特权：他不必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消耗诱惑力和威信，他仍然保持距离，是一个他者。因此，女人在他们的相遇中感到摆脱自身，接触到新的丰富生活，她感到自己是他者。某些女人在这种关系中首先寻求的正是这种东西：受照顾，感到吃惊，摆脱自身。关系破裂在她们身上带来了空虚的绝望。雅内⁽²²⁾举出过好几个这类忧郁的症状，它们给我们指出，女人在情人那里寻求和找到的是什么：

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由于被一个文人抛弃而伤心，他让她参与他的工作有五年之久。她写信给雅内：“他的生活非常丰富，他是那么专横，我只能关心他，不能想别的事。”

另外一个女人，三十一岁，由于同一个她喜爱的情人决裂而病倒。她写道：“我愿意成为他办公桌上的一只墨水瓶，能够看到他，听到他说话。”她解释说：“单独一个人，我感到烦恼，我的丈夫不能让我的脑子足够地运转，他一无所知，什么也教不了我。没有使我惊奇……他只是个老好人，这使我痛苦。”相反，关于情人，她写道：“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心情紊乱、激动、快乐、自由放任，他总是能控制自己、爱挖苦人，总是冷静得让人难受得要命。还有胆量、镇定、睿智、思维活跃，这些令我昏了头……”

有些女人只是在私情开始才感到这种充实和快乐激动的情感；如果情人没有马上给她们快感—两个性伙伴彼此由于胆怯和不适应，第一次这样是常有的事—她们便对他感到怨恨和厌恶；这些“梅萨利纳”式的女人增加体验，一个接一个换情人。但是也有时，从夫妻关系失败得到启发的女人，这回正好被适合她的男人所吸引，在他们之间会产生持久的关系。往往她喜欢他是因为他属于和她丈夫截然相反的一种人。无疑是圣伯夫⁽²³⁾和维克多·雨果构成的对比吸引了阿黛尔。施特克尔举出了如下的例子：

P. H.太太嫁给田径运动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已有八年。她到一个妇科诊所看轻微的输卵管炎，抱怨说她的丈夫不让她安静……她只感到痛苦。她的男人很粗俗、很粗暴。他最后有了一个情妇，她感到很高兴。她想离婚，在律师办公室认识了一个秘书，他正好与她的丈夫相反。他瘦长、虚弱，但很可爱、温和。他们变得关系密切。他寻找爱情，给她写一些缠绵的信，对她关心备至。他们发现有共同的精神爱好……第一次接吻使她的麻木症状消失了……这个男人相对弱小的力量在女人身上带来了最强烈的性欲高潮……她离婚以后，他们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接吻和抚摸就能带来性欲高潮。而体格极其强壮的丈夫却指责这同一个女人性欲冷淡！

并非所有的私情都有个童话般的结尾。同少女梦想有个解放者让她摆脱家庭一样，有时女人等待着情人把她从夫妇枷锁中解救出来，热烈的情夫在他的情妇开始谈到结婚时，便变得冰冷，逃之夭夭，这是经常被发挥的题材；她常常受到他的保留态度的伤害，轮到这种关系也由于怨恨和敌意变糟。如果关系稳定，它常常最终具有夫妇的亲密性质，从中可以看到无聊、嫉妒、谨慎、诡计等所有的婚姻恶习。于是女人梦想另一个男人让她摆脱这种常规。

再说，通奸依风俗和环境的不同，具有迥异的性质。夫妇的不忠出现在我们的父权制传统仍然残存的文明中，后果对女人要比对男人严重得多，蒙田说：

对生活放荡的评判是多么不公正啊！我们判定和衡量生活放荡不是根据性质而是根据我们的利益，由此，它们具有如此多不平等的形式。我们法令的严厉使女人沉迷于放荡，她们的处境使这种弊端更加肆无忌惮，并使之产生比起因更加恶劣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厉态度最初的理由：女人通奸可能将别人的儿子带到家庭中，会危及合法继承人；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他的财产。社会变迁、实行“节育”使这些原因失去了很多影响力。但是，把女人维持在附属状态的意愿，延续着依然包围她的禁忌。她时常把这些禁忌内化；她视而不见夫妇之间的荒唐事，而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她的“品德”不允许她考虑有任何相互性。她周围的人所施加的控制—尤其在新旧大陆的“小城市”—远比压在她丈夫身上的控制严厉，他出门次数更多，他旅行，人们更加宽容他的偏离；她则有可能失去声誉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我们常常描绘女人终于挫败这些监视的诡计，我知道有一个葡萄牙小城，严格信奉古风，年轻妇女只在婆婆或姑嫂的陪伴下才出门；可是，理发师出租位于理发店上面的房间，情侣们匆匆在那里做爱。在大城市里，女人的看守者少多了，但从前实行的“下午五点到七点的茶点餐会”几乎也不允许不合法的感情有机会充分发展。通奸匆匆地在暗地里进行，创造不出有人情味的自由交往；通奸带来的欺骗，最终否认夫妇关系的一切尊严。

今天，许多阶层的女人部分获得性自由。但是，对她们来说，要将夫妇生活和肉欲满足调和起来，仍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婚姻一般不意味着肉体之爱，清楚地把两者分开似乎是理智的。人们承认，男人可以是一个出色的丈夫，但是很轻浮，他在性方面的任性实际上不妨碍他同妻子友好地维持共同生活；由于这种友谊不表现为锁链，它甚至更加纯洁，并不产生矛盾。可以承认，对妻子来说也是一样的；她往往希望分享丈夫的生存，同他一起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家，然而她又想同别人做爱。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谨慎和虚伪达成了妥协，自由和真诚的协约能消除婚姻的缺陷。但必须承认，今日，启迪了小仲马笔下的弗朗西荣的那句令人恼火的话保留着某种真理：“对女人来说，这不是一回事。”其中的区别没有什么自然之处。有人认为，女人不如男人需要性生活，这丝毫不准确。受压抑的女人变成爱争吵的妻子、虐待孩子的母亲、有怪癖的主妇、不幸而危险的女人；不管怎样，她的愿望即使更少，也不能成为她满足这些愿望实属多余的理由。区别来自男女性欲的整体处境，如同传统和当今社会所确定的那样。人们至今还认为，女人把做爱作为对男人的服务，因而使男人成为她的主人；我们已经看到，男人总是可以占有身份低一等的女人，但如果她委身给一个身份不如她的男性，她就纡尊降贵了；她的同意无论如何具有投降和堕落的性质。女人往往欣然接受她的丈夫拥有其他女人，她甚至觉得脸上有光；阿黛尔·雨果看到她狂怒的丈夫将热情投向其他女人，似乎丝毫不感到遗憾；有些女人甚至模仿蓬巴杜夫人，接受拉皮条的角色。⁽²⁴⁾相反，在做爱时，女人变成了物，变成了猎物；在丈夫看来，她浸透了一种古怪的神力，她不再属于他，有人把她从他那里夺走了。事实是，在床上，女人往往自我感受，自我期待，因此被支配；事实也是这样，由于男性的威望，她倾向于赞成和模仿男性，男性由于占有了她，在她看来体现了全体男人。丈夫从自己熟悉的嘴里听到陌生思想的回音时，气愤不是毫无理由的，他有点觉得，有人占有了他，强奸了他。德·沙里埃尔夫人同年轻的邦雅曼·贡斯当—他在两个男性化的女人当中扮演女性角色—决裂，是因为她忍受不了他明显打上了德·斯达尔夫人可憎影响的烙印。只要女人把自己变成她所“委身”的男人的奴隶和反映，她就应该承认，她的不忠比丈夫的不忠更彻底地摆脱伴侣。

即使她保留了自己的完整性，她也会担心，在情夫的意识中，她的丈夫声誉受损。即使女人也会马上想象，由于和一个男人睡觉—哪怕只有一次，匆忙地，在长沙发上—她对合法妻子占有优势；更何况，一个以为占有情妇的男人更会认为，他愚弄了丈夫。因此，在巴塔耶的《温情》中，在凯塞尔⁽²⁵⁾的《白日美人》中，女人细心选择低阶层的情人，她在他们身边得到肉欲的满足，但不愿意让情人超越受到尊敬的丈夫。在《人的状况》中，马尔罗给我们描绘了一对夫妇，男女双方达成了给予对方自由的协议，但当梅向乔讲述她和一个同学睡过觉时，他想到这个男人认为“占有了”她而感到痛苦；他选择了尊重她的独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永远不能占有别人；不过另一个男人自鸣得意的想法却通过梅伤害并侮辱了他。社会将自由的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不乐意承认他加以利用的自由；他更乐意认为，他的情妇让步了，任人摆布，他征服了她，诱惑了她。一个骄傲的女人可以就个人来说容忍性伙伴的虚荣心，但受到尊敬的丈夫忍受她的情人的狂妄，她却觉得可憎。只要这种平等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没有得到具体实现，女人就很难与男人平等地行动。

无论如何，通奸、友谊、社交在夫妇生活中只构成消遣，它们可以帮助女人忍受夫妇生活的束缚，但不能粉碎这些束缚。这只是虚假的回避，根本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1)　参阅卷Ⅰ。男同性恋者例外，他们正好把自己看成性对象；花花公子也例外，必须对他们进行特别的研究。今日，尤其是美国黑人的“动物服饰热”，他们身穿鲜艳夺目、裁剪别致的服装，解释起来原因很复杂。—原注

(2)　见卷Ⅰ。—原注

(3)　克拉夫特—埃宾叙述过桑多尔的例子，她喜欢盛装打扮的女人，自己却不“穿衣打扮”。—原注

(4)　Jan van Eyck（1390—1441），佛兰德画家。

(5)　Hans Memling（约1433—1494），佛兰德画家，他追求线条匀称与和谐的比例，注重形式美。

(6)　Benozzo Gozzoli（1420—1497），意大利画家，想象力丰富，有色彩感，注重背景。

(7)　Fra Angelico（约1400—1455），意大利画家，反映强烈古典主义影响。

(8)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英国画家，体现拉斐尔前派后期的风格。

(9)　在上个世纪放映的一部非常愚蠢的电影中，贝蒂·戴维斯由于去舞会时穿一件红色长裙而引起轰动，当时在结婚之前严格都穿白色。她的行为被看做对既存秩序的反叛。—原注

(10)　伊姆加德·科伊恩著。—原注

(11)　然而，根据最近的调查，法国的女子健身房今日几乎空无一人；在1920—1940年，法国女人醉心于体育。当下，压在她们身上的家务负担太重了。—原注

(12)　见《未赛先输》。—原注

(13)　法国作家雅里（Alfred Jarry，1873—1907）的剧作《愚比王》的主人公，他是一个野心家，杀死波兰国王篡位，他的残忍引起百姓反抗，后被俄军打败。

(14)　见《可爱的屋檐》。—原注

(15)　Mayfair，位于伦敦西区的豪宅区。

(16)　见《军帽》。—原注

(17)　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原注

(18)　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擅长散文诗，诗集有《颂歌》、《阿纳巴斯》、《流亡集》、《雨》、《雪》、《风》、《航标》等。

(19)　见施特克尔《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20)　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美国电影演员，原籍意大利，早先是轻歌舞剧演员，后来成为女观众崇拜的对象。

(2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页，此处引文与中译本有所不同。

(22)　参阅《困扰和精神衰弱症》。—原注

(23)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擅长传记式批评，偏爱古典作家。他曾是雨果的朋友，后与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产生恋情，和雨果关系破裂。

(24)　我在这里谈的是婚姻。在爱情中，我们会看到男女双方的态度是反过来的。—原注

(25)　Joseph Kessel（1898—1979），法国小说家，著有《亲王之夜》、《白日美人》、《狮王》、《骑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