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但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社会从来不听任自然摆布。特别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生育职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学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¹⁾有些国家正式采取明确的“节育”方法；在受到天主教影响的国家，节育是暗地里进行的：要么男人实行coїtus interruptus⁽²⁾，要么女人在做爱之后从体内排除精子。这往往是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发生冲突和怨恨的一个源泉；男人气恼的是要监视自己的乐趣；女人厌恶冲洗的麻烦；他埋怨女人生育力太强；她担心他有可能将生命的胚芽置于她体内。当她不论如何小心谨慎还是“中招”的时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懊丧的。在避孕方法很简陋的国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是，采用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去违反自然，就是堕胎。它同样受到那些允许“节育”的国家禁止，很少有机会采用。但在法国，许多女人只得接受这种手术，它纠缠着她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资产阶级社会几乎没有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虚伪了，堕胎是令人厌恶的犯罪，提到它是不体面的。一个作家描写产妇的欢乐和痛苦，这是完美的；当他谈论堕胎，人们就会指责他沉溺于污秽，从卑劣的角度去描绘人类，然而，在法国，每年堕胎都和分娩一样多。这是一个分布如此广泛的现象，必须把它看做女性处境通常会带来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把堕胎看做犯罪，造成这种精细的手术只得秘密进行。没有什么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据更荒谬的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干预。但正直的医生都同意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医生的观点：“堕胎由真正是专家的医生在诊疗所进行，且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时，不会带来刑法断言存在的严重危险。”相反，采用目前的形式，堕胎会给女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些“私下替人堕胎的收生婆”缺乏能力，她们做手术的条件简陋，产生大量事故，有时要死人。被迫做母亲导致将瘦弱的孩子投到世上来，他们的父母不能抚育他们，他们会变成公共救济事业局的受害者或者“受罪的孩子”。另外必须指出，这样激烈地捍卫胚胎权的社会，在孩子一旦出生后便对他们漠不关心；人们起诉堕胎的女人，而不是致力于改造这个叫做公共救济事业局的声名狼藉的机构；那些要承担将收养儿童送到拷打者手中之责的人，却让他们逍遥法外；闭目不看在“教养院”或者在私人机构中刽子手对孩子们施行的可怕暴行；有人拒绝承认胎儿属于怀有它的女人，反过来这些人却同意孩子是其父母的物品；不久前，在同一个星期内，有个外科医生由于被认定做过堕胎手术而自杀，而一个几乎把孩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而且缓期执行。最近，有个父亲让儿子由于缺乏照顾死于假膜性喉炎；有个母亲借口无条件地让孩子听天由命，拒绝叫医生来看她的女儿，后来在墓园，孩子们向她扔石头，但有些记者感到气愤，有一群正人君子提出抗议，孩子属于父母，一切外来的干预都不能接受。《今晚报》说，今日有“一百万孩子处在危险中”；《法兰西晚报》报道说：“有五十万孩子被看做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危险中。”在北非，阿拉伯女人没有堕胎的权利，而在她生育的十个孩子中有七八个死掉，没有人操心这一点，因为艰难而荒谬的多育扼杀了母性。如果这有利于道德，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道德？必须补充说，最尊重胚胎生命的人，也是最热衷于要让成年人战死的人。

反对合法堕胎所提出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分量；至于道德理由，只限于天主教的古老论据：胎儿有灵魂，未经过洗礼便消灭它，是朝它关上天堂的大门。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允许有机会可杀戮成年人：在战争中，或者是判处死刑；它为胎儿保留不可妥协的所谓人道主义。胎儿没有被洗礼赎回，但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这些人也没有被赎回，屠杀受到极度鼓励。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以及今日上断头台的犯人和在战场上战死的士兵，也许并非都得到天恩。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信赖的是天主的恩典；教会认为人只是天主手中的一个工具，灵魂的得救是在灵魂与天主之间进行的。那么，为什么不让天主接受处于胚胎的灵魂进入天堂呢？如果主教会议同意，他也不会提出异议，就像不会对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的美好时代表示抗议一样。事实上，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古老的固执的传统，它与道德毫无关系。也必须考虑我前文已谈到的男性虐待狂。罗瓦医生在一九四三年献给贝当⁽³⁾的书是一个出色的例子，这是一部自欺欺人的大部头著作。他以父爱的名义强调堕胎的危险，但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剖腹产手术更卫生。他期望堕胎被看做重罪而不是轻罪；他希望堕胎甚至连其治疗的形式也被禁止，就是说，在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的情况下，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作选择是不道德的，依仗这个论据，他建议牺牲母亲。他宣称，胎儿不属于母亲，这是一个自主的存在。然而，当这些“有正统思想的”医生赞美母性时，他们又断言胎儿属于母体，而不是消耗母体的寄生物。通过某些男人拒绝一切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的激烈态度，可以看到，反女性主义仍然很活跃。

况且，使许多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生病的法律，完全不能保证出生率的增长。合法堕胎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同意的一点是，制止的做法彻底失败。根据多莱里斯、巴尔塔扎尔、拉卡萨涅这几位教授的统计，在法国，一九三三年左右，每年有五十万例堕胎；一九三八年做出的一个统计（罗瓦医生所引），认为数目达到一百万例。一九四一年，奥贝尔坦·德·波尔多医生估计在八十万例至一百万例之间。最后这一数目似乎最接近真相。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战斗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德普拉医生写道：

堕胎已进入风俗……制止堕胎实际上已经失败……一九四三年，在塞纳河地区，1 300次调查带来750次指控，其中有360个女人被捕，513个被判一年不到至五年以上徒刑，这比起该省推测的15 000例堕胎，数目还是少的。在法国本土，估计有10 000次起诉。

他还说：

将堕胎说成犯罪，与我们虚伪的社会所接受的避孕政策一样，为社会各阶级所熟悉。三分之二堕胎的女人是已婚女人……人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在法国，生育与堕胎一样多。

由于手术往往是在灾难性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堕胎手术以女人的死亡告终。

每星期有两个做堕胎手术的女人的尸体运到巴黎法医学院，许多女人由于堕胎落下病根。

有时人们说，堕胎是“阶级罪”，这大致是真实的。避孕措施在资产阶级中更为广泛传播；盥洗间的存在，使采用避孕措施比在缺乏自来水的工人和农民家里更为容易；资产阶级少女比其他少女更谨慎；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孩子是不那么沉重的负担，而贫穷、住房拥挤、女人需要离家工作，是堕胎最常见的原因。看来，夫妇往往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才决定限制生育；面目可憎的堕胎女人，也是怀中抱着两个金黄头发的小天使的出色母亲，是同一个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份材料中，热纳薇艾芙·萨罗夫人以“公共大厅”为题描绘了一个医院大厅，她曾经在那里待过，里面有许多病人刚刚刮过子宫：十八个人中有十五个流产过，有一半以上是人工流产。九号是一个市场搬运工的妻子；她结过两次婚，生过十个孩子，只有三个活下来，她有过七次流产，其中五次是人工的；她乐意用“金属杆”，她得意地描述一番，而且也吃药片，一一把药名说给她的同伴们听。十六号只有十六岁，已婚，有过几次艳遇，由于流产，忍受着输卵管炎的痛苦。七号三十五岁，解释说：“我结婚已经有二十年；我根本不爱他，二十年来我洁身自好。仅仅三个月前我有了一个情人。只有一次，在旅馆房间里。我怀孕了……于是必须做掉，是不是？我做掉了。谁也不知道，无论我的丈夫还是……他。眼下，结束了，我再也不会重新来一次。太痛苦了……我不是说刮宫……不是，不是，这是另一回事，这是……要知道，这是自尊心。”十四号在五年中有过五个孩子，四十岁，像个老妇人。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种绝望的隐忍表情，她们悲哀地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情况而有很大不同。嫁入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受男人供养和支持、有钱和有社会关系的女人，条件有利；首先，她比别的女人更容易获得“治疗性”人工流产的许可；在必要时，她有办法花钱到瑞士旅行一次，那里允许自由堕胎；在目前的妇科水平下，如果卫生条件得到一切保证，由一个专家来进行，而且必要的话可以麻醉，那么这是一个小手术；如果缺乏正式合作，也会得到可靠的非正式的帮助，她熟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支付细心的照顾，用不着等待孕情进一步发展；人们尊敬地对待她；有些拥有这种特权的女人认为，这种小小的意外事件对身体倒有好处，使气色变好。相反，很少有比孤苦、身无分文的少女更令人可怜的处境了；她为了抹去周围人不能原谅的“错误”而被迫“犯罪”，这是每年在法国约三十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农妇身上所发生的事；未婚怀孕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污点，以致很多女人宁愿自杀或者杀婴，而不愿做未婚母亲，就是说，任何一种刑罚都不能阻止她们“打掉孩子”。可以遇到成千上万个类似的例子，李普曼医生就搜集了在忏悔中叙述的一个。⁽⁴⁾这是一个鞋匠和女仆的私生女，是个柏林姑娘：

我认识了邻居的儿子，他比我大十岁……我觉得抚摸这样新鲜，说实话，就让他干了。然而，无论如何，这不是爱情。但他继续千方百计对我启蒙，让我看关于女人的书，最后，我把我的贞操献给了他。当两个月后我在斯帕兹幼儿园谋到一个职位时，我怀孕了。在此后两个月内我根本没有月经。我的诱惑者给我写信，说是绝对需要喝汽油和吃肥皂，让月经再回来。现在给你描绘我所受的折磨，那是做不到了……我不得不独自承受这种苦难，直到最后。担心有孩子使我做出可怕的事。正是从这时起，我憎恨男人。

牧师通过一封送错的信，了解到这件事，给她做了一次很长的布道，她和年轻男子分手了；人们把她看做败类。

仿佛我在少年犯教养所待过十八个月似的。

然后她在一个教师家里当看孩子的女仆，在那里待了四年。

这个时期，我终于认识了一个法官。可以爱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感到很幸福。得到爱情后，我给了他一切。我们的关系有了结果，我在二十四岁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眼下孩子十岁。九年半以来，我再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由于我感到两千五百马克这笔款子不够用，而且他那边拒绝把他的名字给孩子，他否认他们的父子关系，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任何男人再也引不起我的欲望。

常常是诱惑者本人说服女人打掉孩子。要么当她怀孕时，他已经抛弃了她，要么她想慷慨地向他隐瞒她的不幸，要么她感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不无遗憾地生下孩子；要么因为她没有当机立断打掉胎儿，要么因为她不知道任何门路，要么因为她手头没有钱，由于尝试无效的药物而浪费了时间；当她着手打掉胎儿时，已经到了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这时堕胎远比最初几个星期危险得多，痛苦得多，使女人受到的损伤大得多。女人知道这一点，她是在不安和绝望中企图获得解脱。在乡下，几乎没有人知道使用探针；“失足”农妇让自己从谷仓的梯子上或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往往受伤而毫无结果；有时也会在篱笆下、矮树丛中、大便槽里找到被扼死的小尸体。在城里，女人互相帮助。但要找到一个“私下替人堕胎的收生婆”也并不容易，要凑够钱更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求助于女友，或者亲自动手；这些廉价的外科医生往往并不称职；她们使用金属杆和织针很快会引起穿孔；有个医生告诉我，一个无知的厨娘想把醋注入子宫，却注入了膀胱，引起了剧烈的痛苦。堕胎进行得很粗暴，又照顾得不好，常常比正常的分娩更痛苦，伴随着神经紊乱，直至引起癫痫发作，有时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以及可能致命的大出血。柯莱特在《悍妇》中描述了一个音乐歌舞厅的舞蹈演员在母亲无知的摆弄下艰苦的临终挣扎；她说，惯常的药方是喝下浓浓的肥皂液，然后奔跑一刻钟，通过这样的治疗，往往是打掉了胎儿，同时也杀死了母亲。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女打字员在床上待了四天，浸在血泊中，不吃不喝，因为她不敢叫人。很难想象有哪种遗弃比死亡的威胁和犯罪、羞耻的威胁相混杂的遗弃更可怕的了。贫穷但已婚的女人，行动征得丈夫的同意，不必忍受无用的顾忌，折磨就不那么严酷了，有个女社工告诉我，在她那个“地区”，女人互相建议，互相借工具，互相帮助，仿佛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要忍受剧烈的肉体痛苦；医院不得不接收堕胎进行到一半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刮宫时，拒绝给她任何镇静剂，以虐待的方式惩罚她。其中，像在热·萨罗所搜集的见证中人们能看到的那样，这些迫害甚至并没有使早已习惯痛苦的女人感到愤怒，可是她们对人们大量的侮辱是敏感的。暗地里进行有罪的手术这一事实，增加了危险，使之具有卑劣和令人焦虑的性质。痛苦、疾病、死亡具有惩罚的面貌，众所周知，痛苦和折磨、事故和惩罚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女人通过承受的危险，感到自己像个罪人，正是这种对痛苦和失足的解释特别令人难以忍受。

这种悲剧的道德方面，根据情况不同或多或少被强烈感受到。对于非常“解放的”女人来说，是依仗她们的财产、社会地位、她们从属的自由圈子，对于贫穷教会了她们蔑视资产阶级道德的女人来说，几乎不会提出什么问题，需要度过一个多少有点令人不快的时刻，必须经历这一时刻，如此而已。但许多女人害怕一种在她们看来仍然保留威望的道德，虽然她们不能让自己的行为适应它；她们在内心尊重她们所违反的法律，为犯罪而忍受痛苦；她们要为自己寻找同谋者而更感痛苦。她们首先要忍受乞求的屈辱，她们求人寻找门路，寻求医生和护士照料；她们有可能被人傲慢地打发掉；或者她们要可耻地与别人串通一气。故意促使别人犯罪，这是大多数男人不知道、而女人要在恐惧与羞耻混合的心情中经历的处境。她所要求的这种干预，她往往在内心加以推拒。她在内心是矛盾的。她的本能愿望可能是保留这个她不让生下来的孩子；即使她并不积极地希望怀孕，她仍然苦恼地感到自己完成的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即使堕胎并非是谋杀，但也不能等同于普通的避孕行为；一个已经开始的行动，却要中止它的发展。某些女人要被这个不再存在的孩子触发的回忆所困扰。海伦妮·多伊奇⁽⁵⁾举出一个已婚的心理正常的女人，由于身体原因，两次失去已有三个月的胎儿，她让人建造了两个小坟墓，甚至在许多孩子出生以后，她仍然极为虔诚地照看这两个坟墓。更何况做过人工流产的女人，她们常常有犯过罪的感觉。童年时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的后悔感又复活了，女人因真的杀死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有罪。病理上的忧郁可能表达出这种犯罪感。除了有些女人以为自己谋害了他人生命以外，有许多女人认为是在自残；由此生出对男人的怨恨，因为他同意或者要求这种残害。海伦妮·多伊奇还引用一个少女的例子，她深爱着自己的情人，自己坚持要去掉这个会成为他们幸福的障碍的孩子；从医院出来时，她拒绝并且永远拒绝再见到她所爱的男人。如果这样的决绝是罕见的话，相反，女人常常变得性欲冷淡，要么是对所有男人，要么是对让她怀孕的男人。

男人倾向于轻率地对待堕胎，他们把堕胎看做是凶恶的大自然要女人注定忍受的许多事故之一：他们不去衡量其中的价值。当男性所确立的伦理受到最彻底的质疑时，女人否认女性的价值。她的整个道德未来都为此动摇了。事实上，从童年起人们就对女人一再说，她生来是为了生育的，对她歌唱母性的光辉；她的不利处境—月经、疾病，等等，还有家务的烦恼，一切都被她具有生孩子的美妙特权证实是合理的。而男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不妨碍自己的未来，出于对自己职业的考虑，要求女人放弃女性取得的胜利。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繁殖变成了偶然的、讨厌的事，仍然是女性的缺陷之一。月经的麻烦相比起来显得是件幸事，如今女人焦虑地盼望月经返回，而它曾经让少女陷入恐惧，那时人们以生孩子的欢乐来安慰她。即使同意堕胎，希望堕胎，女人仍然感到是女性的一种牺牲，她最终要看到对自己性别的一个诅咒，一种残害，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到极端，由于堕胎带来的精神创伤，变成了同性恋者。就在男人为了让自身命运获得更大的成功，而要求女人牺牲生育能力时，他便暴露出男性道德法则的虚伪。男性普遍禁止堕胎，但他们特别把它作为一种方便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能以轻率的玩世不恭态度矛盾地处事，但女人在受伤的肉体中感受到这些矛盾；一般说来，她过于胆小，不敢悍然反抗男性的背信弃义；她自认为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不顾她反对地把她判为罪人，她感到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们以具体和直接的形式，在自己身上，体现男人的错误；他犯下错误，但他在她身上摆脱了错误；他仅仅以哀求的、威胁的、理智的、愤怒的语气说话；他很快就忘掉这些话；由她在痛苦和鲜血中表达这些话。有时，他什么也不说，走掉了，但他的沉默和逃避比男性建立的整个道德法规更能拆穿谎言。女人所谓的“不道德”是鄙视女人者喜欢的话题，用不着对此惊讶；对于男人公开宣扬而暗地里加以指责的狂妄原则，她们内心怎么不感到怀疑呢？她们学会不再相信男人颂扬女人时所说的话，也不再相信他们颂扬男人时所说的话，唯一肯定的是这被折腾过的流血的肚子，这红色的生命碎片，这不复存在的孩子。女人是从第一次堕胎开始“明白”的。对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世界不再是同一副面孔。然而，今日在法国，由于避孕方法并未广为传播，堕胎是不愿意生下注定穷困而死的孩子的女人唯一的道路。施特克尔⁽⁶⁾非常正确地谈到这一点：“禁止堕胎是不道德的法律，因为它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不可避免地被践踏。”

“节育”和合法堕胎能使女人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责任。事实上，这样做部分取决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愿，部分取决于女人生育的偶然性。只要人工授精没有变成一种惯常的实践，女人就有可能虽然希望做母亲却实现不了—要么因为她和男人没有接触，要么因为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要么因为她不能怀孕。或者相反，她往往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生育。怀孕和做母亲要根据是在反抗、忍让、满足还是热情之中进行，会经历很不同的过程。必须注意到，年轻母亲的决定和公开承认的感情并不总是与她的内心愿望相一致。未婚母亲因受到突然强加给她负担的物质压力，公开表示懊恼，却在孩子身上满足暗地里孕育的梦想；反过来，一个年轻的新嫁娘快乐而骄傲地迎来怀孕，却可能因她拒绝承认的困扰、幻念和童年回忆，默默地害怕怀孕，憎恨怀孕。这是使女人对此守口如瓶的原因之一。她们的缄口不言部分因为她们乐意以神秘去笼罩她们独有的体验，也因为她们受到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的困扰。有个女人说：“对怀孕的操心是一个梦，像分娩的痛楚的梦一样完全被忘掉。”⁽⁷⁾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向她们显现出来，但她们竭力要遗忘掉。

我们已经看到，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女人对做母亲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这是一个奇迹和一个游戏，她从布娃娃这未来的孩子中，预感到一个拥有和支配的对象。她在青少年时期却相反，看到对她宝贵的人身完整性的威胁。要么她粗暴地拒绝怀孕，就像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⁸⁾所告诉我们的：

每个玩沙子的小孩，我都憎恨他出自娘胎……我也憎恨大人能支配孩子，让他们排泄，打他们屁股，给他们穿衣服，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变得卑劣，女人软绵绵的身体总是准备萌生出新的小不点儿，男人则以满足和独立的神态注视女人和孩子柔软的肉。我的身体只属于我，我只爱它变成褐色的，沾满海盐，被荆豆刺伤。应该保持坚硬和封闭。

要么她害怕怀孕，同时又希望怀孕，这就导致对怀孕的幻想和各种各样的焦虑。有些少女乐意行使做母亲带来的权威，但并不准备充分承担做母亲的责任。海伦妮·多伊奇援引的那个莉迪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十六岁她在外国人家里当女仆，尽心尽责地照顾交给她的孩子，这是童年梦想的一种延续，她想象和母亲结成一对，抚养一个孩子；突然，她开始忽视自己的职责，对孩子漠不关心，外出调情；游戏的时代结束了，她开始操心自己真正的生活，做母亲的愿望在其中占有很少的位置。有些女人在一生中都有支配孩子的愿望，但她们保留对分娩的生理痛苦的恐惧，她们成为助产士、护士、小学教师，她们是忠诚的姑妈，但拒绝生孩子。有些女人虽然并不带着厌恶拒绝做母亲，却过分专注于爱情生活或职业，而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它一个位置。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或她们丈夫的一个负担。

女人常常故意不怀孕，要么是回避发生性关系，要么是实施“节育”，但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她不承认担心有孩子，实际上是出于心理防御妨碍怀孕；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她身上有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其中，阿蒂斯医生⁽⁹⁾援引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子：

H太太的母亲并未让她对女人生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母亲总是对她说，如果她怀孕了，会有最坏的结果……H太太结婚时……过了一个月她以为自己有孕了，她承认是她搞错了；三个月后再来一次，又搞错了。过了一年，她去看一个妇科大夫，他不认为她或她的丈夫存在不孕的原因。三年后，她又去看了另一个妇科大夫，他对她说：“你少谈到这件事，就会怀孕的……”结婚五年后，H太太和她的丈夫承认他们不会有孩子了。六年后婴儿出生了。

同意怀孕或者拒绝怀孕，与一般意义上的怀孕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在怀孕期间，童年那些梦想和青少年时期的焦虑又活跃起来；根据女人同母亲、丈夫、自身保持的关系，经历怀孕的方式十分不同。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某种程度上会占据生下她的女人的位置，对她来说，这正是一种完全的解放。如果她真诚地希望这种解放，她会对怀孕感到高兴，会一心一意经历怀孕过程，不用别人帮助，但如果她仍然受到支配，并且愿意这样，相反会将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她会觉得婴儿是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如果她希望却不敢解放自己，她会担心孩子不仅不会解救她，反而会让她置于枷锁之中，这种焦虑会引起流产；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年轻女人的例子，她要陪伴丈夫旅行，把孩子留给母亲照顾，结果生下一个死婴；她惊异于自己不太悲伤，因为她曾经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但她担心要把孩子交给母亲，而母亲通过孩子来支配她。我们已经看到，对母亲的负罪感在少女身上是常见的；如果这种负罪感仍然很强烈，女人就会想象，诅咒会压在她的后代或者她自己身上，她以为孩子出生时会杀死她，或者出生时会死掉。悔恨往往引起年轻女人身上常见的这种不能将怀孕坚持到底的焦虑。在海伦妮·多伊奇援引的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与母亲的关系会引起多么不良的后果：

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孩子很多、却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她的母亲想要一个儿子，因此怀着怨恨接受她；由于父亲和一个姐姐对她疼爱有加，她没有受太多苦。她结婚后等待一个孩子来临，虽然她很想要这个孩子，但她以前对母亲的仇恨使她憎恶自己也成为母亲；她早产一个月，生下一个死婴。第二次怀孕时，她担心再出事；幸亏她的一个好友和她同时怀孕；这个女友有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她在她们怀孕时保护着两个年轻女人；但女友比史密斯太太早一个月怀孕，史密斯太太想到还要单独完成怀孕便害怕；令大家惊讶的是，女友比预产期晚一个月分娩⁽¹⁰⁾，两个女人在同一天生孩子。两个女人决定在同一天怀上下一个孩子，史密斯太太开始平静地再次怀孕。但她的女友在怀孕第三个月时不得不离开该城，史密斯太太在知道的那天流产了。她再也不能有其他孩子，对自己母亲的回忆，太沉重地压抑着她。

女人同孩子父亲保持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已经成熟的独立女人，可能想要一个只属于她的孩子，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眼睛一看到俊美的男人便闪闪发光，这并非出于肉欲，而是因为她认为他具有种畜的能力；这种热衷于做母亲的女人，热情地赞赏人工授精的奇迹。如果孩子的父亲与她们共同生活，她们会拒绝他对后代的一切权利，她们试图—像《儿子和情人》中保罗的母亲—与孩子结成封闭的一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需要男性的支持，以便接受新的责任；只有在一个男人忠诚于她时，她才能快乐地忠于婴儿。

她越是幼稚和胆怯，这种需要越是迫切。海伦妮·多伊奇讲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在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他让她怀了孕。她在小女孩的时候，总是喜欢婴儿，帮助母亲照料她的弟弟妹妹。但一旦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却惊慌失措起来。她要求丈夫一直待在她身边，他不得不选择一个能让自己长时间待在家里的工作。她生活在持续不断的不安中，夸大孩子们的争吵，过分重视平日细小的事件。许多年轻的母亲就是这样要求丈夫的帮助，用她们的忧虑烦扰他，有时烦得他只能离家出走。海伦妮·多伊奇举出其他有意思的例子，其中一个是：

一个结了婚的年轻女人以为自己怀孕了，感到极其幸福；一次旅行，她和丈夫分开，她有一次短暂的艳情，她接受这艳情是因为她觉得既然做了母亲，没有什么遭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了；回到丈夫身边后不久，她知道自己搞错了受孕的日子，是从她旅行的时候开始的。当孩子出生时，她突然寻思，这到底是她丈夫的儿子还是邂逅的情人的儿子；她对想望中的孩子变得没有感情了；她不安和不幸，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只是在她决定认为自己的丈夫是婴儿的父亲后，才对婴儿感兴趣。

爱丈夫的女人，常常以他的感情为转移，她根据他是骄傲还是讨厌，以快乐或者厌恶来对待怀孕和做母亲。有时，希望有孩子，是为了巩固关系、巩固婚姻，母亲对孩子怀有的爱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处境仍有不同，她可以矢忠于孩子，不让孩子的父亲拥有孩子，或者相反，仇视地看待所憎恨的男人的后代。H.N.太太，我们已经根据施特克尔的材料叙述过她的新婚之夜，她很快怀孕了，一生都憎恶在粗暴的性启蒙的恐惧中怀上的小姑娘。我们也可以在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中看到，她对丈夫的矛盾感情反映在她的第一次怀孕中。她写道：

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难以忍受的。肉体上，我不断有病，精神上，我感到烦恼、空虚和可怕的不安。对列瓦来说，我不再存在了……我不能给他任何快乐，因为我怀孕了。

她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的唯一乐趣是在受虐方面，可能是她的爱情关系的失败给了她自惩的幼稚需要。

昨天开始，我完全病了，我担心流产。肚子里的这种痛苦甚至使我获得一种享受。这仿佛就像在孩提时，我做了一件蠢事，妈妈原谅了我，而我呢，我不原谅自己。我掐自己，或者用力掐手，直到疼痛难以忍受。但我忍住了，从中感到巨大的乐趣……当……有孩子时，这会重新开始，令人恶心！我觉得一切都令人厌烦。时间非常忧郁地过去。一切都是阴郁的。啊！如果列瓦！……

但怀孕尤其是女人身上自己和自己演出的一出戏剧；她感到它既像一种丰富，又像一种伤害；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利用她的一种寄生物；她拥有它又被它所拥有；它概括了整个未来，怀有它，她感到自己像世界一样广阔；但这种丰富本身在摧毁她，她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一种新的生存将要表现出来，为自身的生存辩护，她为此而骄傲；可是她也感到自己是无以名之的力量的玩偶，她被捆绑，受到强制约束。在怀孕的女人身上奇特的是，在她的身体自我超越时，它被确定为内在的，它在恶心和苦恼中折拢；它不再只为自身而生存，正是在这时，它变得比任何时候体积更大。工匠、行动男子的超越性含有主体性，而在未来的母亲身上，主客体的对立却消失了；她和孕育的孩子构成被生命占有的模糊的一对；她落入自然的圈套，既是植物又是动物，是胶质的储备、孵化器、卵子；她使有自我意识的孩子害怕，被年轻人嘲笑，因为她是一个人，是意识和自由，却成为生命的被动工具。生命通常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她在妊娠期显得像创造者；但在偶然性和人为性中实现的是一种奇怪的创造。有些女人对怀孕和哺育感到极大的快乐，以致愿意无限地一再怀孕；婴儿一旦断奶，她们就感到泄气。这些女人是“多产的家禽”，而不是母亲，她们利用自己的肉体贪婪地寻找改变自由的可能性，在她们看来，她们的生存平静地从她们身体被动的多产中找到理由。如果肉体是纯粹的惰性，她甚至不能以衰退的形式体现超越性；她是怠惰和无聊，不过，一旦她发芽，就变成树根、源泉、花朵，她自我超越，她是朝向未来的运动，同时是厚重的在场。女人从前在断奶时忍受的分离之苦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淹没在生命的潮流中，重新融合到一切中，这是世代无尽之链的一环，是为了并通过另一肉体而生存的肉体。当母亲感到孩子在她沉甸甸的肚子里，或者当她把孩子搂紧在鼓胀的乳房上时，她实现了在男人的怀抱里寻找，一旦获得便被拒绝的融合。她不再是顺从主体的客体；她也不是因自由焦虑的主体，她是这个模糊的现实：生命。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因为它是属于为她所拥有的孩子的。社会承认她拥有这个身体，另外赋予其神圣的性质。不久以前还是肉欲对象的乳房，她可以袒露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源泉，宗教图画向我们展示敞开胸怀的圣母在恳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母亲在她的身体和社会尊严中异化，产生了感到自己是自为的存在、具有固定价值的使人平和的幻想。

但这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她并没有真正造出孩子，孩子在她身上形成；孩子的肉体只从肉体中产生，它不能创立一个将要自行创立的存在；源于自由的创造，将客体设定为价值，赋予它必然性，在母体中，孩子是无根据的，仍然只是无动机的繁殖、粗具雏形的事实，其偶然性与死亡是对称的。母亲可以有她想要一个孩子的理由，但她无法把自身存在的理由给予这个明天要存在的人；她是在自己身体的一般性中，而不是在自己生存的特殊性中产生孩子的。柯莱特·奥德里笔下的女主人公正是这样理解的，她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能给我的生命以意义……他在我的身上孕育，无论如何，我不得不坚持到最后，却不能操之过急，即使要为此送命。他终于从我身上生出来了，因此，他很像我一生中所能创造的作品……但他不是。⁽¹¹⁾

在某种意义上，变形之谜在每个女人身上重复；每个出生的孩子都是一个变成了人的神，如果孩子没有来到世上，就不会作为意识和自由来自我实现；母亲顺从于这个谜，但她并不控制它；这个在她肚子里制造出来的人的最高真相，她是不了解的。她通过两个互相矛盾的幻想表现这种模糊性：凡是母亲都希望她的孩子以后是个英雄，一想到要产生一个意识、一个自由的人，她便表示惊奇；不过她也担心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一个怪物，因为她了解肉体可怕的偶然性，长在她身上的这个胚胎仅仅是肉体。有时候其中一个幻想占据上风，但往往女人在二者之间犹豫。她对另外一种模糊性也很敏感。她陷在物种的大循环中，肯定生命，反对时间和死亡，由此，她能达到不朽，但她在自己的肉体中也感到黑格尔这句话的实在：“孩子的出生是父母的死亡。”他还说，对父母而言，孩子是“他们的爱情的自为存在，却落在他们身外”，反过来，孩子获得自为存在，是“在与源泉的分离中，在这分离中，源泉枯竭了”。这个对自身的超越，对女人来说，也是她的死亡的预兆。通过设想分娩时所感到的恐惧，她表达出这种真相：她担心在分娩时失去自己的生命。

怀孕的意义是如此含混，女人的态度矛盾就很自然了，再说，态度在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产生变化。首先必须强调，在怀孕开始，孩子并不在场；他还只是一个想象的存在；母亲可以想象这个在几个月后降生的小家伙，忙着给其准备摇篮和衣着用品，她只能具体地感受到她身上混乱的机体现象。有些专管生命和生育的祭司神秘地宣称，女人可以从她感受到的快感的质地中获悉，男人刚刚让她成为母亲，这是必须摒弃的一种神话。她绝对不会对怀孕有肯定的直觉，她是从不确定的迹象中加以归纳的。她的月经停止了，她变得臃肿了，她的乳房变得沉甸甸的，使她难受，她感到头昏、恶心；有时她干脆认为自己生病了，是医生告诉她怀了孕。于是她知道，她的身体最后要达到超越自身；日复一日，从她的肉体生出异于她肉体的一块息肉，要在她体内长大；她成了物种的猎物，物种把神秘的法则强加于她，一般说来，这种变化使她害怕，她的惊慌表现为呕吐。呕吐部分是这时产生的胃分泌液的变化引起的，可是，这种反应是其他雌性哺乳类动物没有的，如果反应剧烈，这是出于心理原因；它反映了这时在女人身上物种与个体之间的冲突具有的尖锐性质。⁽¹²⁾即使女人很想要孩子，怀孕的时候，她的身体首先会反抗。在《忧郁的神经官能症状态》中，施特克尔断言，怀孕妇女的呕吐总是表达了对孩子的某种拒绝，如果孩子受到敌意的对待—理由往往未被明言—胃的紊乱会加剧。

海伦妮·多伊奇说：“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呕吐症状的心理夸大只是在呕吐反映了对怀孕或胎儿的敌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她还说：“怀孕后呕吐的心理内涵，与幻想怀孕的少女歇斯底里的呕吐恰好是一样的。”⁽¹³⁾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嘴巴受孕的古老观念再现了。特别对幼稚的女人来说，像从前那样认为怀孕等同于消化器官的一种疾病。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女病人的例子，她不安地研究自己的呕吐物，想看看是否能找到胚胎的残体，但她说她知道这种困扰很荒唐。食欲过盛、缺少胃口、恶心，标志着保留和毁掉胚胎这两种愿望之间的犹豫。我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同时忍受着过度的呕吐和严重的便秘之苦；有一天，她亲口告诉我，她同时有竭力抛弃胎儿和尽力保住胎儿的感觉，这正好与她表明的愿望相一致。阿蒂斯大夫⁽¹⁴⁾举出下面的例子，我概述如下：

T太太怀孕后表现出伴随抑制不住的呕吐的严重紊乱现象……情况非常令人不安，以致不得不考虑中止怀孕……这个年轻女人感到遗憾……能够做出的简要分析表明：T太太不自觉地与她以前在寄宿学校的一个女友作了类比，这个女友在她的感情生活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在第一次怀孕后因病去世。一旦这个原因弄清了以后，症状缓解了，两个星期以后，呕吐仍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什么危险。

便秘、腹泻、排出行为，总是表现出相同的欲望和焦虑的混合；结果有时会流产，几乎所有的自发流产都有心理根源。由于女人格外重视，由于她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这种不适就越发加剧。特别是，孕妇的众所周知的“欲望”是可追溯至幼年时期的困扰，而她却乐此不疲，出于吃某种食物受孕的古老观念，这些困扰总是有关营养的；感到自己体内紊乱不安的女人，就像精神衰弱症中常常发生的那样，通过她有时为之着迷的欲望，反映出这种古怪的情感。另外这些欲望的“培养”也有传统在起作用，就像早先对歇斯底里的培养那样；女人等待着拥有这些欲望，她窥伺着，构思着。有人给我举出一个年轻的未婚母亲的例子，她发狂地想吃菠菜，跑到市场去买来，看着菠菜煮熟，急得不耐烦地跺脚，她这样来表达孤独的焦虑；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于是急不可待地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以非常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例子：欲望是通过女人周围的人迫切地暗示出来的。她抱怨在怀孕时周围有太多关切。

这些照顾、这些体贴，增加不适、胸口痛、神经痛和千百种痛苦，这些症状伴随着头几次怀孕而来……我感受到了……有一天我在我母亲家吃晚饭时，她先开始说话……“啊！天哪，”她突然放下叉子，用困惑的神态望着我，“啊！天哪！我忘了问你，你想吃什么。”

“我没有特别想吃的。”我回答她。

“你没有特别想吃的，”我母亲说，“你没有特别想吃的！这种事可从来没有见过！你搞错了。这是因为你没有注意。我要去对你婆婆说。”

于是我的两位母亲磋商起来。于是朱诺担心我会给他生下一个长着野猪脑袋的孩子……每天早上都问我：“罗尔，你想吃什么东西？”我的小姑子从凡尔赛回来后也加入了提问题的大合唱……她见过很多人由于想吃东西得不到满足而变丑，这种情况数不胜数……我终于害怕起来……我在脑海里搜索我最喜欢的东西，却什么也找不到。末了，有一天，我在吃一块菠萝糖时忽然想到，菠萝应该是非常好的东西……一旦我确信我想吃菠萝，我首先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然后，当柯尔塞莱说现在不是吃菠萝的时候，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噢！于是我感到这种痛苦，它属于一种狂热，会置你于要么满足它要么死去的境地。

（朱诺想方设法，终于从波拿巴夫人手里得到了一只菠萝。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欣喜地接到手里，整晚都在嗅它，摩挲它，因为医生只让她在早上吃菠萝。最后，朱诺给她端来了切好的菠萝）

我把菠萝推得远远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搞的，我不能吃菠萝。”我把鼻子凑近那只该死的盘子，这使我断定我不能吃菠萝。不仅必须把菠萝端走，而且必须打开窗户，熏香我的房间，把这种气味去除干净，只要稍微闻到点气味就足以使我恶心。这件事最奇特的是，此后我再也不能吃菠萝，否则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受到过分照顾，或者过分照顾自己的女人，呈现出最多的病态现象。那些最容易度过怀孕磨难的女人，一部分是完全献身于生育职能的主妇，另一部分是有阳刚气的女人，她们不迷恋自己身体的历险，很轻易就能克服，德·斯达尔夫人就像谈话一样轻松地度过怀孕期。

随着怀孕继续下去，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牢固地安置在母腹中，两个机体互相适应，它们之间有生物学的交换，使女人重新找到平衡。她不再感到被物种占有，拥有腹中果实的是她。最初几个月，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被在她体内完成的隐秘的工作弄得衰弱了；随后，她明显是一个母亲，她的衰弱是她的荣耀的反面。她忍受的不灵便日益加剧时，反倒成了一个借口。许多女人在怀孕期间找到了美妙的平静，她们感到自己的生存有了理由；她们总是有自我观察和窥视自己身体的兴味；过去她们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敢以太多的得意心情去关注身体，现在她们有权在意自己的身体；她们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一切，也是为孩子而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也不再要求她们做出努力；她们不再需要操心世上的其他事情，她们抱有的未来梦想，意义在于此时此刻；她们只消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她们生存的理由在这里，在她们的肚子里，并给予她们完美的充实印象。海伦妮·多伊奇引用一个女人的话：“这好像冬天的一只小炉子，一直在燃烧，摆在那里，仅仅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这也像夏天不停地喷出的冷水淋浴。就是这样。”女人被塞得满满的，也经历了感到自我“有意思”的那种满足，这是从青少年时期以来她最深沉的欲望；作为妻子，她要忍受对男人的从属；如今，她不再是性欲的对象和女仆，而是体现了物种，她是生命和永恒的许诺；她周围的人尊敬她；甚至她的任性也变得神圣，我们已经看到，这就鼓励她编造“想吃的欲望”。海伦妮·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在其他情况下显得荒唐的行为变得合理。”她体内另一个人的在场给了她理由，她终于充分享受成为自己。

柯莱特在《晚星》中描绘了她怀孕的这个阶段：

怀孕的女人的幸福不知不觉地、不慌不忙地潜入到我体内。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适、任何不幸。愉快的心情，嗡嗡的声响，应该以何种科学的或者亲切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储存呢？它绝对充满了我全身，因为我不能忘怀它……我厌倦了避而不谈，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说的，这就是自豪感，平庸的卓越感，这是我在怀孕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每晚，我都对我生活中的一个美好时光道别。我很清楚，我会留恋它。但欢乐、嗡嗡声、愉快的心情淹没了一切，在我身上笼罩着温馨的动物性、因体重增加和我培育的生物微弱的呼喊而使我产生的倦怠。

第六个月，第七个月……最初的草莓，最初的玫瑰。除了漫长的节日，我还能将怀孕称做什么呢？分娩的痛苦已被忘却，却忘不了这独一无二的漫长节日，我对此一点儿也没有忘记。我尤其记得，心血来潮时睡意攫住了我，也记得，就像在童年时，又需要躺在田里、草地上和热烘烘的地上。唯一的“欲望”，健康的欲望。

快分娩时，我就像一只拖着偷来的鸡蛋的老鼠。我感到不舒服，有时我太疲倦，反而睡不着……身体笨重，感到疲倦，我漫长的节日仍然没有中止。人们给我那么多的特权和照顾……

柯莱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将这种幸福的怀孕称做“男人怀孕”。实际上，她像这种女人的典型：她们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没有沉迷在其中。她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孩子表明，他要早到，于是我将钢笔的帽套拧紧了。”

其他女人的心情更为沉重，她们无休止地反复考虑她们新的重要性。哪怕只受到一点鼓励，她们就重新捡起男性神话，她们以生命的生育之夜去对抗精神的清醒，以内在的神秘对抗明晰的意识，以极其人为性的肚子的沉重对抗不生育的自由；未来的母亲感到自己是腐殖土和耕地，是源泉，是根基；她睡觉时，她的睡眠是各种领域在其中发酵的混沌的睡眠。有的女人更能忘却自我，尤其沉醉于在体内生长的生命之宝。塞西尔·索瓦日在她的诗歌《萌芽的灵魂》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欢乐：

你属于我如同黎明属于平原

在你周围我的生命是热毛毯

你的娇体悄悄地长成在里面。

稍后：

噢我担心地爱抚着受宠的你

附在我的花上这萌芽的小生命

我用自己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噢潮湿的小嘴我柔软的果实。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

这真逗，我觉得我在参与形成一颗很小的行星，我在塑造这脆弱的天体。我从来没有这样接近生命。我从来没有这样真切地感觉到，我是大地的姐妹，与植物和汁液同在。我的脚行走在大地上，就像踏在一头活兽身上。我想着充满笛声、苏醒的蜜蜂和露水的白日，因为他在我体内蹬腿和躁动。如果你知道这萌芽的灵魂在我心中放进了多少春天的清新和多少青春活力，那就好了。再说，这是皮埃罗幼小的灵魂，它在我腹内的黑暗中形成两只同他一样的大眼睛。

反过来，那些喜爱卖弄风情，把自身把握为肉欲对象，自恋肉体之美的女人，看到自己变形、变丑、不能引起情欲而感到痛苦。在她们看来，怀孕根本不是一个节日或者一种丰富，而是像自我的缩减。

尤其是，可以在伊莎多拉·邓肯的《我的一生》中看到：

孩子现在令人感到他的存在……我大理石般的柔美身体松弛了，破裂了，变形了……在海边行走时，我有时感到力量和活力过剩，我有时想，这个小生命将属于我，只属于我，但在其他日子……我感到自己像落入陷阱的可怜野兽……随着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我常常想到我在青年时代的朝圣、我的漫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以往的序曲，它消失在通往等待孩子来临的迷雾中，孩子是任何一个农妇都能造出的杰作……我开始被各种各样的恐惧攫住了。我徒劳地想，所有女人都有孩子。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害怕。怕什么？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我有一种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莫名的害怕。我柔美的身体越来越在我惊讶的注视下变形了。我的水神一般充满青春活力的妩媚身体哪里去了？我的抱负、我的名声哪里去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很悲惨，被打败了。同生命这个巨人斗争，双方实力是不相等的；于是我想到快要出生的孩子，我的所有忧虑烟消云散了。黑暗中的等待多么残酷啊。我们要为做母亲的光荣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

怀孕的最后阶段，也在孕育母亲与孩子的分离。女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孩子的第一个动作，他的脚踢在世界的门上，踢在把他与世界隔开的肚腹上。有些女人惊奇地迎接这个宣布一个自主生命在场的讯号，另一些女人厌恶地把自己看做是接受了一个异体。胎儿和母体的和睦重新被打乱：子宫下垂，女人有一种压迫感、绷紧感和呼吸困难的感觉。她这一回不是被难以分辨的物种所占有，而是被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所占有；之前他只是一个形象、一个希望；他变成沉甸甸的现实。他的实在产生了新的问题。整个过程令人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恐惧。当女人临产时，她童年的一切恐惧重新活跃起来；由于负罪感，她以为自己受到母亲的诅咒，她确信自己会死去，或者孩子会死去。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通过丽莎描绘了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她确实死去了。

分娩根据不同情况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母亲既希望保住肚子里的小宝宝，这是她的自我宝贵的一部分，又希望摆脱一个阻碍；她想将梦想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她害怕这个实体即将产生新的责任，前者或后者都可能占上风，但她往往被分裂开来。她也常常不是以坚定的决心接近这令人焦虑的折磨，她想自我证明，并向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克服这折磨，可是，与此同时，她由于加诸体内的痛苦而埋怨世界、生活和亲人，为了抗议，她采取了消极的行动。独立的女人—主妇或者有阳刚气的女人—一心想在临产甚至分娩时扮演主动的角色；性格幼稚的女人，则被动地把自己托付给助产士、母亲；有些女人为没有大声叫喊而骄傲；另一些女人拒绝一切命令。一般说来，在这种危机中，她们表达了对一般而言的世界和对特殊而言的母性的深刻态度：她们是坚忍的、忍让的、苛求的、威严的、反抗的、迟钝的、紧张的……这些心理状况对分娩的持续时间和困难程度有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取决于纯粹生理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女人—像某些雌性家畜一样—通常需要帮助，以便完成自然注定给予她的职能；有些风俗粗犷的农妇和感到羞耻的未婚母亲是自己分娩的，但是，她们的孤立无援常常导致孩子死亡，或者给母亲带来无法治愈的疾病。在女人完全实现女性命运的时刻，她仍然是附属的，这也证明了，在人类这个物种中，自然与人为永远区分不开。女性利益和物种利益之间的冲突自然非常尖锐，它往往导致母亲的死亡或者孩子的死亡，正是医学和外科的人为干预大大减少了—甚至几乎消灭了—从前那么频繁的事故。麻醉方法正在推翻《圣经》的断言：“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麻醉方法在美国广泛运用，现在开始在法国推广；一九四九年三月，一道法令刚刚在英国使麻醉方法成为强制性的。⁽¹⁵⁾

很难知道麻醉方法能给女人免去的痛苦究竟有多大。分娩有时要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有时两三个小时就结束，这个事实不能一概而论。对某些女人来说，生育是一场苦难。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在焦虑中经历怀孕，无疑心理抵抗进一步加剧了分娩的痛苦；她写道：

无论人们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对它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比较的说法。这个看不见的残忍的神灵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无怜悯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头和神经。据说这样的痛苦很快就会忘掉。我能回答的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会重新听到我的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某些女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容易忍受的折磨。少数人从中获得肉欲的快感。有个女人⁽¹⁶⁾写道：

我是一个肉欲非常强烈的人，以致分娩本身对我来说是一种性行为。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护士”。她给我沐浴，也给我注射。这足以使我处于极度兴奋、神经颤抖的状态。

有的女人说，生育时感受到一种创造力的印象；她们确实完成了一件自愿的、有创造性的工作；相反，许多女人感觉到自己是被动的，是一个受苦受折磨的工具。

母亲和新生儿的最初关系同样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女人忍受着体内空空的不舒服，她们觉得有人偷走了她们的宝贝。塞西尔·索瓦日写道：

我是无语的蜂巢

蜜蜂已经飞到空中

我不再将我的血液

一口口喂你的娇体

我的身体门关户闭

别人刚夺走一具死尸，

还有：

你不再属于我。你的脑袋

已经反映别的天地。

再有：(www.daowen.com)

他出生，我便失去我的小宝贝

现在他出生了，我孤零零，我感到

惶恐不安，因为体内血液减少……

但同时，在所有年轻母亲身上，都有一种惊讶的好奇心。看到和抱起一个在自己体内形成，从自己身体生出来的小生命，是一个古怪的奇迹。可是，母亲在把一个新生命投到人间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中，确切地占有多大分量呢？她不知道。没有她，这个生命不会存在，而他离她而去。看到他出世，同她截然分开，她又惊讶又悲哀。几乎总是感到失望。女人希望感到他属于自己，如同她的手属于她一样肯定，然而，他的一切感受都封闭在他体内，他是不透明的，看不透的，分隔开的；她甚至认不出他，因为她从未见过他；她没有和他一起经历怀孕，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不，这是一个新来者，她惊奇于接受他时自己的冷淡。在怀孕的遐想中，他是一个形象，他是无限，母亲在想象中扮演未来的母性；如今，这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他确实在那里，是偶然的，脆弱的，索取的。他终于在那里，非常真实，这种快乐混合着他不过如此的遗憾。

正是通过喂奶，许多年轻的母亲克服了分离，在她们的孩子身上重新找到一种动物性的亲密关系；这是比怀孕更累人的劳作，但可以使哺乳的母亲延长做孕妇时“度假”、平静和充实的状态。柯莱特·奥德里在谈到她的一个女主人公⁽¹⁷⁾时说：

当婴儿吃奶时，她正好没有别的事可做，这可能延续几小时，她甚至不想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消等待他像只大蜜蜂一样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只要她没有重新找到同孩子的具体关系，最初几小时那种惊人的冷淡便会在她们身上延续下去。例如，柯莱特就是这种情况，她不能给女儿哺乳，她以惯有的真诚描述自己最初的母性情感。⁽¹⁸⁾

随后是端详这位新人，她不是从外面进入我家的……我在端详中放入了足够的爱吗？我不敢肯定。当然，我习惯于—我仍然如此—惊奇。我把它用在婴儿这奇迹的集合体上：她的指甲透明得像粉红色的虾鼓出的壳，她的脚掌来到我们这里时没有接触地面。她的睫毛宛若轻盈的羽毛，向面颊垂落，置于大地的景致和眼睛淡蓝的梦幻之间。小小的性器官像割开的杏仁，分成两瓣，两唇瓣恰好闭合。但我献给女儿的细致赞赏，我却无以名之，我不感到这是爱。我在窥视……我从我的生命翘首盼望的景象中，汲取不到眼花缭乱的母亲们的警惕和好胜心。对我来说，完成第二次，也是更困难的破体而出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不得不同意，大量的警告、嫉妒隐隐升起，错误的甚至真实的预感，拥有一个我作为平凡债权人的生命而产生的骄傲，有点阴险地意识到教训别人要谦逊，这一切终于将我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只有当她鲜艳的嘴唇上绽放出可理解的语言时，当知识、狡狯甚至温情将一个标准的娃娃变成一个姑娘，把一个姑娘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会安心！

也有许多母亲对新责任感到惶恐。在怀孕时，她们只消听任肉体摆布，不需要她们有任何主动性。现在，她们面前有一个人，对她们享有权利。某些女人愉快地温存她们的孩子，只要她们在医院里，她们仍然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但是一旦她们回到家里，就开始把孩子看做一个负担。甚至哺乳也不能给她们带来任何乐趣，相反，她们担心会毁掉胸脯；她们怨恨地感到乳头破损，乳腺疼痛；是孩子的嘴伤害了她们：她们觉得，孩子吸掉她们的精力、她们的生命和幸福。孩子强加给她们艰辛的劳役，却不再属于她们，孩子就像一个暴君；她们怀着敌意瞧着这个陌生的小个体，他威胁着她们的肉体、她们的自由和整个自我。

其他许多因素也加入进来。女人和母亲的关系，保留着全部重要性。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年轻的哺乳母亲的例子，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的奶水便枯竭了；她常常请求帮助，可是她对另一个人照顾婴儿感到嫉妒，对婴儿恋恋不舍。和孩子父亲的关系，他怀有的感情，也有重大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的原因，孩子可能是一个负担，一条锁链，或者一种解放，一个瑰宝，一种安全。有时候，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度的忽视或者虐待表现出来。往往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敌意作斗争；她感到内疚，由此产生焦虑，怀孕期的担心延续下去。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同意，生活在伤害孩子的困扰中的、想象出可怕事故的母亲们，对孩子都怀有一种敌意，竭力要压制下去。无论如何，值得注意和应该将这种关系同一切其他人际关系区别开来的是，最初，孩子本人没有介入进来，孩子的微笑，他的牙牙学语，除了母亲给予的意义外，没有别的意义；这取决于她，而不是孩子，令她觉得他可爱，独一无二，或者讨厌、平庸、可恶。因此，得不到满足、冷淡、忧郁的女人，本来期待孩子成为伴侣、带来温暖和使之摆脱自身，但却总是大失所望。做母亲的“过渡”像青春期、性启蒙和婚姻的“过渡”一样，在那些希望外来事件能够更新和解释自己生命的人身上，会产生深深的失望。在索菲娅·托尔斯泰身上遇到的就是这种感情。她写道：

这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阶段。至于第十个月，最好不要谈到它。

她竭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成为俗套的快乐，这也是枉然，打动我们的是她对责任感到的忧愁和恐惧。

一切都完成了。我分娩了，我有过自己的痛苦，我振作起来，我带着恐惧和对孩子，尤其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安逐渐回到生活中。我身上有某种东西碎裂了。有一样东西对我说，我会持续地受苦，我相信这是对不能完成家庭责任的担心。我的心态不再是自然的了，因为我害怕一个女人对自己孩子的这种庸俗的爱，害怕过度爱我的丈夫。人们断言，爱丈夫和孩子是一种美德。这种想法有时使我得到安慰……但想做母亲的感情十分强烈，因为我觉得做母亲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是列瓦的孩子，因此我爱他。

但人们知道，她正是因为不爱丈夫，才装出那么爱他；这种厌恶又落在使她恶心的交欢中孕育的孩子身上。

凯·曼斯菲尔德描绘了一个年轻母亲的犹豫不决，她爱自己的丈夫，但厌恶他的抚摸。她在孩子们面前同时感到温存和一种空虚的印象，她闷闷不乐地解释成完全的冷漠。琳达在花园里休息，待在她的新生儿身边，思念着丈夫斯坦利。⁽¹⁹⁾

如今她嫁给了他，她甚至爱他。不是大家所认识的斯坦利，不是平常的斯坦利，而是胆怯的、敏感的、天真的斯坦利，他每天晚上跪着祈祷。但不幸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有过发光和宁静的时刻，但其余时间，她好像生活在一座始终快要着火的房子里，生活在天天遇难的船上。斯坦利总是处在危险的中心。她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救他，照顾他，安慰他和听他讲故事。剩下的时间，她在担心怀上孩子中度过……将生儿育女说成女人的共同命运是很动听的。其实不对。比如，她可以证明，这是错的。她被多次怀孕弄垮了，变得衰弱，失去勇气。最难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们。用不着假装……不，仿佛在她每一次可怕的旅行中，一阵冷风吹得她冰冷；她再也没有什么温暖留给他们。至于小男孩，唉！谢天谢地，他属于母亲，属于贝里尔，属于想要他的人。她几乎没有抱过他。她对他非常冷淡，让他待在自己脚边。她朝下望一眼……他的微笑显得多么离奇，多么出人意料，轮到琳达也笑起来。但她控制住自己，冷冷地对孩子说：“我不喜欢婴儿。”

“你不喜欢婴儿？”他不能相信这话，“你不爱我吗？”他傻乎乎地朝母亲挥着手臂。

琳达跌坐在草地上。

“为什么你还在笑？”她严厉地问，“如果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个小家伙的自信十分惊讶。啊，不，真诚点。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这样新奇的东西，这样……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滚动，她轻轻地对孩子说：“你好，我古怪的小东西……”

所有这些例子足以表明，不存在母性的“本能”，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用于人类。母亲的态度是由她的整个处境和她承受的方式决定的。就像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样，它是多种多样的。

但事实是，如果情况不是绝对不利，母亲在孩子身上会找到充实的感觉。柯莱特·奥德里提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时写道：

这仿佛是对自身存在的现实的一种回答……通过他，作为开始，她控制一切事物和她本身……

她让另一个女人这样说：

他压在我的手臂上和我的胸口上，仿佛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东西，达到我力气的极限。他把我埋入地下的寂静和黑暗之中。他一下子把世界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这确实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单独一个人太轻了。

有些女人只想“多生”，而不想做母亲，在孩子出生或断奶后，对孩子便失去兴趣，只想重新怀孕。相反，还有许多女人感到，正是分离本身给她们带来孩子；孩子不再是她们本人不可分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暗中纠缠她们的身体，而是可以被看到和被触摸。在经历了分娩的愁苦之后，塞西尔·索瓦日表达了占有型母亲的快乐：

你是我的小情人

在你妈妈的大床上

我能抱住你，给你亲吻，

掂量你美好的前程；

你好，我的小雕像，

你由血、欢乐、肉体做成，

我的小替身，我的兴奋……

有人再三说，女人在孩子身上幸福地找到阴茎的对等物，这完全不正确。事实上，成年男子不再把他的阴茎看成一个神奇的玩物，他的器官保持的价值，就是他要占有的觊觎之物的价值；同样，成年女人嫉妒男性的是他吞并的猎物，而不是这种吞并的工具；孩子满足了这种攻击性的肉欲，那是男性的拥抱没有满足的，孩子是她献给男性的这个情妇的对等物，男性对她来说不是这种对等物；当然，没有准确的对等：一切关系都是独特的，但母亲在孩子身上—正如情人在情妇身上—找到的是肉体的充实，这并不是体现在投降中，而是体现在支配中；她在孩子身上抓住的是男人在女人身上寻找的东西；一个他者同时是自然和意识，这是她的猎物，她的分身。孩子体现了整个自然。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告诉我们，她在孩子身上找到的是：

为我的手指触摸而存在的皮肤，它实现了所有小猫、所有花朵给人的许诺……

孩子的肉体具有这种温馨，这种温热的弹性，这是女人在小姑娘的时候通过母亲的肉体，随后在万物中所觊觎的。孩子是植物、动物，孩子的眼睛里有雨水和河流，有天空和大海的蔚蓝，孩子的指甲是珊瑚，头发是一种丝一样的植物，这是一个活玩偶，一只鸟儿，一只小猫，我的花朵，我的珍珠，我的小鸡，我的羊羔……母亲几乎喃喃地说出情人的话语，像情人一样，她贪婪地运用主有形容词；她运用同样的占有方式：抚摸、亲吻；她把孩子紧抱在身上，她把孩子包裹在手臂和床的温暖中。有时这些关系具有明显肉欲的性质。因此，在我已经援引过的施特克尔搜集的自白中，可以看到：

我给儿子哺乳，但是没有快乐，因为他不长大，我们俩体重减轻了。对我来说，这代表某种性的东西，我给他吃奶时感到有一点难为情。感到温热的小身体紧紧贴在我身上，我发抖了……我全部的爱都离开我，投向我的儿子……孩子经常跟我在一起。他两岁时，一看到我在床上，便拖着脚步向床边走来，想趴在我身上。他用小手抚摸我的乳房，想用手摘下来；这使我感到快意，我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我常常不得不抗拒玩弄他的阴茎的诱惑……

当孩子长大时，母性具有新的面貌；开始孩子只是一个“标准的娃娃”，只存在于一般性之中，孩子逐渐个体化。具有支配欲和肉欲很强烈的女人，这时对孩子变得冷淡了；相反，正是在这时，其他有些女人—就像柯莱特—开始对孩子感兴趣。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是一个分身，有时她受到完全在他身上异化的诱惑，但孩子是一个自主的主体，从而是反抗的主体；如今，孩子强烈地表现出是真实的，不过要到未来才是一个青年人，一个想象的成年人；这是一笔财富，一个宝库，这也是一个负担，一个暴君。母亲能够在他身上找到的快乐，是一种慷慨的快乐；她必须乐于伺候、给予、创造幸福，就像柯莱特·奥德里描绘的母亲：

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同在书中描写的那样，然而他的童年与书上的童年相比，就像真正的玫瑰与明信片上的玫瑰一样。他这幸福来自于我，就像我喂他的奶来自于我一样。

母亲像恋爱的女人，乐于感到自己必不可少；她受到她回应的要求的辩护；但造成母爱的困难和崇高的是，它并不带来回应；女人面前有的不是一个男人、一个英雄、一个半神，而是淹没在脆弱的、偶然的身体中牙牙学语的小意识；孩子不掌握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女人面对他仍然是孤单的；她不等待任何回报，与她的给予作交换。她自己的自由会对这些给予以存在的理由。这种慷慨值得男人不懈地给她颂扬，但当“母性宗教”宣布凡是母亲都是典范时，欺骗便开始了。因为母性的牺牲精神可能在完全本真性的情况下检验，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罕见。母性通常是一种自恋、利他、梦想、真诚、自欺、奉献、玩世不恭的奇怪混合。

我们的风俗让孩子去冒的巨大危险，就是人们把他手脚捆绑起来交托给的母亲，几乎总是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性方面，她要么性欲冷淡，要么得不到满足；在社会方面，她感到低于男人；她对世界和未来都没有控制力；她力图通过孩子去弥补所有这些不满足；当人们懂得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得她的充分发展有多么困难时，有多少愿望、反抗、企图、要求潜伏在她身上，就会害怕把毫无防卫的孩子丢给她。正如她时而溺爱时而折磨她的玩偶时，她的行为有象征性，但这些象征对孩子而言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一个鞭打孩子的母亲不仅是在打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报复一个男人，报复世界或者报复她自己，但确实是孩子在挨打。穆鲁吉在《昂里科》中让人感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误会：昂里科非常清楚，他的母亲这样疯狂地殴打的不是他；当她从发狂中醒悟过来时，她因后悔和温情而哭泣；他并没有怨恨她，但仍然被殴打毁了容。同样，在维奥莱特·勒杜克的《窒息》中描绘的母亲，把怒气发泄在女儿身上，报复抛弃她的引诱者，报复羞辱她和打败她的生活。人们一向了解母性这残忍的一面，但是人们创造继母的典型，以虚伪的羞耻感消除“坏母亲”的概念；第二任妻子虐待故去的“好母亲”的孩子。事实上，在菲希尼太太身上的这个母亲，正好是德·塞居尔夫人描绘的德·弗勒维尔太太的对称物。从儒勒·列纳尔⁽²⁰⁾的《胡萝卜须》开始，指责行为层出不穷：《昂里科》、《窒息》、西·德·泰尔瓦涅的《母亲的仇恨》、埃尔韦·巴赞的《毒蛇在握》。如果在这些小说中描绘的典型有点异乎寻常，这是因为大部分女人出于道德原因和要体面的心理，压制她们的自发冲动，这种冲动会通过争吵、打耳光、愤怒、侮辱、惩罚等等爆发出来。除了公然虐待的母亲，有许多母亲特别任性；使她们着迷的是支配欲；小小的婴儿是一个玩偶，如果是一个男孩，她们就毫无顾忌地玩耍他的性器官；如果是一个女孩，她们就把她变成一个玩偶；再往后，她们希望有一个小奴隶盲目地服从她们，如果有虚荣心，她们便把孩子当做一个博学的动物去炫耀；如果爱嫉妒和专横，她们便把孩子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女人还往往不放弃要得到照顾孩子的回报，她通过孩子塑造一个想象中的人，使他将来感激地把她认做一个出色的母亲，她可以在孩子身上认出自己。柯涅利亚炫示她的几个儿子，骄傲地说：“这就是我的珍宝。”她给后代最坏的榜样；有过多的母亲生活在有朝一日能重复这个骄傲行动的希望中；她们毫不犹豫地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这个有血有肉的小个体，因为孩子偶然的、不明确的生存不能满足她们。她们硬要孩子像她们的丈夫，或是相反，不要像他，或者要孩子再现父亲、母亲、一个受敬重的祖先的特点；她们模仿一个有威信的榜样，海伦妮·多伊奇叙述，一个德国的女社会党人极为赞赏莉莉·布劳恩；著名的女鼓动家有一个夭折的天才儿子；她的模仿者坚持要把自己的儿子看成未来的天才，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强盗。这种不合适的专横对孩子不利，对母亲来说总是失望的源泉。海伦妮·多伊奇举出另外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子：一个意大利女人的例子，她追踪了好几年这个女人的情况。

马泽蒂太太有很多孩子，她不断地抱怨这一个或那一个有麻烦事；她要求帮助，但是很难帮助她，因为她自认为高于所有人，尤其高于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们；在家庭之外，她行动非常沉着和高明，但在家庭内，相反，她非常激动，导致出现激烈的争吵。她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没有文化的家庭，她始终想“提高地位”；她上夜校，如果不是在十六岁同一个在性方面吸引她、让她怀孕的男人结婚，她也许能满足自己的雄心。她一直尝试通过上夜校等方法，摆脱她的圈子；她的丈夫是一个优秀技工，妻子咄咄逼人的、高人一等的态度，反过来逼得他酗酒；或许是为了报复她，他一再使她怀孕。她在忍受这种处境一段时间之后，同丈夫分开，开始以对待孩子父亲的同样方式去对待孩子；他们小时候能满足她：他们好好学习，得到好成绩，等等。但是，当长女路易丝到了十六岁，母亲担心她重复自己的经历，她变得这样严厉和苛刻，以致路易丝事实上是出于报复，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孩子们一致站在父亲一边，反对母亲，因为她把极高的道德要求强加给他们；她从来只温柔地去爱一个孩子，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她毫无理由地改变宠爱的目标，这使得孩子们愤慨和嫉妒。一个女儿接一个女儿开始同男人鬼混，染上梅毒，将非婚生孩子一个个带回家；男孩子则个个变成小偷。母亲不愿意明白，正是她的理想化要求把他们推上了这条道路。

上述这种教育的固执和随意的虐待心理常常混杂在一起；母亲以“培养”孩子作为她发脾气的借口；反过来，这样做失败了，更加剧了她的敌意。

另一种相当常见的、对孩子同样不利的态度，就是受虐般的奉献；有些母亲为了弥补自己心灵的空虚，惩罚自己不愿意承认的敌意，而成为后代的奴隶；她们没完没了地培育阴郁而焦虑的情绪，忍受不了孩子远离身边；她们放弃一切娱乐和个人生活，这使她们具有受害者的面目；她们在这种牺牲中，汲取否认孩子一切独立的权利；这种放弃很容易与支配的专横意愿调和起来；mater dolorosa⁽²¹⁾将自己的痛苦变成她虐待人所运用的武器；她的忍让表现使孩子产生了犯罪感，这种感觉往往一辈子都将压在孩子身上，这种表现比咄咄逼人的场面更加有害。孩子左右为难，感到困惑，找不到任何防卫的态度，时而以拳相向，时而哭泣流泪，令他显得像个罪犯。母亲振振有词的借口是，孩子远远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的自我实现，而这是从小别人答应她的，她指责孩子欺骗，她是受害者，而孩子又天真地揭露这欺骗。她随意地安排自己的玩偶；当她帮助姐妹或女友照料婴儿时，这是没有责任的。如今，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和她的自尊心要她负责这个陌生的小生命，仿佛这个生命是她的作品，尤其是丈夫，对孩子犯错误感到气恼，好像是对一次做糟了的晚饭或者是对妻子的无行那样发脾气；他的抽象要求时常沉重地压在母亲对孩子的关系上；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她的无忧无虑或者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将比这样的女人平静得多，后者由于让孩子服从，多少要服从支配的意愿，这些意愿压在她们身上。因为要把像动物那样神秘的，骚动不安的，像自然力一样无序的，但却是人类的生存，纳入预见到的框架中，这是极其困难的。人们既不能像训练狗一样，无言地训练孩子，也不能用成年人的语言去说服他，孩子利用这种两难态度，以哭泣和抽搐的动物特点对抗话语，以语言的傲慢对抗约束。当然，这样提出的问题是激动人心的，当母亲有空这样做的时候，她乐于当一个教育者，婴儿安静地待在公园里的时候，就像孕育在她的肚子里一样是个托词；她时常处在或多或少幼稚的状态，沉迷于和他说些蠢话，重现往日的游戏、话语、思虑和快乐。而当她洗涮、做饭、给另一个孩子哺乳、上市场采购、接待客人，尤其是照顾丈夫时，孩子就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没有闲暇去“培养”他；首先必须阻止他闯祸；他打碎东西，撕破东西，弄脏东西，他不断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好动、叫喊、说话、发出噪声，他为自个儿活着；这种生活扰乱了他双亲的生活。他们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不吻合，由此产生冲突。父母受到他不断的纠缠，不断地使他做出牺牲，他却不明白此中的原因，他们为了平静，也为了他的未来牺牲了他。他反抗是很自然的。他不明白母亲力图对他做出的解释，她不能深入到他的意识中；他的梦想、他的厌恶、他的困扰、他的愿望，构成一个不透明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摸索着去对待这个把抽象的法则看成荒谬暴力的人。当孩子长大时，仍然存在不理解，他进入了一个讲利益和价值的世界，母亲被排除出这个世界；他常常为此蔑视她。尤其是男孩子，自豪于自己的男性特权，嘲笑一个女人的命令，她要求他完成作业，但她不会解决他要做的习题、要翻译的拉丁文；她不能“紧随”他。母亲有时对这徒劳无益的任务感到恼火，直到落泪，而丈夫却很少衡量这个任务的困难：管理一个与之无法交流、却是人类一分子的人，干预一个在反抗你的过程中自决和自立的他人的自由。

根据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前者更“难弄”，母亲一般能与之协调。由于女人给予男人的威望，也由于男人具体掌握的特权，许多女人希望有儿子。她们说：“生下一个男人多么好啊！”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下一个“英雄”，而英雄显然是男性。儿子会成为领袖、引导者、士兵、创造者；他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世界上，他的母亲将分享他的不朽；她没有建成的房子，她没有开拓的地方，她没有读过的书籍，他都会给她。通过他，她将拥有世界，但条件是她要掌握她的儿子。由此产生了她的态度的悖论。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是遇到情感矛盾最少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母性中就像在婚姻中和爱情中，女人对男性的超越性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夫妻生活或者爱情生活使她敌视男人，对她来说，支配还只是孩子的男性将是一种满足；她会带着讽刺的亲切态度对待自命不凡的男性，有时她会吓唬孩子，向他表示，如果他不乖，就会去掉他的性器官。即使她更谦卑，更平和，她在儿子身上尊重的是未来的英雄，为了让他真正属于她，她竭力把他压缩到他内在的现实中：和她把丈夫当做孩子来对待一样，她把孩子当做婴儿来对待。认为她希望阉割自己的儿子是过于理性、过于简单了；她的梦想更为矛盾：她希望他有无限的权力，却掌握在她手心里，他统治全世界，却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表现得软绵绵、贪婪、自私、胆小、深居简出，她禁止他运动、结交朋友，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想拥有他；但是，如果他没有同时变成一个她能引以为豪的冒险家、冠军、天才，她会感到失望。她的影响往往是有害的—正如蒙泰朗所断言的那样，正如莫里亚克在《热尼特里克斯》中阐明的那样—这毫无疑问。对男孩子来说，幸亏他能够相当容易地摆脱这种控制，风俗和社会鼓励他这样做。母亲自己也只能听之任之，她很清楚，反抗男人的斗争不是势均力敌的。她扮演痛苦的母亲，或者反复怀想生了一个她的征服者的骄傲，聊以自慰。

小姑娘更是被完全交给了母亲，母亲的意愿也因此而增加。她们的关系具有远远更多的戏剧性。母亲不是把女儿看做优越等级的成员致意的，她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她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他我的他性确立时，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我们上文已经谈过的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具有激化的形式。

有些女人相当满意她们的生活，希望在女儿身上重现自己，或者至少毫不失望地接受她；她们想给孩子自己有过的机会，以及不曾有过的机会，她们将为她造就一个幸福的青年时代。柯莱特描绘了这样一个心理平衡和宽容的母亲的肖像。茜多热爱自己的女儿，并不妨碍女儿的自由；她对女儿很好，却从来不对女儿提出什么要求，因为她从自己的心灵提取欢乐。母亲忠诚于这个分身，她从中认出自己，超越自己，很可能她最终完全变成了女儿；她放弃了自我，她唯一操心的是孩子的幸福；她甚至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表现出自私和严酷；威胁着她的危险，是变得被她钟爱的人所讨厌，就像德·塞维尼夫人对德·格里尼昂夫人⁽²²⁾那样；女儿好不气恼地力图摆脱这种专制的忠诚；她常常失败，她一生面对自己的责任仍然是幼稚的、胆怯的，因为她受到太多的“关怀”。可是，这尤其是母爱的一种受虐形式，它有可能沉重地压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感到她们的女性身份像一种绝对的诅咒，她们以在另一个受害者身上苦中作乐的心情来希望或接受女儿；同时，她们认为把女儿生下来是犯罪；她们的内疚，她们通过女儿对自我感受到的怜悯，以无限的焦虑表现出来；她们寸步不离孩子；她们直到孩子十五岁、二十岁时仍然与她睡在一张床上；小姑娘将被这种不安的激情之火摧毁。

大多数女人既要求又憎恨女性状况，她们生活在怨恨中。她们对自己性别感到的厌恶，促使她们给女儿男性的教育，她们很少宽容。母亲对生下一个女人感到气恼，带着这种模糊的诅咒接受女儿：“你将是女人。”她希望通过把她视做分身的人变成一个高级造物，补偿自己的低下；她也趋于把令自己受苦的缺陷强加到女儿身上。有时，她力图把自己的命运准确地强加到孩子身上：“对我是相当好的东西，对你也是好的；别人正是这样培养我的，你要分享我的命运。”有时则相反，她粗暴地禁止女儿与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经验有用处，这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轻佻的女人把女儿送到修道院，无知的女人让女儿接受教育。在《窒息》中，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产生的讨厌后果，她愤怒地对女儿说：

你要尽量明白。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我会同你断绝关系。我呀，我当年是无知的。犯罪！犯罪是糊里糊涂的！如果一个男人叫你，不要理他。走你自己的路吧。不要回过身来。你听明白我的话吗？你事先得到警告，你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我就让你自己收拾烂摊子。

我们已经看到，马泽蒂太太由于想让女儿避免犯下她自己犯过的错误，反而使女儿陷入其中。施特克尔叙述过“母亲憎恨”女儿的复杂例子：

我认识一个母亲，从她的第四个女儿出生起，她就不能忍受这个女儿，但这却是一个可爱迷人的小姑娘……她埋怨女儿继承了她丈夫的所有缺点……孩子是在另一个男人追求她的时候出生的，这是一个她深深爱着的诗人；她希望—像在歌德的《亲和力》中一样—孩子具有她所爱男人的特点。但从女儿出生起，女儿就像父亲。此外，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的映像：热情、温柔、忠诚、性感。她本想强有力、坚定、严厉、贞洁、刚毅。她憎恨自己比丈夫更多地反映在孩子身上。

小姑娘长大后，发生了真正的冲突；我们已见到，她希望肯定自己的自主，违抗母亲，在母亲看来，这是一个可恶的忘恩负义的特点；她执著地“制服”这种逃避的意志；她不接受自己的分身变成另外一个人。男人在女人身边感到自己绝对高一等的乐趣，女人只有在孩子尤其是女儿身边才体验到这种乐趣；如果她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她就感到气恼。不管是作为热情的母亲还是有敌意的母亲，孩子的独立都要毁掉她的希望。她双重地嫉妒：嫉妒夺走她女儿的世界，嫉妒征服一部分世界的同时窃走了她一部分世界的女儿。这种嫉妒首先指向女孩同她父亲的关系；有时，母亲利用孩子将丈夫束缚在家里，如果失败了，她会气恼，但如果她的做法获得成功，她会迅速以相反的形式重现童年的情结，她会像从前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女儿发脾气；她赌气，她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得不到理解。有一个法国女人嫁给一个外国人，他很爱自己的几个女儿，有一天，她愤怒地说：“我同外国佬生活在一起受够了！”长女往往得到父亲的宠爱，而她特别受到母亲的虐待。母亲塞给她一大堆麻烦事，要求她做到超出年龄的端庄：既然她是一个竞争者，那就要把她看做一个成年人；她也学会了，“生活不是小说，并非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不能随心所欲，活在世上不能吃喝玩乐……”常常，母亲乱打孩子耳光，“是为了教育她”；母亲尤其在向她证明，自己是女主人，因为最激怒她的是，她要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并无任何真正的优势；这个孩子已经可以把家务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小妇人”；她甚至很活泼，有好奇心，很有头脑，这使她在很多方面胜过成年女人。母亲希望无可争议地统治她的女性世界；她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而现在她年轻的女助手把她贬低到只能泛泛地执行她的职能。如果她有两天不在家，发现家里乱糟糟的，她会严厉地责备女儿；可是，如果表明家庭生活没有她也维持得很好，她会又气又怕。她不接受女儿真正变成她的分身，取而代之。然而，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干脆确定自己成为另一个人。她一贯憎恨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令她冲昏头脑”的朋友；她批评她们，不许女儿常去见她们，甚至借口有“坏影响”，彻底禁止女儿与她们来往。凡是并非来自她的影响都是坏的。她特别对同龄的女人—教师、孩子同学的母亲—抱有敌意，女孩把自己的感情转向她们，她宣称这种感情是荒唐的，不健康的。有时，孩子的快乐、头脑不清、玩耍和笑声都足以激怒她；男孩子所为，她会更容易原谅；他们利用男性的特权，这是很自然的，她早就放弃了无谓的竞争。但为什么这另一个女人能更多地享有拒绝给予她的优惠呢？她被封闭在严肃的陷阱中，羡慕所有让女孩摆脱家庭无聊的思虑和娱乐；这种逃避是对她为之牺牲的一切价值的否定。孩子越长大，怨恨越是蚕食着母亲的心；每年都使母亲走向年老色衰；而一年又一年，女儿年轻的身体长成了，如花盛开；在女儿面前展开的未来，在母亲看来，是从她那里夺走的；有些女人的气恼由此而来，这时她们的女儿刚刚来月经，她们怨恨女儿今后成为该死的女人。与年长的母亲重复前人、墨守成规的命运不同，展现在这个新来者面前的是还没有确定的机会，母亲羡慕和憎恶的正是这些机会；由于她不能把这些机会变成自己的机会，她往往力图减少它们，消灭它们，她把女儿留在家里，监督她，虐待她，故意让她穿得难看，拒绝给她空闲时间，如果少女梳妆打扮，要“外出”，她就大发雷霆；她把对生活的全部怨恨转到这个年轻的生命上，嘲笑女儿的主动性，羞辱女儿。往往在她们之间会爆发一场公开的斗争，年轻人取胜是正常的，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是她的胜利带有过失的意味，母亲的态度在她身上既产生反抗又产生内疚；仅仅母亲的在场就把她变成一个罪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感情可以沉重地压迫她的整个未来。母亲好歹最终接受自己的败北，当她的女儿成年时，在她们之间重新建立多少不太平静的友谊。可是，其中一个是永远失望的，另一个往往会自认为受到诅咒的追逐。

我们再来谈谈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和她长大的孩子们的关系，但显然，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们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描述中，凸显出两种流行偏见具有危险性的错误。第一种是母性无论如何足以满足一个女人，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有许多母亲是不幸的，尖刻的，不满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分娩过十二次以上，她能说明问题；她不断地在日记中说，她认为世上和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无用的、空泛的。孩子们给她一种受虐的平静。“同孩子们在一起，我已经不再有年轻的感觉了。我是平静的和幸福的。”抛弃她的年轻、她的美貌、她的个人生活，给她带来一点平静；她感到自己年龄增长了，存在的必要得到了证实。“感到我对他们必不可少，对我是巨大的幸福。”他们是一件武器，使她能拒绝丈夫的优越。“建立我们之间平等的唯一办法、唯一武器，就是孩子、毅力、快乐、健康……”可是他们绝对不足以给予被无聊蚕食的生存以意义。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她在一次激动后写道：

我呀，我也想要一切，我也能做一切，⁽²³⁾可是一旦这种感情过去，我就看到，我一无所想，我一无所能，除了照顾娃娃、吃、喝、睡、爱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们，这最终应该成为幸福，却使我忧愁，而且像昨天，使我想哭。

十一年后：

我顽强地，而且热烈希望做得好，一心扑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可是天啊！我是多么没有耐心，容易生气，大声叫喊！……同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多么令人烦恼啊！

母亲和孩子们的关系，要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上来确定；它取决于她同她的丈夫、她的过去、她的思虑、她自己的关系；以为在孩子身上看到灵丹妙药，是一种有害的，也是荒谬的错误。这也是海伦妮·多伊奇在我经常引用的著作中通过自己精神病科医生的经验，研究母爱现象得到的一个结论。她把这个职能置于很高的地位；她认为，正是通过母爱，女人才完全实现自我，但条件是她要自由地承担职责，而且真诚地愿意这样做；年轻女人必须处在一种能够让她承担职责的心理、道德和物质的处境中，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建议把孩子看做治疗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良药，那是犯罪；这会造成女人和孩子的不幸。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

我说过，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它只给能够无私地希望另一个人幸福的女人，只给不要回报、寻求对自身生存的超越的女人带来快乐。当然，照顾孩子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然而，它像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并不是对生存必要性的现成证明；对它的渴求必须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了不可靠的利益。施特克尔说得很正确：

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他们不能代替破碎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用来填补生活空虚的物质；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沉重的职责；他们是自由之爱最高贵的花饰。他们既不是父母的玩物，也不是父母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不能实现的雄心的代用品。孩子，这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义务。

这样的义务没有丝毫的自然之处，自然永远不会决定道德选择，选择要带来承诺。生育是担负一项承诺；如果母亲随后回避这个承诺，她要对人类生存和自由犯下错误，但没有人能够强迫她这样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夫妇关系一样，本应是自愿的。认为孩子对女人来说是一次有特权的实现，这甚至是不真实的；人们很愿意这样谈论一个女人，说她爱打扮，在恋爱，是同性恋，或者有野心，“因为她没有孩子”；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她追求的价值，都会是孩子的替代物。事实上，原本就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也可以说，是由于缺乏爱情，缺乏工作，缺乏满足同性恋倾向的能力，女人才期望有孩子。隐藏在这种虚假自然状态之下的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道德。让孩子成为女人的最高目标，这个断语只勉强有广告语的价值。

由第一个偏见直接带来的第二个偏见是，孩子在母亲怀中找到了可靠的幸福。没有“反常的”母亲，因为母爱没有丝毫自然之处，正由于这一点，存在着坏母亲。精神分析学宣称的一个重要真理是，“正常的”父母本身对孩子构成危险。成年人忍受的情结、困扰和神经官能症，其根源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经历自身冲突、争吵和戏剧性场面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不适当的伴侣。家庭生活给父母打下深刻的烙印，他们通过情结和挫折接近自己的孩子，这种苦难的链条无限地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受虐行为在女儿身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再通过她对自己孩子的施虐受虐行为表现出来，永无止境。在对女人的轻蔑和对母亲的尊重的调和中，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拒绝女人参与一切公共活动，把她拒于男性职业的门外，在所有领域宣布她无能，却将最细致最繁重的工作，即培养人交给她，是愚蠢的、违反常理的。有许多女人，风俗和传统仍然拒绝让她们受教育、学文化、具有责任感、参与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却又毫无顾忌地把孩子交到她们手里，就像从前与小男孩相比显得低一等，用布娃娃来安慰她们一样；人们不让她们生活；作为补偿，让她们同有血有肉的玩具玩耍。为了抵挡滥用权利的诱惑，女人必须非常幸福，或者是一个圣女。孟德斯鸠说过，他宁愿把管理国家而不是管理一个家庭委托给女人，也许是对的；因为，一旦给女人机会，她就和男人一样有理智、有效率，她正是在抽象思维和协作行动中，最容易克服性别障碍；目前，困难得多的是，她要摆脱女人的过去，要找到她的处境中什么也不能促进的感情平衡。男人在他的工作中比在家庭中要平衡，要理智得多，他以数学的准确性去盘算。在妻子身边，他便“随心所欲”，变得没有逻辑，爱说谎，任性；同样，她对孩子也“随心所欲”。这样纵容自己更加危险，因为她能更好地防卫丈夫，而孩子却不能防卫她。如果母亲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人，是一个在工作中、在同群体的关系中找到自身完善，而不用通过孩子以专制方式达到自身完善的女人，那么对孩子的幸福来说显然是值得期待的；让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待在父母身边时间这么多，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和娱乐，在与他只有普通而单纯关系的成年人监护下进行，也是值得期待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者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做宝贝，他也不会挡住母亲的视野。他不会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他的肉体，她哺育他、照顾他，她只能创造这样一种处境，唯有孩子的自由才能超越它；当她把赌注压在他的未来的时候，她仍然只能间接地超越空间和时间，就是说，她再一次注定要依附别人。不仅她儿子的忘恩负义，而且他的失败，都会违背她的希望，像在婚姻和爱情中一样，当唯一本真的行为是自由地承担证实生活必要性的努力时，她却委托给别人去做。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今日，女人要求参与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人类不断地要以自我超越去自我证实存在的必要性；除非生命有意义，她才能同意制造生命；没有尝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受害者或自由人，不是一回事。在一个组织还算完备的社会，孩子大部分由群体负担，母亲也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并不是绝对与女性工作不相调和。相反，工作的女人—农妇、女化学家或女作家—由于并不迷恋自身，最容易度过怀孕期；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最多，而对他要求最少，在做出努力、在斗争中获得具有人类真正价值的知识的女人将是最好的教育者。今天，女人往往很难将在外几小时、占据了她全部力量的工作与对孩子的关心调和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女性的工作往往仍然是受奴役；另一方面，社会并未做出努力，保证孩子在家庭以外得到照顾、看护和教育。这涉及社会的一种失职。但是，认为天上或人间的法则都要求母子互相独占，以此为社会失职辩护，则是一种诡辩，这种互相隶属事实上只构成双重的和有害的压迫。

认为女人通过母性会变成男人的具体对等物，是一种欺骗。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殚精竭虑，证明孩子给女人带来阴茎的对等物，但不管这种属性多么诱人，却没有人认为，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生存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认为占有是生存的最高目的。也有人大谈特谈女人的神圣权利，但女人并不是作为母亲获得选举权；未婚母亲仍然受到蔑视；母亲只在结了婚的前提下才获得荣耀，就是说，她要有隶属于丈夫的身份。只要她的丈夫仍然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尽管她精心照顾好孩子，孩子仍然更隶属于他而不是她。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受到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严格支配。

因此，夫妇关系，家庭生活，母性，构成一个任何时候都互相支配的整体；女人与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愉快地承受家庭负担；她在孩子们身边感到幸福，就会宽容丈夫。但这种和谐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指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并不协调。女性报纸教给家庭主妇大量在洗碗时如何保持性吸引力的艺术，在怀孕时保持优雅的艺术，将娇柔、母性和节俭融合在一起的艺术；但是，强制自己一丝不苟地遵循它们的建议的女人，很快就被操心弄得失魂落魄，大为变样；有一双开裂的手，由于多次怀孕身体变形，却依然想吸引人，那真是很不容易；因此，一个多情的女人往往怨恨孩子毁了她的吸引力，使她失去丈夫的温存；相反，如果她从根底上说是个母亲，她会嫉妒男人也要求孩子们是属于他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家庭的理想与生命活动相悖，孩子是打蜡地板的大敌。母爱往往消失在要保持家庭整洁而发出的责骂和愤怒中。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神经质和尖刻的状态中度日，这并不奇怪；她总是在某些方面失败，她的收益靠不住，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成功保证。她从来不是通过工作本身来自救的；工作占据了她的心思，但是不能构成对存在的辩解，这种辩解建立在异质的自由上。封闭在家的女人不能自己建立自己的生存，她没有办法在特殊性中确定自己，因此并没有承认她拥有这种特殊性。在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许多农村居民中，女人只是一个女仆，她受到的尊重与她所提供的活儿成正比，如果她消失了，便毫无遗憾地更换她。在现代文明中，她在丈夫眼里多少被个体化了；除非她完全放弃自我，像娜塔莎一样淹没在对家庭热烈的、绝对服从的忠诚里，否则她要忍受被迫处于成为纯粹一般性的痛苦。她是家庭主妇，妻子，独一无二而又模糊的母亲；娜塔莎乐于待在这种最高的自我虚无化状态中，拒绝一切比较，否认其他人。但现代西方女人却相反，希望作为这个家庭主妇，这个妻子，这个母亲，这个女人而受到别人注意，她在社会生活中寻求的正是这种满足。

(1)　参阅卷Ⅰ第二部《历史》第五节，可以找到“节育”和堕胎问题的历史沿革。—原注

(2)　拉丁文，中止性交。

(3)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将军，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时组织傀儡卖国政府，1945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4)　见《青春和性》。—原注

(5)　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6)　见《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7)　N·哈尔。—原注

(8)　见《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9)　见《婚姻》。—原注

(10)　海伦妮·多伊奇证实说，孩子确实在怀孕十个月后出生。—原注

(11)　参阅《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12)　参阅卷Ⅰ第一章。—原注

(13)　有人非常明确地给我举出一个男人的情况，他在妻子—他不太爱她—怀孕的头几个月中，准确地表现出在怀孕的女人身上出现的恶心、头晕和呕吐的症状。这些症状显然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反映了潜意识的冲突。—原注

(14)　见《婚姻》。—原注

(15)　我已经说过，某些反女性主义者以自然和《圣经》的名义，对人们企图消灭生育的痛苦感到愤慨，痛苦似乎是母性“本能”的来源之一。海伦妮·多伊奇似乎受到这种见解的诱惑；她说，当母亲没有感到分娩的痛苦时，别人把孩子捧给她看，她不会从内心深处承认孩子是她的；然而，她承认，空虚感和陌生感也可在经历痛苦的产妇中看到；她在全书中认为，母爱是一种感情，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本能；它不一定与怀孕联结起来；据她看来，女人可以用母爱去爱一个过继的孩子，她的丈夫前妻的孩子，等等。这种矛盾显然来自她把女人看成注定的受虐狂，她的论断引导她高度评价女性的痛苦。—原注

(16)　这是施特克尔搜集到的一份自白，我们概述其中一部分。—原注

(17)　见《未赛先输》。—原注

(18)　见柯莱特《晚星》。—原注

(19)　见《在海湾上》。—原注

(20)　Jules Renard（1864—191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擅长幽默笔调，描写孩子生活，著有《胡萝卜须》、《自然纪事》、《日记》等。

(21)　拉丁文，痛苦的母亲。

(22)　德·格里尼昂夫人是德·塞维尼夫人的女儿，后者给女儿写了大量的信，信中洋溢着母爱。

(23)　这是索菲娅·托尔斯泰自己在强调。—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