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受到侮辱，感到残缺不全，但是，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她和父母、朋友的关系中，在她的学习和游戏中，她发现自己像超越性一样面对现在，她不断遐想她未来的被动性。一到青春期，未来不仅接近了，它居于她的身体内，而且变成最具体的现实。它保留一贯的，命中注定的特点，当少年主动地走向成人年龄时，少女却窥视着这个不可预测的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情节已经编织好了，时间把她带到那里去。她已经脱离童年的过去，现在只对她显现为一个过渡；她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结果，而仅仅发现消遣。她的青春不知不觉地在等待中消耗。她等待着男人。

诚然，少年也梦想着女人，他渴望她，但她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她并不概括他的命运；从童年起，小女孩不论是想作为一个女人自我实现，还是想克服女性的局限，要想完成和逃避这一点，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尔修斯和圣乔治⁽¹⁾神采奕奕的面孔；他是解放者；他也有钱有势，掌握幸福的钥匙，是“白马王子”。她有预感，在他的爱抚下，自己被生活的洪流席卷而去，就像憩息在母亲的怀抱里；她顺从他温柔的权威，重新感到像在父亲怀抱中一样安全，拥抱和注视的魔力重新把她变为偶像。她总是深信男性的优势；这种男性的威望不是幼稚的幻觉；它有社会经济基础；男人确实是世界的主人；一切都使少女确信，让自己成为男人的仆从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她的父母促使她这样做；父亲以女儿取得成功而自豪，母亲从中看到前途似锦；同学们羡慕和赞赏她们当中获得男人最高敬意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女生的地位是由她积累的“约会”次数来衡量的。结婚不仅是可敬的职业，不像其他许多职业那样累人，唯有结婚才能使女人达到完整的社会尊严，作为情人和母亲在性的方面自我实现。她周围的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她的前途，她自己也正是这样考虑的。人们一致同意，征服一个丈夫—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征服一个保护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在她看来，他者体现在男人身上，正如对男人而言，他者体现在她身上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以本质方式出现的，而她面对他，则自认为是非本质的。她从娘家和母亲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不是通过主动的征服，而是通过在一个新主人的手里重新变得被动和驯服，为自己开创未来的。

人们经常认为，如果她忍受这种放弃，是因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她变得低于男孩，无法与他们匹敌，她放弃徒劳的竞争，把如何保障她的幸福交给更高阶层的一员来操心。事实上，她的屈辱并非来自既定的低下，相反，是这种屈辱造成了她的所有缺陷；它的根源在于青春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正在于给她提供的未来。

当然，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她的身体比先前更加脆弱；女人的机体是脆弱的，它们的机能是娇嫩的；异常而妨碍人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在剧烈运动时，乳房令人想起它们的在场，它们抖动着，令人难受。此后，女人的体力、耐力和灵活性都低于男人。激素分泌不平衡，带来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劳、肚子疼，使得正常活动难以进行，甚至不可能进行；在这些不适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心理紊乱；神经质、易怒，女人经常每个月都要经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神经中枢不再能够保证控制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紊乱，某种自体中毒，将身体变成设置在女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压在她身上的热雾，使她窒息，把她隔离开来，通过这不适的和被动的肉体，全宇宙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她受到压迫，被吞没了，由于她外在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她变成外在于她自身。一切崩溃了，时间不再相连，他人只通过抽象的承认得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未被损害，就像在忧郁症发作时，它们被用于表现机体紊乱爆发的情绪。这些事实极端重要，但正是女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

大约在十三岁时，男孩对暴力有了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攻击性、他们的权力意志、他们的挑战兴趣在发展；小女孩正是在这时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然参加体育运动，但变得专门化、服从人为规则的体育活动，并不等同于自发地和习惯地去寻求力量；它处于生活的边缘；它无法像无序的战斗、出乎意料的攀登那样，提供世界和自身的大量信息。女运动员永远感受不到男孩将同伴肩膀按到地上的那种征服者的骄傲。再说，在许多国家，大部分少女没有任何运动训练；如同摔跤一样，攀登对她们是禁止的，她们只让自己的身体被动地忍受考验；限制比在幼年时更明确，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圈子，放弃越出人类的其余部分确定自身，她们被禁止探索、敢作敢为、重新划定可能性的界限。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此重要的挑战态度，她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女人互相比较，但挑战与这种被动的对峙不是一码事。两个自由的人对峙，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力图拒绝束缚；爬得比同伴更高，把一只手臂扳倒，是为了确定对整个大地的绝对权力。这种征服行为，少女是不被允许的，她尤其不被允许实施暴力。无疑，在成年人世界，在正常时期，暴力不起重大作用，但它萦绕不去；许多男性行为是在可能出现暴力的背景中形成的，每个街角都有争吵；大部分时间争吵化解了，但男人感受到他的拳头中有着确定自身的意志，足以使他感受到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确定。男性反对一切冒犯、一切把他压缩为物的企图，诉诸打击和展现拳脚，他不让自己被他人超越，他要处于主体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对自己、对自己的热情和对自己的意志的赞同的本真考验；彻底地拒绝暴力，就是拒绝自己接受一切客观真理，就是封闭在抽象的主体性中；不经过肌肉的愤怒和反抗，就仍然处在想象中。不能把自己心里的活动写在世界表面，是一种可怕的挫折。在美国南部，一个黑人绝对不可能对白人使用暴力；这项规定正是神秘的“黑灵魂”的关键；黑人在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自我调整的行为，他寻找的补偿，他全部的感觉和行动方式，都要由他注定的被动性来解释。在德国人占领时期，有些法国人决定甚至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也不采取暴力行动—（不论是通过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责任去完成）—感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处境深刻改变了：要取决于他人的任性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再没有办法具体表现出来，它只是一个次要现象。因此，对于被允许并且必须表现自身的男孩和感情缺乏直接有效性的女孩来说，世界的面貌完全不同；他不断地重新质疑世界，他每时每刻起来反对既定事物，因此，当他接受既定事物时，感到积极地确认了它；她却是一味地忍受；世界不需要她就自行确定，它有不变的面貌。这种体力上的无能表现为更普遍的胆怯，她不相信她的身体没有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行动、反抗、创造，她注定顺从、忍让，只能在社会上接受一个现成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秩序是既定的。有个女人告诉我，在她的整个青年时期，她自欺地否认自己体力上的弱点；承认这一点，就会失去做事的兴趣和勇气，不管是在智力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我认识一个如同男孩一样被养大，自以为像男人一样强壮、精力充沛的姑娘；虽然她非常漂亮，每月来月经时十分痛苦，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她像男孩一样鲁莽、生命力旺盛、富有主动性；她有男孩的大胆；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女人挨揍，她会毫不迟疑地用拳头干预。一两次不幸的体验向她显示，在使用暴力方面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衡量出自己的弱点时，她的大部分自信崩溃了；这次变化引导她承认自己是女性，承认自己的被动性，接受了依附。不再信赖自己的身体，就是失去自信。只要看看年轻人如何看重肌肉的重要性，就可以明白一切主体都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客观的表现来把握。

性冲动只会证实年轻男人从自己身体得出的骄傲，他从中发现超越性和力量的标志。少女可以成功地承受她的欲望，但往往这些欲望保留着羞耻性质。她的整个身体要经受折磨。她小时候对自己“内部”的不信任，更给月经以可疑的性质，使月经显得可恶。正是月经的束缚造成的心态构成严重的障碍。在一定的时期内，压在少女身上的威胁可能使她感到难以忍受，以致她放弃了探险和娱乐，生怕有人知道她的不幸。不幸引起的恐惧在机体上引起反应，加剧紊乱和痛苦。可以看到，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之一是内分泌与神经调节的联系紧密，互相起作用；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可以说在精神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转换之间没有距离。在少女身上，发现青春期的紊乱带来的变化，加剧了紊乱。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她不安地观察它，觉得它有病：它的确有病，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身体很脆弱，确实产生机体紊乱，但是妇科医生一致说，他们的女病人十分之九得的都是心病，就是说，要么她们的不适没有任何生理依据，要么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于心态促成的。大半是由于做女人的焦虑在折磨着女人的身体。

可以看到，如果女人的生物性处境对她构成障碍，这是由于她被牢牢控制在某种前景中。当神经的脆弱、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属于病理性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体质。每月一两天不适，甚至痛苦，也不是障碍；事实上，大量女人对此能适应，特别每月的“诅咒”可能使之更加不适的女人尤其如此：女运动员、女旅行家、从事艰苦职业的妇女。大部分职业并不要求超过女人所能提供的体力。在体育中，要达到的目标不是独立的体能的成功，而是达到每个机体所固有的完美；次轻量级拳击冠军能与重量级拳击冠军相媲美；女子滑雪冠军不低于比她滑得更快的男子冠军，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正是女运动员积极关注自身的完美，最不感到自己不如男子。总之，身体上的弱点不允许女人学到暴力，如果她能在身体上确认自己，并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于世界上，这种不足也很容易得到补偿。无论是游泳、攀登峭壁、驾驶飞机，还是同自然界的暴力作斗争、冒险和探险，面对世界，她都不会感到我所说的胆怯。正是在给她甚少出路的整体处境中，这些特殊性变得重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确认了童年在她身上形成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结也会压抑她智力的发展。人们往往指出，少女从青春期起，在智力和艺术领域失去地盘。这有很多原因。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女孩在她周围的人中遇不到给予她兄弟的那种鼓励；正相反，人们希望她也是一个女人，她必须兼顾她的职业负担和与女性身份相关的负担。一所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在这方面提出了如下见解：

少女突然变成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有新的欲望，这些欲望跟家庭毫不相干。她时常必须做出相当巨大的努力……她夜里回到家里，精疲力竭，脑袋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这时，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母亲派她赶快去做事。她要完成没做完的家务，还要料理自己的衣服。不可能摆脱继续纠缠她的各种想法。她感到不幸，将自己的处境与她兄弟的处境做比较，他在家里没有任何事要做，于是她起而反抗。⁽²⁾

母亲毫不迟疑地交给女大学生、女学徒的家务事或者社会上繁重的苦活，终于使她劳累过度。在战争时期，我见过一些女学生，她们是我在塞夫尔⁽³⁾所教的学生，在学业之外，还要忍受沉重的家务劳动，结果一个患了波特氏病⁽⁴⁾，另一个患了脑膜炎。母亲—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暗暗地敌视女儿的解放，一门心思刁难她；人们尊重男孩要成为男人所做的努力，已经承认他有很大的自由。人们要求少女待在家里，出门要受到监视，决不鼓励她自寻消遣和娱乐。很少看到女人独自组织远足、徒步旅行和骑车旅行，或者沉迷于诸如桌球、滚木球等游戏。除了使她们缺乏主动性的教育，风俗也使她们的独立变得困难。如果她们在街上游荡，便有人注视她们，和她们搭讪。我认识一些少女，她们一点儿也不胆怯，但独自在巴黎街头漫步时找不到任何乐趣，因为她们不断受到纠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她们所有的乐趣都被糟蹋了。如果女大学生像男大学生那样成群结队、欢欢喜喜地走街过巷，她们就会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大步走路，唱歌，大声说话，哈哈大笑，吃苹果，这是一种挑衅，她们会受到侮辱、跟踪或者引人攀谈。无忧无虑马上变成举止不当，“有教养的少女”受到约束，并把这种约束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扼杀了自然，旺盛的活力受到压抑。结果产生紧张和无聊。这种无聊是能传播的，少女们很快互相厌倦；她们没有互相禁闭在彼此的牢笼里；这是使得男孩的陪伴变得如此必要的理由之一。这种不能满足自身的无能为力产生了一种胆怯，延续她们整个一生，反映在她们的工作中。她们认为，光辉的胜利是属于男人的；她们不敢有太高的目标。可以看到，十五岁的女孩在同男孩竞争时宣称：“男孩地位有利。”这种信念使人泄气。它导致懒惰和平庸。一个少女—对男性没有任何特别的敬重—会指责男人胆怯；人们向她指出，她自己也非常胆怯，她用得意的口吻宣称：“噢！一个女人，不是一码事。”

这种缺乏自信的深刻原因，在于女孩认为自己不用对未来负责；她认为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她的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她。她献身于男人，并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低于他，而是因为献身于男人，才建立起这种自身低下的想法。

事实上，她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在没有获得体验时，她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她表现出与男孩一样的好斗；她试图以突如其来的权威、傲然的坦率征服他们，这种态度几乎注定她要失败。她们—从最俯首帖耳的到最睥睨一切的—都懂得，要取悦人，就必须认输。她们的母亲督促她们不再把男孩看做同伴，不要对他们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即使她们想初建友谊和调情，也应该小心避免表现出采取主动；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正如乔治·艾略特所指出的，在大多数小说中，是金发而愚蠢的女主人公战胜了有男子性格的褐发女子；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琪徒劳地想颠倒角色；她最终死去，是金发的露西嫁给了斯蒂芬；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⁵⁾中，是冷漠的艾丽斯获得了男主人公的心，而不是勇敢的科拉；在《小妇人》中，热情的乔只是劳里的童年伙伴，他把爱情献给了平庸乏味的、鬈发的艾米。具有女人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微不足道、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要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以她的女性长辈教导她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使年轻男人初入世界变得相对容易的是，做人的使命和男性使命并不互相抵触，他的童年已经表明了这种幸福命运。在得到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他也获得了社会价值，也获得了男性威望，像拉斯蒂涅这样的野心家，同时追求金钱、荣誉和女人；挑动他的模式之一是成为女人奉承的、有权势和有名望的男人。相反，对于少女来说，在她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使命之间是割裂的。因此，对女人来说，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困难和关键的时刻。至此她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必须放弃她的权力。她不仅像她的兄弟们那样，并以更加尖锐的方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被撕裂开来，而且在这两者之间爆发冲突：一是作为主体、主动性和自由的最初要求，一是促使她承认自身是被动客体的性欲倾向和社会要求。她自发地把自己看做本质的，她怎样决定成为非本质的呢？但是，如果我只能作为他者实现自我，我又怎能放弃我的自我呢？这就是正在成长的女人挣扎着面对的、令人苦恼的两难处境。她摇摆在渴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拒绝自己召唤的东西，仍然在童年的独立时刻和女性的顺从时刻之间悬而未决，正是这种犹豫不决使她在脱离未成年时尝到青果的酸涩。

少女按照自己先前的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她的处境做出反应。“小妇人”、正在成长的主妇，可以很容易地忍受变形，但她也能在她“小母亲”的处境中汲取一种权威感，这种感觉引导她反抗男性的枷锁，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而不是变成肉欲的对象和女仆。这往往是姐姐们的情况，她们很年轻就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假小子”发现自己成了女人，有时感受到强烈的失望，可能把她直接导向同性恋；然而，她在独立和暴力中寻求的是掌握世界，她可能不愿意放弃女性的权力、做母亲的体验、她的命运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通过某些抵抗，少女同意接受女性身份，在童年的撒娇阶段，面对她的父亲，在肉欲的幻想中，她已经体验了被动性的魅力；她发现了被动性的力量；她的肉体使她产生的羞耻，不久与虚荣混杂在一起。这使她激动的手，这使她激动的目光，是一种召唤、一种祈求；她的身体在她看来像具有魔力；这是一个宝库、一种武器；她为此而骄傲。她的撒娇行为在自主的童年阶段原本已经消失，这时又复活了。她尝试涂脂抹粉，试做各种发式；她不但不藏起乳房，反而按摩它们，使之隆起，她在镜子中研究自己的微笑。动情和诱惑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在肉欲敏感还没有苏醒的所有例子中，在主体身上还观察不到任何取悦人的愿望。实验表明，因甲状腺功能减退而感觉迟钝、郁郁寡欢的女病人，通过注射甲状腺制剂，可以得到改善，她们开始微笑，变得快乐和爱撒娇。持唯物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心理学家大胆地宣称，撒娇是一种甲状腺分泌的“本能”，但这种模糊的解释在这个时期和幼年时是一样不能成立的。事实是，在器官机能不全的所有情况下，如淋巴体质、贫血等，身体成为负担；它异于自身，怀有敌意，既不希望也不应允任何状态；当它恢复平衡和活力时，主体便马上承认它是属于自己的，并通过它向他人超越。

对少女来说，性的超越性在于自身成为猎物，以便获得猎物。她变成一个客体；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客体；她惊讶地发现自身存在的新面貌，她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她非但正好不同于自我，反而开始生存于自我之外。因此，在罗莎蒙德·莱曼⁽⁶⁾的《邀舞》中，可以看到奥莉维亚在镜子中发现一副陌生的面孔，这是她—客体突然矗立在她自己的面前；她感受到瞬息消逝、但强烈的激动：

最近，在她从头到脚这样照镜子时，一种特殊的激动伴随着她，偶尔，出乎意料地，她在自己对面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新人。

这已经出现过两三次。她照镜子，观察自己。出了什么事？……今天，她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样东西：一副神秘面孔，既阴沉又光彩夺目；一头波浪起伏的充满活力的头发，仿佛被电流穿越而过。她的身体—是由于长裙的关系吗—她觉得和谐地汇聚起来，集中在一起，如花朵般绽放，既灵活又稳定，充满活力。她处在像一幅画的自身面前，面对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少女，房间里所有映在镜子中的物象，似乎簇拥着、介绍着，喃喃地说：这是您……

令奥莉维亚目眩神迷的是，她以为在这幅人像中看到了诺言；她从人像中认出自己童年的梦想，而这就是她自己。但少女在这肉体的在场中也爱着这个令她惊奇的身体，就像另一个女人的身体一样令她陶醉。她抚摸自己，抱着自己圆滚滚的肩膀和肘弯，欣赏自己的胸脯、大腿；手淫变成梦想的借口，她从中寻找对自我温柔的占有。在男孩身上，自恋与把他投向被占有的客体的肉欲行为之间存在对立，他的自恋通常在性成熟时消失。女人对情人和对自我都是一个被动客体，少女不同，在她的性欲中有一种原始的不明晰。在复杂的感情中，她要通过占有她身体的男性表示的敬意，得到对她身体的赞美；说她想长得漂亮是为了施展魅力，或者说她力图想施展魅力是为了确信自己长得美，都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她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中，或在客厅中试图吸引目光，并不区分男人的欲望和自恋。这种混淆在玛丽·巴什基尔采娃身上是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推迟断奶使她比其他任何孩子更强烈地希望受到他人的重视和好评；从五岁直到青少年时期结束，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献给了自己的形象；她疯狂地赞赏自己的手、自己的脸、自己的娇媚，她写道：“我是我自己的女主人公……”她想成为歌星，让目眩神迷的观众欣赏，自己也以骄傲的目光反过来打量观众，但这种“自闭症”通过浪漫的梦想来表达；从十二岁开始，她恋爱了，这是因为她期待被人爱，在她期望引起的爱慕中，她只寻求自我爱慕的证实。她爱上H公爵，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她梦想公爵跪在她脚下：“你会被我的光彩迷住，你会爱我……你配得上我希望成为的那个女人。”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身上遇到的是同一种情感：

妈妈也不理解我。天哪，我实在是太有头脑了！这个娜塔莎真是娇艳动人！在谈到她时，她继续用第三人称，并把这个感叹放在一个男人的嘴里，这个男人认为她汇集了女性的十全十美。她拥有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她是聪明的、可爱的、漂亮的、灵巧的。她游泳，她骑马很出色，她唱歌动听。是的，可以这样说，动听！……

这天早上，她又回到这种自恋、这种自我赞美，这构成了她习惯的心态。“这个娜塔莎是多么迷人啊！”她说，让第三者、一个集体的男性人物说话，“她年轻漂亮，她有美妙的嗓音，她不为难任何人；所以别吵她吧！”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⁷⁾在贝丽尔这个人物身上也描绘过自恋和一个女人的命运的浪漫愿望紧紧混杂在一起的情景：

在餐厅，在摇曳闪烁的炉火旁边，贝丽尔坐在垫子上弹吉他。她是为自己弹奏，小声唱着，观察着自己。火光映在她的鞋上，映在吉他的红色琴身上，映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要是我在外面，从窗户往里看，看到我这样，我会很吃惊，”她想道。她轻轻地弹伴奏；她不再唱了，但在听。

“我第一次看到你，小姑娘，啊！你一定以为自己是孤独的！你坐在垫子上，你那双小脚也放在上面，你在弹吉他。天哪！我永远不会忘记……”贝丽尔抬起头，开始唱道：

连月亮也厌倦了

但这时有人重重地敲门。女仆绯红的脸出现了……但不，她忍受不了这个愚蠢的姑娘。她溜到幽暗的客厅，开始踱来踱去。啊！她焦躁不安，焦躁不安。壁炉台上有一面镜子。她撑着胳膊，望着自己苍白的映像。她多么漂亮啊！可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贝丽尔微笑了，她的微笑实在太惹人爱了，于是她又微笑了……（《序曲》）

这种自我崇拜在少女身上不仅表现为对自己容貌的爱慕；她期望占有和恭维整个自我。她乐意把自己的心灵倾注在私人日记中，通过日记，她追寻的就是这个目的，玛丽·巴什基尔采娃的日记很有名，是这类体裁的典范。少女对她的本子说话，就像以前对她的布娃娃说话一样，这是一个朋友，一个知己，就像它是一个人那样称呼它。作者一页页写下对父母、同学、老师隐瞒的真相，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日记一直写到二十岁，日记的题铭写道：

我是小笔记本

可爱漂亮又谨慎

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

我是小笔记本。⁽⁸⁾

有的人这样表示：“我死后才可阅读”，或者“我死后烧掉”。青春期之前在小女孩身上形成的隐藏秘密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她把自己包在严密的孤独中，她拒绝对周围人显露隐藏的自我，她把这个自我看成真正的自我，事实上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扮演舞蹈演员，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或者扮演一个圣女，像玛丽·勒内吕所做的那样，或者干脆扮演她本人这样的奇迹。在这个女主角与她的父母和朋友所熟悉的实际面孔之间，始终存在极大的不同。因此，她说服自己，她不被人理解，她同自己的关系因此更热烈，她迷醉于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异乎寻常，她指望未来会对眼下生活的平庸进行报复。她通过梦想逃避这种狭窄而平庸的生活。她一直喜欢遐想，她会比以往更加沉迷于这种倾向；她在富有诗意的陈词滥调下掩盖使她恐惧的世界，给男性安放上月光、彩云、柔和的夜的光轮；她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由大理石、碧玉、珍珠建成的神庙；她给自己讲述愚蠢的仙女故事。正是由于不能控制世界，她往往陷入愚蠢境地；如果她应该行动，她就必须看清这一点；而她可能是在雾中等待。年轻男子也梦想，他尤其梦想自己担当主动角色的冒险。少女更喜欢神奇而不是冒险，她将摇曳不定的魔力之光投到物和人上面。魔力观念是被动力量的观念，因为她注定要被动，然而她期望有权力，少女相信魔力，相信她身体的魔力，这魔力把男人置于她的枷锁之下，置于命运的一般魔力之下，她不用做什么事，命运就会满足她。至于现实世界，她想把它忘掉。

“有时，在学校里，我不知道怎么了，就逃离了讲解的题目，走神了，飞到幻想之国……”有个少女⁽⁹⁾写道，“当我深深陷入美妙的遐想中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现实概念。我呆坐在座位上，等醒悟过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处在四堵墙壁中间。”

“我更喜欢遐想，而不是写诗，”另一个少女写道，“在我的头脑里构想没头没尾的美丽故事，或者借着星光眺望山峦，构想一个传说。这要美妙得多，因为格外朦胧，给人休憩和心旷神怡的感觉。”

遐想可以采取病态的形式，困扰整个人生，如同下面这个例子⁽¹⁰⁾：

玛丽·B是个聪明和爱幻想的孩子，在大约十四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狂妄症发作。“突然，她对父母宣称，她是西班牙王后，态度高傲，裹在一块窗帘中，笑着，唱着，指挥，下命令。”两年内，这种状态在来月经时一再出现；然后有八年，她过着正常的生活，但她很爱幻想，喜欢奢侈，常常苦恼地说：“我是一个职员的女儿。”将近二十三岁时，她对周围的人变得漠不关心和看不起，表现出野心勃勃；她体衰力弱，被送到圣安娜医院，在那里度过了八个月；她回到家里，三年中卧床不起，“脾气很坏，凶恶，粗暴，任性，百无聊赖，让周围的人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家里人把她再送到圣安娜医院，她再也出不来了。她卧病在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有时—似乎与经期有关—她起床，裹在毯子中，摆出夸张的姿态，装腔作势，对医生微笑，或者讥讽地望着他们……她的言语往往表现出某种肉欲，她高傲的态度表现出狂妄自大的想法。她越来越陷入幻想中，这时，满足的微笑掠过她的面孔；她不再梳妆打扮，甚至弄乱自己的床。“她炫耀古怪的装饰。即使不是赤裸裸地出现，却也不穿内衣，常常不要床单，蜷缩在毯子里，头上戴一顶锡纸做的王冠，她的手臂、手腕、肩膀、脚踝戴着无数丝线和丝带做的手镯脚链。类似的戒指装饰着她的手指。”然而，有时她对自己的状态也会说出完全清醒的体己话。“我记得以前发过病。事实上，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像一个孩子和布娃娃玩耍，我很清楚，布娃娃不是活的，但想说服自己这是活的……我戴帽，我炫耀。这使我高兴，然后，逐渐地，仿佛不由自主似的，我好像中了魔法；我仿佛生活在一个梦里……我像一个女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我待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我过着好几种生活，在所有这些生活中，我是主角……啊！我经历过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男子结了婚，他非常俊美，戴着金丝边眼镜……我们有一座大公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我举行多么盛大的宴会啊！……我在穴居人的时代生活过……我以前举行过婚礼。我没有计算过同多少人睡过觉。这有一点落后。人们不理解我赤身裸体，在大腿上戴着一只金手镯。从前，我有一些我非常喜爱的朋友，在我家里举行宴会。有鲜花、香水、貂皮。我的朋友们送给我艺术品、塑像、小汽车……当我光着身子裹在床单里的时候，这令我想起从前的生活。作为艺术家，我爱镜子里的我……我在迷醉中成为我愿意成为的样子。我甚至做过蠢事。我有吗啡瘾、可卡因癖。我有过一些情人……他们在夜里潜入我家。他们成双而来。他们带来理发师，大家看明信片。”她也喜欢医生中的一位，宣称是他的情妇。她有过一个三岁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非常有钱，她在旅行。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还有十个类似的故事。每一个都是她在想象中所过的虚构生活。”

可以看到，这种病态的幻想本质上是要满足少女的自恋，她认为没有过上符合她需要的生活，担心面对生存活的真实，玛丽·B只是把许多少女共有的补偿过程推向极端。

然而，少女对自己的孤独崇拜不能满足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她需要生存于另一个意识中。她往往在同伴们那里寻找援助。年龄更小时，知心朋友充当她的支持，以便摆脱母亲的圈子，探索世界，特别是性的世界；如今，这知心朋友既是少女摆脱自我限制的客体，又是将自我还给她的证人。有些小女孩互相展示自己的裸体，她们比较胸脯，读者也许记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写寄宿女生大胆游戏的场面，她们互相乱摸或者准确地抚摸。正如柯莱特在《克罗蒂娜在学校》中所指出的那样，而罗莎蒙德·莱曼在《灰尘》⁽¹¹⁾中表现得不那么坦率，在几乎所有的少女中间都有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几乎与自恋爱好没有分别，每一个少女都垂涎在他人身上体验一下自己肌肤的柔滑和曲线美；反过来，她对自己的钟爱也包含了对女性一般意义的崇拜。在男女两性上，男人是主体；因此男人通常被这种意愿区分开来：这种意愿推动他们接近有别于自身的客体。但女人是欲望的绝对客体，因此，在中学、学校、寄宿学校、画室中，盛行那么多的“特殊友谊”；有的友谊纯粹是精神上的，另外一些是执著于肉欲的。前者尤其指在女友之间互相打开心扉，交换秘密；最热烈的信任的证据是给意中人看私人日记；朋友之间没有出于性欲的拥抱，只交换极端的温情表示，往往迂回地互赠感情的信物，因此，娜塔莎用烧红的铁尺烫伤自己的胳臂，向索尼娅证明自己的爱；她们尤其会互相以千百个爱称称呼对方，交换热烈的通信。例如，这是新英格兰的年轻清教徒艾米莉·狄金森写给她热爱的女友的信：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念你，昨天整夜我梦到你。我和你在最美妙的花园里散步，我帮你采摘玫瑰，我的篮子永远装不满。这样，一整天，我请求和你一起散步，夜晚来临时，我很幸福，我心急火燎地计算在我和黑暗，在我的梦和永远装不满的篮子之间隔开的时间……

孟杜斯在《少女的心灵》中援引了大量相似的信：

我亲爱的苏珊……我真想在这里抄写几节《雅歌》⁽¹²⁾：你多么漂亮啊，我的朋友，你多么漂亮啊！你像神秘的未婚妻，你像沙仑玫瑰⁽¹³⁾，像幽谷百合，你像她一样，对我来说，胜过普通的少女；你是象征，许多美好崇高事物的象征……正因如此，雪白的苏珊，我以纯洁的、无私的，包含某种宗教意味的爱，深爱着你。

另一个少女在一篇日记里袒露了不那么高尚的冲动：

我在那里，我的腰被这只雪白的小手搂着，我的手搭在她圆滚滚的肩膀上，我的手臂靠着她赤裸的、温热的手臂，我的胸贴紧在她的酥胸上，我面对着她微启的好看的嘴，露出小小的牙齿……我瑟瑟发抖，感到我的脸火辣辣的。⁽¹⁴⁾

埃瓦尔夫人在《少女》中也搜集了大量这类亲密感情的吐露：

给我心爱的仙女，我亲爱的心上人。我漂亮的仙女。噢！请对我说，你仍然爱我，请对我说，我对你始终是忠诚的女友。我很忧愁，我那么爱你，噢，我的L……而我无法对你说话，向你表达清楚我的爱慕；没有语言可以描绘我的爱。我崇拜的人，这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有时我觉得我的心要爆裂了。被你所爱，这太美了，我难以相信。噢，我的宝贝，请对我说，你还会长久地爱我吗？……

从这种激情很容易滑到青少年有罪的爱情；有时，两个女友中的一个控制另一个，虐待狂似的施展她的权力；但往往更多是没有屈辱、没有斗争的互爱；给予快感和获得快感，仍然像每一方自恋而非成为一对情侣时那样单纯。可是这种洁白是苍白无力的，当少女期望进入生活，通向他者时，她想恢复父亲目光的魔力，为己所用，她要求得到天神的爱情和温存。她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像男性那么陌生，那么可怕，但具有男性的威望，一个有职业、能谋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人，很容易像一个男人那样有魅力；众所周知，在女学生心中，女教师、女学监会燃起多么炽热的“火焰”。在《妇女军团》中，克莱芒丝·戴恩以圣洁的方式描绘了欲火炎炎的激情。有时，少女对她的知心女友和盘托出自己热烈的爱；甚至有时她们会分享这种激情，双方因更强烈地感受到而自鸣得意。一个女学生这样给要好的女同学写道：

我感冒了，卧病在床，我一味想着X小姐。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教师。在第一年，我已经非常爱她，但现在这可是真正的爱。我相信我爱得比你更热烈。我觉得我在抱吻她，我半昏厥过去，我很高兴能回到学校去看她。⁽¹⁵⁾

她往往大胆向自己的偶像袒露感情：

亲爱的小姐，面对你，我处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境地中……我看不到你的时候，为了遇到你，我愿献出世上的一切。我每时每刻想念你。如果我看到你，我就满噙热泪，无地自容；在你身边，我是那样渺小，那样无知。当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很窘困、激动，我仿佛听到仙女柔和的嗓音和难以表达的、多情话语的喁喁声；我窥视你的一举一动，谈话时我走神，喃喃地说出一些蠢话：亲爱的小姐，你会承认这是胡言乱语。我从中看到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我打心眼里爱你。⁽¹⁶⁾

一所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叙述：⁽¹⁷⁾

我记得，在青年时期，我们互相争夺一位年轻女教师包裹午饭带来的一张纸，我们把纸分成一块块，一块卖到二十芬尼。她用过的地铁票也成了我们收集的对象。

既然被爱的女人要扮演一个男性角色，最好她未婚，已婚并不总是使恋爱的年轻女人沮丧，但令她不快，她憎恶她钟爱的对象要受到丈夫或情人的摆布。这种激情常常是暗地里进行的，或者至少是纯粹柏拉图式的，但和被爱的对象是男性相比，向具体肉欲的过渡要容易得多；即使她和同年女友没有过轻佻的体验，女性身体也不会使少女惧怕；她时常与她的姐妹们、母亲有亲密的接触，其柔情中微妙地渗透了肉欲，在她赞赏的女人身边，从柔情滑入快感，也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在《穿制服的少女》中，当多萝西·维克吻到赫尔塔·蒂尔的嘴唇时，这吻既是母性的，又是肉欲的。在女人中间，有一种消除羞耻感的合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唤起的骚动，一般是不强烈的；同性恋的温存既不会破坏童贞，也不用插入，它们满足童年时阴蒂的快感，却不要求有令人不安的新变形。少女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却没有感到自身深深地异化。蕾内·维维安在下面的诗句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情况，她在诗中描绘了“有罪的女人”和她们的女情人的关系：

我们的身体对她们的身体是友爱的明镜，

我们虚幻的吻具有淡淡的柔情，

我们的手指决不弄皱面颊的汗毛，

皮带解开时我们也能

同时成为姐妹和情人。⁽¹⁸⁾

还有在这几句诗中：

因为我们喜欢妩媚和细腻，

我的占有没有伤害你的乳房……

我的嘴不会贪婪地咬住你的嘴。⁽¹⁹⁾

通过“乳房”和“嘴”这些词汇诗意的不确切性，她清晰地对女友允诺的是不会对女友施以暴力。正是由于害怕暴力、强奸，少女常常把自己的初恋给予一个年长的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有男性气概的女人对她来说同时体现了父亲和母亲，她从父亲那里获得权威、超越性，她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越出既定世界，她是神圣的，但她仍然是女人，无论是缺乏母亲的抚爱，还是相反，母亲宠爱她的时间过长，少女像她的兄弟们一样渴望着胸脯的温暖；在这种近似她自己肉体的肉体中，她又从容地感到与断奶毁掉的生活直接融合；通过这笼罩着她的陌生注视，使她获得个性的分离被克服了。当然，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带来冲突，凡是爱都带来嫉妒。但耸立在处女和她的第一个情人之间的许多困难，在这里都消除了。同性恋的体验可以具有真正爱情的面貌；它可以带给少女非常美妙的平衡，以致她想延续下去，再来一次，对它恋恋不舍；它可以显露出或者产生一种同性恋的爱好。⁽²⁰⁾然而，它往往只代表一个阶段，它的简单易行注定了它会消失。在少女给予年长女人的爱中，她嫉羡的是自己的未来，她想把自己认做偶像；除非这个偶像异乎寻常地胜出一筹，否则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当这个妹妹开始确立自身时，她便判断和做出比较，另一位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她有机会接近和不令人害怕，但她没有足够的他性，不能长期确立；男性的神明能更稳固地确立，因为他们的天国更加遥远。少女的好奇和肉欲促使她渴望更强烈的拥抱。她从一开始就往往只把同性恋看做一种过渡、一种启蒙、一种等待；她假装爱、嫉妒、愤怒、骄傲、欢乐、痛苦，同时多少坦率地承认，她没有多大风险地模仿她梦想的爱情，但她还不敢或者还没有机会经历这种爱情。她注定属于男人，她知道这一点，她渴望有正常而完整的女人命运。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但也使她恐惧。为了调和她对他怀有的矛盾心情，她把他身上使她害怕的男性和虔诚崇拜的、光辉四射的神性分解开来。她对男性朋友表现突兀而粗蛮，却崇拜遥远的白马王子，他们是电影演员，她把他们的照片贴在床头上，还有死去或者活着的英雄，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近，只是偶尔看到的陌生人，她知道再也不会重新见到他们。这样的爱情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往往她向往的是一个具有社会威望或有才华的男人，而他的身体不会引起她骚动不安，比如一个有点可笑的老教授；这些上年纪的男人已越过少女被封闭其中的世界，少女可以暗地里寄希望于他们，就像献身于天主那样，这样一种奉献没有什么屈辱，可以坦率地承认，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浪漫的女人甚至乐意接受，意中人外貌寻常，甚至丑陋，有点微不足道，她只会感到更安全。她假装埋怨把自己和他分隔开的障碍，但其实，她选择他正是因为从她到他不存在任何真实关系。因此，她把爱情变成一种抽象的、纯粹主观的体验，不危及她的整体性；她的心在跳动，她经历分离的痛苦、见面时的折磨、怨恨、希望、埋怨、热情，不过是空幻的；她根本没有介入。有趣的是选择的偶像离得越远，就越是光彩夺目，而天天遇到的钢琴教师不如说是可笑而丑陋的；如果爱上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人，则宁愿他俊美和有阳刚气。重要的是，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被规避了。这种精神恋爱延长和证实自恋倾向，这时肉欲只出现在内在性中，他者并不真正在场。少女时常以极其强烈的方式展开想象生活，正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一种借口，使她能回避具体的体验。她选择将幻想和现实混同起来。例如，海伦妮·多伊奇⁽²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子：这是一个漂亮的、有魅力的少女，很容易受到追求，从一开始她就拒绝周围的年轻人，但在她的心底里，十三岁时选择了崇拜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确切地说，他长得难看，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她弄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在上面写了一句题词，三年中，她每天写日记，叙述她想象的体验：他们接吻和热烈地拥抱；有时在他们之间出现流泪的场面，争吵过后，她的眼睛确实红肿了；然后他们和解了，她送给自己鲜花，等等。搬家使她与他分离了，她给他写信，却从来不寄给他，她自己回信给自己。这个故事显然是对她害怕的真实体验的一种自卫。

这个例子几乎是病态的。但它以夸张的情形阐明了一个正常发生的过程。在玛丽·巴什基尔采娃那里，可以看到一个想象的感情生活的鲜明例子。她以为爱上了H公爵，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实际上，她期待的是对自我的赞赏，可是，由于她是女人，尤其在那个时代和在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对她来说，不可能通过自主的生存去获得成功。十八岁时，她明确地写道：“我写信给C，我想成为一个男人。我知道我会成为大人物，但穿上裙子能怎么样呢？结婚是女人的唯一职业；男人有三十六个机会，而女人只有一个，就是零，就像在银行的账户上。”因此她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情，但为了能给这爱情崇高的价值，必须让他有崇高的地位。“地位在我之下的男人决不会令我满意，”她写道，“一个富有的独立的男人，会带着骄傲和某种怡然自得的神态。自信是一种胜利的神态。我喜欢H身上这种任性的、自负的和残忍的神态，他有尼禄⁽²²⁾的特点。”还有：“女人在所爱的男人的优越面前自惭形秽，应该是高等女人能够感到的自尊心的最大享受。”这样，自恋导致了受虐狂，这种联系在梦想蓝胡子、格丽泽尔达、殉教圣女的孩子身上已经见到过了。自我仿佛是为他人，通过他人而构成的，他人越是强大，自我便越是富有和有权；俘虏主人，在自身便包含主人拥有的所有美德；被尼禄所爱，玛丽·巴什基尔采娃便会是尼禄；在他人面前自我虚无化，这就同时实现自在和自为的他人；事实上，这种成为虚无的梦想，是一种骄傲的存在意志。事实上，玛丽·巴什基尔采娃从来没有遇到过足够出类拔萃的男人，使她能接受通过他异化。拜倒在自己塑造的、遥不可及的神祇面前是一回事，而委身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是另一回事。许多少女长久地执著于通过真实世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她们寻找这样一个男人，在她看来，他在地位、贡献、智慧方面都高于其他所有男人；她们希望他比自己年长，事业有成，拥有权威和威望；财产和名声使她们迷恋，意中人作为绝对主体出现，通过自身的爱把光辉和必然性传达给她们。他的优越地位使少女把给予他的爱情理想化，并非因为他是男性，她才期望献身于他，而是因为他是这个精英。不久前，一个女友对我说：“我想找到巨人，却只找到男人。”少女以这种高要求的名义蔑视过于普通的追求者，回避性的问题。在她的梦想中，她毫无危险地钟爱自己的形象，它作为形象使她迷惑，虽然她一点儿不同意顺从这个形象。玛丽·勒阿杜安⁽²³⁾这样叙述，她乐意看到自己成为牺牲品，死心塌地忠于一个男人，而她确实是个很专横的人。

出于某种羞耻，我从来无法表达现实中我的本性里隐藏的倾向，我在梦想中无数次体验。就像我学会认识自己那样，实际上我是专横的、暴烈的，说到底不会屈膝。

我总是服从自我消失的需要，有时我设想我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只因为责任而生活，耽于爱情，到了愚蠢的地步，我竭力满足他微小的意愿。我们在为艰难的生活而挣扎着。他累得要死，晚上脸色苍白、精神不振地回到家里。我呢，我待在一扇没有亮光的窗户旁缝补他的衣服，眼睛都快瞎了。我在一间烟雾腾腾的狭窄厨房里为他准备几样可怜巴巴的菜。我们唯一的孩子不断受到疾病的侵扰。但一丝温柔的、像受难的微笑，总是翕动我的嘴唇，在我的眼里始终看得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默默的勇气显现的表情，我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忍受这种勇气而不感到厌恶。

除了这些自恋的沾沾自喜以外，有些少女更具体地感受到需要一个向导、一个老师。当她们摆脱父母的控制时，她们对尚未习惯的自主感到十分窘困；她们只知道消极地加以运用；她们陷入了任性和狂妄中；她们期待重新失去自由。任性的、骄傲的、反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在爱情上被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征服的少女的故事，是廉价文学和电影的陈词滥调，同时也是取悦男男女女的老掉牙题材。例如，德·塞居尔夫人在《如此童恋》中就叙述了这样的故事。吉赛尔在小时候对过于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迷恋一个严厉的老姑妈；少女的她受到一个爱责备人的年轻男子朱利安的影响，他无情地对她说实话，羞辱她，竭力改造她；她嫁给一个缺乏个性的富有公爵，在他身边，她非常不幸，她成了寡妇以后，接受了她的导师苛求的爱情，终于找到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奥尔科特⁽²⁴⁾的《好妻子》中，独立的乔爱上了她未来的丈夫，因为他严厉地责备她做事昏头昏脑；他还斥责她，她马上表示抱歉，俯首帖耳。尽管美国女人自尊心很强，好莱坞的电影还是多少次给我们表现那些难弄的孩子被情人或丈夫的合理的粗暴驯服，左右两记耳光，甚至打屁股，都好像是勾引的可靠方式。但在现实中，从理想爱情过渡到性爱并不简单。许多女人或多或少并不讳言，由于害怕失望，所以小心避免接近她们爱情的对象。如果这个英雄、巨人、半神回应他激发的爱情，并把它变为真正的体验，少女就会感到恐惧，她的偶像变成了一个她厌弃的男性。有些风骚少女想方设法引诱她们觉得“有趣”或者“迷人”的男子，但奇特的是，如果他反过来对她们表现出过于强烈的感情，她们又会气愤；他之所以取悦她们，是因为他显得不可接近，作为情人他变得平庸了。“这是一个男人，跟其他男人一样。”少女责怪他的失势；她以此为借口，拒绝肉体接触，这触犯了她的处女敏感性。即使少女向她的“理想”让步，她在他的怀抱里仍然是冷漠的，施特克尔说：“有时，冲动过后的少女在这种场面之后自杀了，爱情想象的整座建筑崩塌了，因为理想在‘野兽’的形式下显现。”⁽²⁵⁾正是出于对不可能的事的爱好，有时当一个男人开始追求少女的女友时，少女却爱上了他，而且她常常会选择一个已婚男人。她乐意迷恋唐璜式的人物，她梦想顺从，恋上这个任何女人都抓不住的勾引者，她怀着改造他的希望，但事实上，她知道她做的事会失败，而这正是她做出选择的原因之一。有些少女承认永远也不能体验到真正的和完美的爱情。她们一辈子都在寻找无法达到的理想。

这是因为在少女的自恋和她的性欲注定她去感受的体验之间存在冲突。女人只有在退让中重新成为本质的，才接受非本质的角色。她让自身成为客体，就变成一个孤芳自赏的偶像；然而她拒绝硬要她回到非本质的无情辩证法。她想成为迷人的宝库，而不是被人占有的一件物品。她喜欢充满魔液的神奇的物神，而不喜欢把自身看做供人观赏、抚摸和损伤的肉体，男人钟爱作为猎物的女人，却逃避女魔头得墨忒耳。

她骄傲于能征服男性的兴趣，引起爱慕，使她不快的是，她反过来要被征服。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懂得了羞耻，羞耻仍然混杂着爱俏和虚荣心，男性的目光既奉承她，又伤害她；她只想让人看到她展露出来的部分，而人们的目光总是过于锐利。这种互相矛盾使男人感到困惑，她袒胸露肩，裸露双腿，而一旦有人注视她，她又脸红、气愤。她乐于挑逗男性，但如果她发现在他身上挑起了欲望，她就厌恶地后退，男性的欲望既是冒犯，又是敬意；在她感到应对自己的魅力负责、并自由地施展这种魅力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胜利很着迷，但是，由于她的面容、体态和肉体是要奉献的、要逆来顺受的，她想让它们避开这种觊觎着它们的外来的、鲁莽的自由。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羞耻具有的深层含义，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干扰最大胆的卖俏。小女孩可以有惊人的大胆，因为没有意识到她的主动性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她发觉，她就会愤怒和生气。没有什么比注视更加模棱两可的了；它隔开一段距离存在，通过这段距离，它表示尊重，可是，它狡黠地抓住了瞥见的形象。正在成长的女人在这种陷阱中挣扎。她开始放松，但马上约束自己，扼杀身上的欲望。在她还不稳定的身体中，她感受到抚摸时而像是一种温柔的快感，时而像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瘙痒；亲吻一下先是使她激动，继而突然使她发笑；她让反抗紧随得意而来；她让人抱吻，但装模作样地擦拭嘴唇；她笑盈盈的，十分温柔；然后她突然冷嘲热讽，充满敌意；她做出承诺，又故意忘记。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就是这样，她受到于连的俊美和少有的品质吸引，想通过自己的爱情达到异乎寻常的命运，但断然拒绝自己感官的控制和外来意识的控制；她从顺从变为狂妄，从恳求变为蔑视；她给予一切，马上又让人付出代价。马塞尔·阿尔朗⁽²⁶⁾描画出“莫尼克”的肖像，这个人物也是这样。她把骚动和罪恶混同起来，对她来说，爱情是可耻的退让，她热血沸腾，却憎恶这种激情，她在反抗中顺从。

正是通过展示孩子气和乖僻的性情，“青果”提防着男人。少女往往被描绘成半野性半乖巧的形象。其中，柯莱特在《克罗蒂娜在学校》里，还有在《青苗》里，以诱人的万卡的形象去描绘少女。她对面前的世界抱着热烈的兴趣，她以女王的身份君临世界之上，但她对男人也有好奇心、肉欲和浪漫的欲望。万卡被荆棘划破了皮、钓虾、爬树，但当她的伙伴菲尔摸她的手时，她颤栗了；她经历了身体成为肉体和女人第一次显现为女人的骚动；她春心萌动，开始想变得美丽，她不时梳头发，涂脂抹粉，穿上薄薄的蝉翼纱，乐意卖俏和吸引人；由于她也是自为而不是仅仅为他而存在，在其他时候，她就穿上难看的旧裙、不合身的裤子；她自身的一部分责备她卖俏，把她看做自暴自弃，她还故意手上沾满墨水，不梳头，一副邋遢相。这种反抗行为使她变得笨拙，她厌恶地感受到了，她很恼火，脸变得通红，越发笨拙，对这些失败的诱惑企图感到恐惧。在这个阶段，少女再不愿意是个孩子，但她不同意变成大人，她时而自责幼稚，时而自责女性的忍让。她处在持续拒绝的态度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点，能让我们了解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和社会给她定下的命运；然而，她没有积极地拒绝它，她内心矛盾重重，无法与世界作斗争；她只限于逃避现实，或者象征性地表示不满。她的每一个欲望都添上了焦虑，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未来，但她担心同过去决裂；她希望“拥有”一个男人，厌恶成为他的猎物。在每一个恐惧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欲望：强暴令她恐惧，但她渴望被动性。因此，她注定要自欺，使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她易受各种消极的困扰，这些困扰反映了欲望和焦虑的矛盾情感。

在少女身上最常见的表示不满的形式之一，就是嘲弄。女中学生、年轻女工互相讲述多愁善感或者下流的故事，谈到她们的调情、与男人相遇、看到一对情人拥抱时都“噗哧”笑出声来；我认识一些女学生，她们故意从卢森堡公园的情人小径穿过，为了大笑一番；还有一些女学生常去洗土耳其浴，为的是嘲笑里面遇到的大腹便便的、乳房下垂的胖女人；讥笑女人的身体，取笑男人，讥诮爱情，这是一种否认性欲的方式，在这些笑声中，带着对成年人的挑战，是克服自身窘迫的一种方式；玩弄形象和字眼，以便扼杀危险的魔力，我曾看到初三的学生发现拉丁文课文中femur⁽²⁷⁾这个词时“噗哧”笑出来。更有甚者，如果小女孩被人拥抱、抚摸，她就会耻笑她的同伴或者和同学们一起发笑，作为报复。我记得有一夜在火车的一个隔间里，两个少女轮流被一个旅行推销员抚弄，他对自己的好运感到异常高兴，每一次，她们都歇斯底里大笑，既色情又羞耻，重新回到青春期的行为。在疯笑的同时，少女寻求语言的帮助，在某些少女的嘴里，可以找到令她们的兄弟们脸红的粗俗词汇；无疑，由于她们一知半解，所说的话在她们身上并没有唤起十分准确的形象，她们不是那么为此而惊骇；再说，她们的目的要不是阻止形象形成，至少是使之变得温和；女中学生互相讲述的粗俗故事远远不是用来满足性欲的本能，而是否认性欲，她们只是从幽默的角度来看待性欲，仿佛在做机械的、几乎是外科的手术。同笑声一样，运用淫秽语言不仅是一种抗议，这也是对成年人的挑战、一种亵渎、一种故意反常的行为。少女拒绝自然和社会，以大量古怪的方式对之挑战和冒犯。人们时常指出，少女有饮食上的怪癖：她吃铅笔芯、封信的小面团、木屑、活虾，吞服成打的阿司匹林；她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一个十分聪明的少女，她用咖啡和白葡萄酒合成可怕的混合饮料，强迫自己喝下去；另外，她吃浸过醋的糖；我见过另一个少女，她在色拉里发现一条白色的虫，决定嚼食。所有孩子都热衷于用眼睛、手，更进一步用嘴和胃去体验世界，但在青春期，小女孩尤其乐于在难以消化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中去体验世界。“令人厌恶的”东西往往吸引着她。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平时爱打扮，细心照料自己，被一切她看来“肮脏”的东西所吸引：她摆弄昆虫，欣赏月经弄脏的内裤，吮吸伤口流出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一种克服厌恶的方式；在青春期，这种情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小女孩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对于经血、对于成年人的性交、对于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是厌恶的；她在亲近她所反感的东西中自我满足时，却正好是在否认它。“既然我必须每月流血，我喝下我伤口的血是表明我的血不使我害怕。既然我必须服从令人反感的考验，为什么不能嚼食一条白色的虫呢？”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十分常见的自残中以明晰得多的方式表现出来。少女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灼自己，割伤自己，剥自己的皮；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女友，为了不去参加令人厌烦的园会，用一把小斧砍伤自己的脚，以致要卧床六周。这些施虐受虐狂的行为，既是一种提前的性体验，也是对它的一种反抗；在忍受这些考验的时候，必须心肠变硬，去对付一切可能的考验，由此使考验变得缓和，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一条鼻涕虫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时，当她吞下一瓶阿司匹林时，当她自残时，那是在向她未来的情人挑战：你强加给我的，绝不会比我强加给自己的更可恶。这就是她对性爱做出的阴郁而自豪的初次尝试。她注定要成为被动的猎物，但她要求自由，直至忍受痛苦和厌恶。当她用刀砍伤自己，用炭火烧伤自己时，她是抗议破坏她处女膜的插入，她使之变得无效，以表示抗议。既然她以行动来接受痛苦，她是受虐狂，她尤其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打、嘲笑、折磨这有依附性的肉体，这注定顺从、她憎恨却不愿摆脱的肉体。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选择本真地拒绝自己的命运。施虐受虐的嗜好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欺，小女孩这样做，是因为她通过拒绝，接受了女人的未来；如果她当初不承认自己是肉体，她就不会仇恨地残害自己的肉体。甚至她的施暴也来自隐忍。当一个男孩子反抗他的父亲和世界时，他用的是有效的暴力；他向一个同学寻衅，他打架，用拳头证实自己是主体，他让世界接受，他超越世界。但自我确认，让人敬服，对少女是禁止的，这就在她心里造成那么多的反抗，她不希望改变世界，也不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相信，甚至也许愿意受束缚，她只能破坏；她的愤怒中有着绝望；在生气的晚上，她砸碎杯子、玻璃、花瓶，这不是为了战胜命运，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抗议。少女正是通过眼前的无能为力，反抗她未来的受奴役；她远没有摆脱束缚，徒劳地使性子，往往只是被束缚捆得更紧。针对自己和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为，总是具有消极性质，它们看来了不起，却没有效果。男孩子攀爬悬崖，和同学打架，把肉体痛苦、伤口和肿块看做他沉迷的积极活动微不足道的后果；他既不追求也不逃避这些活动（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同女人类似的处境）。少女看到自己忍受痛苦，她宁可在自己心里寻找暴力行为和反抗的滋味，而并不对结果感兴趣。她的反常来自她仍然处在童年的天地中，不能或者不愿意真正逃离这个天地；她宁可在自己的笼子里挣扎，也不寻求逃出笼子；她的态度是消极的、反射性的、象征性的。有时候，这种反常采取令人不安的形式。相当多的年轻处女都有偷窃癖；偷窃癖是一种性质十分模糊的“性的升华”；触犯法律、破坏禁忌的意愿，做被禁止和危险的事引起的昏眩，在偷窃的女孩身上无疑是主要原因，但这种情况有双重性。拿走无权得到的东西，这是傲慢地证实自己的独立，是要作为主体面对被窃的东西和谴责偷窃的社会，是拒绝既定秩序和向秩序的守护者挑战，但这种挑战也有受虐狂的一面，偷窃的女孩受到冒险、如果被抓则堕入深渊的吸引，被抓住的危险，给偷窃行为带来有快感的魅力，于是，在充满责备的目光下，在抓住她肩膀的手上，在羞耻中，她完全地、无可挽回地成为客体。拿走东西而不被抓住，处在可能变成猎物的焦虑中，这就是青年女性的危险游戏。在少女身上看到的反常的违法行为，具有同样的意义。有些少女擅长寄匿名信，还有些少女乐于欺骗她们周围的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说服了整个村子，有一幢房屋闹鬼。她们既喜欢暗暗施展自己的权力、表现自己的不顺从、对社会的挑战，又享受可能被揭露的危险；她们常常自首，这是她们的快感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她们有时甚至自我揭发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拒绝成为客体导致使自己重新成为客体，这并不令人奇怪，这是一切消极困扰共有的过程。患有歇斯底里麻痹症的病人，担心瘫痪、渴望瘫痪和实现瘫痪，是同一的：他不再想它，才能治愈它；精神衰弱症患者的抽搐也是这样。深深的自欺使少女类似这种神经官能症患者：嗜好、抽搐、密谋、反常，由于我们指出过的欲望与焦虑的矛盾情绪，可以在她身上找到神经官能症的许多症状。比如，“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随处乱走，游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两三天之后自己回来。这不是真正的出走，真正与家庭决裂的行为；这仅仅是一出逃走的戏剧，如果有人向她提议最终让她摆脱周围的人，她往往会完全张皇失措，她一方面想离开周围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想这样做。离家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少女梦想她是一个妓女，她多少有点胆怯地扮演这个角色；她浓妆艳抹，倚在窗户上，对行人送秋波；有时她离开家，以致弄假成真。这些行为常常表现出对性欲的厌恶和负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兴味，我不比一个妓女更好，我是一个妓女，少女这样想。有时，她力图摆脱这种想法：她想，让我们了结吧，一直走到底；她委身给随便哪个人，想向自己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同时，这样的态度经常表明对母亲的敌视，要么少女憎恶母亲严格的品德，要么她怀疑母亲无行，要么她对过分冷漠的父亲表示怨恨。无论如何，在这种困扰中—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往往与之相关的怀孕的幻想中—会有反抗和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合，这种混合构成了精神衰弱昏眩症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中，少女没有力图超越自然和社会的秩序，她不想缩小可能性的限制，也不想进行价值的蜕变；她满足于在边界和法律都得到保持的既定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反抗；人们往往把这种态度界定为“魔鬼附身”，它意味着彻底的弄虚作假，承认善是为了嘲笑它，提出规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有可能加以亵渎。少女的态度主要通过这个事实来确定：在自欺的烦恼黑暗中，她既拒绝又接受世界和她自己的命运。

然而，她不限于消极地反对强加给她的处境，她也力求弥补不足。未来使她害怕，现在不能满足她；她迟疑不决是否要成为女人；她对还只是个孩子感到恼火；她已经离开过去；她没有介入新生活。她在关注，却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她就什么也没有，她什么也不是。她正是通过做戏和欺骗，竭力填满这空缺。人们时常责备她狡猾、爱说谎，编“故事”。事实是，她注定要保密，要说谎。十六岁时，一个女人已经经历过艰难的考验：青春期、月经、性欲的觉醒、最初的骚动、第一次兴奋、恐惧、厌恶、可疑的体验，她在心里藏着所有这些东西，她学会了小心保守她的秘密。仅仅要藏起卫生带、隐瞒月经的事实就已经把她引导到说谎。在短篇小说《老人》中，凯·安·波特⁽²⁸⁾叙述，生活在一九○○年左右的美国南方年轻女人，每逢参加舞会，为了阻止月经到来，吞食盐和柠檬的混合物，以致得病，她们担心年轻男人根据她们的眼睛起黑圈、接触她们的手、也许有股气味，了解她们的身体状况，这样想使她们恐慌。当感到两腿之间有带血的布时，说得更普遍一点，当了解肉体与生俱来的不幸时，很难扮演偶像、仙女、远方的公主。羞耻是对被人把握为肉体时自发的拒绝，接近虚伪。尤其是，人们指责少女说谎，是因为她必须装作是客体，而且是一个有魅力的客体，然而她感到自己是不确定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又了解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束腰的紧身带、“起衬托作用的”乳罩，都是假象；面孔本身戴上了假面具，巧妙地使之产生自然的表情，模仿美妙的被动性；没有什么比在实施女性职责中突然发现一副熟悉的面孔更令人惊异的了；它的超越性否定自身，却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感知，而是在映照；身体不再活动着，而是等待；所有的举止和微笑都成了召唤；少女解除了武装，任人摆布，只是一朵被奉献的鲜花，待摘下的果子。正是男人鼓励她成为这些诱惑，同时要求被诱惑，然后，他生气和指责。但他对朴实的女孩只有冷漠，甚至敌意。他只受到给他布下陷阱的少女的诱惑；她献身，又在窥伺猎物；她把被动性用作引诱，将自己的弱点用作她的力量的工具；既然她被禁止直率地进攻，就只好施展谋略和算计；她孜孜以求的是显得像白白地奉献；因此，人们责备她背信弃义，的确如此。无疑，由于他要求支配，她不得不向男人奉献顺从的神话。人们能够要求她扼杀最本质的要求吗？她的顺从一开始就是反常的。再说，她欺骗并非仅仅出于狡狯。由于所有道路都给她封死了，她不能行动，她必须存在，一重诅咒压在她的头上。小时候，她扮演舞蹈家、圣女；后来她扮演自己，真相确实如此吗？在人们封闭她的范围内，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真相就是被揭露的现实，而揭露是通过行动进行的，可是她不行动。她对自己叙述的故事—她也时常对他人叙述—她觉得更能表达她内心感到的可能性，而不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她无法衡量自己，她以做戏来聊以自慰；她生动地描绘一个人物，力图给他重要地位；她试图通过狂妄的行为使自己变得特殊，因为她不被允许在确定的活动中个性化。她知道自己在这个男人世界中不承担责任，微不足道，因为她没有其他严肃的事可做，所以只能“编故事”。季洛杜⁽²⁹⁾笔下的厄勒克特拉是一个会编故事的女人，因为要用一把真的剑去完成一件真正的谋杀，是只属于俄瑞斯忒斯所做的事。少女由于还是孩子，在争吵和愤怒中弄得精疲力竭，她让自己病倒，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安，为的是吸引人注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人。正是为了变得举足轻重，她干预他人的命运；她不择手段；吐露秘密，编造秘密，出卖别人，恶意中伤；她需要周围出现悲剧，以便感觉到是生活着，因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援助。出于同样理由，她很任性；我们形成的幻觉，我们从中得到安慰的意象，都是矛盾的，只有行动使不同的时间得到统一。少女没有真正的意志，而只有欲望，她无条理地从这个欲望跳到那个欲望。造成她这种有时很危险的、前后不一的言行的是，每时每刻，她只消进入梦想，便整个儿投入。她处在不妥协、提要求的一边；她对确定和绝对有兴趣：由于不能掌握未来，她想达到永恒。玛丽·勒内吕写道：“我从不放弃。我总是想要一切。我需要喜欢我的生活，以便接受它。”阿努依⁽³⁰⁾笔下的安提戈涅以这句话做出回应：“我想要一切，马上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能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个体身上看到，梦消除了时间和障碍，它需要夸大，以填补现实的不足；凡是拥有真正计划的人，都了解有限性，这是他的具体能力的保证。少女想要得到一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取决于她。面对成年人，尤其面对男人，她的“可怕的孩子”的性格便由此而来。她不接受融入真实世界给人强加的限制；她挑战并试图超越。希尔德⁽³¹⁾等待索尔尼斯给她一个王国；需要征服它的不是她，因此她希望没有边界；她要求他建造前所未有的最高的塔楼，要求他“爬得像建造的塔一样高”，他犹豫着是否爬上去，担心会昏眩；她留在地上观看，否认偶然性和人类弱点，她不接受现实限制她宏大的梦。对于不在任何危险面前后退的人来说（由于她不需要冒任何危险），成年人总是显得平庸和小心翼翼；她在梦想中让自己异乎寻常地大胆，让成年人和真实的她比试。由于没有机会受到考验，她炫耀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用担心被揭穿。

然而，她的犹豫不决也来自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她在让他人赞赏的人物中仍然是异化的；这取决于外来意识，她危险地处在这个分身中，她将这分身等同于自身，但她被动地忍受它的在场。因此，她是敏感易怒和爱虚荣的。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讽，就使她整个儿不自在。她不是从自身的努力，而是从任意做出的赞同中抽取出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特殊的活动确定的，而是由一般的威望建立的，因此，它似乎可以量化；当一件商品变得太一般化时，它的价值就会降低，所以，只有在其他少女都并非如此时，这个少女才是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杰出的、卓越的。她的女伴是对手和敌人；她试图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她爱嫉妒，而不是善意待人。

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难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新的渴望在她身上苏醒后也注定得不到满足；她的一切生命力或精神方面的冲动，马上受到阻遏。可以理解，她很难重新建立自己的平衡。她多变的脾气，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更多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深度不适应的标志。(www.daowen.com)

可是，少女通过千百条虚幻的道路要逃避的这种处境，有时她却也确实予以承受。她的缺点令人恼火，但是她有时又以卓越的优点令人惊讶。缺点和优点有同样的根源。她可以将拒绝世界、不安的等待、虚无变成一个跳板，从孤独和自由中探出头来。

少女保守自己的秘密，骚动不安，忍受着难以排解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使她情感丰富，她的内心生活比她的兄弟们更加深入地发展起来；她更关注心灵的活动，这些活动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她比转向外界目标的男孩子有更多的心理感受。她能够重视与世界的对抗。她避免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造成的陷阱。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谎言，受到她的讥笑，她洞若观火。她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明朗，她超越无力的抗议，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麦琪提供的动人例子就是这样，乔治·艾略特在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青年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麦琪的兄弟汤姆—执著地肯定已成定论的原则，他们把道德凝固成正式的准则，麦琪企图重新注入生气，她推翻了这些准则，走到孤独的尽头，作为纯粹的自由浮现在男性僵化的世界之上。

少女对这种自由只能消极地运用。但她的不受约束可以产生一种宝贵的感受能力，于是她会表现出忠诚、细心周到、通情达理、多情善感。罗莎蒙德·莱曼的女主人公们正是以这种柔顺和宽容著称。在《邀舞》中，可以看到奥莉维亚还是胆怯的、笨拙的，几乎不爱俏，带着激动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即将踏入的世界。她全身心地倾听一个接一个的舞伴，竭力按他们的愿望回答，随声附和，激动得发抖，来者不拒。《灰尘》的女主人公朱蒂有着同样动人的品质。她没有否认童年的快乐，喜欢夜晚在公园的河里赤身裸体地沐浴；她喜欢大自然、书籍、美和生活；她不自恋；她不说谎，不自私，不寻求通过男人赞赏自我，她的爱是赠与。她奉献给一切吸引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献出自己，却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女大学生的生活，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计划。使她有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等待态度、她的温柔驯顺。虽然难以察觉，但她仍然想当他者，在她看来，他者是美妙的，以致她同时爱上邻居家所有的年轻男子、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不是作为同伴，而是作为他者，使她着迷。她吸引罗迪和他的堂兄弟们，是因为她能够迁就他们，按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耐心、温顺、接受和默默受苦的化身。

在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恒久的宁芙》中，泰莎则截然不同，但她满心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人，因而也很迷人，她憨直、不爱交际、倾心相许。她不愿自动做出任何退让，首饰、脂粉、化妆、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女性的顺从，她都感到厌恶；她希望被爱，但不戴上假面具；她屈从刘易斯的脾气，但不是奴颜婢膝；她了解他，与他同悲同喜，但一旦他们争吵起来，刘易斯知道他不能用温存来使她驯服，专横和爱虚荣的弗洛伦斯被亲吻征服了，而泰莎却实现了在爱情中保持自由的奇迹，这使她既不怀敌意也不是傲慢地去爱。她的自然有着造作的所有吸引力；在取悦人时，她从不自残、不降低自己，或者凝固成客体。她的周围是一些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在自己身上感觉不到这个吞噬人的魔鬼；她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们，去理解他们，去帮助他们，出于温情而自然的宽厚，她毫不费力地做到了，因此，就在她忘我地帮助他人的时候，她仍然是独立的。她依仗这种纯粹的本真性，避免了青春期的内心冲突；她能够忍受世界的严酷，她在内心没有分裂；她既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又像非常明智的女人，和谐统一。敏感的、宽容的、接受力强的、热情的少女，已准备好成为一个杰出的恋爱女人。

当她没有遇到爱情时，有时会遇到诗意。由于她不行动，她便观看、感觉和记录；色彩和微笑能在她身上找到深刻的回响；因为她的命运分散存在于她身外，在已经建立的城市中，在成人的脸上；她以热情的、比年轻男人更非理性的方式去触摸和品味。她由于难以融入人类世界，难以适应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只能观察它；她对控制事物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她把握它们特殊的轮廓和出人意料的变形。她很少感觉到身上有创造的勇气，往往也缺乏表达的技巧；在她的谈话、通信、文学随笔、画作中，有时她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地投向事物，因为她还没有失去超越性；她一事无成，她什么也不是的事实，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无的，又是无限的，她力图从自己的虚无中所达到的，却是一切。因此，她把特殊的爱奉献给自然，她比少年更加崇拜自然。自然是难以征服的，非人性的，正是它最明显地概括了存在的全部。少女还没有将任何一部分世界归于自己，依仗这种一无所有，世界整个儿是她的王国；当她占有世界时，她也骄傲地占有她自己。柯莱特常常叙述这种青春的狂欢⁽³²⁾：

因为我那么喜欢黎明，我的母亲为了奖赏我，给了我机会去看黎明。我说服她在三点半叫醒我，我每只手臂挎着一个篮子，朝隐蔽在狭窄的河湾中的菜地、草莓、黑茶藨子和有刺醋栗走去。

三点半时，一切都沉睡在本原的、潮湿而朦胧的蓝色中，当我沿沙路而下时，滞留不散的雾先是沐浴着我的腿，继而是我苗条的小身躯，到我的嘴唇、我的耳朵、比我身体其余部分更敏感的鼻孔……正是在这路上、在这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难以形容的妩媚状态，意识到我与第一阵吹来的微风、第一只鸟儿、还是椭圆形的、由于正喷薄而出变了形的太阳融为一体……在敲第一遍弥撒钟的时候，我踏上归途。此时，我已瞧了个够，像独猎的小狗般在树林里撒欢绕够了圈，还品尝了素仰的失落之泉的泉水……

玛丽·韦布⁽³³⁾在《影子之重》中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少女在熟悉风景的亲切中感受的欢乐：

当家里的气氛变得过于阴云密布时，安布尔的神经紧张到要绷断。于是，她越过山冈走到森林里去。她觉得，当多默的居民生活受到法律的控制时，森林却只靠即兴来生存。由于在自然界的美景中苏醒了，她对美有特殊感受。她开始看到相同性；大自然不再是一个个细小的部分的偶然汇集，而是一个和谐体、一首严峻壮丽的诗。美在这里凌驾一切，有种甚至不是来自花朵或星星的光在闪烁……一阵轻轻的、神秘的和迷人的震颤，仿佛穿过整座森林的光一样掠过……安布尔出现在这个绿色世界中，有着某种宗教仪式的意味。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早晨，她爬上“鸟园”。这是她常常在郁悒不乐的一天开始之前所做的事……她在鸟儿世界的无序中汲取某种安慰……她最后来到“高林”，马上被美迷住了。对她来说，同大自然的交谈十足像一场战斗，好像有一种心情这样说：“我不会让你走，直到你为我祝福……”她靠在一棵野苹果树的树干上，透过内在的听觉突然感受到那么活跃而强烈的树液上升，她设想好像海潮澎湃。然后一阵微风从树的一簇簇花朵下掠过，她重新感受到声音的存在、树叶古怪的话语声……每片花瓣、每片树叶，她都觉得好像在低吟乐曲，令她回忆起她来自的深处。这些微微隆起的花，她觉得每一朵都充满因其脆弱而难以承受的回声……从山冈之顶，飘来一阵香气，潜入树枝中间。有形而且知道形状要消亡的事物，面对掠过这儿、无形和难以名状的东西，瑟瑟发抖。这样，森林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像星云一样光辉的整体……她在这持续不变的存在中拥有自己。正是这个吸引着安布尔，在这大自然鬼怪出没的地方，她生出好奇心，气都接不上来。这使她待在古怪的着迷状态中，一动不动……

像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这样不同的女人，在她们的青年时代—然后延长至一生—经历过同样的激情。

上述引文清楚地表明，少女在田野和森林里得到怎样的慰藉。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惯例处于支配地位，她想摆脱这往昔；她想轮到她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但是，从社会方面来说，她只有成为女人才能踏入成年人生活；她用退让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而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是一个人；她同时从家庭和男性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主体，一个自由人。她在森林的隐秘中找到自己心灵孤独的形象，而在平原的广阔地平线中找到超越性的感性形象；她本身是这片无垠的荒原、这高耸入云的山顶；这些通向未知的未来之路，她可以走下去，也将走下去；她坐在山冈顶上，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这财富就在她脚下，供她获取；通过水流的颤动、光线的颤抖，她预感到快乐、眼泪、她还不知晓的狂喜；池塘的涟漪、阳光的斑斑点点，对她隐约地预示了未来的情感历程。气味、颜色说着神秘的语言，其中一个词凸显出来，压倒一切：“生命”一词。生存不仅是写在区政府登记册上的抽象命运，它还是未来和肉体财富。拥有一个躯体，不再显得是一个可耻的污点；少女在母亲注视下放弃的这些欲望中，认出在树木中上升的树液；她不再是被诅咒的，骄傲地承认与树叶和鲜花有亲缘关系；她揉碎花冠，知道有朝一日一个活生生的猎物会把她的空手心塞满。肉体不再是污秽的，它是欢乐和美。少女和天空、大地融为一体，是激活和激励世界的难以分辨的气息，她是每一根灌木；她是植根于土地的个体和无限的意识，同时是精神和生命；她的在场就像大地本身一样是专横的、高奏凯歌的。

她有时越过自然，寻找更遥远、更光辉夺目的现实；她准备消失在神秘的迷醉中；在信仰的时代，大量年轻女人请求天主填满她们存在的空无；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和阿维拉的圣德肋撒的使命在很年轻时便显现了。⁽³⁴⁾贞德是一个少女。其他时期，人性显现为最高目的，于是狂热信仰适应确定的计划，但正是早年的绝对愿望在罗兰夫人、罗莎·卢森堡身上产生使她们的生命赖以生存的热情。少女在奴役状态中，在匮乏中，从彻底的拒绝中可以汲取到最大的勇气。她遇到了诗意，她也遇到了英雄主义。要承受她未能融入社会这个事实的方式之一，就是超越狭隘的视野。

有些女人天性的丰富和力量，在时机有利时，曾使她们将青年时代充满热情的计划延续到她们成年人的生活中去。但这是一些例外。乔治·艾略特让麦琪·塔利弗⁽³⁵⁾死去、玛格丽特·肯尼迪让泰莎死去，不是没有理由的。勃朗特姐妹经历的是悲苦的命运。少女是令人同情的，因为她势单力薄地反对世界；可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执著地要拒绝它，就会粉身碎骨。贝勒·范·楚伊伦⁽³⁶⁾以犀利的讽刺和新颖的思想使整个欧洲目眩神迷，她吓坏了所有的追求者，她拒绝做出让步，使她长年处在单身状态，这种状态压抑着她，因为她宣称，“处女和殉道者”的表述是同义叠用。这种固执很少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少女意识到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终于做出让步。狄德罗写信给索菲·沃朗⁽³⁷⁾：“你们在十五岁时都死去了。”当战斗只是象征性的反抗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少女在梦想中十分挑剔，充满了希望，但很被动，使成年人发出有点怜悯的微笑，他们迫使她忍让。事实上，如果离开这个爱反抗的、古怪的孩子，两年以后重又见到她时，她变乖了，准备好了同意接受女人的生活。柯莱特对万卡预言的就是这个命运，莫里亚克⁽³⁸⁾早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这样出现的。青年时期的危机，如同拉加什医生称为“办丧事”之类的“痛苦”。少女慢慢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那个独立的、专横的个体，顺从地进入了成人生活。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年龄来明确分类。有些女人一生都很幼稚，我们描绘过的行为，有时一直延续到很大的岁数。然而，在十五岁的“姑娘”和“大姑娘”之间，总体上有很大不同。后者已准备好接受现实，她几乎不再在想象方面活动，不像以前那样自我分裂。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大约在十八岁时写道：

我越是朝青年时代的末期走去，就越是变得无动于衷。很少有事使我激动，而以前的一切都使我激动。

伊雷娜·雷维利奥蒂写道：

要让男人接受，就必须像他们一样思想和行动，否则，他们会把你看做害群之马，孤独变成了你的命运。我呢，如今我饱尝了孤独之苦，我需要的甚至不是被包围着，而是他们同我在一起……要生活着，而不是紧闭嘴巴、一动不动地存在、等待、梦想、在心里独自诉说。

稍后：

由于受到奉承、被人追求等等，我变得野心勃勃得可怕。这不再是我十五岁时那种令人颤抖的美妙幸福。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报复，要往上爬的、冷冷的、讨厌的沉醉。我调情，我逢场作戏。我并没有爱……我变得聪明了、冷静了、习惯于头脑清醒。我失去了我的心。就像出现了裂痕……在两个月内，我离开了童年。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的自白几乎如出一辙：⁽³⁹⁾

从前啊！在似乎同本世纪不可共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个世纪本身的召唤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冲突啊！现在，我感到获得平静。在我身上产生的每一个重大的新想法，不仅没有引起难忍的骚动，没有引起破坏和不断的重建，反而奇迹般地适应我脑子里已有的想法……现在，我不知不觉地从理论观点过渡到日常生活，没有中断。

少女—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终于接受她的女性身份；在最终进入她的命运之前，她往往很高兴能不花代价就享受到她从女性身份中得到的乐趣和胜利；由于还没有受到任何义务的约束，不要负责任，无拘无束，现时对她来说既不是空无的，也不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阶段；梳妆打扮和调情尚存游戏的轻松，她关于未来的梦想掩盖了游戏的无价值。弗·伍尔夫描绘了一个爱卖弄风情的少女在一个晚会上的印象：

我感到自己在黑暗中全身闪闪发光。我光滑的双腿轻轻地互相摩擦着。项链冰冷的宝石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打扮过，做了准备……我的头发的卷曲程度刚刚好。我的嘴唇像我希望的那样艳红。我准备好去与这些登上楼梯的男人和女人会合。这是同我身份相同的人。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呈现在他们眼前，就像他们呈现在我眼前那样……在香气氤氲、灯光辉煌的气氛中，我像一棵展开卷曲叶子的蕨草那样心花怒放……我感到心里萌生出千百种念头。我时而调皮、时而快乐、时而倦怠、时而忧愁。我深深扎根，却在上面摇摆着。我向右面倾斜身子，金光闪闪，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过来……”他靠近了，向我走过来。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的时刻。我颤抖，我摇晃……我们俩坐在一起，我身穿绫罗绸缎，他身穿黑白相间的衣服，这不是很迷人吗？同我身份相同的人眼下可能在打量我，所有人，无论男女。我把你们的目光还给你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在这里是在我的天地中……门打开了。门不断地打开。它下一次打开时，我的生命也许会改变……门打开了。“噢，走过来。”我对这个年轻人说，一面俯身对着他，仿佛一朵大金花。“走过来。”我对他说，他朝我走来。⁽⁴⁰⁾

然而，少女越成熟，母亲的权威越压抑着她。如果她在家里做家务，就要忍受只做帮手的不愉快，她宁愿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干活。她同母亲的竞争常常加剧，特别是，如果又有弟弟妹妹出生，长女会气愤；她认为她的母亲“已经过时”，如今该由她来生孩子和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当她回到家里时，她要忍受仍然被当做家庭普通成员对待，而不是被看做一个自主的个体。

她不像以前那样浪漫了，开始更多想到结婚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神奇的光环去装饰未来的夫婿，她所希望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安稳的地位，开始过上女人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描绘一个乡村的富有少女的想象：

不久，在蜜蜂围绕金银花嗡嗡叫的中午炎热时分，我的意中人要来了。他只说一句话，我也只回答他一句话。我会把我身上的一切献给他。我会有孩子，会有系上围裙的女仆和拿着火把的女工。我会有一个厨房，有人会把生病的羔羊搬到里面去取暖，火腿会吊在厨房的小梁上，一挂挂洋葱闪闪发光。我会像我的母亲那样，默默无言，系着一条蓝色围裙，手里拿着大柜的钥匙。⁽⁴¹⁾

可怜的普鲁·萨恩也有一个相同的梦：⁽⁴²⁾

我想，永远不结婚是非常可怕的命运。所有的女孩都结婚。一个女孩结婚时，她有一幢房子，也许有一盏灯，晚上，她的男人回家时，她把灯点亮；如果她只有蜡烛，那么也是一样的，因为她可以把蜡烛放在窗户旁边，他就会想：“我的妻子在家，她点亮了蜡烛。”会有一天，贝吉迪太太给她制作一只芦苇摇篮；又有一天，可以看到摇篮里有一个漂亮的沉稳的婴儿，他们寄出洗礼仪式的邀请信；邻居跑来，围绕着母亲，好像蜜蜂围绕着蜂后。当遇到不顺利的事时，我会想：“没关系，普鲁·萨恩！有朝一日你会是自己蜂巢中的蜂后。”

对大多数大姑娘来说，无论她们过的是勤劳的生活还是无聊的生活，无论她们被禁闭在父亲家还是部分能摆脱这个家，获得一个丈夫—或者至少征服一个认真的情人—变成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这种操心常常不利于女性之间的友谊。“知心朋友”失去了优先的位置。少女在女伴中看到的与其说是同谋，不如说是竞争者。我认识一个少女，聪明，有天赋，却把自己想象成“远方的公主”，她在诗歌和文学随笔中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她真诚地承认，她对自己的童年同伴不保留任何眷恋：如果她们又丑又蠢，会不讨她喜欢；如果她们很迷人，会令她害怕。急不可耐地等待男人到来，往往带来诡计、手段和羞辱，挡住了少女的视野；她变得自私和无情。如果“白马王子”姗姗来迟，厌恶和刻毒就会应运而生。

少女的性格和行为表现了她的处境，如果处境改变，少女的面貌也显得不同。今日，她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已经变得可能。如果专注于学习、运动、职业培训、政治社会活动，她就摆脱了男性的困扰，大大减少关注感情和性的冲突。然而，她作为自主的个体，比年轻男人有多得多的困难要克服。我说过，无论她的家庭还是风俗，都不支持她的努力。另外，即便她选择独立，她仍然在生活中腾出一个位置给予男人和爱情。如果她全身心投入某项事业，她往往会担心错过自己女人的命运。这种担心不会得到承认，但它存在着，它破坏已确定的意志，表明了局限。无论如何，有工作的女人想将职业的成功和纯粹女性的成功调和起来，这不仅要求她把大量时间贡献给打扮、美容，而且更严重的是，这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出现了分歧。男大学生在设想计划之外，乐于投入思维的无偿游戏，由此获益良多；女人的梦想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她会去想容貌、男人、爱情，她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而在这些方面，多余之物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弱智或思想无法集中，而是关系到难以协调的兴趣如何分配。恶性循环在此形成，人们往往惊讶于看到一个女人一旦找到丈夫，便轻易地抛弃音乐、学习、职业，这是因为她太少投入到计划中，以致在完成计划时得不到重大的利益。一切都联合起来遏止她实现个人抱负，而巨大的社会压力促使她在婚姻中找到一个社会地位、一种辩解。自然而然，她不力求通过自身在这个世界上创造自己的地位，或者她只是胆怯地这样做。只要社会上未能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只要风俗允许女人作为妻子和情人利用某些男人掌握的特权，她就还会梦想得到一种被动的成功，阻碍她自身的完善。

但是，不管少女以何种方式进入成年期，她的见习期仍然没有完成。通过缓慢的变化或者突变，她必须经历性的启蒙。有些少女拒绝这个过程。如果她们在童年经历过性方面不愉快的事件，如果笨拙的教育缓慢地将对性的恐惧植根于她们身上，她们就会对男人保留青春少女的反感。情势常常导致某些女人不由自主地延长处女生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女或迟或早会完成她的性的命运。她面对这命运的方式，显然与她的整个过去密切相关。这里也有一种新体验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她要自由地去面对。这是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必须对之加以考察。

(1)　Saint George（约281—303），基督教殉教者，传说他杀死一条龙，救出公主。

(2)　李普曼《青春与性》中所引。—原注

(3)　Sèvres，位于法国西部，盛产瓷器。

(4)　即脊椎结核。Percival Pott（1714—1788），英国外科医生，对脊椎结核作过准确的描述。

(5)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美国作家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代表作。

(6)　Rosamond Lehmann（1901—1990），英国女小说家，著有《邀舞》、《谣曲和源泉》等。

(7)　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新西兰女小说家，长期住在英国，擅长短篇小说，著有《序曲》、《园会》等。

(8)　见德贝斯《青春期自立危机》。—原注

(9)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0)　根据博雷尔和罗班的《病态的遐想》，明科夫斯基《精神分裂症》中所引。—原注

(11)　即《含糊的回答》（Dusty answer）。

(12)　《圣经·旧约》其中一卷，有不少情歌。

(13)　Sharon，以色列中部的沿海平原，有广阔的果园，“沙仑玫瑰”是《雅歌》中对意中人的称呼。

(14)　也由孟杜斯在《少女的心灵》中所引。—原注

(15)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6)　玛格丽特·埃瓦尔《少女》中所引。—原注

(17)　李普曼《青春与性》。—原注

(18)　见《合掌时分》。—原注

(19)　见《航迹》。—原注

(20)　参阅卷Ⅱ第四章。—原注

(21)　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22)　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有暴君之称。

(23)　见《黑帆》。—原注

(24)　Louisa Alcott（1832—1888），美国女小说家，著有《花的寓言》、《小妇人》等，描绘了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生活。《好妻子》是《小妇人》的续篇，有些版本将两部合并出版。

(25)　见《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26)　Marcel Arland（1899—1986），法国小说家，著有《莫尼克》、《秩序》、《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等。

(27)　拉丁文，大腿、股骨。

(28)　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美国女小说家。

(29)　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擅长以古代题材影射战争与和平问题，著有《特洛伊战争不会爆发》、《厄勒克特拉》等。

(30)　Jean Anouilh（1910—1987），法国剧作家，著有《没有行李的旅行者》、《窃贼舞会》、《安提戈涅》等。

(31)　参阅易卜生《建筑师》。—原注

(32)　见《茜多》。—原注

(33)　Mary Webb（1881—1927），英国女小说家。

(34)　下文我们要论及女性狂热信仰的特殊性质。—原注

(35)　Maggie Tulliver，《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人物。

(36)　Belle van Zuylen （1740—1805），又称德·沙里埃尔夫人，瑞士女小说家，对贵族特权、道德常规、宗教正统观念和贫困发表了批判性观点。

(37)　Sophie Volland（1717—1784），狄德罗的女友、主要通信者，从1755至1784年，狄德罗在写给她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和编纂《百科全书》的困难。

(38)　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擅长写人心中的恶，著有《给麻风病人的吻》、《爱的荒漠》、《苔蕾丝·德斯盖鲁》、《蝮蛇结》等。

(39)　德贝斯《青春期自立危机》中所引。—原注

(40)　见《海浪》。—原注

(41)　见《海浪》。—原注

(42)　玛丽·韦布《萨恩》。—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