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那一年我们在金帝富华买了两套房，一套房自己住，另一套房给儿子准备着，不用时先出租。

情况还不只是这样。小顾在她家里排行老五，在她上面有四个姐姐，人称五朵金花。我们搬到金帝富华后，请亲朋好友吃饭，那天小顾的四个姐姐和姐夫都来了，他们都很喜欢金帝开发的这个小区，对我们的新家更是满眼羡慕。

小阿姐和小顾的关系最密切，她对小顾说：“我们五姐妹从小数你最聪明，现在日子也过得最好，但你也不要忘了你的四个穷姐姐啊。”

的确小顾的四个姐姐和姐夫都没什么出息，都是普通的工人，没有做生意的，也没有当官的。

小顾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她给小阿姐打了电话，问她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金帝富华，想不想把房子也置换到这儿来，以后做邻居。

小阿姐说：“这当然好，但没钱啊。”

小顾说：“如果你真的想把房子换过来，我贴你十万块钱，你可以换一个大套。”

小阿姐说：“这怎么行，我以后拿什么还你？”

小顾说：“以后有就还，没有就不用还。”

小阿姐说：“你是这么说，但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小顾说：“我的意思就是不用还，算是做妹妹的孝敬阿姐的。”

小阿姐笑了，说：“白天我说的话是开玩笑，你别当真。”

小顾说：“说老实话你的话启发了我，姐妹之间应该有福同享。”

小顾接着说出来的话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但不管怎样，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她就决定以后这么办。

她说：“我有一个计划，我想让四位阿姐都搬到金帝富华来。小时候我们五朵金花在一起，老了还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彼此也有个照应。另外，谁要去大姐家看老娘也方便。”

小阿姐问：“你想给每个阿姐都补贴十万块钱？”

小顾回答：“对。”

小阿姐说：“难得你有这份心，但是这是一笔大钱，你老公会同意吗？”

小顾说：“我想他会同意的。”

小阿姐在电话那端嘿嘿一笑。她凭什么相信小顾的话？她的小妹夫凭什么要白送给她们四姐妹每人十万块钱？就因为她们是他老婆的姐姐？身边的有钱人她见过不少，但这种好事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小顾说出她要给每位阿姐补贴十万块钱买房之前，小阿姐还有点相信小顾对自己的示好，但现在她感觉这是不靠谱、不可能的事了。

她用不相信的语气对小顾说：“要是你老公真的同意给我们四个姐姐每人补贴十万块钱买金帝富华的房子，我就要。”

小顾回答：“一言为定。”

姐妹俩似乎在打赌，赌注十万，谁输归谁。

小阿姐的确无法想象小顾和我就这事进行的交谈注定会十分顺利。

小顾先是对我说，她的母亲一直住在大阿姐家里，她平时去看望颇不方便，此外大阿姐家里房子又小，所以她想帮助大阿姐把房子换到金帝富华来。小顾说的“帮助”就是补贴给大阿姐十万块钱。

紧接着小顾又对我说，她从小和小阿姐关系最亲密，她心里也想帮小阿姐把房子换到金帝富华来，和自己做邻居。

小顾的心思已昭然若揭，我没有等她再说下去，就主动对她说：“既然你帮了大阿姐和小阿姐，那就也得帮二阿姐和三阿姐吧？你们五姐妹好比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指指连心。”

小顾说：“你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说这样是不是搞大了？”

我说：“如果在你的帮助下，四个姐姐都把房子换到金帝富华来，五朵金花住在一起，这不是谁想搞大就搞大得起来的盛事。像你这样做小阿妹的，在全上海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而且我认为，就凭你给金帝富华添上‘五朵金花’，开发商应该奖励你一套房子，因为这是一个即使别人想得出来，也难以变成现实的金点子。这个点子还将造福你们全家，你老娘肯定会特别开心。我更没理由不支持你，对吗？”

小顾冷静地说：“空话少说，你拿钱来。”

我回答她，钱没问题，并真心感叹道：“必须承认，我以前对你认识不够。也许幼儿园的世界也有点委屈你。不过话说回来，我现在相信，假设让你当幼儿园园长，你肯定也能搞出大名堂。你刚来西亭乡下时，谁能想到你会成为西亭‘最可爱的人’和‘爱心大使’？你连户籍都不在西亭。”

结果不仅我们家搬到了离西亭近好多、开车过去也方便好多的金帝富华，而且小顾的四个姐姐真的也相继搬了过来。其中二阿姐家条件稍好，她将原来的老房子留给了儿子，夫妻俩在金帝富华买了个中套自己住。不管各家的情况怎样，小顾信守承诺给了每位阿姐十万元买房补贴。

从今天看当时的房价很低，但那时的人同样也抱怨房价太高，因为工资也很低，比如老师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十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金帝富华可以买三十平方米。

说句玩笑话，金帝富华的开发商并没有如我所愿为小顾所做的美事买单。不过这件事还是在小区里传开了，成为一桩美谈，并且还被住在小区里的一位酷爱写作的女中学生写成文章在晚报上发表了。

紧接着，因为小顾的“好人好事”（虽然小顾帮助的是自己家人，但其中体现的“孝悌”也符合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属于正能量），我们家被评为市、区两级“五好文明家庭”。

小顾所在的单位（幼儿园）这下也有反应了，结合小顾之前的事迹，为她做了包括在单位的表现等更为详尽的材料汇报上去，使她受到了市妇联和市教委的表彰，被授予“三八红旗手”“优秀园丁”等称号。

荣誉接踵而至。更没想到的是，仿佛我一语成谶，不久，小顾还由一名功勋教师“实至名归”荣升为幼儿园副园长。一年半后，她又被破格提拔为园长。

客观地说，小顾做的那些事，在她主观上和当园长没有丝毫关系。她做任何事都没想过自己能当园长。如果说小顾在收养流浪猫狗时，想到由此可以当上幼儿园园长，那岂不是太滑稽了？但现实的逻辑竟然就是这样。

我们家的生活重心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重大偏移。一是如上所述在地理上偏向西北方向的西亭。二是在心理上偏向小顾本人。

一直以来我们家的重心在我这儿，这在小顾家人看来也是如此。即使在小顾上了那些光荣榜后，至少在外人眼里我还是家庭的重心。但是在小顾当上了幼儿园园长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小顾所在的是一所区级公办幼儿园，班级有四十个，教职员工超过百名，它的园长向来是区内有影响的人物，其大名家喻户晓。也许过去我曾对幼儿园园长、小学校长等颇不以为然，总觉得她们“小儿科”，身上又有一种讨人嫌的“自大状”，但在小顾当上园长后，我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并由衷地认识到，之前恐怕是因为自己看低了园长们，才觉得她们自视甚高。基于这种思想转变，我开始对幼儿园园长们刮目相看，以至即使现在她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像一位女部长，我也觉得无可厚非。

同时我也心甘情愿地承认，就社会对“地位”的共识而言，我这个自封的民企“老总”绝对比不上一所体制内幼儿园的园长。

小顾当上园长后，她的气场越来越强大。我最早发现她的变化，是电话多了。不必说，多的是没完没了的工作电话。

最初小顾说话的语气和腔调还有些像拉家常，但渐渐我发现，不仅在打那些电话时，也不仅在和她的下属说话时，小顾平时说话的风格也在发生变化。她自己说话少了，不轻易表态，别人对她说话时她还经常显得心不在焉。但有时又对人特显热情，说的话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当她注意力集中地说事时，摆在以前她的语速会很快，声调高亢，以至咄咄逼人、喋喋不休，但现在她的语速慢下来了，声调平和，话也不多。

要是普通人这样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地说话，早就被人打断了。生活中说话语速慢的人，往往没机会说完自己要说的话，他们大都会被认为不善言辞、表达力不强，以至在交谈中刚一开口，下半句话就会被自以为是的人接过去。

人际交往中更容易吸引眼球的总是那些巧舌如簧的健谈者。但是有意思的是，拥有至高发言权的人往往寡言少语，有的似乎还真的说话不流畅，即使是照本宣科，也往往语速缓慢，拖腔拉调，甚至句读还不合常规。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类人语速慢甚或不知所云而打断他们说话。

小顾上任园长那年的年底，在筹备教职工年夜饭时，她主张邀请家属一起参加联欢会和晚宴。为了让顾园长带好头，支持她的工作，我全程参加了幼儿园的活动。起初我对那天自己没商量被冠以幼儿园“第一先生”的头衔颇不以为然，但到活动结束时，我竟已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身份并似乎有些引以为荣了。

我事先本可以想到但并无准备，小顾是那天的绝对主角。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场还有两位副园长，但和舞台上的B角和A角的关系不同，在这儿只要有园长在场，副园长和其他人一样也都只是配角。事实上也只有小顾开口说话，现场能立刻安静下来。小顾说完话，现场必报以热烈的掌声。小顾在联欢会上唱歌，现场气氛热烈，特别是年轻人，俨然个个是顾园长的粉丝。

晚宴上小顾带着两位副园长和我挨桌给老师和家属敬酒，每到一桌她都站定，端起酒杯，铿锵有力地说：“我带我的两位副园长和我的先生来给各位老师和家属敬酒。”

幼儿园那晚包下了嘉宾饭店的一个宴会厅，摆了有十五桌，在小顾带领两位副园长和我去挨桌敬酒前，没有一位老师或家属先来主桌敬酒，等小顾带我们挨桌敬完酒返回主桌后，老师和家属们才开始一桌一桌过来向领导敬酒。这个“回敬酒”的过程费时更久，因为按桌序走完程序后，许多老师又自由组合来主桌敬酒。而这些组合，看似自由，其实也秩序井然，有章可循，比如按年龄（辈分）、按年级、按职位、按籍贯等，也有按“政治面貌”。这样的组合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少老师借助于这种形式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主桌前。

接受园长敬酒和向园长回敬酒这两个环节贯穿了整个晚宴，是晚宴的主题，吃什么则完全被忽视了。当然菜肴很丰盛，你也有时间大快朵颐，只是你的注意力不可游离主题。至于小顾则几乎没时间吃东西，我注意到她只吃了几口凉菜。虽然敬酒这件事贯穿始终，但酒本身在其中也只是个形式。幼儿园几乎都是女人，小顾又不会也不爱喝酒，家属出于礼貌也不好意思要酒，因此酒席上几乎没有上酒。那个年代还流行喝雪碧和可乐，那晚敬酒用的几乎都是这两种饮料，乍看雪碧像白酒，可乐像红酒。虽然没有酒精，但许多人看上去都像有酒后反应，面色潮红，说话大声，情绪亢奋。

现场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使宴会变成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形式。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本人也被带入到这种形式里，而不只是作为旁观者身临其境于体现小顾地位和权威的气场和秩序。

在小顾的事业出人意料地走高并蒸蒸日上时，不为人知的是她的睡眠越来越差。小顾的睡眠一向很好，过去她总是头一挨枕就睡着，一觉睡到天亮。在睡眠完全不是问题时，小顾对于睡觉毫不讲究，没有规律，她经常想什么时候睡就可以什么时候睡，可以早睡，也可以晚睡，可以早起，也可以晚起。小顾的睡眠状态曾令我非常羡慕。她睡相极佳，呼吸匀称，不说梦话，极少翻身。当她深睡时，不要说你在房间里开灯看电视，就是窗外电闪雷鸣也闹不醒她。

对于过去曾经长期拥有的美好睡眠的向往，更加深了如今经常彻夜难眠的痛苦。为了能够睡得着觉，小顾做了很大的努力。有一段时间，她谨遵医嘱让睡眠变得有规律，每晚一到十点钟她一定要上床。如果这时家里还有什么事影响她去睡觉，她会立刻变得焦虑不安，情绪激动。

她换了床垫，枕头也换过几种。原来用的窗帘不怎么遮光，她在外面加了一层遮光布。但遮光布的涂层含胶，有毒性并散发刺鼻的气味。后来她经过调查，选用了一种中间夹一层黑丝的真正的遮光窗帘。

她曾在卧室里摆放一些植物盆景，但不久又全搬了出去。不久又搬进去一些仙人掌。据她说植物里只有仙人掌晚上释放氧气，有助睡作用。

厅里那只挂钟已在墙上挂了好多年，但现在挂钟走动的声音影响到了她的睡眠，即使把卧室的门关了，挂钟的声音也阻隔不断，甚至似乎还更入耳，因为她的耳朵会更努力地竖起来捕捉挂钟的声音。她只好把挂钟关了。但过了一阵她又把挂钟开了。

猫狗则完全被关在了卧室外面（也因为卧室里摆放了仙人掌）。

小顾也曾尝试过和我分房睡，但仅两夜后她又主动把我的床上用品搬回卧室，给我的理由是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我理解和我分居或分开本就还不是小顾想要的，至少目前还不在她的计划里，所以分房睡不是治愈她失眠的良药，恐怕还只会加重它。

正如小顾也不吃安眠药（仅此她未遵医嘱），因为在她看来这也不是正确的方法。如果她靠吃安眠药睡觉，失眠的性质就变了，她本人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失眠症患者”，这和她的自我诊断不同。何况她对安眠药也有过尝试，正常的剂量对她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增加了她的心理负担。正如她如果靠和我分房睡克服失眠，那她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发生失眠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睡在她旁边，所以她在尝试过分房睡后会明确地说这不是正确的方法。无的放矢好比滥用药物，只会使对病症的治疗误入歧途而错失正确的方法。

小顾似乎宁可忍受失眠的折磨，也非坚持某种原则和立场不可。虽然为了恢复睡眠她做了种种努力，但始终还未乱方寸。也许她增加安眠药的剂量（如服用2毫克的氟硝西泮）可以入睡，至少可以昏睡；也许她将和我分房睡坚持下去也会见到效果。但是她都浅尝辄止。不管她本人是怎么想的，我都会想到这多半是因为她发现自己还不能接受如此获得睡眠的代价：依赖药物或改变现状（看上去还像是独守空房）。她似乎只坚持无条件地恢复原来的睡眠，正常而健康的睡眠。

小顾只是要求我夜里回家时声音轻点。我一般都在十二点钟以前回家，不开灯，蹑手蹑脚。早在小顾的睡眠出现问题前，漱洗沐浴的事我就已自觉地在回家之前解决了，这样到家后可以直接上床。但是现在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做都徒劳，即使把自己变成一个影子，因为小顾似乎始终是醒着的。

有时凌晨被尿憋醒，我不敢去上厕所，就在床上硬撑着，想撑到小顾起床。小顾每天六点起床，我则可以睡到九点。但即使我一动不动，还像睡着一样，小顾也能立刻感觉到，她会忽然问我：

“你在做什么？”

我只好说：“我想小便。”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

后来，小顾喜欢上了盲人按摩。起初她隔天去一次，每次一至两小时，很快就发展到除了周末在西亭，每晚都去，每次四小时。那时孩子已被送进寄宿制“贵族学校”，每周五个晚上（周日至周四）住在学校，这期间小顾晚上没应酬的话，她七点半直接从幼儿园去盲人按摩，有应酬的话，她就在应酬结束后过去。有时不得己应酬结束得晚，她从盲人按摩回家可能己过半夜。

多数日子小顾晚上回家的时间会和我同步。有时我们在楼下碰到，一起上楼。有时谁先到，见对方的停车位还空着，就会在楼下等一等。

夫妻之间出现这一幕，深更半夜在家门口互相守望，应该只会在比“正常”更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吧。若在楼道里碰到邻居，人家也会以为我们是从同一个地方一块回来的。但我们彼此间并不会也假装是这样，而只是说，我们并不介意每晚殊途同归。

每当其时，我们比较多地会谈论一下小顾刚做过的盲人按摩。我总是直言不讳地提醒她，每天做这么长时间的按摩，可能会使身体产生某种习惯性依赖。小顾给我的回答是，她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她别无选择，因为盲人按摩对于恢复她劳累一天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有无可替代的实效，甚至她在接受按摩时，还能睡着一会儿，或能打一个盹儿，使她得到宝贵的休息。当然对于依赖性问题，她也有所考虑，在每晚的四个小时里，实际在多半时间里按摩师给她做的是非治疗性的放松按摩。

小顾的按摩师是固定的，叫小孟，据小顾说是那家店里最好的一个。小顾甚至还因被尊为贵客而在店里拥有一张专用的按摩床。因为那个小间里只有两张按摩床，以至那个小间也已几乎为小顾所独用。

我虽然一再提醒小顾当心过度按摩造成的损害，但对于小顾给出的回答我并未和她做进一步的探讨，原因是我同意并理解她的所谓“别无选择”。我只是在心里暗自思忖，不必讳言，小顾对于盲人按摩的喜好已超出常态，己表现为令人担忧的沉迷状，而这似乎说明，在失眠的巨大压力下，小顾的坚持还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辅助手段和外部条件，而盲人按摩既能在这些方面有效地帮助她，又未让她感觉到有自己不可接受的妥协：她能有幸地在按摩房里睡着一会儿，或打一个盹儿，但完全没有使用药物，同时在按摩房里度过上半夜也不能算是夫妻分房，对吧？

回到家后，我因为已漱洗过就先进卧室上床了。小顾稍后进来，躺在我旁边。在等小顾进来时，即使我会睡着，也多半是怀着某种复杂而矛盾的心境。我早已不能确定自己在这一刻是真的喜欢小顾进来，还是竟希望她去别的卧室？

那些日子由于孩子住宿在学校，家里有三间卧室空着，我们俩始终只合用一间卧室，空着两间，这情况倒是正可以表明我们每晚的殊途同归有多么彻底。不过如前所述，我和小顾彼此对每晚殊途同归这件事并不介意，所以实在也无意于表演这一幕，对彻底不彻底更无所谓。

何况我在这件事上已失去自主权。或许因此我会变得更加敏感些。我的确常常感觉到，小顾似乎是真的越来越不觉得面前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在她面前有什么问题不可解决（包括失眠）。和前些年相比，在许多方面我们不是在越来越好起来吗？

比如说我，我的工作室的经营状况就越来越好，事业蒸蒸日上。许多人甚至因此会说我当年离开学校、调到住宅报有先见之明。其实这当然不是事实。没有人在那时可以预料到十年后中国内地会出现持续升温的房地产热，对这一行的从业人员来说，只应说是我们额头高，撞上了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好运。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幸运的开发商先是在政府规划的城市土地上大片地造房子，轻而易举把城内一些历史悠久的老街“改造”掉了，把百年老校、人民医院、体育场、图书馆、文化馆等“置换”出城了：继而在政府的“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规划目标下把商品房盖出了城，甚至还史无前例地在乡村田野上大手笔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新城”奇景，使城市领地迅速扩张，城市人口成倍增长。

房地产业的发展必备两个硬性条件，一是土地，二是人口，“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确保了土地和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的供应。过去从西亭坐车到市区，沿途城镇和乡村的界限分明，如今满目都是楼盘和工地。

幸逢这样的盛世，我们的小工作室也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奋发有为，蓬勃发展，规模最大时公司有员工六十多名。进入新世纪之初，我本人在上海就有房产十多处。黄爱荷虽然没有孩子，但也置业五六处。此外她就是投资股市。在我们俩合伙近二十年后，我的资产数倍于她，原因就是我后来只投资房产。我们的投资成败也说明即使是像黄爱荷这样的业内资深人士，对中国房地产业在二十年间持续走高的强劲势头也缺乏远见和信心。

小顾身上发生的事则更让人始料不及。时至今日，我几乎忘了，起初小顾只是想收养小区里那几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小顾很早就有这个愿望，但在我这儿就是没得商量，我曾明确地告诉她“想都别想”。曾几何时，当我为自己的“不忠”主动向小顾做了坦白后，在那些日子里，相比于内心深怀的惶恐和无可名状的危机感，我似乎发现自己对被小顾带回家的小猫小狗的不安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它们给家里带来的混乱和对家庭生活秩序造成的颠覆也并没有那么可怕。第一对流浪猫狗看似还是在我的“主动邀请”下来到我家的。如前所述，后来我还表现得更为积极，不嫌脏累、不怕烦扰，尽己所能帮助小顾将她的这番事业发展到我的家乡西亭。

当然不必说，在此过程中，我很清楚自己得到了什么，只是其中的惩罚来得有点匪夷所思。我不清楚小顾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和她一起经历了人生中那些不寻常的变化后，我对自身那一段遭际的理解显然已可以用这样一个设问来表达：如果小顾在这件事上要给予我真正有分量的惩罚，还有什么比使我“自觉自愿”接受她收养那些流浪猫狗并成为它们的“爸爸”更有效的？还有什么比在这项事业上把我改造成一个和她本人“志同道合”的“新人”更有意义的？

当然不必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本人私底下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这真是我要的人生吗？在我的坦白之日，我曾语焉不详地自问，在我隐秘的内心，还有比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更值得期待的东西吗？我所指何为？为什么当我所犯的见不得人的错误处于隐蔽状态时，我尚且不能处之泰然，可是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我反而可以和“相关各方”和平共处，似乎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发现自己还不只是可以与猫狗和平共处，而且和它们之间还产生了某种牵挂，对此更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们家最早收养的那只小黑狗，我们叫它贝贝，每当我半夜回到家时，它一定都卧在门边等着我。它是想等我回家后再去睡的，但是由于我回家太晚，它往往熬不住睡着了。我一开门它就醒了，立刻起身欢呼着扑向我。当然它也知道深更半夜不能大声喧哗，它的欢呼总是压着嗓子的。然后它迅速地将我的拖鞋叼来放在我面前，并随口将我的包叼走放好。它围着我再转几圈，似乎看看都妥了，才回自己的窝里睡觉。(www.daowen.com)

过去我对猫狗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怕被它们抓咬和嫌它们肮脏兼而有之，但是现在我竟完全习惯了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对贝贝，我不仅允许它对我的亲热，有时我也会主动伸手过去摸摸它的头。

起初，我半夜回家时意识到贝贝在守候我，心里那种感觉还怪怪的，下意识里还有种抗拒和排斥。渐渐地我习惯了贝贝对我表示的“忠诚”和“依赖”（我有意在谈到狗对人的忠诚和依赖时给这两个词语加上引号，并无调侃之意，只是想表明我个人的一种看法：我们在评价动物时所使用的一些词语，许多已成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标签，其实那些只是人类对动物习性的一种拟人化描述——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不影响我对贝贝的态度），同时我变得很容易被贝贝打动，并实际上将它看作家里的另一个“孩子”，自己是它的“爸爸”。

当有一天我回到家，没在门边看到贝贝时，我顿时就有一种不样的感觉。

果然，我发现小顾独自在黑暗的房间里哭泣。在我的询问下，小顾告诉我，贝贝在上午就乘人不注意跑出去了，“估计是去找它的老相好”（那是在四月，母狗的发情期），结果就这么一去不返。小顾和孩子出去找了很久，贝贝平常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但哪儿都不见贝贝的踪影。

小顾认为贝贝一定是被歹人害了，可能已经被卖了狗肉吃了。听小顾这么说，我也不寒而栗，但我安慰她道，贝贝是有野外生活经验的，坏人要害它也不易，所以你先别胡思乱想， 自己吓自己，让自己难过，也许贝贝现在过得很快活，你该为它高兴。

小顾问：“怎么讲？”

我说：“你不是说贝贝是去找‘老相好’了吗？那它有可能和‘老相好’私奔了。”

小顾嗤之以鼻：“有可能吗？”

我说：“等几天看，也许过几天它就回来了。”

我这么说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湿了，我也不由得为贝贝的失踪流下了一掬眼泪，这让我既惊又窘。

过了几天贝贝没回来。过了几周贝贝仍没回来。

有一天夜里，小顾忽然将我从睡梦里推醒，嘴巴凑在我耳边小声说：“你听，什么声音？”

我惊问：“什么？”

小顾说：“贝贝的声音，是不是贝贝回来了？”

我闻之头皮发炸，问：“在哪里？”

小顾说：“在客厅里，你听。”

我屏住呼吸听了听，似乎真的听到了贝贝的声音，那种非常熟悉的压着嗓子的呜呜声。

我不由得说：“是贝贝的声音，我们出去看看。——但是，它是怎么进来的？”

小顾似乎只听到我对贝贝声音的确认，对我随后的疑问充耳不闻，她脱口而出“贝贝”，并立刻披衣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出去了。

我紧随其后。

不必说，我这时心里除了有所期待，还有些无可名状的紧张和害怕。无论看到贝贝或没看到贝贝，我的心一样都会吊着，因为我既确信在客厅里听见了贝贝的声音，又想到它不可能出现在这儿（进不来）。

客厅里灯光大作，小顾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叫着“贝贝”。然后是变色，呆立，颓然坐下，失魂落魄地哭泣。

这时我们的孩子也揉着眼睛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问我们：“你们在做什么？”

没等我们回答，孩子接着说：“我听到了贝贝的声音，它在哪儿？”

我惊愕地问：“你也听到了？但是它不在这儿。”

小顾大哭道：“它在这儿，我们看不见它，因为它早就被害了，今天是它的七七忌日！”

不管导致我身上发生的对猫狗态度变化的起因是什么，这应该都是一个积极向好的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反过来说，恰恰就在好坏这一点上，我由此是在变好，还是在越变越坏？

和我相比，小顾身上的变化更引人瞩目。人生出现如此重大、深刻的转折，成为其最初“因缘”的厄运在当时更容易“毁了她”。

和我能够为了不耻之事而甘于低声下气与猫狗为伍相比，小顾似乎更有能耐——她更像能够为了猫狗而“与狼共舞”。

平时小顾也并不忌讳谈到“小何”。有一次聊到公司的事，小顾甚至还建议我可以把公司迁到金帝富华来。

我们家当时已搬到金帝富华，同时在金帝富华另有一套住宅房、一套门面房（商铺）待出租。小顾的意思是，如果把公司从市中心迁过来的话，不仅省了租金的差价，对我上班也方便。

我说：“我是可以的，但我的合伙人不一定愿意，她回家远了。”

小顾问：“你的合伙人不是小何吗？”

我回答：“是。”

小顾说：“你说小何，我知道是你的合伙人；你说合伙人，我反而不清楚她是谁。”

我说：“就是小何。”

小顾说：“小何其实也可以搬到金帝富华来，她一个人，方便。”

我顿了一下，知道自己该做何反应后，就说：“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她刚在静安买了房，可能不会考虑再在这儿买房吧。”

小顾却说：“干脆她把静安的房子出租， 自己在这儿租一套房子住，一样也还赚了差价。”

我问：“真的？”

小顾说：“什么真的假的，这样不好吗？”

我愣了一下，似乎觉得自己很蠢，就说：“这样的话，你干脆把商铺租给公司，把A2002（即我家在金帝富华的另一套住宅）租给小何。”

小顾回答：“好主意。”

我以为小顾是在讽刺我，讪笑道：“我开个玩笑。”

小顾却说：“我不是开玩笑。”

我就回答：“好吧。”

再往下，我们彼此就真的越说越不像是在开玩笑。而且小顾还貌似站到了“小何”的立场上，而我则坚持“公事公办”。

围绕上述我提出的主张，我们还想到一个实际问题：商铺的面积对我们公司来讲小了些，而A2002是一套三室两厅一百五十平方米的住宅房，对“小何”一个人来讲又大了些。

我先想到了解决方案，但我等了一下。

小顾也想到了，她说：“两套房都租给你们公司好了，你的合伙人平时可以住在A2002，她个人可以使用其中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

我问：“那按你这个意思，她不用另外出租金了？”

小顾反问：“你倒是想要，她肯吗？公司租的房，她本来就已承担了一半租金。何况她住在公司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不然，人家也会和你计较说，你也住在公司里算了，凭什么我晚上还要待在公司，你可以回家？”

我心里一愣，嘴上说：“没想到你这么看问题。”

小顾问：“有道理吗？”

我回答：“有道理，乍听还以为你帮她说话。”

小顾说：“我谁也不帮，我只是讲道理。以前我们也讨论过，人不讲道理容易，讲道理难，但人应该讲道理。”

我说：“对，其实你这个建议对我个人最有利，今后我每天都可以多睡一小时；对公司来讲，至少也能够省下三分之一的房租，又没有太大的不方便。本来我们公司的业务，这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西进，也一直在向西北拓展。”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煞有介事地提醒她： “A2002是你准备将来给孩子的，现在你确定要把它出租，而且你确定它更适合租给我们公司？”

小顾不假思索地回答：“对，租给‘你们公司’会有什么问题？至于你提到儿子，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房子空着本来就准备要出租的。但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不管有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就说定，将来儿子要用房时，我和你搬到A2002去住，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让给儿子。”

公司后来真的搬到了金帝富华。说实话，这事自始至终都有点匪夷所思。我的意思是，如此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终成事实，它能带给我们的“福利”越大，岂不越像是一个白日梦？

小顾后来在和我谈租金时还寸步不让，充分利用了她对我的身份优势。不过很明显小顾的表现有点刻意弄事的成分，我本可以爽快地答应她，但是我也“心领神会”地和她讨价还价，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且我们俩都是一口价，不容商量，彼此都说出了绝话（小顾说“不租给你了”；我说“谁也不会非租你的房子不可”）。最后我“愤然而无奈”，对小顾让了步。

在我这方面，我理解，小顾似乎执意要在这件事上和我“讲道理”，既不徇私情，也不受私愤困扰。但后者又岂容被无视，所以小顾更像有意为之，只是做得像是没心没肺。

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小顾虽然选择极端的方式，但她要达到的“目的”似乎恰恰是拒绝极端。

毋庸讳言，对这个结果，外人首先一般都会认为“便宜了”我。其中对我明的好处是我爱睡懒觉，公司搬过来后，我简直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此外，以前我一直和黄爱荷合用一间办公室，其实有诸多不便，我早就想搬开，只是不好明说，这次搬迁也让我如愿以偿。

我们家租给公司的商铺和A2002分处前后两栋楼，这样，我们恰好可以干脆把公司人员分为相对稳定的两个团队。我带一个团队进驻前楼底层的商铺，做的是公司的传统业务；黄爱荷带另一个团队进驻后楼的A2002室，主营公司开拓的新业务，即和电视台、网络等的合作项目。

这样我和黄爱荷白天基本见不上面，有事靠电话联系，每天见面的时间只在晚上六点以后。如没有特殊需要，如一起见客户等，午饭我们也各吃各的。

黄爱荷中午吃得很少，甚至不吃，过去在一间办公室时午饭也经常是我一个人在吃。中午对黄爱荷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午休，而且她即使只要打个盹儿，也必须清空房间。以前中午为了让她打个盹儿，我总是吃过饭就把办公室让给她， 自己跑出去找人聊天或找个地方去看书。现在就没这些麻烦和尴尬了。也许黄爱荷也想到了，现在整个白天我在办公室里会有多嗨。也许她也觉得，上班时不在一块更好些，而她对我的“没规没矩”也眼不见为净。

下班后我们照常见面，除了一起出去吃晚饭、会朋友、看电影或参加一些活动，也有不少日子我们就待在A2002， 自己做晚饭吃。黄爱荷对晚饭会比较讲究，买菜做饭这两件事都由她包了。我最多做些粗活儿，如淘米拣菜、洗碗擦地。黄爱荷烧的菜都比较清淡，其实并不合我的口味。通常饭后黄爱荷要出去快走一小时。我是不爱动的，黄爱荷走路回来时我已蜷在床上看书或看电视。她洗漱后也上床。黄爱荷通常十二点钟准时睡觉，这时我起床回家。

十多年来，在每周的多数日子里，除了下半夜我和黄爱荷不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和一般的夫妻别无二致。

要说不一样也有，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倒是从未讨论过这件事，不过彼此心里肯定都经常会有想过：要是生了孩子会怎样？因为至少每当我们做爱时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从我这边来说，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我肯定不会和黄爱荷生孩子，更不会主动向她提这件事。每当和黄爱荷做爱时，对待避孕之事，我这个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马马虎虎、丢三落四的人，却难得地像对待写文章一样一丝不苟，而且自从有一次发现避孕套破了、虚惊一场后，每次我还都套上两个。

我曾对黄爱荷解释说套两个对防止早泄有益，但我相信黄爱荷早就感觉到且也看出了我的真实担心。她从未戳穿我，因为她也不想和我生孩子，她从心底赞成我慎之又慎的态度，因为出了事受伤害最大的是她本人。

其实我相信黄爱荷也明白，如果她执意要和我生一个孩子，我的态度问题和她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一样，都是有办法解决的。黄爱荷不想和我生孩子，因为她一直还想着要嫁人，那么理所当然地，她要和将来的丈夫生孩子。

自从公司迁到金帝富华后，随着年龄增大，加之失望渐多，黄爱荷出去相亲少了，有时好几个月没有一次，但我知道她想嫁人的愿望并无减弱。我心里一直有准备会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有男朋友了，甚至有一天直接收到她的喜帖也未可知，这种可能性不会受到黄爱荷这个人年龄增大的影响。

当然生孩子的事另当别论。当黄爱荷接近四十岁时，我渐渐相信，如果在生育年龄里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黄爱荷可以不要孩子，也不会匆匆嫁人。

这也就是说，在找到合适的对象前，黄爱荷可以继续和我在一起，这件事本身不需要有一个孩子。或者说即使眼看就要过了生育年龄，黄爱荷也无意和我有一个孩子。在我看来这说明黄爱荷始终是准备要离开我的。即使将来不能生育了，她也还是会离开我。这么看让我心里有点小悲哀。

但是反过来说，我不是也不要和她有孩子吗？我和黄爱荷在一起十来年，不仅没有孩子，也没有其他任何共同拥有、不可分割的东西。甚至为了搬迁，我们分分钟就把公司一分为二，这似乎是我们分开的预演。我们的分开是如此简单和容易，这个事实却又似乎成为彼此不简单和不容易分开的理由。

何况，我们在搬迁后相处更容易了，离我和小顾的家仅一步之遥。

只是小顾在把A2002租给我们公司后，似乎“始料不及”，咫尺天涯，几年间她依然没有去过自己家的公司，这样她反而和那个家疏远了。

在那个时期，有时我确实很容易会对小顾说，要不我就在“对面”，不打扰你睡觉。但我知道这依然不是她的意思，虽然是她促成了公司的搬迁。只是我回家时更会刻意放轻自己的声音，蹑手蹑脚，就当是假装以为小顾在睡眠中。

事实上，如果我不和小顾合用一间卧室，我仍不会看出她有什么状况。我指的是，小顾的失眠虽然还是那样，并无好转，但也还没有影响她在白天的工作。小顾虽然让我感觉到她在夜里头脑清醒，不入眠，不做梦，但我已可以由她人生的变幻相信她白日有梦。小顾也许只不过是黑白颠倒吧。如果可以理解她的黑白颠倒，那么也可以想象她的作息颠倒，夜里她似睡非睡， 白天她似醒非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