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前，我的头脑里已有一个影响后半生的不安分的想法，就是我想注册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长话短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在编辑住宅信息报的工作中发现，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我们的报纸在行业内受到关注的程度提高了，而这种受关注度的提升与其说是来源于报纸的实际影响力，还不如说是和它的被期待有关。

换言之，我们这个类型的报纸一直以来都是可有可无的，现在却似乎变为稀缺资源，变得为市场所需求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 由于它受到旧体制、旧思维等因素的限制，在新形势下显得难以适应。住宅报却没有向市场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这个“稀缺资源”正在被浪费。

说白了，我是在国内房地产业的萌动中看到了自身的机会，这既是个人事业的机会，也是个人发财的机会。

我的具体设想是，注册一家房地产投资咨询公司，以会员制的形式运作，公司的主营产品是定期撰写一份有价值的市场调研报告，为加入公司会员制组织的客户提供决策咨询。

在我的这个设想里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有价值的市场调研报告”，一个是“客户”。前者是我的专业所长，后者有我在住宅报工作多年的业务积累和人脉积累做基础。

不仅是对这两个必要条件我成竹在胸，而且我还相信，在这个机会上，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还没有人可以与我竞争，它应该只属于我。我在国内最有影响的住宅报工作十多年的经验和业绩已说明一切。我不仅在这一领域里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和专业眼光，而且我的文采、写作能力等在行业内也是早有公认的。

所以，当我脑子里产生了上述想法，有好几个晚上我被自己的构想激动得彻夜难眠。

在当时，我的老婆小顾也还不太相信我，认为我有点异想天开，头脑发热。

小顾实际上说得没错，但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火如荼、一发而不可收的激情。

小顾可能只是把在我身上少见的、她还看不惯的激情表现当作发神经病。

在事业上的激情就像爱情一样，是有针对性和讲缘分的。我现在就常爱对年轻人讲，一个人对待事业就像对待爱人一样，一定要找对方向。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别的都还可以有，就是不会有激情，而对待事业没有激情，就像对待婚姻没有爱情一样，这肯定不是最好的状态。

没有激情，你所从事的就不能叫事业，只能叫混饭吃的差事；没有激情，就没有创造力。

近二十年来，我为什么一直亲笔撰写公司的每一期市场调研报告？不是说不可以由我的助手代笔，在理性层面上他们是最接近我的想法的人，完全可以为我代言，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就是用他们的文字传达我的情绪。流淌在文章中的情绪，好比流淌在人体中的血液，它无与伦比，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至于我投注在公司每一期报告里的“诗意的激情”，更是我本人的个性和天赋体现在工作中辨识度最高的特质。

我们公司的会员最多时超过四百家，最少时也从没跌破两百家。说白了，公司就是靠这一份报告，这一主打产品，养活着一个几十人的团队，在房地产开发的全流程上服务于数百家会员客户，并和多家有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合作关系，影响着这个大都市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将公司的效益算作稿费，那么这份报告的收入在中国恐怕要创纪录，说它字字珠玑也不为过。如果能对文字的影响力做出评估，那么这份来自民间的草根报告恐怕不会逊色于一些来自官方的红头文件。

关于公司这方面的话题就此打住。我要讲的故事是，如前所述，我在1995年前就有了要注册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想法，按当时的兴奋程度，我恨不得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床铺上爬起来，去付诸行动。

但是当时我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单位是事业编制，我算是国家干部，我只能辞去公职后才可以申请注册公司。

我老婆小顾是幼儿园老师，也算是国家干部，情况和我一样。小顾是不可能辞职的，同时在当时情况下，她也坚决反对我为一个空想辞去稳定的工作。虽然我对自己的想法自信满满，但在具体操作上，我也同意有一个稳妥周全的计划。对小顾的担心也不能不考虑。

理想的情况是，先有一个公司，在将它运行上轨、初见成效后，我再考虑辞去公职。这么做小顾也同意。

于是我就需要物色一位有条件注册公司且对我合适的合伙人。找这样一个人并不容易，除了我对他有要求外，我也得让他信任我，愿意全心全意和我合伙做这件事。

寻寻觅觅半年多，到1995年夏天，我才遇到一个比较中意的人，并彼此一拍即合。

其实这个人还不是完全符合我的条件，但是我觉得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必须当机立断。

我对这个人比较中意的关键一点是，她非常相信我，看好我，甚至对我有一点点崇拜。她让我确信在我和她将要建立的合伙人关系中，我是决策者，而她具备“管家婆”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耐心和细心，完全可以放心地将公司的日常事务交给她打理。

她身上唯一和我预设的条件不符的是她的性别，而且她还是单身。当然，预设这个条件主要是考虑小顾的态度，我本人并无任何性别歧视。在遇到她后我还觉得，或许适合我的合伙人，还是女性概率更高些，不然为什么找了这么久，没有找到一个男的呢？所以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至于小顾那里，我想她已经看到我为寻找一位完全合适的合伙人所付出的耐心和花费的时间，她应该明白，真的不能仅为一个性别问题再拖延下去，耽误大事。

不过，我还是选择不和小顾讨论这件事。我不声不响将公司注册了，在我们赚到第一笔钱后，我才告诉小顾，公司已经成立，并赚到了钱。

那天我带了五千元钱回家给小顾，小顾又惊又喜，问我：“你怎么没告诉我？”

我说：“公司刚成立时，麻烦多，我是不想让你担心，也是为了等赚到钱后给你一个惊喜。”

小顾就问：“你辞职了？”

我回答：“还没有。”

她问：“那你找到合伙人了？是谁？”

我回答：“是我们下面房管所的一个人，同事介绍的，去年下海经商，不顺利，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和我一拍即合。”

小顾问：“人怎么样？”

我回答：“忠厚老实。”

小顾平常对我工作上的事问得很少，对那些她不感兴趣，但是她倒是很喜欢对我絮叨她幼儿园的事。她现在看到公司已经成立，有钱赚，也就放心了。

只是她还有自己关心的事要问我：“你现在做老板了，以后每个月给我多少钱啊？”

我有准备地回答：“我就发你一份工资，和幼儿园的一样多。”

小顾问：“今天的不算？”

我说：“不算。”

小顾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有准备小顾问我合伙人是男是女，如果她问我，我会如实回答。但我也有准备她不问，就不说吗？我似乎有意对小顾使用了糖衣炮弹，麻痹了她的神经，而我说到合伙人时的腔调和用语，或许也“误导”了她。我该为此感到庆幸，还是该为错失在第一时间向小顾说明实情而懊悔？

其实我主动说了，本可以没什么；不说，也可以没什么。但不说，就留有未知数，就可能给自己下了“蛊”。“蛊色生香”，故事应该就好看了吧。

我的这位合伙人就是黄爱荷。以后我在小顾面前提到合伙人时，就称她为小何（荷），小顾便一直以为我的合伙人姓何，直到我对她供出实情。

我们公司的全称叫小荷房地产咨询工作室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小荷工作室。对取这个名我给小顾的解释是，小荷取意于“小荷才露尖尖角”，态度谦逊而志存高远。

不过，如果我真是这么想，公司的发展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小荷才露尖尖角，就在行业内一枝独秀，成为一个叫得响的名字。

黄爱荷下海后曾与人合伙开过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两年后因受到另两位合伙人的挤压，她退出了公司。那两个人我也认识，是关系暧昧的一对男女。

我正是通过对这个事例的分析，比较充分地了解了黄爱荷的为人。她先是遇人不淑，接着是缺乏斗争的经验和策略，结局是主动放弃阵地，不战而败。

黄爱荷退出那家公司是下下策，这正是对方想要的结果。黄爱荷要不是后来遇到了我，十年后回头看那家评估公司，她恐怕要后悔死。也因为遇到了我，二十年后再看那家名存实亡的公司，黄爱荷才有本钱对她的下属说，当年我及时离开了它，才有今天的一点成绩。

当然不是黄爱荷有先见之明。她当年的那段经历告诉我的是，她就是个实诚的人，既无防人之心，更无害人之意。我当时想的是，这不就是我需要的理想合伙人吗？我不需要去算计别人，也不希望对身边的人设防。对我来说理想的合伙人就是在公司的大方针上听我的，认同我在这方面的权威，而在公司的具体事务上能和我各有分担，团结协作，心往一处用，力往一处使。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和黄爱荷合作能产生正能量。我对小顾说我和小何一拍即合，确实是实情。

我们也确实是经他人介绍认识的。

小荷工作室成立后，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包括出自我之手的第一份报告一炮打响，在头两个月里我们就吸收到了三十多家客户。在此后半年里，我们公司的会员就达到了近百家，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我们开始招聘人员，租用了更大的办公场所。我本人也从报社辞了职，一心一意经营小荷工作室。当时我的感觉真是大鹏展翅，“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豪情万丈。

关于我的那份报告，我本想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标题。当年全国各地已有多家叫“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杂志，但我想来想去，还是避不开这四个字。我决定在副标题上做文章。最后我定下的副标题是：一份投资人不能不看的报告。

我想强调的是，来自小荷工作室的这份决策咨询报告，不是单单为眼前的房地产开发商服务的，在房地产业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它也值得任何一位有雄心的投资人关注。

我今天有资本说，我们公司不少会员，在加盟我们之前从没做过房地产，我们的报告成了他们的引路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在这片热土中掘到了金子，赚了个盆满钵满，有的已成为超级“房产大鳄”。他们在任何时候见到我，包括面对比他们年龄小的黄爱荷，都是恭敬地以老师相称。

对写好这份报告，我甘苦自知，这活儿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这份报告是针对上海地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我们称之为“大报告”，好比大报的社论，高屋建瓴，既有战术指导，更有战略眼光。另外我们还会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个别的咨询服务，这个我们内部俗称“小报告”。后者对外是有保密期的，过了保密期，小报告也会被作为一个成功案例用于大报告中。所以说，大报告是我们公司的脸面和形象，是主营产品，是吸引客户的“招牌菜”，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理由是它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报告有明显的不同。多数报告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禁不起前后比较。比如你可以在西亭任何一所学校近年来的工作报告中随意挑出一份，里面谈到下一阶段的工作，肯定会提“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你再找出与它相关联的前后两份报告，里面也都会有这个提法，一字不差，用今天的话来讲，“重要的事说三遍”，貌似对这项工作超级重视，但它们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重复。

我们工作室的报告则不同，我们的报告的生命力就在于真正重视报告的可行性，重视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报告是一个互相关联、无限延伸、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本随笔集，而好比是一部章回小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处处自我较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是浪漫主义的，字里行间充满激情，语不惊人死不休。

特立独行的追求正是我们的报告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难写之处。要写好这份报告，不仅要把它视为脑力劳动，也要把它当作一件辛苦的体力活儿。因为决策咨询报告，首先就是市场调研报告，除了要研究政策、分析形势，还必须跑现场，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你的压力在于，你写在报告里的任何一段话、一个预言、一个结论，都会经受市场的检验，可能成为投资人的福音，或不幸让投资人吃药，无论怎样都会被人家记住。

但压力也产生动力，特别是“预言家”的角色，让我头脑兴奋、激情澎湃。

头几年公司没有汽车，我跑现场就是靠坐公交车、骑自行车和走路。每个月我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跑，做调查研究。我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村野荒郊。每当我的预言变为现实，我感觉这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刻。当然招财进宝的感觉也相当不错。

我们收取的会费一直低于同期上海企业一位普通白领的年薪。这个定价就是为了让开发商觉得成为我们的会员比在公司里招聘一位专职信息员划算得多。

以2002年为例，上海国有企业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两万四千元左右，我们的年会费是一万五千元。

另一个数据是，那一年我们的会员已达两百个。

按照当年成立公司时我和黄爱荷的约定，我们俩对公司的权利各占一半。直到今天，我和黄爱荷从公司领取的工资和所得的分红，都是按这个比例分配的。

有了钱，我们自己也开始投资房产，每次买房也都是买一式两套，她一套，我一套。我们也曾合用一个账户投资股票，输赢与共。

在头十年，黄爱荷对我依赖性较强，经过多年的锻炼，她也成长起来了，逐渐也能够独当一面。如今我和黄爱荷已有分工，我留在小荷工作室，黄爱荷主管公司和媒体的一些合作项目，许多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她自己也经常以沪上知名房地产咨询师和策划人的身份在财经频道露面，以“独家视角”对老百姓关心的房地产问题发表评论。

近来我常琢磨一个问题：当年我和黄爱荷关于公司股权分配的那个约定，对我的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换句话说，如果当年我们对权利的约定不是对半开，哪怕是我多占一个百分点，人生的进程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为什么会琢磨这个问题，我实话实说，随着公司的发展，当年那个约定开始让我感觉到一点不平衡。那种感觉就好比一只躲在家里的小老鼠， 白天没动静，夜深人静时那种仿佛在咬东西（如报纸书籍等）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来了。我开灯起床，这可以让那种声音暂停，但找不到那只小老鼠。

在我和黄爱荷有了工作之外的关系后，彼此发生别扭时，心里会有一种声音“窸窸窣窣”地问我：你和她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在找平衡，但是你找到了吗？

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黄爱荷其实是我很容易喜欢上的女孩。她算不上是美女，但我看着舒服。在今天看来，她长得有点像福原爱，当然你要说福原爱是美女我不会否认。对于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福原爱的人来说，她的可爱不只在于难得一现的笑容，更在于在她的圆脸上常见的那种专注、严肃、认真的表情。

黄爱荷也长了一张白而润的圆脸，也常做严肃状。黄爱荷个性喜静，有洁癖，讲规矩，说话语速较快，做事有条不紊。我是个邋遢的、爱睡懒觉的人，又不太讲规矩，老爱讲怪话。我们这样一对男女在一起工作后不多久，黄爱荷就“看不惯”我了，开始对我进行管束和教育，而且从此不放松。

我在此坦白一个秘密，小时候我暗恋的第一个女生是个班干部。记得是在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老师大概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调动了我的座位，让我和一位姓徐的班长同桌。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不说话，但我的新同桌是班长，何况老师派她督促我，所以她可以和我说话。头几天我用仇恨的目光瞪视班主任老师，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其实并不讨厌被新同桌管着。不仅不讨厌，当新同桌不搭理我时，我还经常故意犯些毛病引起她的注意，让她来督促我。

在课堂上我常犯的毛病有：和前后座的同学斗嘴，吐口水，出怪声；在老师写板书时做各种小动作，甚至擅离座位：在书本上涂鸦，在课桌上刻画；还有就是悄悄将前座女生的辫梢系在椅背上；等等。

我的新同桌对我的督促有两种方式，除了用语言外，还有一种不说话，只用手掐我的腿。

那次我将前座女生的辫梢系在椅背上时，我的新同桌掐得我差点叫起来，而且她不松手，直到我忍住疼痛自己纠错为止。

要是别人在课堂上碰我一下，我早就借题发挥了，但是这个新同桌掐我是我自找的，我不能叫。而且我也似乎“如愿”发现这种被掐的感受确实有点不寻常。班主任老师和她所信任的徐班长显然不会想到，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安排对一个内心蠢蠢欲动的男生简直可以被当作一种优待“照单全收”。她们给了我惩罚，我得到的却是一份红利。

我长大后，在书上看到调皮捣蛋的男生很容易暗恋上经常找自己谈话的女班干部，甚至后者也容易对前者动心。这样的故事特别容易触动我，令我深深怀念我的那位同桌。我甚至认为，若论第一个令我“情窦初开”的女生，一定非她莫属。当然我很清楚，这事与她本人无关。

前面我好像提到过，在我后来的求学路上，我又遇到过一个经常主动找我谈心的女班干部，令我对她产生出一些别样的感觉，而她似乎对我只留下失望。

如今，在黄爱荷身上，我再次找到了那种感觉。经我向她求证，她确实也曾经是女班长。我则不无夸张地主动向她坦白，我从小是受老师和班干部鄙视的落后生，劣迹斑斑。若论小时候的表现，我们俩现在真正成了优差搭配。

黄爱荷显然很高兴了解到我不光彩的历史，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怪不得你身上有这么多毛病，你这个人真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

我不由得故技重演，跷起一条腿大模大样搁在桌上，嬉皮笑脸地惹她道：“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和以前相似的是，落后男生落到女班干部手里，几个回合下来，彼此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和以前不同的是，我这回年长对方十来岁，且是有妻有儿的过来人，如今面对这位爱管教我的女合伙人，已不觉得或不在意她身上有昔日女班干部的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只觉得她好玩、可乐，令人愉悦。

实际上，对我身上的毛病黄爱荷是真看不惯，只是我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感觉到她的“鄙视”所给予我的压力。

那么，我和黄爱荷彼此又是怎么走进对方生活的？用黄爱荷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她不多的几次对此事的表述中，语气或有不同，但都用到了这个成语。

这不仅是针对她自己的错误，当然也表明了对我的评价。

客观地讲，我认可她的这个说法。其一，如前所述，我年长黄爱荷十岁，有妻有儿，且在和她走出那一步前，对她无任何承诺，事后也没有尽多大努力争取给她一个交代；其二，黄爱荷人到中年才结束单身生活，无论原因有多复杂，说是被我耽误了也不为过。

看黄爱荷本人的态度，似乎也可相信她的“失足”说。好比偶然喝了一杯酒，虽事出有因，但也非故意，就是到了一定的氛围，不能不喝，也想喝，说不上有别的意思。也知道不该喝，喝了可能会醉，后果或很严重，但一迷糊或一冲动就顾不上了。

酒醒后，面对酒精造成的后果，她只是自嘲：“一失足成千古恨。”

黄爱荷真有一次喝多了酒，也怪我没扶好她，下楼梯时她一脚踩空，摔了下去，磕破了头，还造成大腿骨折，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事故发生后，我向黄爱荷检讨不该劝她喝这么多酒，又没有扶好她。但是黄爱荷丝毫没有表露出责怪我的意思，她只是自责：这事不能怪你，是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她俯视自己那条摔断的腿，面露讥诮之色，说：“这真的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时医生不排除瘸腿的可能，还好后来愈合情况很好。

黄爱荷的“酒品”反映了她的为人，用她对待喝酒的态度来打比方，完全可以说明她对待人生中其他重大问题的态度。黄爱荷外表纤弱，意志坚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责任心强。她时常挂在脸上的严肃、凝重、凛然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她始终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可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有上进心的女子，争强好胜而已，而是怀有某种抱负和使命感。

我和黄爱荷在一起这么久，我可以确定她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好，她似乎只需要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实际上，我最对黄爱荷胃口的也在这个方面，她从与我的合作中找到了契合自己内心世界的舞台，有了做不完的事和丰富的成就感。所以说，黄爱荷能喝我这杯酒，能在我这儿“失足”，说句常用的话，叫作“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生活中黄爱荷也的确只和我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喝酒，无论和什么样的客户在一起都滴酒不沾。那次醉酒受伤后，以为她不会再和我喝酒了，但不久她也犯了常人最易犯的错误，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这杯酒，让黄爱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黄爱荷做过会计，很会算账，但她从未就这件事本身和我算过账。

你可以假设这和我与她之间那个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约定效应有关；你也可以假设这和她本人要强的个性和抱负有关。无论怎样，结果就是，我和黄爱荷在相互关系最容易出现裂痕甚至崩溃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一直相安无事。许多人对此或会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他们知情的话。

我自己始终认为上面提出的后一个假设更为实质，因为，前者说的是外因，后者说的是内因。我们从小就懂，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第一位的，是原动力，是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换一个女人处在黄爱荷的位置，或许那个外因就能在她身上起作用了——更可能起副作用。但黄爱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有坚壁固垒的内心世界。

我和黄爱荷在一起真是和酒有关。在我们公司的会员数达到一百个的那天，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庆祝。那晚我们俩肯定都很兴奋，但黄爱荷不像我这么溢于言表，只是我说今晚我们喝点酒时，她没有反对。

那之前我们俩只在一起喝过一次酒，就是出事的那次。平时两人单独上饭店吃饭也很少，晚上在公司加班多半是买盒饭吃。我也没有喝酒的习惯，在业务交往中和黄爱荷一样滴酒不沾，只在过年过节时才稍微喝一点低度酒。所以那顿饭对彼此来说都颇有隆重的仪式感。

记得我要了一瓶张裕葡萄酒，没喝完，离开饭店时我带走了。我已完全想不起那晚在饭桌上我说的大部分话，但可以想见我很兴奋，整晚嘴巴不停，除了吃就是说，说啊说，面红耳赤，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并且我不难推想出自己那晚说的大部分话，八九不离十。我对黄爱荷大谈我的工作思路，谈公司，谈事业，谈房地产，用公司今天的成绩验证昨天的决策，用今天的构想展望公司明天的盛景。

如前所述，那些日子我在谈对待工作和事业的态度时讲得最多的是“激情”。我本人的状态也经常是对这个词语的形象诠释。那晚我的状态就是如此，说激情四射或不为过。我不否认那晚确有美酒和女人的因素，但我谈的自始至终还都是工作。

我们俩都没算喝多，两人共喝了半瓶红葡萄酒，但因不胜酒力，脸都红了。黄爱荷一直看着我，听我夸夸其谈，她自己没说几句话，但她的寥寥数语我不仅还记得，且印象颇深，或许就是因为她说的话和我的状态是反着的。

比如她有一次提醒说话声音越来越响的我放低音量，有一次提醒手舞足蹈的我小心碰翻桌上的酒杯，又有一次提醒我把脚从椅子上放下去，穿上皮鞋等。

不必说，这些提醒有效期都不长。

离开酒店后，到了街上，我的话还滔滔不绝。我记得这期间有一次黄爱荷忽然站住了，原因是我在对她说话时不知不觉地将她挤到了路边。

我们“在一起”的事发生在工作室里。平时我们俩经常加班，我因为有家庭，加班再晚也回家。黄爱荷是单身，家又住得比较远，有时就图方便留宿公司，为此她在我们俩的办公室里准备了一张行军床，平时折起收好，需要时取出铺开使用。

讲到这里就有点疑问：对于那晚即将发生的事，我事先就己有预案了吗？不然，在同一个工作场所，我们之间的角色转换是怎么完成的？

其实，对于相互关系的这种转换，在朝夕相处的我们之间似乎已并非难事。比如，当黄爱荷习惯性地伸手推我一把时，我随时有可能忽然做出一个逆向反应，一把抓住她的手，这样就不难一蹴而就地改变彼此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在那个晚上，压在我心头的总是那句话：这不行，这可不行。其实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盘桓很久了，宛如一只日长夜大、翼蔽天日的大鸟。

我也想过这事万一发生的情形，越想细节越多，越想似乎离现实越远，越像一个梦。

但是正如有时早晨醒来裤子上的精液所昭示的那样，似乎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你可能以为控制得了自己的意志，但你控制不了梦境。

我和黄爱荷之间发生的事似乎就是这样。你可以说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那晚真的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因素制造了梦境，即公司的业绩和酒精的作用。胜利冲昏了我的头脑，酒精更令我无限膨胀。

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我那晚的表现恍如梦游，我的“穿越”则大概就像撑破不合身的衣服那样吧。

我终于向黄爱荷伸出了手，也许因龟缩日久，我的手一时仿佛显得很长很长。

我一把抓住了黄爱荷。(www.daowen.com)

黄爱荷似乎并不吃惊，手也没动。她脸上挂着微笑，表情温和地看着我，说：

“你酒喝多了吧？”

她说这话也没带任何讥讽的腔调。

但我还是像被吓着了，嗫嚅道：“没喝多。”

黄爱荷说：“看你脸都红了。”

我涎着脸说：“高兴啊。”

黄爱荷问：“有这么高兴？”

我回答：“高兴，还有点激动。”

黄爱荷问：“还有点激动？为什么？”

我回答：“不知道。”

黄爱荷说：“那还不是喝多了？”

刨根问底是黄爱荷说话的一个特点，这是她耿直、顶真、一丝不苟的个性使然。

有时这种连环发问是质疑对方的虚假，有时则是故意设置一个障碍，看对方如何跨越它，能不能排除。

出现前者情况时黄爱荷的语气和态度咄咄逼人，出现后者情况时她常常似乎故意装傻，用今天的话说叫卖萌，做可爱状。必须指出，黄爱荷即使故意装傻的样子也真的很可爱，这似乎是她天性的一部分，不做作。当时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在我被黄爱荷抓住“脸红”做文章、反复追问是不是“喝多了”时，我还算及时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正在对对方犯一个差点就要无可挽回的低级错误，即忽视了我的女合伙人和我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她还是未婚状态，甚至可以相信她还没谈过男朋友。

向这样一位姑娘示好的必要程序是什么？当然首先必须是表白，而且这可能是要做日复一日努力的表白。

不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当黄爱荷依然善意地用“喝多了”质疑我的行为时，我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因酒醉而犯糊涂。我蓦然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在学校工作时的女同事吴秋月。过去了这么多年，关于吴秋月我已忘了很多，但有一件事不会忘， 自那以后只要提起她立刻就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历历在目。就是在出事的那一刻，她当我的面先脱下自己的裤子，后脱上衣。这自然不能简单地用“提高效率”来做解释。

同样，我对黄爱荷的行为也没有别的理由。

在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我理应知错即改，当即松开黄爱荷的手。但我实际做出的却是似乎比及时收手更为“明智”的反应：我干脆又拉起了黄爱荷的另一只手，然后，用面对一个纯洁无瑕的女孩应有的态度看着她，温和地对她说：

“我们坐下来说吧。”

似乎这本来就是我要做的。

我说话立刻变得流畅起来。不出意外的话，我多半会对我的女合伙人做一番长篇大论的表白。但是当我拉着她的手和她面对面坐下，准备做促膝交谈时，她一改刚才貌似平静的样子，先是脸红了，紧接着身体开始出现颤抖状。

黄爱荷的脸红明显不像是一种局部反应，给我的感觉是从她的身体上蔓延上来的。同样，她的颤抖也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丰沛的源头。

我不由得问她：“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她控制着自己，说：“大概有点喝多了，没关系。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说：“要不我帮你把床铺好，你躺下？”

她说：“不用，你说啊。”

我说：“你还是躺下吧，我们慢慢说。”

她说：“不，我要先听你说。”

我说：“黄老师——”

平时我叫她小黄或直呼其名，那一刻我却不由得模仿我们许多客户的腔调叫她“黄老师”。

我说：“黄老师，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这些话恐怕三天三夜说不完，不过我也可以长话短说。”

黄爱荷问：“长话短说怎么说？”

我回答：“可以是一句话。”

黄爱荷睁开眼睛乜斜了我一眼，说：“一句顶一万句啊？好，你就说一句话，我且听你怎么说。”

我仍握着黄爱荷的手， 目光再次变得凝重起来。

我对她说，黄老师，我要对你说的话和我的一种感受有关，估计你想不到。就是说， 自从我和你成为合伙人以来，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虽然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比如现在，你还是要留下，我还是要走。所以，如果现在要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我想说的这句话可能听起来不太恰当，好像说的不是你我之间的情况，但实际上没有比这句话更能真实地反映我的主观感受。

这句话可以表述得像一句歌词：“想你的日子太长，见你的时间太短。”

我的意思是，我见你的时间其实并不短，我如此“说长道短”，却是为哪般？

当这句“像歌词一样的话”从我的回忆中冒出来时，那一刻我还真以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说的，稍后才发觉它本来就是一句歌词，而且时间上也不对（据查它是2011年由宁财神作词、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一万光年》里的词，所以很显然，我十多年前说的不可能是这句话，只能说是大意如此）。

当年我自己说的那句话，似乎已很难和如今活跃在大脑皮层上的流行歌词区分开来，我就不花这个力气了。

我说出那句话后，心情立刻有点忐忑，不知道黄爱荷会做何反应。我有准备她要我说下去，对我刨根问底，要我回答她的十万个为什么。我没想到我将担心的是一个意外：黄爱荷在听我说完后，定定地看了我两秒钟，忽然一头扑在我怀里。

起初我还没意识到这是个事故，对黄爱荷的投怀送抱又惊又喜，不知所措地低头看着她。当我发觉她像是晕过去了，没有知觉时，我惊吓不小。

第一时间我甚至想到她是不是死了，要不要打120。然后我想到我可以先通过检测一下她的脉搏和呼吸来判断她的状态。

她的脉搏和呼吸都比较细微，但这没关系，她还活着。她可能就是喝多了，情绪上又受到一些刺激。

我要叫醒她吗？我这么想就意味着，我脑子里确也闪过留下她而自己离开的念头。

稍后，在我的摇晃和呼唤下，黄爱荷睁开了眼睛，她问：“我怎么了？”

我说：“你睡着了。”

黄爱荷眨巴了一下眼睛，说：“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对我说了什么！”

我回答：“对。”

她说：“我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说：“我今天没喝多吧？（又眨巴了一下眼睛）除非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也比作一杯酒……”

我说：“你真会打比方。那现在怎么办？”

她说：“你帮我把床弄好吧，谢谢！”

她真的就像喝醉了，说完这句话眼睛一合，又像不知道了。

面对她的这种惊乍、离奇的状态，我感觉自己也有点相信她刚才打的比方了。

我让黄爱荷暂时趴在桌上，我去帮她将行军床架起来。在我扶她过去要她躺下时，她忽然又像醒了，柔软的身体僵持着，不听从我的指挥。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就对她解释道：“床我帮你铺好了，你躺下吧。”

她咕噜了一句：“等一下啊，衣服脏的。”

我这才想起她的洁癖，就问她：“要我帮你脱下外套吗？”

我没听到她的回答。也许她只是点了下头。即使她是又犯迷糊了，我也认为可以视她的无言为默认。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帮她脱下外套，扶她在床上躺下。

实话实说，在扶黄爱荷躺下后，如果我选择离开，我相信是可以的。如果这确实是我的愿望，就不会有别的障碍。

事实上我已走到门边，回头看，黄爱荷仍在床上躺着。这一刻她有意爬起来挽留我亦已晚矣。除非我停下等她。

我果然在门边耽搁了一会儿，但她那里并无动静。

至于黄爱荷，虽然她似乎不该在那时“睡着”，但也没有理由认为她对我的去留无动于衷。即使她是“佯睡”，也没有理由断定她相信我不会离开。

正如十余年前的我在吴秋月面前进退失据一样，黄爱荷似乎也不得已选择在佯睡里安置恍惚。而她这个样子对我呈现的却正是一种可爱的、富有吸引力的状态。还有什么比她此时闭上眼睛蒙住脑袋更适合于这一刻的？

我反身回到她身边，刚在床口坐下，忽然被她伸过来的一只手推了一把。

“脏。”她说。

我马上站起来，说：“对不起。”

我在床边脱下外衣后，上床。她背对着我，我从后面搂住了她。

我刚搂住她时，她的身体抖得厉害。我将她抱紧，于是透过皮肉和骨骼感觉到她深度的颤抖。当我的手掌压在她胸上时，她的心跳怦然在耳。我靠上去，箍紧她。渐渐地我能感觉到她体内的异动在我的怀抱里释放、减缓。

她似乎平静了些。但是当我脱下她的内衣，映入我眼帘的胴体再次令我惊异。我指的不是它的曼妙，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指的是，她呈现的胴体皮肤通红，不仅胸口布满红晕，全身都红彤彤的。这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由她的脸红产生的想象。

她俯卧以掩压住身体的前部，却顾此失彼地将身体的背面暴露无遗。我将手放上去，向上向下做游动抚摸。我拍了拍她隆起的屁股，那儿也红彤彤，似乎刚被拍打过。

我把脸伏在她的腰窝里，不由得问她：“你为什么屁股也红了？”

她回答：“讨厌，还好意思说。”

她一手反转到身后捂住屁股，又说：“不许看！”

我笑道：“是酒精过敏吧。”

她说：“放屁。”

我轻轻触摸道：“痒吗？”

她说：“不许你摸。”

我顿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害羞。通常我们只知道害羞和脸红的关系，今天你的红屁股提醒了我，害羞和屁股的关系也许更密切。”

其实我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当时我只是在心里模糊地这么想了一下。

与此同时，我的手指蛇游般地滑入她的股沟，我触摸到的，令我的身心为之震颤。

我本来打了个比方，说我的手指触碰到的方寸之地，洋溢的湿暖和燠热，仿如电流，瞬间传导到全身。但其实我并没有体验过电流，所以还是将这个比方忍痛割爱。

事发后，我本想就走，但不意睡着了。醒来后有意外发现：黄爱荷屁股上的红晕完全褪去了，屁股已恢复正常光泽。对此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屁股上发生的这种状况正是害羞的证据，而不是酒精过敏所致。

我们常说“羞红了脸”，但以后当看到黄爱荷害羞时，我恐怕就免不了会想到她“羞红的屁股”。

一团红晕中，梅花般点点猩红，宛如彩笔着水时洇现的恍惚。

我不由得在那片刚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平静的水面上拍了一下。

她像是被我惊动了，问：“干吗打我？”

我脱口而出：“屁股不红了。”

她说：“还红，要我死啊？”

我怔了一下，说：“我是说酒精过敏。”

她不响，顿了片刻，问：“不会有事吧？”

我回答：“不会，已没了。”

她说：“我不是说酒精过敏。”

我又怔了一下，回答：“不会，你放心。”

她若有所思，不响。

在过去很多日子后，一次偶然说起那晚的事，我从黄爱荷那儿得知，她其实在那事发生后的次日，还是采取了以防万一的措施。

当时我还问她：“你怎么懂的？”

她告诉我，她是自己去药店问的。

由此或也可见，在黄爱荷的真实的个性中，除了前面讲到过的顶真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要强和爱面子。

外人可能更容易看到黄爱荷在工作上对他人要求高，但其实她对待自己更苛刻。似乎越是在人际关系中一些敏感、棘手的问题上，如眼下和我发生的意外，黄爱荷越是不愿意让人觉得她是那种“没担当”“不负责”“爱计较”的女人，不以“示弱”为乐，而宁可“自作自受”。

除了上述那件事，在此后对待和我的关系方面，黄爱荷自我克制的态度如同秉持着和我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样，充其量她的状态也就是隐忍不发。

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不愉快，但那些不愉快至少都不是直接发生于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和我的交谈中，黄爱荷甚至始终没有回避我的家庭，她依然会说“你老婆”怎样，“你儿子”怎样。

有时我会觉得，黄爱荷对我并没有“过多的想法”。起初有一段时间，像许多处于我这样处境的男人那样，我怕她提某些话题，脑子里始终有一根神经绷得紧紧的，处于紧张状态。但久而久之，我心理上出现的状况是，我自己变得有意和她谈谈，她对我们俩的当下关系是怎么看的。特别是在她多次出去相亲后，这种想法呼之欲出，几乎就要说出来。

就我所知，黄爱荷在三十岁前后，那个阶段她出去相亲比较频繁，差点还上了电视相亲节目。

对于相亲这件事，在我们之间，即使黄爱荷要刻意瞒我，也瞒不住。有时她不告诉我，大概主要是怕我笑话她。有时她会主动和我谈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认为她也不是故意要让我知道，只是说某个人条件比较好，使她有点动心，告诉我也不觉得坍台。

至于我，对她相亲这件事，我曾想保持正常态度，但这很难做到，结果不是假装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就是假装没心没肺，热心过头。这些都说明女合伙人相亲这件事让我很不舒服。

有几次她眼看就要成了。也许我曾真心地祝福过她在这桩人生大事上“修成正果”，确实这对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也是唯一的出路。但每次眼看好事要来我都会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情绪紧张、沮丧、恼火，忍不住要发脾气。还好每次我都控制住了，没出什么乱子，而她最后也都没谈成。当然，不必说，事后我都会对自己幸灾乐祸的反应表示鄙视。

黄爱荷在过了三十五岁后，出去相亲少了。她似乎对这件事已没了信心，少了兴趣。以她这样聪明的人，她应该不会单方面地认为世上没有好男人，她应该也会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一些个性中的问题是难以改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的成功，黄爱荷要找到彼此中意又相互适合的男人的概率越来越低。不知不觉中，人家给她介绍的对象已多半是有过婚史的，有的甚至是老头，这也是她减少相亲次数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偶尔她还是会去。当然到这时我也渐渐地看淡了她的这一“社交活动”。

不必说，我的女合伙人从不主动和我谈“双边关系”问题，这和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关。她的态度对我一直是个谜。不可否认，那晚之后我们的关系已不只是合伙人，那么如果说我从来不是她心目中的那个人，是不是可以反证那晚发生的事也与爱情无关，只是一件为她所信赖的合伙人关系的衍生产品？

当然她会需要我的表白（如前所述），那阵子我也许还曾对她说过一两次“我爱你”，但我可以确定她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每当她要去相亲时，我还尤其感到她在我面前显示的真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可恨可恼。

当然，即使在我情绪最糟糕的时候，我也没有拿我的疑问去向她求证过，去烦扰过她。扪心自问，我实在还不是在心里耻于这么做，而是我在脑子里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所谓核心利益。

事实上，我理应想到，无论是黄爱荷在和我的交往中闭口不谈“双边关系”问题，还是她时不时答应人家去相亲，这些都只能说明她对我的宽容、宽大和忍耐。至于我还常常在心里埋怨她出去相亲时对我摆出“没心没肺”的样子，那我则更应该换个角度去想一想，自己每天晚上离开她回家时，在她眼里是什么样子？ 自己每天早晨从家里来到她面前时，在她眼里是什么样子？

自己回家时身上是什么气味，回公司时身上又是什么气味？这难道不是可耻之至吗？

无论如何，当我有时为我们之间那个平等条约而自鸣不平时，我似乎有意忘记了它所给予我的好处。那些好处里似乎有难言之隐，却又对我的某种难以启齿的“暗疾”有对症下药之效。

另一方面，我也确乎看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生中似乎并不少见的悖论：

在这件事上我做得越多，得以保全的东西越少；

这一关系越是持久和稳定，则越是令人焦虑、忐忑；

它越是广为人知，越是不可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