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齐爱红独自离去的背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回想那一刻的感受，颇为复杂，但时过境迁，留给我较深印象的，并不是齐爱红的临别赠言在我情绪上引起的震动，如紧张、慌乱、沮丧之类，而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东西，一种和几个小时前在差不多同一地点迎候齐爱红时的心情南辕北辙的陌生感。

我们所熟知的男女间迎来送往的场面，通常从期待开始，到惜别结束。但我们也知道不都是这样，其中许多更是假象。

那天，在齐爱红独自走开时，我也站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远去，直到消失。如果齐爱红回望我一眼，这一幕则更像回事。外人不知道齐爱红此时的心情，只会当她是不忍回头看。

如果放大并定格我的目光，将它和我几小时前迎候齐爱红时的目光相比对，则会发现它们之间已毫无关联，以至不像是同一个人的眼睛。

在我迎候齐爱红时，我和她只是久别重逢的老同学，但我对待她的态度亲昵有加，眼神里的柔情蜜意和心向往之一览无余。

在我送别她时，我和她之间已发生了男女间最为亲密的关系，但我注视她离去的目光，却布满杂质，剔除那些杂质， 目光顿时就会变得空洞绵软。

我如此描述那天和齐爱红分手的场景，言外之意岂不是在自问，假设那天我和她之间没有发生肌肤之亲呢？我们当然一定会按原计划一块坐车回西亭。但事实上，对于我们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俩都心知肚明。

所以我说长久以来我对齐爱红始终心怀愧疚。尤其是，虽然齐爱红那天给我留下了不祥的临别赠言，但她从此没有再来找过我，包括也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我也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和前男友复合。

当我最初的紧张、 自责的心情慢慢平复后，在此后较长一段单身的日子里，我又常常会想着齐爱红，经常会重温和她之间发生的那一幕。更不必说，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许多性幻想和她有关。

过了许多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生阅历变得丰富、复杂，我有时还是会想到齐爱红。而反思那段经历，现在的我甚至会似乎习惯性地冒出一个念头：当其时，在和齐爱红不谈朋友、不分手之间，真的只能二选一，没有让这两个意愿都实现的办法吗？

和齐爱红分手后，过了两年，到1985年秋，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顾娴逸。我和小顾（我至今习惯叫她小顾）交往很顺利，一年后我们俩就结婚了。

小顾小我两岁，但认识我们的人都说我看上去比她老成很多。事实上我的外貌和年龄的关系算是比较正常吧，是小顾看上去像个长不大的小姑娘。她的性格也像孩子，脾气直爽，有些小心眼，也想表现小聪明，但没有城府。

我认识小顾时，她的打扮像个时髦女郎，在秋风瑟瑟的季节，她仍穿着那个年代刚开始流行起来的皮短裤、连裤丝袜和高跟鞋。这也属正常，大街上不乏这样着装的女孩，但这套行头穿在她身上，却特别有种不搭的感觉，就好比不少小姑娘穿军装，不难看，但明显形式大于内容。

后来我了解，小顾其实是热衷于时尚，无条件认同时尚，而并不一定是喜欢身上变幻的时髦行头，对此她几无判断力。小顾追求时尚，始终是用一种少女仰望成熟女性的眼光，用少女模仿成熟女性的态度，以为自己打扮时髦， 自己就成了那个梦想中的漂亮女人。她似乎永远不知道， 自己早已成年， 自己就是穿一条简单家常的连衣裙，都很漂亮。正如她老了也不会知道自己老了一样，当她五十岁时，讲一个同龄女人的故事，会无意识地用小姑娘的口气称人家是“老太婆”。

和小顾交往了一段后我还发现，小顾为人处世的态度有点回避现实。对她的这一态度，还不适合用“理想主义”去定义，因为其思维方式是务实的。

由此，你会发现，当你和小顾发生磕碰时，她实际上还是个“谈判高手”。她会让你认识到问题很严重，让你看到她痛苦、绝望的样子，但她通常不会让关系破裂，她总有底牌峰回路转，并让自己破涕为笑。

举个很小的例子来说，在我和她谈朋友期间，有时工作太忙，我可能一周没给她写信，没约她出来，当我再给她写信时，她不回，给她打电话，她不接。看来是没戏了，在我决定给她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她接了。

没有废话，也不要听我解释和道歉，她就问我：“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我回答：“这是一定的。”

她直截了当地问：“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避实就虚道：“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她说：“好，看你的实际行动。”

搁下电话我不由得琢磨一番。那时谈女朋友还不太讲究送比较贵重的礼物，但我感觉小顾要的补偿，肯定不是我以后多给她写信、打电话之类。那天下午见面时，我送给了她一对金耳环。这对耳环我之前已买，原本打算在和小顾的关系取得标志性的进展后再送她。事后惊喜地发现，提前送她，不仅解决了当下的问题，而且意外速成了相互关系的标志性进展。礼物真是送对了，符合小顾的心意，甚至超出了她的预期，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天下午，见到小顾并送她礼物后，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记得是《黄土地》。我也还记得自己看得心不在焉，昏昏沉沉。然后和小顾一起去吃晚饭。

那个年代除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交谊舞厅，城里几无别的夜店，因此晚饭后我提议再去看场电影，但小顾可能受到《黄土地》的影响，不想再去看电影。我就提议去我单位坐坐，小顾表示可以，且显得兴致很高。

进入我们报社首先要通过房管局的门房间。当年的门房师傅也是单位正式职工，彼此相熟，不过我对此并不介意，大方地和门房师傅打了个招呼，说小顾是同行，去办公室谈点事。

我并没有对人家说谎，的确带小顾去了三楼办公室。

坐了一会儿，我对小顾说：“我的宿舍在楼下，宿舍里有一些零食，要不要我去拿上来？”

小顾问：“有没有葵花子？”

我回答：“有。”

小顾说：“我爱吃葵花子。”

我问：“我去拿上来，还是一起下去坐坐？那里还有咖啡。”

小顾说：“我们一起下去吧。”

离开办公室时，小顾看我没关灯，提醒我：“灯没关。”

我回答：“不用关。”

小顾似乎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没问为什么。

其实我的宿舍在地下室，因为是坐电梯下去，小顾未必意识到。打开宿舍门后我主动告诉小顾这儿是地下室。

小顾借着走廊的灯光往里看看，说：“我没感觉到。”

的确，虽是地下室，里面也有窗户，原因是当年造这栋楼时，施工者在地下室的前面挖掘出一道一米多宽的深沟，给地下室开了窗户通风采光。

我进房间后，先过去拉上窗帘，再开灯。转过身时，发现小顾站在屋子中央看着我微笑。

我问她：“你笑什么？”

小顾问：“你为什么拉上窗帘？”

我说：“你懂的。”

小顾说：“我懂什么，不懂。”

我说：“你希望我拉开窗帘？”

小顾其实是要表现她的“聪明”，这时她说：“当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在楼上留着灯不关？这叫虚晃一枪，对吗？放心，我不会让你露出马脚的。”

我红着脸笑了，说：“没必要让门房师傅多想。”

我以为小顾对我明说不会让我“露出马脚”，是对我发出一个堪比绿灯的积极信号，稍后我才发现，小顾的积极反应和主动配合，其实只是一种单纯的浅表性的就事论事，她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其实还停留在和她的娃娃脸相匹配的程度上。

因此，当我以为时机已到，主动过去拉住小顾的手时，她显得毫无准备，对我瞪大眼睛，一脸讶然地看着我，问：“你做啥？”

我被她的反应吓着了，脸通红，以为自己犯下大错。但我又感觉到小顾的手仍在我手里，并未挣脱。于是我壮起胆抓紧她的手，将她拉进我怀里。

小顾在我怀里又问：“你做啥？”

我颤抖着说：“你懂的，我虚晃一枪。”

小顾扑哧一笑，说：“你现在是真枪实弹？想做啥？”

当时我已很冲动，心里哆嗦，手上却抱紧她，身体更贴紧她，而小顾也肯定能从我的肢体语言中读出我的冲动。但是小顾这时再次引用带有“枪”的成语，其实仍然并无他指，仍然只是就事论事。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和小顾交往之初，我有时会觉得小顾对男女之事似乎经验老到。比如上文所述，小顾主动捅破了我和她之间隔着的一层“窗户纸”，她用“虚晃一枪”戳穿了我。但是当我被她挑明后立刻想到“那件事”时，却发现对方说的似乎不是那回事，“此枪非彼枪”。其实小顾说的还是那件事、那杆枪，差异在于小顾对男女关系有准确的判断并乐于表现聪明，却缺乏身体的敏感性。

换句话说，当小顾对面临的两性关系有一针见血的识别度时，她的身体却似乎置身事外。另一方面，当我受到惊吓如惊弓之鸟时，却又发现吓着自己的其实是杯弓蛇影，小顾的身体并没有排斥我，也许只是她的身体的反应有些迟钝。

在日后和小顾长期的夫妻生活中，我更发现，也许正是由于小顾在这方面似乎是先天性的反应迟钝，使小顾反而对性生活较少挑剔而更多顺应。在和小顾的婚姻过去十年后，我简直已被这种方式宠坏了。在性生活中，小顾“不在状态”的身体却表现出极高的耐受力和柔韧度，不像反应灵敏、敏感的女人要以自我为中心，小顾似乎从一开始就自动将性生活的中心位置和主动权设置在对方那里，在那么多年里，我相信小顾在做爱中几乎从未（应该就是没有）进入过自己的高潮，表现出真正的癫狂状态，除了有时出神外，小顾的意识在多数时间里都比较清醒。

借用某首歌词的说法（大意），小顾在性生活中的基本反应就是“感受着你的感受，兴奋着你的兴奋，快乐着你的快乐”，以对方的乐趣为乐趣。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非常能说明小顾的这种状态，即几十年来，据我所知，小顾在性生活中对做爱的体位从无特殊的要求。这真可谓几十年如一日。如今这种观察所得对我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在我和小顾做夫妻十年后，这曾是我对她印象最深的发现之一。当然如果让小顾自选动作，她给出的一定是仰姿，但只是因为这是一种对她更省力的偷懒的姿势，而不是因为这能给她更高的性体验。如果我有不同的要求，小顾不会坚持这一种姿势。

另一方面，正因为小顾在性生活中缺乏高潮体验，因此她在感受对方的感受时，旁观的视角中总是会挂着一些紧张和惊讶，或者是相反的冷淡和漠然。

当时，我不再和小顾说话，忽然一使劲把她提抱起来。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现在是“真枪实弹”，还问我想做啥？我用行动回答你。

我提抱着小顾挪到床边，和她一起倒在床上。在我手忙脚乱地给小顾宽衣解带时，她似乎仍不明白我想做啥，杏眼圆睁瞪着我，还一再问“做啥”，但眼中并无怒意，语气中没有谴责。她的两手有些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但也并无抗拒之意。不，她也像是有挣扎，但似乎她担心的是别的。

她嗔怪道：“你拉坏我的胸罩了。”

在我粗手粗脚、抖抖索索地解开她的胸罩后，她两手护住乳房，问我：“你真的要我？”

我声音发抖地回答：“真的。”

她要求道：“你说爱我。”

我说：“爱你！”(www.daowen.com)

她说：“不许骗我。”

我说：“怎么会！”

我拉她的手，她松开了，露出两只像发酵很充分的白馒头似的乳房。她的身体也放松了，仰卧在床上， 白美而温润，仿佛成了一只令人馋涎欲滴的、任人宰割的肥羊羔。

有一个情况，出现在我最初的性经历中，即我的前三个女人，吴秋月、齐爱红和小顾，在和我初次发生性关系时都没有提醒我关于避孕的事。后来我明白，吴秋月和齐爱红都是有经验的过来人，她们应该有自己的防范措施。

可是小顾呢？她也有备无患？我不太相信。虽然我没有证据（没见到处女血），但那天我的感觉告诉我她是初次。

假定我的感觉属实，那么小顾在那晚整个过程中似乎想都没有想过避孕的事。是因为无知吗？这不可能。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小顾一旦委身于我，她就不会再有任何设防。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明白，小顾就是这种性格。

果不其然，那晚的结合有了爱的结晶。在小顾的肚子还没有明显隆起时，我娶了她。

事实上我和小顾在那晚结束前就已将婚事摆上议事日程，其原因除了我们的关系己有标志性进展外，还有一个意外的因素。

在我和小顾再次做爱刚结束时，我的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忽然听到楼外有人在大声喊叫“张老师”。我立刻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脑袋膨胀起来。但我还是故作镇定地对小顾说：

“是门房师傅，他大概要关门了，我们走吧。”

说着我故作镇定地起身穿衣服。小顾也随我起身穿衣服。她穿上衣服，还若无其事地去桌上的小镜子前梳头发，丝毫看不出她有什么慌张。而我心里着急啊。但我没有催小顾，甚至没有站起来，而是一直做笃定状坐在床上等小顾收拾好自己。

我是想尽快带小顾回到三楼办公室。结果我们晚了一步，当我带着小顾走出三楼电梯时，迎面撞上了门房师傅。原来门房师傅在楼下叫我没反应，直接上楼来找我，他见办公室里也没动静，就用门房间钥匙板上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关了灯。

他见到我们，瓮声瓮气地说：“张老师，不好意思，时间不早了，我要锁门，你朋友出去不出去？”

我回答他：“出去的，我也出去。”

门房师傅说：“你们还去办公室吗？我已关了灯。”

我说：“不去了，我们和你一块下去。”

门房师傅没有问我刚才去了哪儿，他显得对此毫不在意，只关心自己按时锁门的事。但我心里很清楚，明天在我背后他准保不会还这么矜持。

在走出大门前，我递了支烟给门房师傅，并主动再次向他介绍了小顾：“我的女朋友，今天麻烦你了。”

门房师傅回答：“没事，我是怕我锁了门，你们要出去的话不方便，问清楚了我好锁门。”

我和小顾结婚后，头一年半我们没有住房。在小顾生孩子前，我们俩仍各住各的。其实我们也可以争取住在一起，比如我去向大舅请求，大舅或许会答应将阁楼布置为我们的婚房。

但这样一来，在按需分房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会被视为有房户而分不到房。

当时很多新婚夫妻都像我们这样分居，即使是迫于无奈，也不无有意做给单位领导看的意思。

实事求是地说，小顾家里的居住条件确实很差，她家只有一间房，从小她和哥哥住在由阳台改建的所谓的“小房间”里。成年后，兄妹俩不宜再合睡一张床，且哥哥和嫂嫂登记后，小夫妻俩也在等单位分房，平时分居，周末小顾的嫂嫂过来夫妻团聚，所以小顾只能和父母及奶奶同宿一屋。

顺便多说一句，小顾的哥哥嫂嫂都是纺织厂的工人，纺织厂里年轻人成堆，他们俩已登记三年，坚持分不到房不办喜事、不生孩子，但还不知猴年马月能解决问题。

其实领导才不会管你办不办喜事、生不生孩子，你自己当真的话，则无异于自虐。那个年代还有人为了调工作，对领导放出狠话：不放我走不结婚。领导只当你放屁，而当真这么做的人最终只会是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安师十多年前流传一个故事（我在这里转述的必是已被添油加醋的版本）：有一个音乐老师，他的女朋友也是安师的，美术老师，长相出挑，但音乐老师坚持不调离安师不结婚。他果真这么坚持了十年，最终还是因为政策放宽，让他如愿以偿地调回市区工作，并兑现誓言和女朋友结了婚。不料坚持了十年的恋爱，在修成正果后不到一年就破灭了，漂亮的美术老师离开了他。

之后，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音乐老师又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先出国，在出国前不再考虑婚姻。在当年出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还需要一大笔钱。这个音乐老师个性很不一般，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年复一年，他为实现自己的新目标，咬紧牙关，心无旁骛，百折不挠。

但是他也总还是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事吧。据说最令音乐老师无奈的是在每天夜深入睡后，他的前妻常常会不期而至，出现在他的梦境里。意味深长的是，有前妻出现的梦境大都和安师有关，食堂、操场、教室、琴房、宿舍楼前的水泥场、花圃、假山、林荫道、校外纵横的田埂、闪闪发亮的河塘，等等。

前妻频频在自己和安师有关的梦境里出现，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的某种潜意识在召唤人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梦境里又从不搭理他的前妻。有一回他从梦中醒来，突发奇想似的对自己说，下次你不要再放过她，记住了！但是以后再在梦境里碰到她时，他照旧不搭理她，完全想不起在清醒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和做出的决定。

这样过了一阵，有人发起一个安师老同事的聚会，他也受到邀请。如果他不去，会让人笑话他怕碰到前妻，于是他决定去。他的老同事们看到他大大方方、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为他已过了前妻这道坎儿，没想到会发生离奇的事。

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先到的人自由游园。当他和几个老同事走到琴房前的小花圃时，他忽然看到前妻的身影从前面的假山背后闪出来。

我听到的故事是，音乐老师事后自己承认，就在那一刻，他怔住了。随即身上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失去了现实感，眼前熟悉的情景恍如梦境将他吸进去了；另一件事是他立刻在“梦里”记起自己在“外面”时的计划。

于是他两眼瞪直了，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身边的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径直朝他的前妻走过去，抓住了她的手，试图将她推回假山背后，并且拉扯她的衣服。

他的前妻惊叫起来：“你做啥？发神经病啊！救命！”

幸好——还是应该说，不幸的是，这只是一个“白日梦”，旁边的人拉住了他。

后来我也听说，在这个最终留下了音乐老师污点的校园里，他和前妻过去曾在他所发的誓言下清清白白地相处了十年。

在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比较常见这种用发毒誓的自虐方式表达对于爱情、事业、生活等的诉求。

我和小顾当年为了分房，也不惜自我作践。在孩子出生前，我们每周只在周日晚上见面，一起吃个晚饭，看场电影，然后到我宿舍待上一会儿。那段日子我非常自觉地从不带小顾去大舅家，似乎怕被人盯梢，不利于我分房。至于带小顾去我单位宿舍，我并无顾忌，也不再担心门房师傅在背后说什么。

当然和门房师傅还是要搞好关系，我的做法是隔一段时间送包烟给他。如果门房师傅对我有意见了，他就会故意捣乱，没到时间就说要锁门，跑到我宿舍上面大喊大叫。

他会这么喊：“张老师，你们好了没有，我要锁门了。”

有时我们确实还“没好”，只好回答他：“就出来。”

然后抓紧做完剩下的。

有一次门房师傅还真把大门锁了，我们可以选择退回去，让小顾在我宿舍里将就一宿，但是我偏要把门房师傅叫起来开门。

门房师傅出来后不高兴地咕噜道：“你们在里面做什么？搞得这么晚。”

我就苦着脸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但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上，我和我的室友（当时宿舍非我一人独用）也配合默契，每到周日晚上，不用说，他会自动从宿舍消失，而在周三晚上，他的老婆要过来，我避开。我们俩的这种安排在单位不是秘密。

原本夫妻隐私应该得到保护，但在现实条件下，我不带肚子日见隆起的小顾去大舅家团聚，而每周定期带她来我单位宿舍过夜，不惜将夫妻私事搞得尽人皆知，授人以笑柄，还似乎乐此不疲，这种自轻自贱的行为其实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在小顾的预产期快到时，我还向领导提出，要把小顾接到单位宿舍来住，理由是她现在身边离不开我。领导以无此先例拒绝了我的要求，但禁不住我软磨硬泡和大叹苦经，最终领导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松了口。

本来我是向领导保证小顾只是临时借住，一俟孩子出生就搬离，为此我还白纸黑字写了保证书。但是小顾在医院分娩后，出院那天，我仍将她连带孩子一起接回我的宿舍，安营扎寨住下来。实话实说，在我写保证书时我就基本没想过要履行它，当然我也不太在意这么做会给自己的人品造成损害，我不仅可以无动于衷地听任别人为这件事骂我“小人”“背信弃义”，而且当私底下有人对我竖起大拇指，表扬我的无耻时，我还不禁会有如遇知音的欣悦。

我反而一点不喜欢有人因为我胆敢冒犯领导、让领导难堪而支持我，因为这么理解有违我的初衷。我对领导并无意见，我的初衷只是为了给妻儿一个好一点的安顿，便于自己照顾他们，并尽快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

我并不否认自己的做法不地道，只是对此不介意而己，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工作单位还保持着大家庭的模式，领导多为保守而宽厚的长者，而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个性膨胀，思想活跃，与意识形态的冒犯相比，我的那一点卑微的个人主义小动作或许还是领导更擅长和更容易应对的。

那天，当领导来到我的宿舍，看到我出生不久的孩子，依偎在小顾怀里吃奶，而我在一边洗尿布，领导的心再一次软了，他甚至没有提及我的保证书。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在我的地下宿舍住了将近一年。在小顾产假期间，我比较辛苦， 白天上班时不知会有多少次在楼里跑上跑下。小顾休完产假后，白天她将孩子带到红星幼儿园。我忘了交代，小顾是那所幼儿园的老师。这样小顾白天比较辛苦，上班时经常要抽空跑到婴儿室去看看孩子，并给他喂奶。但到了晚上，小顾要睡觉，孩子就交给了我，从此我就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看看我们搬走前的景况，我的宿舍越来越像一个家，但我心里也明白，这意味着在那一年里，我又得寸进尺做了不少有负领导好意的事。

我们不仅在宿舍里用上了禁用的电炉，而且还使用了一种石英管电发热器。我们还公然在单位的院子里晾晒孩子的尿布和被褥。看到孩子涂鸦墙壁我们也没有及时制止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我们自己还会在单位的花园里采摘鲜花、蜡梅等带回宿舍做插花。有时起夜给孩子把尿，因为嫌尿在痰盂里污染室内空气，抱孩子去厕所又怕麻烦，就把孩子抱到窗台上，让他直接尿到窗外。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常会回想这些年代久远的小事，并以过来人的体悟，从中琢磨自己的“成长之路”，包括“品格形成”“思想方法”“行为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特征似乎是我们这代人独有的。

2007年，我受邀担任了西亭政协委员，此后在每年出席政协大会期间，经常会参与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由此发现，不仅在我们这辈人身上，事实上在几代中国人身上，对上述思维模式的认同最为显见。

就在上周，我所在的环境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新型城市化之思考》的大会发言文件，其中提到对农村违章建筑要出实招清理整治。

此事在我们委员会己经议论多年，相关提案也非首次提交，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提案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的语气和措辞一年比一年激烈，但是这一现象在社会上包括官方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却逐年提升，甚至地方政府在对农民宅基地进行动迁时，已按面积补贴那些违章建筑。

这一现象引起关注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当时本地农村违章建筑已蔚然成风，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自家宅基地甚至自留地和大田上建造简易出租屋，少则一家十几间，多则一家几十上百间，以每间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的价格出租给外来民工。

本地有的小村庄只有十几户农民，结果一夜间冒出了几百间违章出租屋，住了几百户外来民工。这些违章建筑给动迁带来麻烦还是小事，严重的后果是所谓“外来低层次人口”的激增造成的系列社会问题。而比这个后果更严重的是，政府已经没有机会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当政协年年以提案方式向政府有关责任部门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时，对政府来说，依法整治已行不通。政府只能坐下来和农民谈条件，而尝到甜头和怕吃亏使农民加快速度造出更多的出租屋。

如今在农村早己看不到什么“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浪”，看到的只是连片的厂房和出租屋。那些违章出租屋甚至已经出现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些小街陋巷里。

如前所述，终于，今年关于这件事的提案升级为大会发言材料，并由委员会委派一位老师出身、擅长演讲的委员上台发言，其嗓门洪亮，声情并茂，措辞激烈，矛头直指政府的所谓“新型城市化”建设：“城乡连片发展，城乡混杂，城镇边界模糊，农村地区泛集镇化，生态环境恶化，对大量历史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缺少应对之策，城乡面貌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不必讳言，因为我不否认自己私底下居然“无条件”站在农民那一边，所以在此我不知该以什么心情“供认不讳”：这位“义不容辞”接受委员会委派充当“传声筒”的委员就是本人。

最近听说，西亭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个针对农村大肆搭建违章建筑的解决办法，大意是八个字：既往不咎，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