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可以腾出空来细想一下那天黄昏我的状态。

我前面说过，吴秋月在和我交往时已有性经历，这是凭我有限的恋爱经验及对性知识的有限了解就能得出的结论。在我上师范时，我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在我国曾被禁售十多年的小册子，《性的知识》，这本书在那个年代还算比较及时地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不过，吴秋月那时大概不知道我仍是童男身，即使在和我发生了那件事后，她也未必发现这是我的第一次。也许吴秋月当时想问一问我，但那一刻吴母意外出现，她想说的话被打断。

对于吴秋月想说什么，我曾想，并非没有可能，吴秋月当时想对我说的是：“你……这么紧张，莫非你还是童男？”

如果吴秋月想说的真是这句话，那么在她脸上复杂的表情里，除了意外、惊诧之外，一定还含有“羞赧之色”。因为，我猜想，并很容易相信，一个女人要是知道所爱的男人还是童男，应该不会这么急吼吼地揭开他的遮羞布，开始他的“第一次”。

我在前面曾提到，当吴秋月决定和我上床时，她先是真戏假做地主动脱去我的衣服，然后，她不仅主动脱自己的衣服，而且是先脱下裤子，骑到我身上“坐稳当”后再脱上衣。吴秋月不假思索地按这个程序行事，除了显而易见地说明自己“老吃老做”，也反映了她对我的状态的一种下意识看法。

不过，我还是更相信，吴秋月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在我日后对吴秋月被打断的话留下的疑问所做的无数种猜想和揣摩中，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种其实是，吴秋月当时想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放下她了吧！”

如果吴秋月要说的是这句话，那么在她脸上复杂的表情中露出的恰恰不是什么惊诧和羞愧，而应该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有预谋的、恶作剧的冷笑。

吴秋月当时已照顾我一个月，如上所述，她对我的无微不至就差没有亲手为我把尿擦屎。虽然吴秋月当初是以答应我她可以“无私奉献”“不谈感情”，换取了出入我的宿舍的通行证，但也完全有这种可能，吴秋月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慢慢地她的想法变了，或者她的耐心不够了。

何况吴秋月陪了我整整一个月，在她看来我对她始终无动于衷，在我身上她恐怕完全感觉不到我对她的兴趣。

吴秋月可能会认为，我之所以对她的热情毫无回应，是因为我心里还放不下乙红。

吴秋月心里一经有这种想法，她看我的眼神就变了，心思就变了。她对我说“不信这个邪”， 自己却仿佛己中了邪。相对于她暗藏的心机和谋略，我的不堪反而成就了她的速胜。

我当时没想到，此事会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当后来我有了更多的性经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在身心上总是不由得牵挂着吴秋月。令人难忘的是，这种牵挂竟也像一种病，当它发作厉害时，心脏会出现阵阵刺痛。我梦想和吴秋月重逢，梦想和她再有一次那样的机会。

不必说，我也很清楚重逢的含义，重逢就是为了忘却。

我私下里更倾向于认为，在我对吴秋月和我的故事所做的解读中，如上所述这不敬的一种却是比较靠谱的，因为，那件事发生后，不可否认我的确改变了很多，精神上有所“放下”。

我指的是，比结束所谓童男的清白变化更大的是，我长久以来对性充满的神秘感、畏惧感仿如一个被吹大的泡沫破灭了。

进一步说，在那一刻，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是，我恍如依然在白日梦里，却意识到自己已“一举”突破了成长中最具禁忌色彩的那个白日梦。

所以，一直以来，我更多的还是从积极的意义上铭记着吴秋月的好。即使那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也还是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第一次发生在梦魇之外，第一次不是无的放矢。

至于对性爱更多的品味则将留待以后。

至此，我突然又有所悟，吴秋月当时要对我说的话恐怕是：“你……粮仓太满了吧！”

她是在说“精满则溢”吧。

我刚才已说，我和吴秋月的那次，是第一次发生在梦魇之外，我所指很明确，就是在那次之前，我对自慰这种事都还不太开窍，同时却又深受“手淫有害论”的影响，即使在和乙红谈朋友的阶段，我也从未尝试过手淫。“精满则溢”的道理，我一直都只是通过梦遗的演绎得到领悟。

可是，比对那时我能看到的性知识教科书上的有关论述，我又非常担心梦遗在我身上发生的频率太高。那种小册子上会说，“青春期一周发生一次是正常的”。这种话会让我“面如土色”，害怕好多天。

和多数男人先有手淫后有女人不同，我竟是先有女人后有手淫。事实上，正是这种情况致使我青春期的梦遗非比寻常，不仅对它的描述不能简单地照搬教科书上的所谓权威说法，而且，对于它在我身上的表现形式，包括貌似多用隐喻、象征、变形等表现手法，我还得说，这些方面毫不夸张地说充满文学色彩。

比如说，我在白天的所谓“日有所思”，从来没有直接出现在和我的梦遗有关的情景里，但是梦境里出现的女人，无论长得什么样儿，面目不清的、陌生的，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是谁，都肯定和我意识深处的某个女人有关。

这么说又并不是指梦境里的那个女人身上有某些明显的辨识标记，比如头发上的蝴蝶结，衣服的颜色、式样等（某种辨识标记更可能是主观的、变形的），她和她的那个“真身”之间可能看上去毫无关联，甚至多半我自己也无法读懂和破解，无法“透视妆容”。但是她又在处处暗示我，撩拨我。

我相信在那个年代我的梦遗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它丰富而玄奥的表现力无疑代表了最高水准。这在我告别梦遗几十年后的今天，体会尤深。

不该用“告别”，我从未和梦遗告别过。应该说是它在我有了女人和手淫后，和我不辞而别。

有了吴秋月后我才慢慢明白，虽然性的尝试常会始料不及地结束一段可能不被看好的恋情，但无性恋爱也不足以让一段美好的感情长久，甚至不足以令爱情在“保质期内”万无一失，即使一方乃至双方均有意以所谓的“纯洁”向对方表达至高无上的诚意。

虽然我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仍毫无思想准备，在吴秋月离开我后不久，我很快就又有了一个女朋友。

那时我刚到新单位上班。和吴秋月相比，我的新女朋友齐爱红其实是我更早认识的熟人，她是我幼儿园和小学的同学。

用一句话来概述齐爱红和我的故事，我会这样说：在迄今和我有过特殊关系的女人中，齐爱红是唯一和我共享过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的女生。不仅如此，和齐爱红的重逢，竟还让彼此有缘“重温”曾经有过而早已恍若隔世的“同床共眠”“同池沐浴”等经历。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当然此非主因），齐爱红也是这些年来唯一始终让我感到内心有所愧疚的女人。

和齐爱红的重逢发生在西亭中心医院。

那天晚上，我因发高烧去中心医院急诊室打吊针，躺在我相邻床上也在打吊针的就是齐爱红。

起初彼此都没注意，后来我认出了她，就看着她。齐爱红睁开眼睛时，发现我在看她并对她微笑，她也认出了我。

“张越。”她叫出了我的姓名。

我说：“齐爱红，你好，这么巧啊。”

她说：“我也觉得。”

我说：“毕业后我们还没碰到过吧？”

她说：“好像没有。”

我看着她，感慨道：“生病是坏事，但碰到老同学又是好事。”

她笑，说：“我也觉得是。”

我问她：“你哪儿不好？”

她说：“感冒，发热，今天好些了，你呢？”

我说：“扁桃体发炎，也有热度。”

她说：“看得出来，我们的面色都好得不太正常。”

她自己扑哧一笑，随即用一只手遮面。

我们便轻声闲聊起来。聊到现在的工作，也聊到一些同学的情况等。一时间病似乎好了许多。

这期间，在三十九度的高烧下，我还是说了一句虽不算离题但不无唐突的话，由此引出一个话题。

我说：“在你刚才睁开眼睛前，我已经注意了你一会儿，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她问：“什么？”

我说：“小时候——还记得吗？”

她似乎愣了一下，问道：“你是指……？”

我说：“不好意思，我先问你一句，你刚才认出我的那一刻，想到了什么？”

她说：“我发现一个人在对我笑，吃了一惊，然后就认出是你。”

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和你同学的时间很长，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你刚才认出的我，是幼儿园时代的，还是小学时代的。你脑海里最先浮起的关于我的印象是什么？”

她似乎觉得我的说法很好玩，笑道：“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啊？我没想过。”

我说：“你就现在想一下吧。”

她说：“那应该是小学时代的。”

我问：“你确定？”

她说：“是的，怎么了？”

我说：“怪不得……”

她问：“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多年不见，你看到我，认出的是小学时代的我，问题是在我们上小学时，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眼前这种情景，所以你吃了一惊。我说怪不得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同样的道理，我看到你时，丝毫没有吃惊的感觉，因为眼前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曾经太熟悉，太容易让我‘触景生情’，以至在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时，我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幼儿园时代。你应该也还记得，在我们当年的职工幼儿园，不仅小朋友们从周一到周六全天候生活在一起，而且像我们这样面对面躺在隔离病房里打吊针，也是常有的事。”

她说：“对，我记得。

我就问：“你觉得眼前这一幕，像不像？”

她又一笑，说：“听你刚才那么说了，是有点像。”

我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你：说到那个隔离病房，你现在对它还有什么印象？还记得些什么？”

她说：“我小时候经常生病，经常住隔离病房，老师说我是隔离病房的老病号。但是你想说什么？”

我问：“你还记得我也经常生病，我们俩经常一起被关在隔离病房里吗？”

她用手掩了一下嘴，笑说：“你小时候好像比较爱哭，老是吵着要回家。

我说：“是吗？我记得的是——你知道关于隔离病房，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她问：“什么？”

我说：“第一，我好像只记得你这个病友。第二，在我的记忆片断里，你生病时特别有意思。你有一个洋娃娃，你住隔离病房时总是带着它，让它睡在你的身边。明明是你生病，可是你把洋娃娃当作病人，你自己则是医生、护士，或者妈妈。当你是医生或者护士时，你眼睛里只有你的病人，那个洋娃娃，对我视而不见。当你做妈妈时，你就会把我当作孩子的爸爸。医生让你喝药水时，你会对洋娃娃说，我们宝宝不怕苦，喝了药水病就好了，病好了叫爸爸买糖吃，对吗，爸爸？我只好说，对。医生给你打针时，你会对洋娃娃说，我们宝宝不怕痛，爸爸打针哭，不害臊，宝宝不哭。”

她笑，问：“真的假的啊？”

我说：“真的。”

她说：“我怎么不记得。”

我问：“那你记得什么？”

她说：“我记性不好，幼儿园的事记得的很少。”

我说：“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记忆没有重合。我刚才也问你了，就像我看到你时眼前出现了隔离病房那一幕，你看到我时，眼前出现的是什么，你不会全无印象？”

她说：“说了你别生气？”

我说：“不会。”

她说：“爱哭的你。”

我问：“上小学时我还爱哭？”

她说：“对。”

我问：“真的假的？”

她说：“真的。”

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举个例子。”

她说：“不行。你刚才讲幼儿园的事时，我就很惊奇，你怎么能连对话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不行。”

我问她：“上小学时你坐在后排吧？”

她回答：“对。”

我说：“那时我个子矮，坐在前排，和你距离远了。我看不见你，你能看见我。”

她说：“这倒是的。”

我说：“有意思！”

她问：“什么？”

我说：“有意思吧，老同学久别重逢，感觉特别亲切，但其实彼此记忆的差别之大，不说出来真不知道。好像彼此眼里熟悉的对方，都会让本人感觉到陌生。要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全班同学回到母校，让每人说说班里每一位同学，能够得到对方认可的说法会有多少？彼此相似的说法会有多少？但是能说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吗？”

她看着我，不响。

我接着说：“我尤其没有想到，会在医院和你重逢。我过去对你印象最深的部分都和病房有关，今天偏偏又在医院碰到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过去有那种记忆，难免会这么想，对吗？要是在别的地方碰到你，我未必会认出你。就算认出你也是另一码事。”

她说：“你是语文老师，真会说！”

我问：“你不觉得是这样？”

她看着我顿了一下，说：“你说相遇是缘？”（那个年代的女孩都特别爱谈“缘”。）

我回答她：“不然呢？”

她问：“那缘是什么？”

我问：“你说呢？”

她说：“在医院这种地方最容易碰到熟人。昨天我在这儿也碰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熟人，我小时候的邻居，我想和他打个招呼，但他没看我。没想到今天又碰到了你。这不是巧合吗？”

我笑，说：“多有意思的事，好像被你说得没劲了。”

她也笑了，说：“不好意思。”

后来，我先吊完针，起床要走，问她：“你明天还来不来？”

她回答：“我今天是最后一针，明天不来了。你呢？”

我说：“我今天也是最后一针，明天也不来了。”

我就和她道别，说：“今天碰到老同学，很高兴，时间过得特别快。”

她说：“我也是。”

我说：“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希望下次生病挂水，还能碰到你。”

她掩口笑，说：“还是不要生病。”

和她道别后，我出了输液室，却没有马上离开医院，而是在急诊室走廊里的长椅上坐下等她。

她出来时看到我，有点吃惊，以至她这样问我：“你还没走啊，在等谁？”

我说：“等你。”

她说：“等我？有事吗？”

我说：“我想现在天很晚了，我送你回家。”

她似乎这才明白过来，发热的脸颊顿时泛起一层异彩，看了我一眼，说：“你送我回家？不用的，你自己也身体不好。”

我说：“我没事，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走吧。”

她站着不动。

我问她：“有人来接你吗？”

她说：“没有。”

我说：“那走吧。”

她犹豫着，说：“真的要送我？老同学，还这么客气。”

我说：“不是客气，这是应该的，走吧。”

她这才跟我往外走。

到了急诊室外面，她指着大门左边告诉我，她的车子在那里。

我告诉她，我的车子也在那里。

那个年代我们说的“车子”是指自行车。

我们就一起过去取车，竟发现她的车子和我的车子并排挨着。我们都大感惊奇。

她说：“怎么这样的！”

我脑子里一激灵，说：“你刚才问我缘是什么？现在缘就在我们面前。缘不是巧合，没有缘这样的巧合。”

她说：“还真是的。”

我们就骑上车，出了医院。

到了马路上，我等她赶上来，和她并排前行。路上我们没说什么话，似乎还各自沉浸在对身边突然降临的“缘”的惊诧里。其实这段时间也很短暂，且各自骑车也不方便交谈。

进入她家所在的东大街后，她放慢了车速，告诉我，她家到了，就在前面。

说着她从车上下来并站住，对我说：“张越，你回去吧，谢谢你。”

我说：“送你到门口吧。”

她说：“不要。”

我说：“那好吧，以后多联系。对了，以后怎么找你？”

她回了一句：“怎么找啊？”面露难色。

我问：“厂里有电话吗？”

她说：“车间里有电话，但不能接的，我们挡车工上班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说：“那我给你一个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她说：“看情况吧。不过……”

她没说下去。我把我的电话号码报给她，她重复了一遍。

我盯着她问：“记住了吗？”

她又重复一遍，说：“记住了。”

我不能确定她用心记了没有，能记住多久，更不能确定她会不会用这个号码。

眼看她要离去时，我又问：“你家有传呼电话吗？”

她说：“传呼电话啊，不方便的，离得很远。”

我说：“那就我等你电话，你回吧。”

她说：“你先走。”

我说：“我送你，应该你先走。”

她说：“你先走。”

我问：“怎么了？”

她忸怩道：“你在背后看着我，不好意思的。”

我笑，说：“那我说再见，我们同时掉头离开。”

她说：“好。”

我掉转车头离开时，心里既被齐爱红的忸怩状逗笑，觉得她这种样子很可爱，但同时又不能不多生一份疑虑：她的忸怩还含有什么别的“不情愿”呢？是纯忸怩还是作忸怩态？

现在坦率地讲，要是齐爱红后来没给我打电话，我多半不会主动设法去找她，这样过不了多久，我也就会淡忘她。

但在碰到齐爱红的那天夜里，我绝对像掉了魂似的。在此后一段日子里，我每天早晨都会怀着一个渴望踏进办公室，傍晚迟迟离开时，脸上难掩失落之情。

就在这种心境中，在和齐爱红邂逅后的第三周，在我快要没理由解释她的延迟时，我忽然接到了她的电话。

这个电话恰好是我接的，当时办公室里没别人。

我说：“喂？”

她迟疑了一下，说：“是你吗？”

我说：“是，你好。”

不能说我确切地听出了她的声音，毕竟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通电话。但是，正如她冒险地认我一样，我也并无充分的依据，却认定是她。我顿时感觉到身心上一种“如释重负”，同时心里充满了窗外阳光的灿烂。

她问：“不妨碍你吧？”

我说：“不妨碍。”

我马上又补充道：“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身体好了？”

她顿了一下，说：“第二天我又去挂水了，又挂了三天。”

我问：“怎么了？”

她说：“高烧又来了。”

我说：“啊呀，你不打电话给我，不然我去陪你挂水。”

她说：“你瞎说什么呀。”

我说：“真的。”

她又顿了一下，说：“这个礼拜我刚上班，你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今天我休息，就出来给你打个电话。”

我知道，她一定是在街上电话亭里给我打电话。那个年代电话还远未普及到家庭，就是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还常常要排队。

我就问她：“你今天没什么安排吧？”

她回答：“怎么？今天我休息。”

我说：“我知道。你能出来吗？”

她问：“去哪儿？”

我说：“来市区，有兴趣吗？我请你吃中饭，我们聊聊天。”

她显然没想到，说：“太远了吧。再说也不好意思。”

我说：“来吧。”

她犹豫了一下，问：“你不上班？”

我说：“我可以出来。下午我和你一起回西亭。”

她又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认识路的。”

我说：“你坐北西亭线到终点站下来，我在车站等你。”

她问：“真的请我去？”

我说：“来吧。”

她又犹豫道：“不会很尴尬吧？我们这算什么？”

我说：“你担心这么多，那我不好意思勉强你。”

她问：“不要我去了？”

我回答：“不，要。”

她问：“那你说，我们这算什么？”

我忽然想起上次和她之间关于“缘”的讨论，但我犹豫了一下，只是回答：“老同学叙叙旧，可以吗？”

她似乎下了决心，说：“那你等我。”

我说：“好，现在八点三刻，你就走的话，十点半前肯定能到，我在北西亭线终点站等你。”

前面我说过，在我小时候，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母为了保护我，把我送到西亭城里外婆家，从幼儿园开始，直到中学毕业。

之前父母还做了一件事，大概在我两岁时，他们把我过继给了我的大舅。大舅在市区工作，有市区户口， 由此我的户口也落在了市区。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安师毕业时，按当时“哪里来哪里去”的户籍政策，我被分配在市区学校工作，也因此后来能够调入市房管局的住宅报。

不过，虽然我和大舅有这层关系，我也叫大舅“爹爹”，但事实上我和大舅从未较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过。由于我爸和我妈碰巧是同姓，我也不必为过继而改姓。

大舅比我妈年长五岁，我过继给他时，他还没有娶妻。多半就是因为他不会带孩子，更怕影响他的终身大事，所以我小时候主要是和外婆外公一起生活。没想到大舅后来终身未娶，这应该和我无关吧。

当然，我小时候也曾有过几次放寒暑假时去大舅家小住的经历，算是彼此履行了过继义务。那几次小住给我留下的印象很难忘，但绝对算不上是开心的，以至到上小学三四年级后我就不肯再去了。

大舅是大学生，搞技术的，在厂里做过车间主任、副厂长、总工程师、厂长等。在我印象中，大舅总是非常忙，每天早出晚归，很少有休息日，在家时不是爬上趴下搞卫生，就是埋头看书。面对我这个突然出现在他私生活中的成员，大舅似乎把他管理工厂的一套照搬来用，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当然他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

在大舅家住，你必须坐有坐姿、站有站姿，饭碗自己收拾，袜子和手帕自己洗，房间床铺自己整理，说话要有礼貌，做事要有计划，待人要讲规矩。

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不喜欢吃茄子，大舅知道后，他偏偏经常做茄子给我吃，而且还采用我闻了都要吐的清蒸做法，理由就是小孩子不可以挑食，而清蒸食物更有营养。

大舅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他也不算啰里啰唆，他习惯于制定规章制度来处理问题。由此，虽然有时他也表扬甚至奖励我，但我似乎从未在他身上感觉到亲热。不过，大舅毕竟是我的亲舅舅，我相信他从未故意刁难我，他对我的严格一定是出于善意。我甚至有理由假设，如果我是大舅的亲儿子，他恐怕只会对我更加严厉。

大舅曾给过我一把他家的钥匙，以后也从没问我要回去，这应该表明了大舅对我的态度，他家的大门时刻向我敞开。但即使当我对此有需要时，我还是选择了敬而远之。我在市区教书的那两年一直住在学校宿舍，调到住宅报后也住单位宿舍，直到结婚后房管局分配给我一个小套间。

我在这儿一五一十插叙了我和大舅的事，一是为了说明出生在乡下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怎么会在上海市区工作；二是为了借此说几句对大舅怀念的话，不管他能不能听到。

我要说的是，我的大舅已于2010年去世，他死后我才知道，他将他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子都留给了我。虽然我并不需要这些，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忽然热泪盈眶。相比之下，在我得到大舅病逝的噩耗时，我都没有眼泪。这说明什么？那年大舅八十岁。

1982年秋，和齐爱红约会的那天上午，不到十点半，齐爱红在市区车站出现了。虽然两周前我和齐爱红在医院输液室里相谈甚欢，但到了约会时，彼此都有些拘谨。

不是开玩笑，当我在光天化日（而不是深更半夜）之下见到面前出现高高站立着的齐爱红时，还真有点不敢认她。据我目测，齐爱红的个子在一米七以上。同时吸引我眼球的是，即使在病后，齐爱红的身体看上去也比较健壮。而我也似乎这才注意到，原来齐爱红长了一张娃娃脸。

齐爱红的身高、体格和娃娃脸的对比，给我印象深刻。我内心不由得惊疑道：这是两周前我看到的她吗？两周前我和她面对面时，还注意到了什么？

在去车站接齐爱红的路上，我想来想去，见到齐爱红后怎么安排，带她去哪儿吃饭，饭后做什么，去哪儿。到了车站我还在想，似乎主意很多，其实是定不下神来。

最后我对自己说，要不我就带她去大舅家那边。那儿有家“来得鲜”（不是“鲜得来”），排骨年糕特别好吃，附近还有个小花园（离苏州河也不远）。或者饭后去大舅家坐坐也可以。

如前所述，我有大舅家的钥匙。我也说过，大舅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 白天家里没人。但是，我还是想到了但是。

这时齐爱红出现了，彼此见了面，要带她离开时，似乎想都没想，我脱口而出：“我们去阙角亭怎么样？”

齐爱红愣了一下，说：“去阙角亭？可以。”

我问：“真的可以？”

她说：“假的。”

她笑。

我说：“那别去了。”

她说：“和你开玩笑，去吧。”

我说：“真的？你不会怪我把你叫到这儿来，又要叫你坐车走回头路？”

她说：“没关系，本来也要回去的，顺路。”

我说：“我也是想回去是顺路，只是我还是想到得晚了点，害你多坐了半程车。”

她说：“你是想到小笼包了吧？”

我笑，说：“有点，你呢，喜欢吃小笼包吗？”

她说：“还可以。”我说：“我其实最喜欢阙角亭，在市区没有那么雅和静的地方。”阙角亭是一座建于明代的古典园林，位于西亭和市区的中间。小笼包是那儿著名的美食。

我们就返回车站，赶上了齐爱红刚才坐过来的那班公交车，它还没开走。

齐爱红坐到了座位，我站在她旁边。

上车后有一会儿，我沉默无语，眼睛望着车窗外晃动的景象，心里不由得有些迷惑：我请齐爱红来市区玩，怎么她才到市区我又和她一起返回西亭？

正这么想，汽车因路面不平猛烈地颠簸起来。我受此震荡，伸手抓紧头顶上的扶手，却仿佛攥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闪念，脑子似乎开窍了。

我想到的是：虽然对于怎么安排和齐爱红第一次见面我琢磨了一路，但真正自己想要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和齐爱红去大舅家坐坐。

既然这个建议在见到齐爱红的那一刻说不出口，好比上台怯场，忘了台词，则别无选择，唯一的反应就是退回去，和齐爱红一起回西亭——不去大舅家了，“阙角亭”就从嘴里脱口而出。

我心里这么想，就不由得俯下身小声对齐爱红说：“你知道我刚才本想对你说什么？”

齐爱红问：“什么？”

我说：“我本想请你去我大舅家那儿，那边有家店，排骨年糕和生煎包很有名，还有牛肉粉丝汤，味道顶级。”

齐爱红问：“那你怎么没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

齐爱红问：“远吗？”(www.daowen.com)

我说：“还好，在火车站那边。”

齐爱红说：“我倒是很喜欢吃生煎包和牛肉粉丝汤。其实也就吃过几回。”

我说：“那我们现在下车。”

齐爱红说：“毛病。”

我说：“真的，我们现在去。”

齐爱红问：“你不是开玩笑？”

我说：“不是。”

齐爱红又问：“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啊？”

我说：“刚才大概看到你有点紧张，脑子短路了。”

齐爱红说：“毛病。”

我说：“下吧，车到站了。”

齐爱红说：“现在去时间还来得及吗？”

我说：“来得及，走吧。”

说着我伸手拉了齐爱红一下。

齐爱红站起身，小声说：“我们真是毛病不轻。”

下了车，我们到马路对面去坐同一线路的车返回市区。

在等车时，齐爱红经过这番折腾，似乎心绪尚未平复，又自言自语道：“毛病不轻。”

我说：“不好意思，是我没安排好，不过我们及时回头还是对的。”

齐爱红问：“你是说生煎包比小笼包好吃？”

我说：“这个各有所爱，我不做比较。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爱吃生煎包，你吃过我说的那家店里的生煎包，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煎包。”

齐爱红说：“我吃过一两次市区店里做的生煎包，比西亭市面上的生煎包好吃很多。”

我说：“那家店的生煎包，在市区也是顶级的。”

齐爱红顿了一下，说：“你是要说我今天不虚此行。”

我脑筋转了转，回答她：“我肯定希望招待好老同学，但吃应该不是唯一的。”

齐爱红说：“可瞧你把吃说得多美啊，我都馋了。”

在谈论返回市区的必要时，我们都把话题集中在吃上，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个关键点：我的大舅家。

在稍后我带齐爱红去火车站那边的路上，或许她自己心里也在犯嘀咕：真有那家店吗？真有那么无与伦比的生煎包吗？

到了“来得鲜”，店堂里香气扑鼻，食客众多。我们排队买筹码。我问齐爱红要几两生煎包。

她犹豫了一下，说：“二两。”

我说：“二两太少，三两。”

齐爱红没反对，但她问：“我吃三两，你吃几两？”

我说：“我也吃三两。”

齐爱红说：“这不行，你至少吃四两，不然我吃二两。”

我说：“我还要一客排骨年糕，你要吗？”

她回答：“不要。”

其实我已有好久没来这儿吃东西，还由于上述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不免有点担心自己对齐爱红言过其实。在尝过第一个生煎包后，我由衷地说，好吃。齐爱红也立刻认同了我的赞语。

我今天仍能记起吃那生煎包的情形：闻之喷香喷香，小心咬开一点薄薄的皮，里面馅丰汁多。更特别的是生煎包的底，看上去厚厚硬硬的，咬在嘴里却脆而酥，而且有被汤汁浸泡过的鲜美。因为普通生煎包的底最难吃，多为食客弃之不食，所以这家店做的生煎包的底也成为一大特色。

咖喱牛肉粉丝汤和排骨年糕也给人印象深刻，料足味正。我匀了两片年糕和一点肉请齐爱红尝尝，她爽快地吃了，感觉她并无夸张地说，从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年糕。

食欲旺盛，东西好吃，加之对付生煎包本就必须集中注意力，所以那一阵我们俩都只忙活于吃的，无暇顾及其他。

吃过饭，离开食铺，我们沿街走了一阵。我没问齐爱红想去哪儿，也没对她说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像是带着她闲逛。齐爱红也没问我什么或对去哪儿表示什么。我只是时不时指点着街旁的某些建筑和景物向齐爱红做些介绍。

这样走了一会儿，我停下了。路旁有一个胡同，我向齐爱红示意那个胡同，并说：

“我大舅家就在这里面。”

齐爱红也站住了，看看那个胡同，说：“是吗？”

我说：“我刚才对你说过吧，我大舅家在这边。”

齐爱红回答：“对，你说过。

我提了个让齐爱红意外的建议：“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齐爱红看看周边，问：“坐哪儿？”

我说：“有坐的地方，跟我来。”

我就朝胡同里面走。齐爱红跟上。走进去十多米，我熟门熟路地拐个弯。路边篱笆旁有一口废井，我走到它跟前，在周边长了青苔、中间磨得发亮的花岗石井台上一屁股坐下。

齐爱红也跟了过来，不过她在坐下前在屁股下垫了一方手帕。

她吸了一口冷气，说：“冰凉。”

我瞧了她一眼，说：“那别坐了。

她说：“没关系。这儿你很熟，对吗？”

我说：“还可以，好久没来了。小时候放寒暑假来这儿住过。白天一个人在家，有时候跑出来玩，忘了带钥匙，我就坐在这儿等大舅回家。大舅总是很晚才回家，我饿得肚皮贴到背脊骨。

齐爱红问：“你大舅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他在纺织厂，现在是厂长。

齐爱红说：“厉害。你舅妈呢？”

我说：“我没舅妈，大舅没结过婚。

齐爱红问：“那他也没孩子？”

我说：“为什么会有孩子？我大舅没结过婚。”

齐爱红说：“没结过婚就没孩子？这不一定。”

我说：“其实我大舅有孩子，我两岁时爸妈把我过继给了他。”

齐爱红说：“我说嘛，怪不得你能分配在市区工作。房子在哪儿？”

我指了指前面被几棵梧桐树遮掩着的一幢旧砖楼，说：“就在那儿。”

齐爱红抬起眼睛朝那儿看，说：“就在那儿？家里没人吧？”

我说：“白天家里永远没人。对了（这语气有点假），我们现在可以去坐一会儿，怎么样？”

齐爱红顿了一下，问：“你有钥匙？”

我回答：“有。”

齐爱红又顿了一下，说：“算了，万一碰到你大舅。”

我站了起来，说：“瞎讲什么，走吧。”

齐爱红说：“要不你自己去看看，我在这儿等你。”

我说：“要我拉你起来啊？你不想喝杯热水吗？在这儿屁股越坐越冷。”

齐爱红说：“这倒也是，那就走。”

说着她就站起身，拍了拍“冻僵了”的屁股。

我大舅家只有一间房，厨房和卫生间都在外面，公用的。不过那间房不算小，而且很高，上部加了个阁楼。

我带齐爱红进门后，请她先上阁楼坐一会儿，我去厨房烧水后再上去。

我告诉她，阁楼上是我的空间，下面的房间是大舅的。我的意思是，我大舅有洁癖，我们尽量不要碰他的东西。

阁楼虽然有点矮，大人站不直，但上面有扇老虎天窗，感觉很奇妙。

我等齐爱红抓着靠墙的木梯安全地攀上阁楼后，我去外面厨房烧水。烧好水后，我提着热水瓶和两只杯子也上了阁楼。这时我看到齐爱红不是在地毯上坐着，而是更舒适地侧卧着，脸向着老虎天窗。

齐爱红身下那块地毯，是纯羊毛的，是我参加工作后自己买的，铺在地板上，搁几个靠垫，可坐可卧。在地毯上铺上被褥，则可以当床。即使没有被褥，靠垫本身就很容易让人顺势躺下。

齐爱红这会儿就是将靠垫当枕头用。她听到我的声音抬起头看我，脸上挂着微笑，像是要坐起来。我说，你躺着吧。但齐爱红还是坐了起来，把靠垫移到背后，靠在墙上。

我弯腰移步到老虎天窗前，将杯子和热水瓶放在窗下一张小方桌上。阳光透过老虎天窗照亮了它。我小时候曾在这儿眺望天空和风景，也看过书。

在倒水前，我先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一罐茶叶，问齐爱红：“要不要加点茶叶。”

齐爱红看了一眼，说：“你还带着茶叶。”

我说：“觉得奇怪吗？我喜欢喝茶，包里经常带着茶叶。你要吗？”

齐爱红说：“那加一点。晚上会睡不着觉吗？”

我说：“现在是白天，茶叶没这么厉害的。”

我就给她泡了一杯茶，给自己也泡了一杯。然后我招呼她，到这儿来喝。齐爱红就跪起身，膝行过来。

老虎天窗这边没铺地毯，齐爱红将靠垫带了过来，搁在屁股下当坐垫。我也如法炮制。这样我们俩对坐了一阵，喝了那杯茶。

其间老虎天窗外的天空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偶尔掠过一只飞鸟的空旷和寂静。

我给茶杯里续了水。齐爱红告诉我，喝了一杯热茶，身上暖和许多。

不过她显然不习惯这样久坐，感觉有点腰酸。她喜欢像刚才那样。

我随齐爱红回到地毯上后，她恐怕没有想到，我似乎不假思索地首先抱着靠垫俯卧躺下。

这么背对她且不吭声地躺了一会儿后，我转头看她时，她却正睁大眼睛，坐着看我。

我对她一笑，问：“你怎么不躺下，腰不酸了？”

她回答：“酸。”

我说：“那躺下吧，这样腰很舒服。”

她说：“你大舅快回来了吧？”

我看了她一眼，故意问：“怎么，你想见见他？”

她说：“我见他干吗？”

我笑，说：“那你别瞎想，我大舅不到晚上九点钟是不会回来的。还是你想走了吧，怪我招待不周？”

她说：“瞎说什么。我是怕打扰你。”

我看着她，说：“你真的怕打扰我吗？还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是打扰我？你看，我躺着，你坐着，一会儿问我大舅快回来了吗，一会儿又说怕打扰我。你真的怕打扰我，该知道做什么，对吗？”

她一笑，说：“对。”

齐爱红一如我已了解的那样，一旦说透一件事，反应就很爽快，行动果断。她立刻像我一样趴下身，怀里抱着她的靠垫。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她也睁大眼睛看着我，眼里似乎含话。这让我等待了一会儿。

但她只是好像用眼神在问：“看啥？”

我不由得一笑，说：“今天感觉很奇妙。”

她问：“怎么说？”

我说：“我有没有对你说过，小时候我不太喜欢我大舅。那时我觉得我大舅太严肃，规矩太多。但我住在这儿时，非常喜欢这个阁楼，特别喜欢睡在这儿的感觉。刚才我趴在这儿，一下子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声音、气味、景象什么的都回来了。而一回头看到你，我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说到“感觉”，我的手似乎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控制，朝齐爱红伸过去，抓住了她的一只手。

齐爱红的手没动，似乎完全没感觉，即使我的手像提醒似的又轻轻捏了捏它。

但齐爱红脸上的表情有变化。她收敛起笑容，凝神看着我，忽然向我提了一个我毫无准备且也貌似和当下情景无关的问题：

“张越，你说老实话，你今天是不是特地带了茶叶？”

我愣了一下，问：“什么意思？”

她问：“是不是？”

我回答：“是的。”

她绷着的脸放下了，说：“还算老实。”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由得抓紧她的手并朝她靠拢过去。

她挡住了我，说：“等一下——你现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我喃喃地问：“你还不明白？”

她说：“我要你说。”

我涎着脸看她，心里明白自己该说什么，却不知为什么张口结舌，说不出来。

我憋红了脸，嗫嚅道：“一定要我说？”

齐爱红说：“话不是这么讲，你自己觉得现在心里有话要对我说吗？”

我回答：“有。”

她问：“是什么？”

我如实相告：“为啥这句话到了嘴边却有点说不出来。”

齐爱红看着我，扑哧一笑，说：“看你脸涨得通红，太紧张了吧。我不为难你了。我来问你话，你回答是或不是，这样可以吗？”

我感激地回答：“好。”

但她张了几次口，也没说出要问的话。

末了她说：“我也说不出口。算了不说了。”

正如之前发生的那样，话音刚落，放下这件事的齐爱红就爽快地将那条挡在我身前的手臂由阻挡改为拥抱，将我揽入她的怀抱。

我怎么讲当年和齐爱红之间做的这件事？

我记得从我投入她的怀抱的一刻起，我就像个孩子，几乎完全听由她摆布。

不必说，我喜欢齐爱红在此节骨眼上的主动，她这么做帮了我，使我免于面对某种困窘和尴尬。

如前所述，我对这种场面还缺乏经验，在过往的经历里，我还没有，也不会给女人脱衣服，甚至自己也还不知道会不会在女人面前脱衣服。我不由自主地抓住齐爱红的一只手， 向她靠拢，充其量这就是一个充满依赖性的动作。而齐爱红似乎很理解我，并很愿意接受我这样。

当她将我拥入怀抱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和我接吻（如乙红），也不是脱裤子（如吴秋月），她似乎有感于我的依偎状，立刻掀起毛衣，解开衣扣，将我伏在她胸前的脸直接贴在乳房上。

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面对女人赤裸的乳房。我顾不上触摸它，只是迫切而自然地咬住乳头，并做出嘬奶的动作，而这么做是不需要经验的。

我后来才了解到，齐爱红其实比我懂得多。

我之所以在说我“完全听由齐爱红摆布”时，在前面加了个“几乎”，我是指，比“完全”差一点点的是，我也曾将齐爱红压在身下（对这一姿势曾求之不得），只是这么做仅持续了大约半分钟。

这一次的感觉可以说没有惊慌和茫然，而是非常满足，“如愿以偿”。不必说，这和有前面与吴秋月的经历有关。

在吴秋月的故事里，我只是一个无知、无辜的被追逐者，而吴秋月俘获我后，她好比恶作剧般将我抛到空中，然后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日子我始终处于悬浮状。当遇到齐爱红后，特别是有了和她的那宝贵的半分钟，我似乎终于自己找到了着陆点。

我倒在齐爱红身上，作为一次着陆，我幸运之至，身下的齐爱红真是无与伦比。她身长体壮，皮肤白皙，胸脯饱满，又如此热情而体贴。当我在那如愿以偿的半分钟后突然加速往下掉时，她在下面一把抱紧了我，似乎她不仅仅接住我，而且将我融入其沃土。在那一刻的交融中，她和我一同震颤，一同呼吸，一同平息。

我继续伏在她身上，紧贴着她的丰乳和修腿，静静地躺了十来分钟。而她始终紧紧地抱着我。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似乎和我一样异常清醒又心无所思。就像我忘了身下她的丰乳修腿似的，她也像忘了身上我的存在和重量，丝毫没有表示出如吴秋月在这一刻所产生的疑问。

但是我错了，身下的齐爱红其实满腹心事，只是她的问题和吴秋月迥然不同。

在我伏在齐爱红身上十来分钟后，不知不觉中我又恢复了对齐爱红的身体的感觉。对此应该说我完全没有准备。

齐爱红也发现了，她的手伸下去碰了碰。也许她有点惊讶，但她没有表示，只是好玩似的做出了回应。

这一次我的表现超乎想象，令自己吃惊。虽然我始终只有一种姿势、一个动作，但对于表现我的状态，没有比这更有效。

后来我经常提到西亭农村在这事上爱打的一个比方，“春米”。我理解这个比方比形似更有趣的是，它同样只有一个重复的动作，但不一样的是在重复运动的棒槌下，得到的是渐渐显露出令人欣喜的晶莹玉色的白米粒。

同理，我重复的数百上千次貌似无穷尽的机械的动作，其实每一次都有收获，每一次都有变化，每一次都在更高更深的位置。

末了，在我如被排山倒海的巨浪抛向极限高空的一刻，齐爱红也像被激荡的潮水击碎了似的。我们彼此抓紧对方，恍如在失重的虚空里头晕目眩地飘浮了一阵，才感觉着地。

我之所以花笔墨详述这段经历，是因为它不仅给予了我快乐和自信，而且它仿佛为我自身打开了一扇窗，我从中获得的经验，影响了我此后很多年的性生活，以至被我有意识地固定为一种常用模式。

齐爱红先开口对我说话，她说的是：“张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她深思熟虑的语气令我有点吃惊。

她接着说：“有件事我没告诉你。我可以不告诉你，但我觉得现在应该让你知道。”

我问：“什么事？”

她说：“你感觉我有男朋友吗？”

我至今不知如何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吃惊于她有男朋友吗？不是。是希望她没有男朋友吗？其实也不是。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不知道。”

她说：“你骗人。”

我问：“为什么说我骗人？”

她说：“你就是骗人。”

我其实没懂她的意思，何谈骗人。什么叫“你感觉我有男朋友吗？”我不响。

她说：“算了，不问你了。老实告诉你，我有男朋友，不过我已经和他分手了。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

那一刻我竟有种莫名的窒息感。

沉默了一会儿，我小声问：“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她问：“你不高兴？”

我回答：“没有。”

她问：“你不高兴我有男朋友？”

我似乎应该宁可说“是”，但我回答：“不是。”

她说：“我感觉你不高兴，为什么？是怪我没早告诉你？”

我回答：“没有。”

她说：“我是应该早点告诉你。但我已经和他分手了。”

我问：“你什么时候和他分手的？”

她回答：“昨天。”

我问：“为什么？”

她的手还搂着我，这时身体又贴紧我，说：“你还需要问我为什么？”

我问：“你是说，你昨天和男朋友分手，在时间上并不是一个巧合？”

她回答：“还算聪明。”

我一时没声音。

她说：“你就是不高兴，为什么？”

我说：“说老实话，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昨天会和他分手吗？”

她迟疑了一下，回答：“不会，本来今年年底我们要办喜事。”

我说：“我没想到。”

她问：“什么意思？”

我不响。

她忽然说：“……你大概以为我已结婚，想和我玩玩，现在害怕了？”

我吃了一惊，但表面上我还算镇定地回答：“不是，我以为你没有男朋友。”

她说：“那你还是怪我有男朋友。我是应该早点告诉你。但我已经和他分手了。”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问：“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你刚才让我明白，你因为今天要和我见面，昨天和你男朋友分手了。如果这是真的，你应该事先告诉我。”

她说：“听你的意思，你要是早知道我有男朋友，今天不会和我见面？”

我问：“我要是回答你说我会的，你会认为我是好人吗？”

她问：“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说真话，如果现在还可以弥补这件事，我做什么都可以。”

她松开了搂着我的手，背过身去。我待了一会儿。转过身去看她，发现她脸上有泪。

我说：“对不起。”

她说：“你不爱我。”

我说：“不是，但我不是那种人。”

她说：“你就是不爱我。”

我说：“真的不是……你肯定认为，如果我爱你就可以这样。但站在我的立场上，爱你也不可以这样。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可以爱你，因为你已经有对象，只差几个月你们就要办喜事，成为合法夫妻。”

她问：“要是我不告诉你呢？”

我说：“你应该告诉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虽然告诉你晚了点，但还算及时。”

说着她坐起身，开始穿衣服。

我仰面看她，蓦然间觉得她很陌生。我小声问她：

“你不开心了？”

她回答：“没有，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

我无言以对，但很想对她再说点什么。

此事过去二三十年后，回顾那一幕，我才琢磨出一句当时适用的回答：“我相信过几年你还会对我说这句话，但你的语气会有所不同。”

我在此有意区分讲述历史事件的两种常见的版本，一种是“原版”，一种是“加工版”。在此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说明，对历史事件的回忆，难以准确到每一个细节，或者是因为遗忘，或者是因为讲述者的内心需要和才华的加入。

当时我呆呆地看了她片刻，也起身穿衣服。

她穿好衣服，对我说：“你送我到车站吧，我不认得路。”

我说：“不，我送你回西亭。”

她摇头：“你送我到车站就行了。”

我说：“我也要回西亭。”

我们还没下阁楼，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我大舅回来了。我心里一紧张，下意识地对齐爱红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齐爱红倒是很镇定，轻声对我说：“下去吧。”

我一想也是，此时不露面，待会儿更尴尬。于是我就带头从阁楼上下去，并叫大舅“爹爹”。

大舅看到我，惊奇地问：“你今天怎么在这儿？”

我回答：“我不是一个人（回头指了指随我下来的齐爱红），这是我女朋友，我们在‘来得鲜’吃了饭，到这儿坐一会儿，喝杯茶，正要走。”

提到茶，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忙说：“我忘了把茶杯拿下来了。”

说着我立刻反身上楼去取茶杯和热水瓶。在和齐爱红擦肩而过时，我感觉到她轻轻拉扯了我一下，但我还是继续上楼去了。

在我离开他们的短时间里，我听到大舅彬彬有礼地和齐爱红打招呼，请她“再坐一会儿”，并问了她几个问题：“你尊姓？”“家住哪儿？”“在哪儿上班？”等。齐爱红一一如实做了回答。

我取了东西下去，又到房间外公用厨房将茶杯洗净摆好。此时大舅又和齐爱红说了什么。我已想到此时我不该离开齐爱红，把她单独留给大舅，但及时收拾用过的茶杯在大舅家是必需的。我因顾此失彼而心慌意乱，差点失手打碎一只茶杯。

从大舅家出来后，齐爱红一声不吭。她闷头往前走，似乎不用我带路。但她错过了一个路口。我赶上去纠正她，并主动对她说：“对不起。”

她顿了一下，问：“为什么说对不起？”

我小心地回答：“我大舅让你难受了吧？”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问：“我难受，是因为你大舅？好笑吗？”

我回答：“我知道是因为我。”

她说：“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是吗？”

我知道为这事，便说：“对不起，那时我能怎么说？”

齐爱红又“哼”了一声，说：“就是说，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我狼狈地回答：“所以说，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她说：“算了，不和你辩了。你其实很清楚我为什么不开心。”

我不响。

齐爱红忽然在路边站住，面向我对我说：“你不用送了，我认得路了。”

我说：“我也要回西亭。”

她说：“那你也不要和我一起走，我们分开走。不过我给你留下一句话：我今天回去，如果那个人还要我，就没你什么事；如果人家不要我，那你要对我负责。你不可以不要我，还败坏我的名誉。”

我一下子面如土色，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