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红追悼会的前一天，她的前夫康启明跑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说了一通疯话，甚至试图要我相信乙红托梦给他，在他的梦里表露了她在追悼会上非常想见我一面、她还有话要问我的意思。我看出康启明的装疯卖傻，他以连续几夜为乙红守灵而缺少睡眠以及情绪不稳定等为由，顺理成章地编造出乙红托梦的情节，以及与此有关的幻觉或白日梦。虽然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也看出经历了这场折腾他多少有些精神恍惚，智力也不免受到睡眠不足、精神刺激和烟酒过度的影响。

康启明自作聪明地用乙红托梦的方式向我暗示，乙红的死亡是存在疑点的，对我而言这和他向我直言没什么两样。他应该也清楚我的态度，但他即使累到要死也还是爱玩这种矫情的把戏。和康启明交谈，你最好学会单刀直入地理解他的意思，不要受到他擅长玩弄的修辞游戏的迷惑。

比如他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和乙红成为合法夫妻？他先设置了乙红托梦的虚假情节，试图把我带入其中，让我相信这是乙红的遗憾和疑惑。但是当我认真要和他探究这件事时，他又退回到虚拟语气，宁可问题无解也不让自己尴尬。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他问了他想问的，也看到了我的反应。

当时我给他的回答，意思是，你应该明白，我不会和你谈这个，你尤其不要以为你现在已有和我谈这个的资格。

换言之，你不要以为你和乙红分手了，和我的关系就有什么改观。你和乙红分手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唯独不会有一条和我扯得上关系，这正和当年你们的结合相反，那时你们希望有一万条理由和我撇清关系，但就是没有一条说得过去的。

可以说，有过当年这段历史，我和乙红之间无论再发生什么，都不可能成为合法夫妻。对此乙红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的确对人说过上面这段话，不过在内心我对自己这种表述并不以为然。

生活中许多人都偏爱使用绝对的措辞，似乎这样讲道理更有力，但通常讲绝对的话表达的与其说是道理，不如说是情绪。话说得越绝对，越容易显露出一种“气急败坏”的腔调。

以我说过的上面那段话为例，其实它的大前提，即“有过当年这段历史的人不可能成为夫妻”，就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所以它推导不出正确的结论。我在私底下早就对这一说法做了修改，在它下面附加了一个条件：当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

这个“客观情况”是什么，外界知道的人不多，但乙红是清楚的，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她隐瞒。

在2007年乙红再次在我生活中出现后，我就向她如实告知了我的婚姻状况：我有两个女人。一个当然是结发妻子，另一个虽没名分，彼此也是夫妻相待，和我“在一起”也已有十年。

乙红当时就表情严肃地正告我：“你这是犯罪，你老婆可以告你重婚罪。”

我说：“对，她可以告我，但目前还没有。”

乙红两眼瞪着我，顿了一下，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就对乙红毫无保留地讲了我的故事。这是乙红当年离开我后，这二十多年间我的故事，是我人生黄金时期的故事。是一个“好故事”，也是一个“坏故事”。

说来话长。三十多年前，1980年春季，我从安师毕业。我先是在学校工作了两年，然后通过亲戚关系调到了市房管局的机关报。

其实我是比较适合，也喜欢当老师的，我的家庭背景和专业知识对我当好一名老师都非常有帮助。我尤其擅长上语文课。我的一绝是能流利地背诵许多古诗文，除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外，我还能字正腔圆地背诵整篇《离骚》。我的字也写得不赖，板书很漂亮。那两年，我在学校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当然比较而言，学生对我的欢迎度更高于学校领导对我的肯定，校长有时会觉得我上课时的“自由发挥”尺度过大。不过总的来说，校长是爱才的。

我后来之所以会离开学校，和我的学生、同事、领导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失恋。

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当年我的恋人就是乙红，安师8015班的同学。当我的另一位同学康启明一夜之间成为我的情敌，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我横刀夺爱后，我在学校便度日如年，无法再待下去。我的一位表哥在《住宅科技信息报》当编辑部副主任，经他推荐，我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调到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住宅报当了一名记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使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没有房屋买卖这一行，当时的住宅都姓公， 由单位论资历和条件分配给职工借住。

《住宅科技信息报》是市房管局的一份内部小报，主要内容是报道国外住宅科技方面的信息，关注国内住宅科技发展动态，搜集国内外在住宅建筑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等。当然作为机关报，我们也报道房管系统内一些会议精神，领导的活动、讲话等。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许多信息是滞后的，面也比较窄，但毫不夸张地讲，在内地行业内，我们这份报纸办得还算比较专业，有一定的前瞻性，反响也最好。

我在学校两年间，除了自费去海宁看望姑姑，从未离开过上海，即使在寒暑假，学校也没有组织过旅游活动，但调到住宅报第一年，我就去了一趟杭州，以后这种出差机会越来越多，许多还是人生的第一次：如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住宾馆等。

只说到了北京，值得一提的人生第一次就太多，北京烤鸭，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毛主席纪念堂等等，对我们这一辈，哪一样都令人向往。大我们几岁的，恐怕在“文革大串联”时已到过北京。小我们几岁的，中学毕业时已有机会到北京上大学。我们这一辈小时候真是见识最少的。所以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住宅报的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其中。

文字工作本来是我所长，学习新知识也是我喜欢的，当我熟悉了报社业务，这份新活儿干起来就得心应手了。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一些见解甚至引起了领导对我的富有创意的策划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期待。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报社就开始有意识地策划一些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专题交流研讨活动，我是其中一些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同时我也多次提交论文以“专家”身份出席研讨会。

1986年，领导提拔我担任记者部副主任。1988年，编辑部主任退休，领导调我到编辑部担任主任，成了我的表哥的顶头上司。

我的表哥曾有恩于我，是他在我失魂落魄时拉了我一把。但我的表哥的性格和观念和我合不来。当我们哥俩不在一起共事时，我们相处很好， 自从我进了住宅报，我们之间不合的部分便突现了出来，并成不可调和之势。反躬自省，我的不是在于，我为人有时太懒散，有时却又太咄咄逼人。我的这个两面性，使我对于表哥既无用又有害。我的表哥的不是在于，他太看重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总想将它用到工作中，这是我不以为然的。

当时，我和表哥之间的不和在报社已公开化，在这当口领导调我到编辑部当主任，看来领导已对我们兄弟俩做出了明确的取舍。果然我的表哥对此忍无可忍，但末了还是顾念兄弟情谊吧，他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调离了报社。

我的表哥离开住宅报后，事业发展很快，他三十五岁进入了仕途，由科员干起，到退休时已享受副厅级待遇。

回头看，表哥当年心有不甘的撤退，不仅把“住宅”的空间让给了我，也意外地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如此，表哥离开住宅报，看似和我分道扬镳，其实又使我们哥俩和好如初。

我当年也还认识不到，表哥引荐我进住宅报，后来他自己又离开，这不仅是表哥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要不是我到住宅报工作，我根本不会知道自己竟然适合干这个。以前我都没听说过有住宅信息这一行。我接触了这一行才发现，我一直以为自己最擅长的写作、画画、教书等，它们只是和我天性中更适合的工作有关。其实在我身上堪称天赋的东西中，最突出的一项不是写作、画画，也不是令我沾沾自喜的经常表现在背诵古诗文上的超强记忆力，而是一种我自己也很晚才意识到有别于常人的在一座高楼林立星罗棋布的大城市中广阔而精准的空间感、方位感，具体表现就是认路的能力，对走过的道路和建筑物过目不忘的能力。

我从小就特别擅长并且喜欢看地图，尤其是各种城市地图，对一座遥远的陌生的城市，我最想看的就是它的地图。长大后，许多城市我虽然是第一次去，但我都能像回到老家那样熟门熟路，原因就是我早在地图上神游了它们。只要有一册地图在手，在任何城市我都能当向导。

有人会说，你的这个特长不是适合当导游吗？这话却也似是而非，因为当导游并不需要具备我这样的认路能力，好比不需要具备狗那样天生的嗅觉。此外，有我这样的方位感和空间感，我对一座城市的关注点，和导游大不相同。我对城市以外的自然风貌的关注，和导游的差异就不会那么大了。

我开车比较晚，2002年我才买了第一辆车，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驾车方面我有一项本事恐怕无人可比。我指的是，在上海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区域，从任意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比谁先到达，如果有这项比赛，我不会输给任何人，而且我只需要驾驶一辆普桑。

以我看，具备我这种怪才的人，在中国出现在上海的概率最高。

虽然我对新工作有这样的认识，但至少在十年间，我还没有意识到它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的人生。

1982年，那本来应该是多么美好。在从安师毕业后的两年里，我本该不仅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而且爱情美满。但这时我竟意外尝到了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失恋。

我有一个月几乎足不出户。我住在学校宿舍，既不回家，也不去教室上课。其实教室就在那幢楼的二层，我住在顶层，四层，去教室不需要离开大楼，但除了必须上厕所，我没有勇气走出宿舍。

我的状态有点奇怪，我拒绝出门，回家也不行，但我并非怕见人，对上门来看望我的各式各样的人，我来者不拒。

来看我的人还真是很多，而我不管来者是何居心，是同情我、关心我，还是来看我好戏，幸灾乐祸，我都一视同仁，坦诚相见。我对每一个来访的客人都不隐瞒、不回避我的问题，我坦率、主动、坦然地向他们说明我大白天赖床不起、有失待客之礼的原因。

“对不起，我伤得很重，我就不坐起来了，不给你倒水了，你请自便。”

我不厌其烦、简明扼要、指名道姓地把我被劈腿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访者听。

在我翻江倒海的内心，我还常常犹如面对面无表情的来访者，“向天发问”：凭什么我的遭遇要和我爷爷一样？

我的意思是，我的爷爷曾经是地主，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疼爱的小老婆“活生生”改嫁给村支书，这没话说，谁叫他是剥削阶级、革命对象。但凭什么到我这一代，“这样的故事还会发生在我身上”？

康启明虽不是那个村支书的孙子，但康启明也是贫农出身，在我受伤的意识里，我似乎就把他看作是那个村支书的孙子。

我的这种思维逻辑，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不太好理解。今天的小朋友恐怕还会认为我有点胡搅蛮缠，这种反应属于失恋后的神经错乱。所以我有必要在此稍做解释。

我生于1958年，成长于“文革”岁月。十八岁那年，“文革”结束。十九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小时候我曾被父母送到城里外婆家，在那儿念了小学和中学。1975年中学毕业后，我又别无选择地回乡务农。

回顾这段历史，我想要表达的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的心灵即已被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从小我就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每当在学校填写各种家庭情况表格时，我的心里都特别抵触和扭曲，“地主”的成分令我倍感羞辱，对这两个字深恶痛绝，但我在填表时还不能把它们写潦草了。

我也知道我的父亲虽然是家乡一所中学的老师，但他的政治待遇和别人不同，学校和大队的许多大会，如传达文件、政治学习等，他都没有资格参加；相反，在每年的重大节庆活动前夕，在“苏修”和“美帝”的反华活动出现新动向、老蒋叫嚣“反攻大陆”出现新花样时，我的父亲都会被有关部门叫去，参加“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特别会议，接受训话：“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会后还必须上交思想汇报。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师范（也是安师）同学，虽然她本人的家庭成分是城市小业主，但因为她嫁错了人，所以她的政治待遇随我父亲。而母亲的遭遇还不如父亲，在我出生那年，她因为脾气倔和被人检举有“反党言论”，被划为右派，随后被革去教职，罚扫厕所数年。

母亲后来说到这段经历，她认为扫厕所也是革命工作，用这项工作惩罚人是错误的，是那个年代典型的自相矛盾之一，她本人并不怕苦怕累怕脏，相反从中得到了锻炼。

但母亲说，也有一种情况是她受不了的，就是当她在清扫男厕所时，有男同志进来用厕所。一般她会立刻离开。同样，多数男同志看到她在里面，也会等她离开后再用厕所。但也有个别人，一进厕所就解裤扣，稀里哗啦小便，噼里啪啦大便，根本不给她时间离开。这类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视她的存在和性别，一种是专找这个时刻，故意为之，变态。对母亲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极其可恶。母亲其实还是因扫厕所得到了惩罚。

1968年的暑假，我在乡下度过了几周，其间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

一天，公社在我们大队召开现场批斗大会，被揪上台批斗的地主富农里有一个是我的爷爷。全体社员参加了这个会，地主富农的家属被要求坐在前排。

我本是可以不去的，我还是孩子，平时又不在村里住，但孩子哪有不爱凑热闹的，听说要开大会，要斗人，我就像听到要放映电影似的立刻带着妹妹跑去了。

进了会场，有人叫我们到前面去，我心里还特别高兴。父母看到我们，只能朝我们干瞪眼。

那是我在“文革”期间见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场面血腥的批斗会：在社员控诉发言的阶段和地主富农交代罪行的阶段，有一个光着膀子的民兵，手里甩着一条带铜扣的牛皮带，不时猛烈地抽打被认为不老实的地主富农。

这些我在此就不做详述了，我就说一下我最难忘的一个情景。

在控诉我爷爷的社员里，有一个女人情绪最为激动，她就是我爷爷过去的小老婆，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村支书的女人。在我这个十岁小孩的眼里，我当时非常不能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她像完全失去控制，声嘶力竭，呼天抢地，痛不欲生。

那天也有别的情绪失控的控诉者，但人家讲的话我尚能理解，如说地主欠工钱不给、放高利贷、大年三十牵着狼狗上门逼债等。

那个女人呼天抢地讲得最伤心欲绝的那句话是：“天啊，这狗地主把我这个黄花闺女给糟蹋了！”

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只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猜测“糟蹋”他人是比放狼狗咬人更为深重的罪孽。

在那个批斗会现场，我似乎并不同情我的爷爷。血腥的场面只是令我感到恐惧。成年后回想这段往事，我觉得可以理解和原谅一个孩子的不懂事。

你想，当你的爷爷已被社会和大众妖魔化，和另一些“牛鬼蛇神”一起头戴高帽子、颈挂大牌子，被群众押着上台示众，当时你只有十岁，在你的眼里，你能辨别出什么？你只能看到这个人己是怪物、异类，猪狗不如。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天天来看我。事实上她不只是来看我，而是来照顾我。有了她的照顾，我才可以一个月不出门。她每天至少来两次，给我送两餐饭。有时她还送来早餐，但通常我不起来吃。事实上她还帮我洗衣服。

这个人叫吴秋月，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她也是我的安师校友，低我一届。

因为有了吴秋月，我会有理由怀疑，当时要是没有她，我后来表达那段失恋，还能不能说出“一个月足不出户”的话？吴秋月给予我的“雪中送炭”的温暖和照顾，甚至使我享尽了失恋的福利，就像孩子常会因生病因祸得福一样。

吴秋月从一开始就让我明白，对她主动来给我送温暖，不要理解为是一种无私奉献，她没那么高尚，我不用因此有什么压力。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心甘情愿这么做，就说明她对对方有好感，出于爱意，她因此甚至完全不担心后果以及周围的人有什么议论。

吴秋月也向我承认，她选择在这个时机来到我身边，的确有“乘人之危”之嫌，但她眼下并不急于和我谈情说爱，她只是来给予我所需要的照顾。

即使以后谈不成感情也没关系，她不勉强，也不会后悔今天的付出。

但吴秋月这种说法，岂不又回到了“无私奉献”？她显然认为“无私奉献”更容易给我压力。凭什么？

就像在今天一些电视相亲节目的现场，一方为了增加自己表白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当面说出对方许多生活细节，吴秋月也向我提到了她对我始于安师的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人要搜集一个异性的信息，比现在难得多。过去的日记写在秘不示人的黑面抄里，今天的日记则写在关心点击率和粉丝量的博客、微博、微信上。由此，今天我们只是对方的勤奋的阅读者，我们从对方提供的公开的文本上阅读对方，过去我们才是所爱的人的秘密而无微不至的观察者、窥探者，我们搜集到的“情报”才会真正令对方“没想到”。

吴秋月提到我在安师时的有些事，比如说在一次二、三年级两个对应班的结对子活动中，是我和她在一个游戏中搭档，对此我自己完全没有印象。但我认为吴秋月的话是可信的，正如我会认为乙红也应该相信我对包括那次活动在内的安师生活中关于她的种种主观记忆的真实性一样。

不过虽然如此，在我当时的处境，我对吴秋月的闯入还是颇感唐突并有所戒备。在后来和吴秋月的交谈中，我曾以为对她向我“献爱心”背后的真相有所发现：一是吴秋月本人半年前也刚刚经历了被男友劈腿的失恋；二是她曾经有个大她一岁的哥哥，多年前下河游泳失踪，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根据前一个事实我得出的结论是：吴秋月和我属于同病相怜；后一个事实则提示我：或许我的相貌和吴秋月的哥哥有几分相像，她在安师发现我后，就情不自禁地把我当作她的哥哥了。或许她毕业后分配到我所在的学校工作，也与此有关。

我曾把我对她的这种分析告诉了她，吴秋月对此嗤之以鼻，她讥嘲道，我哥哥要是现在还活着，别的不说，他至少比你高一个头。

关于她的失恋，她不屑地说，那根本不值一提。“要说我有值得一提的失恋，它应该开始于我发现你有了女朋友。”

后来我也为此做了自我反省：怪不得吴秋月一来就主动向我否定她的“无私”，但看来她在我这种专爱自以为是地琢磨别人的人面前的自我否定还不够彻底。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也并不希望以我目前的糟糕状态宽容自己。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从这场失恋中走出来，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恢复对异性的热情，但是这也不能成为自己在任何时候挑剔他人对我的好意的理由，真心实意地信赖帮助自己的人，总比不怀好意地分析人家，更合乎人际交往的对等原则。

其实，相信吴秋月所表白的她来到我身边的理由，也是接受她的慷慨相助的最好理由。

在那一个月里，吴秋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她除了照顾我的饮食，为我洗衣服、搞卫生外，她还主动为我朗读书报。这些还都是在我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好的情况下进行的。

尤其是在最初几天，我根本没心情和她说话，对她送来的饭菜，我付了饭菜票后，就心安理得、没心没肺地享用，对她就当是护工，不理不睬。但吴秋月对此并不介意，她看和我搭不上话，既不勉强，也不离开，就在我旁边静坐着，像是在陪一个朋友，也像是在看护一个病人。

一天，她在这么坐着时，忽然扑哧一笑， 自言自语道：“这个人除了吃喝，整天躺在床上，比猪的活动还少，怎么办？我怎么能让他有点人类的活动呢？对了，我来给他读读书报。”

我不理她，她就当我是同意了。从那天起，吴秋月就在每天的午饭后和晚饭后，给我读《新民晚报》上的新闻，读从我的书桌和书架上挑选的书。

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我还能记得的是吴秋月给我读过歌德的一本小说，书名叫《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以前上学时应该读过这本小说，但是在吴秋月朗读它时，我不仅被她的朗读吸引，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也充满新鲜感。

在此我要先讲一下吴秋月的朗读。其实，用文字来夸赞一个人的朗读，除了说非常好听，还能说什么？这已包含了音色悦耳、吐字清楚、普通话标准、对读物的理解力强等要素。吴秋月显然很清楚自己在朗读上的长处，不然她怎么敢在我几乎要将她赶走时，用这一招来尝试打破和我相处的僵局。

不知读者是否有体会，在异性相吸中，除了外貌条件外，还有什么最容易发挥作用？我个人的体会是，一个人的艺术天分和才艺表现，最容易吸引异性的眼球，深入异性的灵魂，令异性身心震颤，心向往之。

吴秋月的朗读不属于我们听惯的声情并茂的那种，它几乎没有专业的表演因素。她当然有自己对读物的理解，但她并不去突出它，不加入自己的东西，在她那似乎略显平淡、随意、低调的声音中，她呈现的是读物的“基本面”，包括文字准确的读音、文句本身的韵味和节奏等。

据吴秋月事后说，她是第一次读这本小说。她一手捂胸表示初读者的“心潮起伏”。但是在她的朗读中，她控制住了自己的心跳，只是暴露出了一点迟疑和陌生感。这样，听吴秋月的朗读，你既不会受到朗读者“表演”的干扰，也不会被她好听的声音带走，你能透过她的声音，触摸到文本，就像你本人在阅读一样。

《少年维特的烦恼》讲的是18世纪一个叫维特的德国青年，爱上了美丽聪明的女孩绿蒂，绿蒂也爱他，但无法以身相许，因为绿蒂已经订婚，她的未婚夫又正是维特的朋友。承受着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在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后，痛苦而绝望的维特选择了自杀。

虽然相信吴秋月不是故意对我朗读这本小说，因为据她说她事先并不了解小说的内容，但也还是有一个疑问：在吴秋月的朗读中，随着情节的展开，她应该早就看出这个故事讲什么，其中二男一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和纠葛在故事中早就交代清楚，可是吴秋月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不仅没有终止朗读，除了我要上厕所，她的朗读也从没中断过。

我的疑问是，吴秋月怎么会对我把这本小说读完？是她读得忘情，忽略了我的存在？还是她始终没有意识到小说的内容于我可能不合适？

这两种解释应该都站不住脚。难道她认为，小说的故事和我的情况不一样，对我不应有害？

小说是从“第三者”的视角讲的故事，“我”是维特，“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不能自拔， 自杀了事。

在我的故事里，“我”是被侵犯和被抛弃者，“第三者”不仅没有自杀，毫无自责，反而公然夺走了我的女朋友。我身负重创、万般痛苦，我读维特的故事，会有何种感受？

首先我发现我对这个讲“三角恋爱”的故事并无排斥心理，相反这个题材及其缠绵悱恻的表述在这时对我有特殊的吸引力。我特别关注维特的动向，想知道他究竟会怎么做。

也许有人会以为，假设维特开枪打死他的朋友和情敌阿尔贝特，为自己的爱情清除障碍，而不是选择自杀，这会是我更乐意看到的一种悲剧结局，对我所受的创伤是一贴有效的膏药。

我不否认有这种疗效，但在我关注维特的动向的背后，我关心着绿蒂未婚夫阿尔贝特的命运，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管你信不信，我并不愿对阿尔贝特幸灾乐祸，不希望接受从幸灾乐祸中得到的安慰和疗效。

也许你会以为我在以圣人自许，其实我充其量只是在表明自己是个好恶需求不太寻常的人。我从维特绝望的自杀中得到快感，从绿蒂失去维特的无奈和痛苦中得到安慰，阿尔贝特以柔克刚终成正果让我病中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作为最著名的古典悲剧之一，《少年维特的烦恼》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不无精神上的裨益。我对这本小说的阅读可能太不靠谱，但这让我歪打正着记住了它，喜欢上了它，并对朗读它的吴秋月改变了态度。

我后来发现，在那些幽居的日子里，我对每位来访者起劲地讲我被劈腿的故事，这除了和我可能有嗜痂癖或恋伤癖有关外，吴秋月的在场恐怕也是一个秘而不宣的因素。

有时候我刚开口，吴秋月就会在旁边提醒我：“别再讲了吧，你嗓子都哑了。”

我问她：“你听我讲过几遍？”

她说：“很多遍。”

我问：“人家（指面前的客人）听我讲过几遍？”

她说：“他还没有。”

我说：“那你为什么叫我别再讲？我又不是讲给你听的。”

吴秋月说：“我看你嗓子哑了。”

我说：“我嗓子哑了吗？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你嫌我烦的委婉说法？”

事实上我就是有一再讲给吴秋月听的故意，所以吴秋月本有权利有理由叫我别再讲，我却以似是而非的说辞拒绝了她。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在吴秋月面前反复进行这种表演，不怕她厌烦我？原因恐怕无他，就是因为那时我是一个病人，而吴秋月正是因为我病得不轻才来到我身边。我在吴秋月面前尽显病态，既说明我病入膏肓，也说明我已对她产生了依恋。(www.daowen.com)

那一次，当我的学生来看我时，面对那一张张十一二岁的稚气的脸庞，我竟也忍不住要对他们讲我的故事。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天下雨，体育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他在开讲前，忽然将手里的粉笔刷重重地拍在讲台上，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许多同学被吓得尖叫起来并举起了手。

我脑子里冒出这一幕，心里便生出模仿之意，手边没有粉笔刷，我突然抓起一本书，用力砸在桌上，嘴里诅咒道：“你不得好死！”

学生们都被我吓蒙了，惊恐万状地望着我。

效果不错。我脸上露出了微笑，对他们说：“别怕，老师不是说你们，不是说你们。”

有一个学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怎么了啊？”

我说：“老师最近遇到了坏人，老师的一个同学，光天化日之下把老师的一件宝贝抢走了。”

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其中一个问：“老师，什么宝贝？”

我说：“你们猜。”

他们有的摇头，有的说：“一定是传家宝吧。”

我说：“是老师的女朋友。”

学生们闻之都笑了，似乎当作我和他们说笑，把他们逗乐了。

有学生说：“他抢老师的女朋友做什么？不过这还好，老师可以再交一个。”

也许学生说得对，朋友可以再交，女朋友可以再交，不像传家宝那样有唯一性，失去就没了。在男孩子眼里被视为宝贝的，可能是一件玩具、一只昆虫，甚至是一张糖纸，但当他们成年后直至变老，他们都只会将女人称之为心肝宝贝。

小孩子自然不会理解大人的感情世界，不过我也现身说法地让他们看到，一个老师失去女朋友后，会变得像一头又懒又蠢又脏的猪。不对，我应为吴秋月删除“又脏”两字。我有点担心这种现身说法给孩子的感受是什么，今后又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学生们在离开前问我：“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给我们上课？”

我问他们：“你们看到老师这样，还要老师吗？”

孩子们训练有素地齐声回答：“要！”

话音未落人已散尽。这就是孩子。

我会说，那些日子亏得有吴秋月。但我又会说，“亏得”是指没吴秋月不行，但这话是有了吴秋月才有的，要是没有她，也没有“不行”。

无论怎么说，吴秋月改变了我的失恋状态。来看望我的人恐怕都会惊异于我的状态的“两极性”：一方面，我的情况如此糟糕，不仅不上班、不出门，而且终日不下床，洗漱、吃饭、会客等也都在床上；另一方面，我的宿舍窗明几净、空气新鲜，个人卫生状况良好，床上生活井井有条。

在来访者眼里，他们看到的更像是一个住在特需病房里的病人，而这对于一个失恋者来讲，哪方面都很过分。

我认为批评吴秋月对一个失恋者的娇宠并无道理。首先对失恋者也不应一概而论，重度失恋就好比患了一场心脏早搏，此病症和如同发一场高烧而面孔火红、额头灼烫的过度热恋一样，需要时间和空间来缓解病情。

另一方面，在角色表现上，失恋者和热恋者也一样，非常需要一个有足够面积和特殊布置的舞台。

吴秋月对我的好，就是把我当一个病人，又把我当一个演员，放任我的角色表现和肆无忌惮的发挥。

这幕戏的落幕，和两个人的来访有关。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在《住宅科技信息报》工作的我的表哥，他来看望我后，就开始运作我的调动事宜。

另一个是不速之客，吴秋月的母亲。

吴母发现近期女儿的状况有点反常，这天下班前就悄悄来到学校门口守候女儿，她的计划是跟踪女儿，看看她下班后去哪儿。结果等到校门口没人了，女儿还没出来。吴母心里有了不祥之感，她想到的是，莫非这些日子女儿没来学校上班？她每天都去哪儿了？出什么事了？

吴母脑子里冒出这些念头，就着急地去门房间打听。恰巧有一个知情的老师在门房间等人，他就告诉吴母她的女儿在学校，这会儿应该在教学楼某层某室。

吴母问那是什么房间，女儿在那里做什么？

那位老师是个较真而啰里啰唆的人，他的回答是：对不起，你刚才对我说你是吴秋月的母亲，所以说，你问我吴秋月在不在学校，我知道她在学校，就不能不告诉你，因为你可能有急事，我不能耽误你，对吗？现在你已经知道女儿在哪儿，你有事去找她，就进去找，学校是公共场所，她在哪儿你都可以去找的。你要是没什么事，不着急去找她，那也随便你。你要是想在这儿坐着等她，你就请坐。

“作为吴秋月的同事，我的义务已经尽到了，你说对不对？”

吴母回答：“对对，对，谢谢你，老师！”

话说到这儿，吴母就按老师的指点，找到教学大楼四层我的宿舍。

吴母并不知道这是一间宿舍。她来到门前，犹豫了片刻。吴母面临的选择是，离开、守候还是敲门？那位老师的话让吴母觉得有些蹊跷，紧闭的房门更让她产生了好奇和担心。

吴母先是敲了几下门，见没动静，开始叫吴秋月的名字。

叫了几声仍不见动静，吴母就有点急火攻心，她亮起嗓门吼道：“吴秋月，你快来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她又大声说：“我数到三你不来开门，我就当你有事，我要报警了。”

平常我们听到敲门会去开门的，但不巧的是，偏偏那天房间里有特殊情况，在吴母敲门时，吴秋月在穿裤子。等吴秋月手忙脚乱地穿上裤子，草草地整理了一下头发，门外响起了吴母的叫声。吴秋月就吓傻了。

实话实说，在那天之前，我还没有性经验。虽然我和乙红谈过几年朋友，但我和她的关系只到牵手和接吻的阶段，距离和她上床，中间应该还隔着好几个章回。事实上在和乙红谈朋友的那两年间，和她上床这件事还远未出现在我的“议事日程”上。并不是说我对两性关系的进程，在主观上早就有一个界限分明的阶段划分，并且在行动上有一个“日程表”，而是说，也许由于我的初恋姗姗来迟，之前我做过太多的白日梦，所以当它在现实中出现时，性接触的“循序渐进”一定会反映在我的行为上。

在我的恋爱中，那些所谓的阶段特征之所以会辨识度很高，乃至被我“奉若神明”，是因为它们不仅指向结果，而且在过程中充分表现了自身的神秘、细腻和丰富。

仅以和乙红第一次牵手这件事来说，我就足以为它写一个万字故事。当然我不会那样去写，因为这在今天可能不被理解，或会被认为“矫情”。

坦白地说，对今天的年轻人，我也曾经看不懂。比如说他们可以坦然地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有“两到三次”的恋爱经历，而且他们定义的“恋爱经历”，就是曾经“在一起”。若按他们的标准，我的“初恋故事”在今天还会受到质疑：你和人家什么事还没有，怎么口口声声说人家是你的女朋友，还口口声声说你的女朋友被人抢了、你被女朋友劈腿了什么的？

质疑我的人并不了解，在我们上学的年代，我们和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能说的。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因为在上课时从手指缝里“偷窥女生”被揭发，没能加入他心向往之的“红卫兵”组织。我上小学时，见过高中一个男生被剃了阴阳头、剥了上衣，一个女生被剃了阴阳头、胸前挂着一双破鞋，两人一前一后被押着游街示众。我的一个师范同学，因为“抛弃未婚妻”，犯了道德错误，被登报批判，还差点被学校开除，而他和那位“未婚妻”经人介绍后主要通过书信交往了三年，只是在偶尔见面时牵过几次手。我和乙红捏过手、接过吻（那时流行叫“打开思”），我们的关系的性质在那个年代是不言而喻的。对此乙红本人也从未否认过。

当然也有例外。吴秋月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奇葩，这从她对待我的态度及接近我的行为方式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吴秋月出现在我身边时不仅有过恋爱经历，也已有性经验。

正如当她决定把我当一个病人来照顾时，我最好听之任之一样，当她决定要和我有情人关系时，我也只能被她牵着鼻子走。

我和吴秋月的交往从头至尾简单而直接，在那一个月里，我们之间的相处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间房，而且始终围绕着那张床，以至从病人到情人，我连屁股都无须挪动一下。

发生质变的那一刻应该出现在吴秋月为我擦背时。学校里没有洗浴条件，我又不肯去外面的浴室，吴秋月就不容商量地规定每周为我擦背两次。

那天我正俯卧在床上，吴秋月用热毛巾为我擦背，忽然她拍了一把我的屁股，问：“每次叫你洗屁股，我离开后你都洗了吗？”

我回答：“你又问，啰里啰唆。”

吴秋月说：“我是不太相信，我不在，你会这么自觉。”

我说：“你信不信随便，反正我是洗了。”

吴秋月说的是，每到她为我擦背那天，她在回家前都会再为我打好一盆热水，要求我在她走后洗屁股、洗脚。

之前吴秋月也表示过对我的自觉性的怀疑，但那天她决定不再相信我的话。

她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但万一我轻信了你，你的个人卫生出了问题，是我的失职。既然我己为你擦背，我就好事做到底，今天我来帮你洗屁股。”

我说：“不要。”

吴秋月问：“为什么？”

我说：“我自己会洗。”

吴秋月说：“我帮你擦背，难道你自己不会？你明白的，眼下不是你会不会的问题。”

我说：“这不一样。”

吴秋月说：“我的天，对你不一样还是对我不一样？我老实告诉你，我在医院还服侍过我爸。”

我问：“你也给你爸洗屁股？”

吴秋月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爸首先是病人。他开刀后，有两个礼拜不能下床，小便用导尿管，大便用医院的扁马桶。我妈做不来这个，叫她做这个她要呕吐，要晕过去的，所以只好我来做。其实在医院里这不算什么，我们病房里有个女病人，她的大小便都是她儿子服侍的，他常对人说，老婆可以再娶，老娘只有一个。当人家表扬我是孝女时，我就也学他说，老公可以换，老爸换不了。当然这是开玩笑。”

我说：“你选错职业了。”

吴秋月说：“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喜欢干这个？我能干的事情多了，但我还是喜欢当老师。”

我说：“这我不否认，你是个好老师。”

吴秋月说：“谢谢。说老实话，我是有点洁癖的，每次我给你擦背，我都感觉不太舒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活儿没有干完，只干了一半，好比打扫屋子，只打扫了客堂间，没有打扫里间。对，这一个来月，我的感觉一直就是只打扫了客堂间，没有打扫过里间。你说你打扫过，我听到了，但这对我来说不作数，我完全感觉不到。今天我总算把这个感觉说出来了，今天我忍不住要把整个屋子彻底打扫一遍。对不起，这只是打个比方。”

我问：“就按你打这个比方的意思来说，你是非自己进里屋去看看、抹抹、擦擦不可？”

吴秋月回答：“可以这么说。”

现在我能够理解，当年吴秋月已有性经历， 由于天天和我见面且单独相处，又在给我擦背中彼此有肌肤接触，加之据她自己说对我暗恋已久，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她身心上最终出现那样的状态在所难免。

如今回头看吴秋月采取的行动策略（她把她要做的事比作给屋子做彻底的清扫），可见她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懂得调情，真戏假做。直到吴秋月登堂入室、进入“里屋”、用热毛巾擦拭“里屋”的“器皿”时，她仍控制得很好。她似乎没有在意我身上发生的变化，仔细擦拭完周边后，才一把握住那儿，用毛巾蘸热水清洗它，并边擦边说：

“你还说哪，你看你这间里屋，尘封日久，明显很久没有通风和清扫了。”

我已经满脸通红，闭起眼睛，无语。

吴秋月这才露出真面目，握着那儿的手熟练地捋了捋它，同时说：“不看怎么知道，你的里屋藏了宝贝。还说没什么，深藏不露。”

话音未落吴秋月已扔下毛巾，起身脱衣服。她脱衣服的顺序是先脱裤子，脱下裤子后一腿跨到我身上（至此她清洗它的目的暴露无遗）。之后，她貌似痛苦地闭起眼睛，再脱上衣。

但吴秋月才解开两粒扣子，她的手就停住了。我在她身下突然发出一阵呻吟，这一声有点像吼叫的呻吟宣告了我的童贞的结束。

吴秋月愣了一下后，立刻在我身上颠簸扭动，但这已让我受不了，我很快从她身下退出来。

在我日后有了一定的经验时回顾这一幕，我已懂得用“无济于事”来评价吴秋月那一刻在我身上的努力。她看我已缩成一团，明白没戏了，就无奈地从我身上下来，擦干净身体，帮我穿上衣服，然后自己扣上衣扣，穿裤子。她看了我一眼，小声说：

“你……”

不知她要对我说什么，这个“你”成了吴秋月对我说的最后一个字，它被一阵敲门声打断。然后是吴秋月母亲对她的喊话。吴秋月的脸色由红变白，匆匆整理了衣服、头发和房间，过去开门。

吴秋月的母亲进来后睁大眼睛来回扫视房间里的情况。她只待了几分钟， 问了女儿几个问题，就在女儿的催促下和女儿一起离开了。

吴母的前几个问题是：你在这儿做什么？他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如果不考虑刚刚发生的事，吴秋月给母亲的回答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

吴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房间里有一股什么味儿？

她吸了吸鼻子。

这个问题加快了吴秋月催促母亲离开我的宿舍的节奏，她一边将母亲往外推，一边说：“姆妈这儿是人家老师的宿舍，你不要瞎三话四好吗？这样很不礼貌，有话回家去说。”

她将母亲带出房间，反手拉上了门。

那是吴秋月留给我的最后的背影，此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宿舍。

从积极的一面来讲，没有了吴秋月，我的病似乎就好了吧。或者说，经过吴秋月一个来月的悉心照料，我发现自己好多了。

几天后，我的情绪也从忐忑不安中稳定了下来。

然后就是表哥向我伸出援手，为我办妥了工作调动。

原先我以为吴秋月离开我主要是受到了其母的阻挠。至于她不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她，是因为我原本就没有爱她，那天发生的事虽然是她主动，但事后定会给我压力，何况当场又差一点被她母亲撞见，令我受到惊吓。

但是现在当我来讲述三十年前的这个故事，我的解读肯定会有所不同。我尤其会想到，吴秋月当年一去不回，和她那天主动和我发生的那件事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而在这其中，吴母的意外出现可谓正当其时，给了吴秋月一个不告而别的理由。

我也可以像局外人那样做此假设：如果当时没有吴母出现，吴秋月会怎么做？在那个被打断的“你……”字后面，吴秋月会说出什么话？也许那样只会使我受到更大的伤害。

有人会提出质疑：对于热恋中的年轻人来讲，床第之事给予他们的影响会有这么大，以至可以成为取舍一段感情的主因？

前面我曾提到吴秋月为我朗读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我现在想说，恰好在上述话题上，我对这本书还有话要讲。

“维特的烦恼”给读者留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顾名思义，是维特为何自杀。

许多人说，维特是为爱情无望而死。

其实就爱情本身而言，维特己经很幸运，不仅他的表白得到绿蒂积极的回应，而且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为人温和宽厚，他既理解好友维特对绿蒂的感情，更相信绿蒂对自己的忠诚，他在最大限度上默许了维特和绿蒂的交往，默许他们单独见面。他完全知道他们在一起无话不谈。

有一段，维特甚至天天去看绿蒂，他的情况看上去似乎得天独厚：既拥有绿蒂纯洁的爱情，又不失阿尔贝特珍贵的友谊。

那么维特为何还要自杀？他的“烦恼”是什么？

归根到底，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满足不了维特，反而令他痛不欲生。小说里其实讲得很清楚，维特就是为了绿蒂对他的一个表态而死：她也爱他，但不能“以身相许”。当两情相悦时，没有什么比不能“以身相许”更令人绝望的。没有以身相许，爱情便是一剂毒药。

当爱情进行到这一步（亦如吴秋月对我的“以身相许”），再往下细究上述道理却也会出现始料不及的疑问——

在我们的经验中，爱上一个异性通常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而且爱情的产生通常是在“以身相许”之前。这就是说，对爱上一个人来说，对方的容貌、气质、声音、姿态、举止、谈吐、才华等，不仅是绝对的先决条件，而且似乎是产生吸引力的全部所在，因此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有许多人的无性单恋甚至可以持续终身。

但另一方面，无性的恋爱绝不会令人满足，它会产生痛苦和绝望，甚至会导致如同维特用自杀放弃爱情这样的极端行为。

可是，我的问题是，和我们爱上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理由相比，性交不可否认是一件相对平常的事；和我们所爱之人在容貌、气质、姿态、才华等方面体现的无与伦比相比，其性器本身很少有这种令人情有独钟的独特性和辨识度。

所以如我们所见，如愿以偿的性爱反而经常会出人意料地变身为爱情的杀手，而不是将爱情之火越燃越旺，将爱情进行到底。假设绿蒂委身于维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或私通，或私奔，那么维特就会活着，但世上会少了一部凄美如斯、影响深远的小说。

那些日子，在我的宿舍里，在吴秋月的朗读中演绎的维特的故事，以“为爱而死”说明了性的不可或缺；而在现场发生的吴秋月（和我）的故事，则继而以“短命的爱”说明了性的厉害：它的杀伤力和无理性。何况那一次它又让吴秋月近乎白忙活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