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乙红相识在上师范时，是同班同学。那是1978年初，高考刚刚恢复，我们是首届学生，史称“七七级”。不过我和乙红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没考上大学。那年我二十岁，乙红十九岁。

现在的孩子会不理解，这个年龄怎么才上中专？其实我们俩在同学中还算是小的，最年长的进校时三十一岁，已参加工作多年，都有孩子了。就是我和乙红，由于上小学和中学时学制缩短，1978年进师范时也已参加工作两到三年。这是时代造成的特殊情况，高考恢复几年后就正常了。后来成为乙红丈夫的康启明也和我们同班，他比乙红小一岁，生于1960年。

我就称我们的学校为安师吧。这是一所安静、美丽的老学校，始建于1922年，历史上有过多次搬迁，但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我们在那儿上学时，安师的校园有七八十亩地大，坐落在田野里，每当春季，园里园外，一片青葱。

如今回头看，20世纪80年代这所老牌师范学校焕发出它最后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衰退。学校现已停止招生多年，校园还在，四面的田野早已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2010年，我们8015班有同学倡议搞一个毕业三十周年返校活动，在那年五月的一天，除了乙红，所有同学都回到了安师。

我们的教室早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在后来建于老教室原址的那栋教学楼里找了间空教室，相聚叙旧。更多时间我们是在校园里转悠，寻找过去生活的印记。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毕业后第一次回校，虽然校园变化很大，但一草一木还是能让人感到透心的亲切。女生们不时发出一阵惊叫，仿佛发现了奇迹。她们中有人已经退休，但此时仿佛都回到了“痴头怪脑”的学生时代。

那天我带了个相机，除了拍同学，拍得更多的是校园。这座已闲置多日的校园，还能闲置多久？也许那天我是有些心不在焉（有女同学这么说我），但不可否认我心“另有所属”，我似乎专注于要将校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拍下来，一处不漏，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说实话，对于三十年后的这次聚会，吸引我更多的并不是在场的那些老同学，而是在别后很长一个时期里令自己魂系梦回的校园。

那天见到的校园恰恰就像是一个梦境，我对它的感受只有一个词，凄美。这也恰恰符合重返校园的心境。

我有点想在这儿插入几张那天拍的照片。不过还是算了吧。校园里本来树木就多，现在所有有泥土的地方都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所有的房屋都被爬山虎覆盖了，所有的水泥地上都落满了树叶。足球场上竟出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一幕。

满眼是荒芜，也是繁茂。是死寂，也是生机勃勃。是一个被废弃的青翠欲滴的百草园，寂静无人，却又似仍有喧闹鼎沸之声不绝于耳。

我远离众人，踩着落叶，踽踽独行，仿佛一个造访墓地的凭吊者，却又像是一个纯粹的观光客，不停地举起相机。

那天在教室里座谈时，按班长要求，同学们挨个自报家门，简单介绍自己毕业后的经历。

8015班最后一任班长是乙红，她不在，便由前一任班长主持活动。

我的自我介绍三句话：当过语文老师，做过记者，开过公司。

康启明的自我介绍也极尽简单，但其中用了修辞手法：当过老师，摆过地摊，开过出租，做过买办，在政府部门待过，在商界混过，后归隐山水田园， 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已婚，有女。

康启明做自我介绍后有人向他发问：“归隐山水田园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还工作吗？靠什么生活？”

康启明听到有人这么问他，微微一笑，看了对方一眼，用反问句回答：“难道我工作了三十年，没有一点积蓄和退休金吗？”

那位同学却不依不饶，问：“你不是还没到退休年龄吗？”

康启明又看了他一眼，对大家说：“其实我现在也有工作，一个是做房东，一个是做园丁。主要不是莳花弄草，我在自家院子里种四季蔬菜——老同学们都知道，我本来就是农民。”

不知那位同学是真的对康启明的状况一无所知（这不太可能），还是故意问他上述问题，动机又是什么。

我比较了解康启明的性格，他以前就是个爱炫的人，虽然近年来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变故，但爱炫的本性丝毫没变，只是多了层包装，说白了是伪装，比较常见的是闪烁其词，故作低调状。

那天他故意用一种自嘲口吻和文艺腔调概述自己的经历，透露出的却是其人生内容的丰富和与众不同。在回答同学疑问时他自贬为农民，而他所称的“做房东”，其实在当今上海农村也很普遍，许多农民都将自己的住房和一些违章建筑出租给外来打工者，一家出租十几间房不算多。但在座者应该都听得出康启明不是那种“农民”。事实上他出租的是城里的多处商铺，他住的是有几亩院子的别墅。

无怪乎那位向他提出疑问的同学在他说出“我本来就是农民”的话后，忽然夸张地向他竖起大拇指赞道：“你最牛！”

由于过去和乙红之间众所周知的关系，我和康启明在那一天原本就不会缺少关注。事实上半年前乙红的离世，已将我们俩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天，所有同学都做完自我介绍后，班长提到了乙红，他说，今天，我作为8015班的班长之一，心情比较复杂，既高兴，又有遗憾和悲痛。高兴的是在毕业三十年后，我们8015班的同学，今天能来的都来了。在我参加过的所有同学聚会中，今天是人到得最齐的，没有一个人请假，这是很少见的，至少可以说明在在座每位同学心中依然有8015班这个集体，虽然解散三十年了，但需要集合时，每一位同学都怀着荣誉感而来。遗憾和悲痛的是，我们今天缺席了一个人，只缺席一个人，我们班的另一位班长，乙红同学，她没能来，没法来……

班长在说最后这句话时，我很清楚，所有同学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和康启明身上——与此同时他们的目光则有意避开我们。

我耳畔响起一位女同学向班长发问的声音：“班长，乙红究竟是怎么死的？”

班长愣了一下，看着她反问道：“你为什么这么问？”

女同学解释道：“关于她的死，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班长说：“这个世道里最多的就是流言蜚语，尤其是对像乙红同学这样的成功女性。”

那位女同学听了班长的回答，似乎有更大的疑问，她顿了顿，又说：“班长，可能我比较笨，我还不太懂你说的成功女性的定义是什么，可以请教你吗？”

班长又盯着她看了片刻，回答：“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好吗？”

女同学像是忽然明白了什么， 目光下意识地朝康启明的方向扫了一下，并小声说：“对不起。”

女同学的话似乎就是说给康启明听的，或是针对他的。但她始终没有正眼看他。

关于乙红英年早逝的话题，后来又有同学提起，但也都像是有意背着康启明。所议的事和他有关，似乎要对他说，却又不让他听见。

当然也没有人因为乙红曾经是康启明的老婆，走过去对他说句安慰的话。

同理， 由于我和乙红之间不寻常的关系，他们议论乙红的话题时，也有意避开了我。

不难设想，如果我此时是乙红的“未亡人”，那我则一定早就被老同学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包围了、融化了。

在那天的同学会上，乙红是被议论得最多的共同话题，康启明和我则是最孤单的人。在游园时我有意离开众人也与此有关。

座谈结束后，我和康启明最后起身，在教室门口打了照面。我对他点点头，说：“你也来了。”

康启明并没有表现出对我话中下意识使用的副词“也”的敏感，他没事似的回答：“来了。”

我问：“毕业后你回来过没有？”

康启明回答：“没有。”

我说： “2005年我来过一次，拍了几张照片。那时还在招生，变化不大。这次变化大了。”

康启明说：“这样更美。”

我说：“你喜欢这样的美？当然，我也喜欢。‘美丽无用’，本来就是这样。”

我指指外面：“我得赶在夕阳落山前，去多拍几张照片。”

康启明哈哈一笑。我们就分开了。我独自去拍照。

由于和乙红的特殊关系，我和康启明之间其实始终相距很近，有时近到似乎伸手可及（隔着乙红）、触鼻可闻（在乙红身上），但彼此间曾有二十多年没说过话。

即使在我发现乙红在家里自杀的那天，我和康启明在现场也没有私下交谈过。

如前所述，那天的燃眉之急是处置乙红的死，我们几个的任务是在“老板”导演的剧本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当时“老板”在征得乙红女儿的同意、指示两位医生按心肌梗死处理后，他认为还有一件事急需乙红女儿的配合：我在现场不妥，我最好在有关人员到来之前离开， 由乙红女儿充当第一个发现母亲出事的人。

于是，我就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匆匆离开了现场，虽然我内心很不忍。

当时，我认可“老板”这样安排更妥当，丝毫没去想一想，我这样一走了之，有没有可能比待在现场在将来的某一刻给自己惹来更多的麻烦。

事实上，当我的车离开小区时，我忽然注意到对面一辆驶入小区大门的黑色轿车里闪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是“老板”的“大秘”张主任。

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老板”是个多么谨慎的人，面对这件大事，他在定下方针对策后才将张主任召来处理具体事务。

我不知道张主任看见我没有，内心忽然有种隐隐的不安。

在乙红追悼会的前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竟是康启明。

我完全没想到康启明会来公司找我，我也丝毫没有要见他的想法。

康启明剃了个光头（上回已如此），对我行抱拳礼，说他很抱歉，不请自来，想和我谈谈。之所以没有事先给我打个电话，一是他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二是他想“赌一把”：如果我在，他就和我谈，什么都可以谈；如果不在，他就走，过了明天乙红的追悼会，人生翻篇，他不会再来找我。

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和康启明之间第一次这样单独、直接地面对面。

过去我们之间如果有想找对方的想法，那一定是在我这边。康启明的心理应该是希望我消失，永远不要再见到我。

但那天当我这样面对这个人时，我这才知道，其实我早就没有任何要找他的想法了。

康启明对我行了抱拳礼、做了开场白，见我站着不动，又主动走过来，伸手欲行握手礼，还涎着脸说：“老同学握个手。”

我恢复了镇定，对他摆摆手，说：“握手就免了，你有事说事。”

康启明坐下后，对我扮了一个苦笑的鬼脸，说：“其实我今天到你这儿来，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可能我想多了。”

我问：“你想什么了？”

康启明依然涎着脸，看了我一会儿，说：“算了，不说那些了。我今天来找你，其实就是想和你谈谈明天的事。”

我问：“明天的事与你何干？”

康启明说：“对，我也这么问自己。但是你说怎么办？她家的情况就这样，老头子不在了，老太婆痴呆了，弟弟妹妹又办不来事。我不站出来，你能站出来吗？我就当是帮女儿的忙。”

我问：“明天谁代表家属发言？”

康启明说：“当然是女儿。”(www.daowen.com)

我问：“你的位置在哪儿？”

康启明一笑，说：“我站在女儿旁边。”

我问：“你老婆会去吗？”

康启明说：“她不去。其实她想去，我女儿不让。我是不怕她去的。我这次出面为乙红料理后事，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帮女儿的忙，别的我都无所谓。我们不去，人家就不骂我们了？有本事明天当面来骂。反正不管乙红是怎么死的，人家都会怪到我头上。你说是心肌梗死，人家说她心脏本来好好的，是被我气坏的。我无所谓。你说我是陈世美，我够得上吗？我也有冤啊。不过说老实话，如果乙红死前已经嫁人，这次我是不会管的，女儿发话也没用。”

我们已经知道，在次日的追悼会上，康启明的表现出乎许多人意料。他引人瞩目地表现出了悲痛（为乙红）、慈爱（对女儿）和“忍辱负重”（为追悼会）。他始终和乙红的家属待在一起，甚至站在最前列。如此“招人嫌”的行为，却反而赢得了众人的宽容和认可，在和遗体告别的环节，每个人都过去和他握了手，还有人“将错就错”对他说“请节哀”。

康启明那天看来就是想来向我示好，用他的话说就是恢复老同学的关系。不必说，对这个人， 由于历史原因，我看到他总会情绪不安，感觉他总像是怀有挑衅之意。但那天康启明在和我交谈的前半段，成功地消除了我的戒备，他平和而略带歉意地坐在我对面，谈吐举止不仅毫无敌意，态度还相当诚恳。

比如说他想知道我明天去不去追悼会现场，他不是问我“明天你去吗”，而是说“我希望你明天能去”。

如果他问的是前句，可能我会意气用事地回答：“不去。”他说他希望我去，谈话就展开了很大的空间。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其实，我希望明天一定去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你。”

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说，乙红明天希望见到谁？”

我说：“她女儿吧。”

康启明摇头：“女儿恐怕是她最不希望出现在明天那种场合的人。”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问：“为什么？”

康启明说：“你想，她是这样离开我们的，如果她想看看她的离去在我们中间引起的反应，她希望看到谁？她最不忍心看到谁？”

我说：“她最不忍心看到的是女儿，这我同意。但是你的意思是，她最想看到的是我？”

康启明说：“没有最，也没有之一。除了思思（乙红女儿的小名）和你，其他人现在对她来说都不在意。”

我问：“那你呢？”

康启明说：“也没有我。”

我说：“自说自话，这只是你的一种假设。”

康启明回答：“假设也要有道理。”

我说：“说说你的道理。”

康启明说：“我倒也不是说，乙红要看到你在面对她的遗体时的痛苦状况。以前我和乙红在一起，她有极端行为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她要以自残甚或自戕来惩罚我。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习惯性误读，对于像乙红这样的女人来说，恰恰这是最不可能的。即使乙红有这样的念头，她也会立刻冷静地质疑这种做法的‘可靠性’。乙红死后，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大家都知道了她的死亡真相，几乎人人都说她傻，说她不值。这种话当然是说给我听的。我很想告诉他们，你们骂我什么都可以，但不要自以为是地说什么乙红傻。不是乙红傻，是我们的认识太局限。但这时我醒了，我对谁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乙红也是不希望在她的遗体火化前来许多人，开个大会，展示她的由殡仪馆的化妆师精心修补后的遗容。我非常清楚乙红是不希望这样的。但是如果必须这样，而由乙红来挑选和她的遗体告别的人，她只会指定一个人，没有第二个，这个人就是你。要是让全城的人来猜这个谜，谜底大概都会是我，但其实我早就out了。这也是我的冤情之一。”

我嗤之以鼻，但我说：“既然是你的假设，我懒得和你争辩。我只有一个问题，既然你知道乙红想什么，你为什么不劝你女儿明天不要去，却还要让她代表家属发言？”

康启明说：“如果我有这个权力，追悼会都不用开了。但是如果我有这个权力，我也不敢用。大家都把我为乙红操办追悼会看作是一种赎罪表现，如果我取消这个仪式，会被认为罪加一等。再说，死者的愿望是一回事，活人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在这件事上，死者的愿望通常为活人的需要让路。”

他说：“你还记得潘一番老先生吗？他死前立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家属起初也想按遗嘱办，但被亲戚朋友和单位领导七嘴八舌地一说，想想也不妥，还是开了追悼会。老先生的遗嘱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遗体捐献。遗嘱里的这两项内容说明了什么？说明人家不把遗体看作是自己的什么，人死后遗体不能代表自己，但可以‘废物利用’。结果因为要开追悼会，老先生的遗体没有在第一时间送到医学院，而是在殡仪馆的冷库里冷冻了几天，这样它的利用价值就打了折扣。潘一番老先生生前是个清高孤傲、特立独行的人，假设他能看到自己的遗嘱被违背、遗体被展出，打个比方说，他在那边也会气得‘七窍生烟’，再发一次心脏病。”

康启明接着说：“还好，乙红的心脏功能很好，她无论遭遇什么似乎都能泰然处之。我们现在说乙红心肌梗死，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应该也知道，乙红每年体检指标比年轻人都好。事实上乙红不仅身体非常健康，而且她的心理素质超强。通常对像她这样离世的人，社会舆论会认为他们意志薄弱，心理脆弱，至少对乙红，这是极大的误读。乙红又长期在机关工作，为官多年，懂得顾全大局。所以你看，她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她的意思是，我必须离开你们了，这没得商量，但是我把遗体交给你们，后事听从你们安排。为此，乙红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遗体任我们做文章。乙红很清楚，我一定会出面为她料理后事，这既是我的性格，也会被大家看作是我的一个赎罪机会。对此她不必说什么。她也知道女儿明天必须担当自己的角色，并且相信她能够做好。对女儿明天的状态我也毫不担心，女儿像她，从小自控力很强。乙红也很清楚‘老板’明天不会出席。‘老板’设了这个局，不会把自己套进去。乙红唯一不清楚的是你的态度。正如你被认为最好从她的死亡现场隐身，明天你也有可能不出现在她的告别现场。但是你是乙红明天唯一能够坦然面对的人，她如果想对这个世界最后说点什么，哪怕做一个告别，说一声再见，唯你合适，没有更合适。而她应该还有话要对你说。”

我冷笑道：“你现在的角色，好像是她授权的人间代言人。”

康启明并不见怪，且显得很理解，他继续说道：“你可能觉得我有点不正常吧？如果你了解我这几天的情况，你就会理解我了。我这几天每天都在乙红家，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守灵。白天虽然有她的亲戚朋友在，但是我也不能睡觉，每天来的人很多，都要我接待。只要我不在现场，人家就会问：康启明呢？这时候如果知道我在房间里睡觉，人家就有疑问：他怎么睡得着？对吗？所以我很自觉，从早到晚都保持着悲痛的状态，耐心地回答人家的问题，碰到来了像何校长那样的女强人，我还要准备好虚心接受她们的训话。到了下半夜，所有的人都走了，女儿也走了，只剩下我。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我可以去睡一会儿，但是这几夜我都没有离开过灵堂，每夜我都自觉自愿地为乙红守灵到天亮。我想，既然我主动留下来，就应该尽到责任，对吗？

“再者，到了下半夜，灵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特别能感觉到‘守灵’的真实性，或者说，这时我才感觉到守灵的开始。我坐在乙红生前最喜欢的那张老红木八仙桌旁，抽着烟，喝着酒，心静人空，这时，我不仅能感觉到乙红就在屋里，而且还和她说上了话。

“你明白了吧，从乙红去世到今天，整整四天，我都没怎么睡过觉，白天不能睡，夜里不想睡，也睡不着。每天夜里我都陪着乙红，和她说话，她就坐在八仙桌的另一端，正襟危坐。——那张桌子你是知道的，从前上海滩上富贵人家的东西，十多年前我为乙红觅宝觅来的，她一直很喜欢，离婚时就让她带走了。”

我冷笑道：“我明白了，这几天你缺少睡眠，烟酒过度，情绪不稳，出现了严重的幻觉和妄想症。”

不过我并不想打断他，我接着问他：“你都和她谈了些什么？”

康启明两只充血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直愣愣地瞪着我，像是在观察我，或是脑子里出现了空白。

他停顿片刻后，说：“可以说无所不谈，大多是回忆性的话题。”

我问：“你刚才对我说，‘唯你合适，没有更合适’，你的意思，这个话就是来自这几夜你在乙红家里通宵达旦守灵时见到的乙红本人？”

康启明依然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回答：“实话实说，乙红倒是没有直接对我这么说，这是我的理解。”

我说：“那说来说去，你为她代言对我讲的话还是没有任何直接的依据，即使在你的幻觉和妄想中。”

康启明布满血丝的眼睛又直愣愣地在镜片后面瞪着我，似乎琢磨了一下我的话，然后问：“明天，你原本就不打算去？”

我回答：“就算是吧。”

康启明问：“为什么？”

我回答：“那天在她家，‘老板’的建议启发了我。”

康启明说：“那天的情况不一样。简单地说，那天你不应该出现在她家里，而明天你不应该不出现。”

我问：“是吗？”

康启明说：“我知道，你领会‘老板’的意思，是担心在这幕悲剧中意外冒出你这个己婚男人的角色来，于乙红不利。但是你再想想，就这么简单？”

我怎么会真的这么简单，但是我回答：“我不明白。”

康启明说：“如果大家知道是你独自在乙红家里发现她死亡，那么除了她的名誉可能受到影响，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猝死的人的死亡鉴定，有时是比较复杂的。现在大家知道第一个进入出事现场的是死者的女儿，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问：“你的意思是，如果那个人是我，我会受到怀疑？”

康启明说：“我们都希望不会，但最好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老板’的经验和应急处变的能力令人叹服，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我说：“你的反应看来也不慢啊。好吧，你们对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想的，请解释一下。”

康启明两眼瞪着我，说：“如果那个人是你，你和乙红的关系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议论和妄言会在全城不胫而走，人们就会认为，对于乙红的死亡鉴定首先必须排除和你有关的因素，对吗？”

我问：“就算是这样，那么，我的动机是什么？”

康启明说：“这还不容易解释吗？你和乙红的关系一旦曝光，什么样的八卦文章做不出来？”

我问：“比如？”

康启明说：“你自己也是写文章的，这方面还用得着问我吗？”

我嗤之以鼻，说：“看来你早就想过了。你这几夜和乙红也谈过这个话题吧？乙红是怎么说的？”

康启明回答：“我倒是想和她谈谈你，不过，怎么说呢，每当我提到你的名字时，她似乎总像有话要说，但是又不说出来。这也是我判断她希望你明天到场、在最后的告别环节她会有话直接对你说的原因。”

我说：“难道你是要说，她要对我说的，不是她生前没来得及对我说的话？她生前如果还有话没对我说，她为什么没给我留言，哪怕是片言只语，时间上完全没有问题。莫非你是在告诉我，她要对我说的是一些只能是明天对我说的‘鬼话’，犹如你这几夜在她家里守灵时听到的？”

康启明不响，他的眼睛又在镜片后面做愣怔状瞪着我。

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其实我是想问你，你们俩为什么没有结婚？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娶她？”

我问：“是你想问，还是她想问？”

康启明问：“答案不一样吗？”

我说：“怎么会一样？”

康启明说：“能解释一下吗？”

我说：“如果是你想问，答案是：这要问你自己。如果是你代她问，答案是：你再去她那儿问问清楚——今晚你还有时间。”

康启明问：“那你明天的决定？”

他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隐约的笑容。

“你原本就是打算去的，对吗？”

我看着他，不响。

和康启明聊到这儿，我早就改变了对这个不速之客的来意的判断，我曾一度心软地感到他是来向我“示好”的。看来，我对这个人近乎条件反射的戒备心总是对的，这次他基本上还是“来者不善”，或曰“无事不登三宝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