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相信2009年在西亭确有一份自杀契约。当然我也还能想到，这种离奇想法也可能是源于自身受到了身边发生的事太深的刺激。

在2009年，那位女副校长并不是西亭最后一个自杀者，只是其他“践约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广泛关注。不算我道听途说的自杀事件，光在我的熟人圈子里，就另有三人用这种方式离世。

一位是我曾经的同事的老公。同事是数学老师，她老公是另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我对她老公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时，我曾好笑地感到这对夫妻恰好应该对调专业才符合各自的形象气质。我同事的老公是在离家出走两周后，被发现吊死在北城河畔的一片树林里。

另一位和我岳父母住同一个小区，一个三十多岁的银行女职员，我之前去岳父母家时曾多次见她在小区里遛狗——她养了两条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狗。她被发现在家里用煤气自尽。据我岳父母在小区里听到的说法，她的自杀和她养的两条公狗有关。

这两位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自杀远没有官员自杀引人瞩目。虽然那位银行女职员被传死因离奇，但在这个见怪不怪的世道里，仅以“离奇”已不足以积攒人气。

我不知道自杀者对“身后名”是怎么想的？ 自杀者对自己的自杀行为给活人的影响有何期待？自杀者想以死向谁表达什么吗？

我无法访问死者，只能采信自杀者生前的有关言论。上文提到的古贺春江生前常说：“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这至少是这位画家生前对生与死、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他这么说，并身体力行，是有所表达的，他应该是希望世人看到他的死。

我就想，不论是谁自杀，至少不应该因为他是普通人而不被看到。普通人活得窝囊，同样是自杀，也不值一提吗？鉴于此，我在本书此处记下上述两人的死。当然，本书主讲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他们的。

另一位没有引起关注的自杀者是一位女官员。这似乎很意外，其实是因为除了极个别几个人，没有人清楚她是自杀。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死，真实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

从隐瞒真相的需要说，所幸我是第一个知情者。当时我在她的住处看到的情况是，大白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她人在床上，已没有脉搏和呼吸。床头柜上有一个水杯和一只装安眠药的空药瓶，瓶口开着，盖子在旁边。也许她是故意将水杯和药瓶这么摆着，让我明白她的死。

她最后留在床头柜上的物件（除了水杯和药瓶，还有一个她生前从不摘下的和田玉手镯），以及横陈床上的尸体，这似乎就是古贺春江所说的那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按常情，那一刻我面临两种选择：转身走人或立刻拨打110、120。我的确这么想过，但我做出的是另一项富有“政治头脑”的决定。

我从她包里那本“黑簿子”（内部通讯录）中找到她的“老板”的手机号码。此后的一切便皆由“老板”亲自处理。对真实死因的知晓被严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只通知了她的女儿和前夫，以及卫生局局长和中心医院院长。后者到场填写了她的最后一份病历并开具了死亡证明。对她已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也没告知。也没让公安局局长介入。

“老板”以此提醒我们严守秘密：他在区委常委会议上也将按既定口径通报。

的确，在西亭，各级、各类会议都早己无秘密可言，一些在大会上正在“酝酿”的事项，其结果几年前就已广为人知。我曾在一个会上听一位领导对这种现象的逻辑解读道：“这正说明民心所向。”

“老板”甚至没有叫他的“大秘”来处理此事。

她的前夫最怕她自杀，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永远都会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自他们的婚姻出现裂痕到办理离婚手续，他们经历了一个马拉松式的漫长过程。表面看是她的前夫不同意离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是她似乎有决心以死离开这个家，也不愿活着去过另一种生活。在离婚这件事像一个皮球在她和前夫之间抛过去、弹回来的过程中，他们俩从未分居过，甚至在家里也没有分房、分床。

如果她比去死更有决心去离婚，谁能拦得住她，她自己或许也能好好活着，甚或获得新生。但她似乎太习惯于接受挑战，擅长处理突发事件，对自己破解难题、摆平危机的能力深信不疑，在对待婚姻危机时，她同样创造性地挑战极限，让婚姻不破，让女儿继续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中，既让自己得到补偿，又使她的前夫接受惩罚，将他无限期置于对她最具罪恶感的境地。她似乎完全不懂得“不破不立”的“舍得”哲学。

我扯远了吧。不过，在她离婚前她的确死过一次。

一天深夜，她的前夫在梦中突然惊醒，鼻子里闻到一股煤气味。她的前夫立刻起床去厨房察看，发现家里窗户紧闭，两个煤气灶都空开着，喷射出刺鼻的气味。她的前夫赶紧关闭煤气，打开窗户。这期间她始终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事后她的前夫回想起令他惊醒的那个梦，是他在梦里听到女儿惊心动魄的呼叫。那晚女儿不在家，出门在远方，女儿居然能穿过千山万水叫醒睡梦中的父亲于危急之时。

我后来得知这件事时，啧啧称奇而又不由得选择相信。当然我也还能想到，她的前夫可以用这个奇迹让她明白，她这么做是完全违背女儿意愿的。和让女儿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相比，她宁可横下心来让女儿成为孤儿，这是人类的逻辑吗？不。发生这件事后，她的前夫首次主动向她提出了离婚，或者说，首次接受了她的离婚要求。她的前夫知道她不会听他的，即使他说的本来就是她的主张，他便向她阐明利害：他现在要求或同意离婚，只是为了保命。他不想死，也不希望她去死，所以离婚在当前是必需的。不然的话，为了保命和防止她再次自杀，他必须报警、告诉女儿并报告组织——她的前夫正告她，她的行为已涉嫌谋杀，她至少必须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在她前夫的手伸向电话机时，她的后脑勺上仿佛长了眼睛，她立刻翻身起床紧紧拉住了他。

不过，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却又拖了半年，原因是这期间她撞上了个人事业上的红运，她被组织列入了副厅级职位考察对象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半年里，她的前夫仍然没有和她分居。我会说这同样是为了她的事业前途着想。但是，她的前夫不担心那晚的一幕重演吗？那些夜晚他是如何度过的？不可能不担心、不害怕吧？

我会想到，她的前夫是在拿命豪赌一把，但他赌的是活，还是死？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夜晚，赌死比赌活赢面大得多。

不管怎么说，从这个角度看，她的前夫决心很大，下赌注不留余地，在发生了煤气事件后，仍然长时间和她同居一室，这是怎样的心态啊。而且据我后来得知，在他们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之前，他们作为夫妻始终名副其实。这对夫妻在面临婚姻危机时，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互相拧上劲了，谁也不后退，直到最后一刻。

在她职位晋升后两三个月，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从这一天起，他们夫妻不和的事知道的人多了。在离婚程序上，仍然回到最初的版本，由她提出来，理由是对方背叛，夫妻感情破裂。无论在离婚文件上还是在其他公开场合，她的前夫对别的问题都只字未提。所以舆论一边倒都是同情她的，虽然他俩离婚的时机（在她晋升后不久）显得对她并不合适。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可以掩盖她死亡的真相，对外公布为因病去世，是她的前夫求之不得的。

她的女儿一恨母亲自杀，二恨自己必须知道这件事。“因病去世”，也是女儿无法接受的，但不得不接受。

就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天，妈妈还约女儿和毛脚女婿谈了一次话，话题是关于即将举行的婚礼和对他们俩的祝福及希望等等。

那晚女儿留宿在妈妈家里，半夜时分，妈妈轻轻进了女儿房间，为女儿掖了掖被子，在床边坐了片刻。女儿还没睡着，但她没有睁开眼睛。妈妈在女儿额头上亲了一下后，离开了房间。(www.daowen.com)

这样的一幕，是女儿从小习惯的，在她成年后，直到父母离婚，妈妈每晚睡觉前都会这么做。即使妈妈搬出去后，有时周末女儿住在妈妈那儿，妈妈也仍会这么做。

这么说吧，正如她们母女间的性格对抗有点特殊，她们的肢体接触在别的家庭中也不多见，除了睡前的亲吻，妈妈还经常会拥抱女儿，更不必说母女俩出门总是手牵着手。

妈妈那晚在女儿床边坐了一会儿，女儿的理解是自己要出嫁了，妈妈有点心情复杂。女儿丝毫没有觉察到那晚妈妈有何异常。

另一方面，父母的矛盾，女儿所知甚少，女儿只知道爸爸背叛了妈妈，妈妈要离婚很正常，拖而不决是因为爸爸不肯离。

女儿并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结果还是离了，想必是爸爸令妈妈太失望，妈妈不肯原谅爸爸。

这对夫妻在女儿面前始终保持正常、良好的状态，始终同居一室，甚至像怕女儿能穿墙看透似的，始终睡一个被窝。即使发生了背叛事件，在女儿的记忆里也没有留下关于一个爆炸性的灾难日的清晰印记——就是说，背叛事件在夫妻之间爆发之日，他们在女儿面前也克制住了，配合默契地将其对女儿的影响降至无穷小。

因此，当面对母亲上演的自杀惨剧时，女儿的反应是无穷大的震惊和不信。在现场甫一恢复知觉，女儿第一个反应就是抓住父亲喊道：

“都是你啊！”

如前文所述， 自杀者的动机和他们在生死边界的所见，对活人永远是个谜。不过，这个世界对自杀者的偏见，使许多人习惯于轻而易举地给自杀者扣上种种帽子。

对于她的自杀，因为发生在女儿已定喜日的前一个月，如果对外公布真相，一定会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她的弃世是不能面对女儿的婚礼。

爱分析的人士会说，通常一个做母亲的，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努力睁开眼睛看到女儿幸福的一刻，而她活得好好的，却宁可以自杀避开女儿的喜日，还有比这更狠心的吗？

反过来说，女儿做了什么，令母亲如此绝望？

女儿也曾在家里面对妈妈的遗像哭诉：妈妈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叫我怎么办？

她的前夫替她向女儿做了解释，所说的话令我颇为感动。当然，所谓“替她解释”并不是她的意思，她对前夫并无这样的要求，她死前也没有给女儿和前夫留下任何话。

如果她想留遗嘱，她完全有时间，她生前也爱写东西，文采颇佳。这也不是她的疏忽，从她家里和办公室的遗物上，丝毫看不出她为永别人世做过任何准备和安排，一切就像她还在西亭，随时都会出现。

不要说去另一个世界，就是去出差，仅从她的办公桌上即可看出迹象。 自杀在她身上，似乎既是蓄谋已久的必然之举，又是偶然的即兴之作。就像她的前夫对我所说：“以我和她夫妻一场对她的了解， 自杀是她这一生想得最厉害的问题，即使她活到一百岁，最终她还是会以自杀的方式离世。”

她的前夫在她的家里设了灵堂，为她守灵，他几次都差一点对前来吊唁的她的生前好友脱口说出这个话。如果对方听到他这么说，必然都会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开脱，没人想到他可能说了实话，是在安慰朋友，就像他安慰自己一样。

有一位中学女校长甚至仿佛看穿了整件事，不仅没有从他的解释中得到安慰，反而怒从悲来，当场拉下脸指着他说：“你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她的前夫也把这话对女儿说，希望悲痛欲绝的女儿认识到，妈妈选择离开人世是她自己的事，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妈妈不是今天想做这件事，想了很久了。这件事妈妈过去尝试过（这话说出来了），今天又做了。今天不做，以后也会做。妈妈做这件事有自己的时间表，把妈妈这件事放在我们的时间表里去理解，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她的前夫还针对性地开导女儿说，妈妈选择这么做，对你是很不好，但正因为如你所相信的那样，妈妈不可能对你不好，天下的母亲不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好，所以你也要相信，妈妈所做的这件事，一定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妈妈的理由虽然我们还不能理解，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但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妈妈离开世界时选择的高度似乎完全没有理由一样，她在那儿要表达什么，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眼界。（这里有一个“口误”，以后我或许会对此做出解释。）

女儿在追悼会上的表现，似乎已放下思想包袱，一心沉浸在悲痛和对妈妈的思念中。同时，“因病去世”的用语不仅被女儿接受，而且在其心里似乎已信以为真，因而在对这一悲剧的反应上多了一份释然。

女儿甚至在作为家属代表的致辞里，多次毫不避讳地提到自己原定即将举行的婚礼，她的一句“妈妈啊，我知道你是多么希望看到女儿披上婚纱的美丽”，令在场每一个人忍不住落泪。

其实，这句话原本应该是：“妈妈啊，难道你不想看到女儿披上婚纱的美丽吗？”

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女儿在追悼会上会情绪失控，在现场我内心不由得赞叹其表现堪称完美。

女儿在致辞中既真实充分地流露了失母的悲痛，又没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发言，她甚至将语调中的哽咽控制得恰到好处，将悼词的震撼力发挥到极致。在当过两年语文老师的我看来，女儿在朗诵方面训练有素，但无论是多么优秀的演员，也读不出这种效果。

她的前夫已再婚，照理碰上前妻这种事，回避很正常，但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替女儿及前妻的娘家操办了丧事。在追悼会上瞻仰死者遗容的环节，他俨然死者的至亲站在家属队伍最前面，接受吊唁者的慰问。在这一刻，她的娘家人集体后退，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注意到，许多到场的人，都心照不宣地在大厅里寻找她的前夫的花圈，它被摆放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在那个区域，也有我的花圈。

我参加过无数追悼会，其中有一些死者生前和我并不熟，但我几乎每次都会在死者家属致辞时掉眼泪，并带着满脸泪痕瞻仰死者遗容。不知别人会怎么说，我想我竟然好像有点喜欢参加追悼会，喜欢听死者家属的致辞，喜欢在哀乐中瞻仰死者遗容。有些追悼会到场的人很多，但我也会积极地进到大厅里，不愿意站在场外。

我发现，我在追悼会上听过的家属致辞，不论致辞者是死者的配偶、儿女或父母，不论致辞者的教育背景怎样、普通话怎样，在每一篇对亲人的悼词里，都会出现打动我的好句子。即使是那些瞻仰遗容的场景，看似相似，其实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性的，难以复制和再现。

在许多追悼会上，当我眼泪汪汪地行进在和遗体告别的队伍中时，我脸上的泪珠并不代表痛苦。我也丝毫不必为流泪感到害羞，甚至在那样的场合总会莫名地期待泪如泉涌的一刻。

但在她的追悼会上，当哀乐响起、瞻仰遗容开始时，我退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