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合体”^[18]，在这个联合体中，从个人的产品到社会的产品、从生产资料的使用到生活资料的消费，都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行程而发生改变，自由人联合体为其理想样态，个人之间、个人与联合体之间的共在关系也将达到同样状态。人的公共性问题在马克思话语中植根于人的生存的具体性、现实性之中，在阶级社会中具体化无产阶级的自在性向其自为性生成的问题，即个体生存意识的特殊性向普遍性生成的问题，人的意识的生成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是人的阶级意识生成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就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言，群众是阐释接受的主体；就理论掌握群众而言，有待说服的群众又是阐释行为的客体。在阐释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动态的“说服”与“掌握”的过程，是将意识的自在性转变为自为性的过程，也是阶级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说群众也是阐释行为的主体，乃是因为没有他们走向自为性的精神运动，任何理论、阐释都将失去有效性根基；说他们是阐释的客体，乃是因为有效的阐释行为都不是对没有目的的内容的阐释。“说服”“掌握”之谓，不仅仅是那种强制性关系所能涵盖，否则，自为性将沦为空谈。说服的根本在于诉诸理性，如此，理论方能掌握群众；而掌握群众的理论也必须通过理性说服，才能够为群众所把握，才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恩格斯同样强调非强制性对于无产阶级意识于共同体生成的重要作用。他在1887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0]。在美国无产阶级中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与精神的问题上，恩格斯反对“强硬灌输”，倡导“深入心坎”。在提到画家许布希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一幅画，他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其原因不仅在于画作以图画的方式、通俗易懂的向群众宣传了特定思想，而更在于这一方式所起到的效果证明了强硬灌输的无效性，理论与思想要深入人心，就必须采取能够深入人心的方式。后来，恩格斯还在许多著作和信件中谈到了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必要性，强调思想与精神的被接受过程中的非强制性，强调深入心坎的思想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才是无产阶级确立阶级意识的根本，这与马克思所谓理论“说服”人是一致的。

在意识的自在性向自为性的生成中，阶级的维度被凸显出来；说服、掌握中也内在地预设了理性及其公共性作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高度重视康德的思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对康德的理性公共性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关于形式的普遍性、理性的公共性的思考，遗忘了现实及其对于理性的奠基性作用，说到底，普遍性与理性依然没有超出阶级的视域，因而更为根本的不是理性公共性，而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及其危机，是现实地展开着的物质实践及其社会关系。质言之，人的公共性问题在这里进一步明确为在阶级社会中个体的人向阶级的人的生成问题，即个体的生存结构及其意识如何具体化为阶级及其意识维问题，无产阶级意识生成建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问题；而反过来，共同体的发展也为个体的更充分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即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

在词源学意义上，“公共性”一词的来源有二：一是古希腊语的“pubes”，意指人的成年，成年意味着可以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二是源自古希腊语的“koinon”，意指关心，表明自我对他人的行为。由此看来，公共性的古典含义不仅指涉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对他人之间社会性行为。^[22]公共性的古典含义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概括，正是如此，阿伦特关于公共性的思考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代。而至资产阶级早期，哈贝马斯发现了文学公共领域，并揭示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出现、社会结构变迁对文学公共领域生成的影响。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追溯古希腊城邦，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生存的现实，这与批评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理性的历史性^[23]是一脉相承的。相对于哈贝马斯发现舆论公共领域，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创造的积极性、能动性^[24]，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旨归。而至互联网时代，当代公共性问题在信息浪潮的裹挟中更显错综复杂、纷繁难理。曾经的说服、掌握乃至文学公共领域等等还能面对这个时代的公共性问题吗？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理性、反思性、超越性等等如何展开其当代视野、重建公共生活？将目光拉回到文学论域，或许有必要再次回到诗性正义来管窥公共性重建问题。毋庸讳言，努斯鲍姆关于诗性正义之思难免作为手段的主体性与作为目标的主体间性之间、纯粹性思想立场与保证诗性正义之间的矛盾，然而，诗性正义论对于文学移情与审美想象来体验世界、培养同情心，进而走向平等自由的思考，却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学与公共性建构关系的视野。

依努斯鲍姆之见，文学想象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虽然文学情感难免局限性，其伦理功能也有待进一步细究，然而其间还是“包含了一种即便不完整但却强大的社会公正观念，并且为正义行为提供了驱动力”^[25]。由此看来，文学想象助益公共生活，端赖于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建构起旁观者的情感，并能够虚构性重建公共理性元素，所谓诗性正义正在于文学恰恰凭借自由的想象而超越个体性。实际上，强调文学想象与情感，这在学术史上不乏其人，维柯将其归结为“诗性智慧”，将具有“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能凭想象来创造”视为诗人之为诗人的根本所在，诗歌经典总是考虑读者接受、震惊效果以及价值导向^[26]。诗性智慧显然包含了关于文学对于公共性建构的思考，但诗性正义关于公共性的思考远远越出了文学公共领域而进入政治、经济乃至司法等论域，这尤其体现在“走向他人”、诗性裁判等方面。

文学提供了走向他人的可能，从而成为建构公共生活的力量。比如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就为认识工人生活提供了一座理解的桥梁，使人们有机会走进鲜活的工人生活，打开一个复杂而又具体的生活世界，感受他们的生活、情感、经验，“想象不同于自己的人在逆境中挣扎的具体情形，这样一种能力似乎也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与公共价值”^[27]。文学想象之所以是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恰在于借助文学移情而走近他人打破了存在的个体性，展开想象性的对话域并使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情感与想象就不仅仅是文学性，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拓展了公共性思考的适用范围，将文学实践延伸至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发挥了培养“公共理性”的功能。不仅如此，文学还具有诗性裁判的功能。在努斯鲍姆看来，在《艰难时世》中，作家狄更斯运用文学形式批判社会功利主义的对人的物化、个性差异性被抹杀、情感领域被忽视。文学阅读实践的现实展开刺激读者的想象与情感、进而推动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关注作为公共想象的文学想象的特质，这种公共想象将会指引审判中的法官，立法中的立法者，评估不同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政策制定者。”^[28]从走近他人到诗性裁判，文学被视为一种“公共理性教育的必需部分”。

诗性正义论打开了公共性建构的文学论域，而进一步琢磨可以看到，努斯鲍姆前提性预设了走向他人的主体性原则，没有这样的主体性原则，经由文学想象与情感而走向他人则流于虚幻；另一方面又坚信这样的走向最终能达成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心，没有这样的主体之间的公共性行为，诗性裁判也将不可能。因而，理性主体的培育与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纠缠在一起，磕磕绊绊地致力于描述一种生动“公共推理观念”、展现文学“表达与培育”公共观念、助益于建构公共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地图中，文学似乎惯常地被认为是柔弱的，在与历史、哲学的争论中颇类怨妇，有时抱怨社会对于自己无功利原则的侵蚀，有时又担心过深的介入社会而远离了自身，或者在真实性、情感性、超越性等诸命题上唠叨不休，诗性正义论复杂地、现实地考察文学情感性、想象性及其可能的公共生活论域，对于思考公共性的诗性建构具有启示性，择其要者有四：一是在本土大众文化实践日益分化多元、公共性的衰退的现实背景下，文学在公共性的重建、共同体的扩张方面能够发挥自己独特功能，文学世界公共理性、反思性、超越性等等原本就内在地包孕了超越自身的潜力。二是文学及其阐释的介入性通过人的公共性而实现自身，消费主义、资本夹击下凸显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担当。三是文学及其阐释的人学视野、伦理学维度必须坚持平等、包容、科学等普遍伦理价值，在开放共享、公众参与中将其具体化。四是文学及其阐释的公共性是日常的，公共人与人的公共性在文学及其阐释的诗性建构中同时双向生成，在形而上学、康德主义、利维斯主义的幽灵面前尤其如此。质言之，从无产阶级革命到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从文化意识到阶级意识，作为阐释主体的知识分子当反思其社会担当，而作为阐释接受者的文化实践的能动性与盲目性亦有待学理性反思，公共阐释本身包含了对于人及其理性的基本设定，同时也敞开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复杂论域。

【注释】

[1]集中阐释公共阐释论代表性论文包括：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阐释的世界视野：“公共阐释论”的对谈》，《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2]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3]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4]贝克、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8页。

[5]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陈洪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6]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7]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8]刘阳：《诗性正义的理论矛盾与应用限度——与玛莎·努斯鲍姆教授商榷》，《文艺争鸣》2016年第12期。

[9]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参阅：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66页。

[10]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www.daowen.com)

[12]谭清华：《人的公共性与公共性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4—226页。

[1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5]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3—4页。

[16]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3页。

[17]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9页。

[22]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56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25]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26]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162页。

[27]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28]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