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被认为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概念，意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这一界定简明扼要地揭示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二者之间的逻辑连贯性，然而，当公共阐释将可公度、有效性作为自己学理性生产的成果，某种超越文本及其意义的视界就被打开了。如果说，强制阐释论侧重于理论与文本的关系问题，揭示意义阐释中理论主导文本、文本注解理论的强制之偏，那么，公共阐释论则聚焦于个体性阐释走向公共性阐释的理论基础，其间预设了自明的前提，即阐释的现实存在未必都必然具有公共性，但其最终归宿却是公共阐释，并由此实现对共同体的建构或者扩展。具体来说，阐释行为包含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一是阐释主体的个体性如何被超越；二是阐释客体在其意义层面如何超越其孤立性而走进他者；三是阐释接受如何超越其个体性而走向阐释主体。阐释主体、阐释客体、阐释接受三者之间构成整体性社会行为，从阐释主体到阐释客体、从意义阐释到意义接受，中间任何环节的缺失与断裂都将造成共同体建构的巨大障碍。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这种缺失与断裂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性的衰落却是屡屡无法回避的事实。

美国学者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考察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以至当代西方公共生活的历史性变迁，指出公共生活曾在18世纪繁荣昌盛，“公共不仅意味着一个处于家人与好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2]，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界限清晰。至19世纪后期，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展开，人格取代社会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从而导致内在的沉浸与外在的旁观彻底改变了公共行为。比如当下“宅”文化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性、血缘性等传统社会纽带而遁入私人性、封闭性的精神世界，形塑了内在导向型的社会形态，在其中，“公共生活和亲密生活之间出现了混淆，人们正在用个人感情的语言来理解公共的事务，而公共的事务只有通过一些非人格的规则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3]。事实上，互联网的深刻影响确证了桑内特并非杞人忧天：一方面是私人领域被日益重视，部落化乃至部落小型化日益凸显，公共领域趋向碎片化；另一方面是不同部落空间中的个体在扩大其公共性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共交往变得困难；在去原子化的同时，又强化了原子化；在扩张私人空间的同时压缩了私人空间。颇为吊诡的是，虚拟世界里似乎天涯若比邻，现实世界却往往是冷漠与疏离，吉登斯曾描述个体身份的脱域化，指出脱域并非简单地去时空化、去特定化或者去情境化，而是无确定性对立的非确定性、无必然性对立的偶然性、无限制性对立的可能性，结果陷入一再被重新建构的“随意性”之中^[4]，由此共同体、公共性云云杳然无迹。(www.daowen.com)

知识生产新范式的出现则为观察当代生存的公共性提供了另一视角。继库恩对范式革命的创造性揭示之后，当代社会知识生产范式又发生新的变化。对人文学科来说，“产品的激增，也许是在以加速度增加；学科边界的模糊，具体表现为跨学科性、不可变更的知识定义的消亡、专家权威的衰退；知识的商品化——或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情境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或者大学、科学系统与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5]。证之以信息时代的文化生活，可知所谓知识生产范式新变论并非向壁虚构，由此通过诸如文学想象、文艺沙龙、自恋人格诊治而抵达某种公共性建构的诸种努力已日益虚幻。原本“公共性旨在怀疑那些不能抵御批判性审查的观点，同时确保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观点的合法性”^[6]，然而面对公共生存的危机，所谓质疑、批判、参与云云如今已成为公共性本身的巨大挑战，个体都似已“佛系”化，遑论共同体的建构了。从本土文学最近40年实践来看，一个介入并干预现实的文学公共领域被认为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却又在十年后一蹶不振，以至于连当下重建都显得困难重重。^[7]从20世纪80年代并非常态的文学实践来审视文学公共领域，多半有些倒退着走向未来的意味，毕竟主流与民间、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文学批判与文学消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大众与媒介等40年间复杂纠缠愈益凸显当代文学的日趋不堪。由此看来，文学公共领域自身尚且前途未卜，遑论其与人的公共性的什么关联了。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如果从文学想象性来看，似乎文学在疗救残破的公共生活方面却依然能够发挥其独具优势，此即努斯鲍姆所谓倚重文学移情与审美想象的诗性正义，当然也有观点批评努斯鲍姆在作为手段的主体性与作为目标的主体间性之间存在矛盾，纯粹性思想立场无法有效保证其诗性正义^[8]，但努斯鲍姆对于诗性正义的当代重审自有其当代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