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对康德、席勒的解读体现了明确的意向：由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她引阿尔杜塞的观点，把自己的这种解读方法称为“主体政治学”。在她看来，美育作为双重背缚，只有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才能实现它的功能，即美育不应该只是康德意义上的客观的学科知识，而是同政治意识形态语境密不可分的“经验”。在反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失败的教训时，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了审美教育同政治、伦理之间双重背缚的关系：“如果把伦理学和美学定义为跟政治无关甚或是政治的对立面，而限定于特定的政府模式、组织和经济管理，那么我们能希望的就只是一个短暂或强行确立的共产主义体系。全球化了的社会主义体系、一种无条件的伦理学，同一种开放的美学之间的关系终究还是一个双重背缚。”^[12]在斯皮瓦克看来，在绘画、雕塑、文学或电影等艺术的文本中，支撑审美再现的诸多结构同支撑政治再现的结构是相同的。斯皮瓦克继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福柯和德勒兹，因为他们模糊了审美再现同政治再现之间的关系，客观上使得前者从属于后者，结果本是象征性地再现政治主体的审美形象，被理解成了仅仅是政治欲望和利益的表达。换句话说，在这种忽视审美的政治模式中，属下主体很容易被压制乃至抹去，而这对被压迫群体非常不利。

显然，“主体政治学”的核心还是“主体问题”，而若想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就必须回到康德，因为“康德不仅确立了现代西方的主体，而且帮助定义了它的他者”^[13]。众所周知，康德在先后完成《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后，发现理性和知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解决的办法是推定／发现存在一个超感性的中间地带，并最终把它界定为审美的领域——由于审美的存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得以统一，同时也弥合被两者撕裂的主体。

然而，斯皮瓦克坚持认为，“审美”的引入非但不能起到弥合的作用，反而突出了矛盾，而且在“崇高的分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崇高是面向自然却又只存在于主体自身中的情感，这就同普通的审美判断有所区别，“自然里有无数美丽的事物，对于它们我们很容易获得一致的判断，而且一般不会出错。但是，我们关于自然的崇高判断，却不可能指望其他人如此快地接受，因为如果我们要对那种自然对象的优越性下判断，似乎不仅我们的审美判断力，而且为之提供基础的认识能力，都必须要得到极大地提升才行”^[14]。可见，崇高的判断对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按照康德的观点，只有“有文化的人”即具有很高审美感知的人才能作出崇高的判断，反之，“道德理念如果得不到提升，那么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称之为崇高的东西，当它呈现于那些未开化的人面前时，不过是可怕的对象”^[15]。康德的“客观主体”于此出现了分裂：“有文化”主体和“未开化的”主体。斯皮瓦克从“未开化的人”切入，展开了精彩的解构批评。这个词的德语是“der rohe Mensch”，斯皮瓦克指出，形容词“roh”是暗示性的，通常译作“未受教育的”，而在康德那儿，“未受教育的”事实上特指小孩和穷人，“本性上不可教育的”指的则是妇女。同理，“未开化的人”，就其能指所及，还可以包括野蛮人和原始人。总之，在斯皮瓦克看来，康德的“崇高论”充满了启蒙知识分子的高傲和对底层民众的歧视。对此，她不无讽刺的写道：“那些经过文化熏陶的人，可以命名自然崇高，尽管必须通过转喻的方式。而对于未开化的人，深渊仍只是可怕的对象。未开化的人还没有培养出或者说尚未拥有一个原基或编程中含有感知道德结构的主体。他仍不是三大批判从不同的视角所探讨的主体。换句话说，他尚未实现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主体——批判哲学的英雄，唯一自然且理性的人的样本。”^[16]斯皮瓦克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按照康德的主体定义，属下由于从未参与到文化中来，所以非但无法接近康德的主体，而且正是被这个主体的定义排斥在外的。然而，这个源自康德的“主体”却被“欧洲知识分子”继承下来，并以之作为元概念生产出一系列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极大地压制了属下世界。(www.daowen.com)

那么，属下如何突破这种压制？斯皮瓦克的回答是：美育实践。2012年，在南亚文学协会年会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斯皮瓦克谈的都是“表演的问题”。同年9月，斯皮瓦克在西雅图艾略特海湾书店接受采访，当被问到她对“表演”的理解时，她不无总结意义地回答道：“我想说的是，教育于我而言并非刻意的虚构。我也说过，你所提供的‘表演性’这个定义似乎同‘无目的合目的性’差不多，而后者是康德关于审美的著名定义，但是对我来说，不存在一种刻意的表演方法。对于康德来说，那是对审美中发生了什么的描述，而不是我们该‘做’什么。……我采用的是J.L.奥斯汀的定义，即去做某些事而不是描述某些事。”^[17]斯皮瓦克的话无法不让人想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事实上，主要以底层民众为对象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也正是斯皮瓦克“属下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是，斯皮瓦克也发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完善的地方，即没有考虑到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者的训练培养，而这显然是危险的。斯皮瓦克吸收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社会主义不仅要有公平正义，更要重视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培养。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就是同人类“动物性”的一面不断作斗争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通常充满痛苦和血腥，如今更加突出、严峻，目的是把人的自然的（动物的和原始的）本能驯服成一度是新的、更复杂牢固的秩序习性，使日益复杂的集体生活形式成为可能。这种自外强加的斗争，尽管可能会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但对底层社会却是灾难性的，“新的习性尚未成为‘第二自然’……迄今为止所有生存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变化都是在残酷的压迫下发生的……为使人们适应新的文明形式以及新的生产和工作的形式，而对人进行的选择或者说‘教育’，都是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的手段进行的，在这过程中，弱者和不服从者被放逐，或者干脆被消灭掉”^[19]。对此，葛兰西应对的办法是“教育”，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培养底层民众的知识能力，这不是那种把非技术工人变成技术工人的专业化教育，而是要使每一个“公民”的“文化”都得到提升，从而可以“治理”社会。与此同时，教育者自身也要受到教育，民主政治需要“新的知识分子”。而作为一个革命家，葛兰西比任何纯粹的理论家都更加强调积极参与生活实践的重要性。“通过工具化‘新知识分子’，葛兰西在生产属下知识分子的工作中投入了全部的精力。”^[20]这种实践精神正是斯皮瓦克所孜孜以求的。只不过，同革命家葛兰西不同，斯皮瓦克的实践不是投入革命斗争，而是文学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