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全球化自是她绕不开的论题。在她笔下，全球化主要是信息技术的数据化、虚拟化：“我把全球化同所谓的‘世界贸易’区别开来。的确，贸易扩张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信息技术给予了它不同的维度，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全球’意味着某种更抽象、虚幻的事物，不同于由占优势地位的特定的金融资本以及可通过谈判手段解决的、通过市场竞争确立的‘世界体系’。”^[1]这个“抽象、虚幻”的全球化通过商业投资、种子控制、人口控制乃至确立知识标准等方式，把农村的本土知识连同蓝天白云、山川河流都数据化了，从而把农村的底层民众置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底层民众很难接触到信息的主要载体网络，很难利用这些信息；另一方面，数千年来，农民们从未想过赋予本土知识以特殊的权力（或曰专利化），无法以合理的方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2]但是，全球化又是不可避免的。“你无从反对全球化，”斯皮瓦克写道，“只有参与集体合作，坚持不懈地把它转变成策略——驱动而不是危机——驱动的全球化”^[3]。这个“策略”就是“美育”，“考虑到一个不平等的当代性转瞬即逝，且已无法用诸如现代／传统、殖民／后殖民之类工整的二元关系来解释，因此，唯有美育能够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做着迎接的准备”^[4]。“全球化时代的美育”由此提出。

斯皮瓦克的美育思想源自对欧洲启蒙遗产——审美的“建设性解构”，深受康德，特别是席勒的影响，“可理解为对席勒美育思想的破坏性解读”^[5]。康德曾区分了两种美：纯粹美和附庸美，前者是无功利、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形式，是纯粹理性限度内的概念；后者则是符合目的概念的美。但在席勒看来，这种区别“有点奇怪”，“我认为，”席勒写道，“其中美的概念实际上显然理解的完全不对。因为在什么地方美克服了自己客体的逻辑本性，美也就在那里最辉煌地表现出来，而在没有抵抗的地方，美怎么能够克服呢？美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形式赋予完全板滞的质料呢？”^[6]“克服”暗示了主体的参与。席勒坚持认为，从理性的本性出发，不可能先验地证明美的概念，因而必须超越理论理性，进入实践理性，以寻求经验的帮助。由此出发，席勒从认识论走向了心理学，并提出了著名的“游戏说”。席勒发现，人往往服从于两股相反的“内在驱动力”：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两种驱动力各自为政，都阻碍人的天性臻于完美。但这两种力量不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因而尽管相反但却不对立，也不会互相抵消，作为主体的人由此获得“双重体验”，既感受到自己是物质的现实，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形式。这种“完整的直观”会引导人去追求一种“无限的境界”，而一旦有了这样的内心体验，就会在内心唤起一种新的内在驱动力，席勒称之为“游戏的内在驱动力”，它的意向是“使变化与绝对存在、变化与同一性协调一致”^[7]。如果说感性冲动是在以自然法则强迫心灵，形式冲动是以理性法则强迫心灵，那么游戏冲动就是取消一切强迫性，把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共同体，使心灵恰好处在中间点上，从而摆脱了双方的强迫。

斯皮瓦克的“破坏性解读”就从“游戏说”开始。席勒的“游戏说”首先假定自我是不可分的，是某种能够“取消时间”，把“世界的杂多纳入到自身的整一”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席勒把艺术作为平衡物，以解构精神和肉体的对立，弥合人性的分裂，进而拯救社会。这在斯皮瓦克看来，过于简单化，也过于理想化，甚至是对康德的倒退：“这儿没有那种对待未被承认的、破裂的康德式主体的哲学上的严谨。这种信心不过是对那未经考察的希望的同情，而这希望正是我们试图解构的对象。”^[8]在解读席勒的“游戏说”时，斯皮瓦克引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双重背缚”（double bind）。这个短语取自格里高利·巴特森1972年出版的《走向心灵生态学》，本是用以理解儿童幻想症中出现的“无意间顿悟”现象的心理学术语，但斯皮瓦克有自己的诠释：“当我们发现自身处于两个确定的主体立场——都正确（或都错误），但一个必然取消另一个，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从定义上来讲不可通融的难题，或曰双重背缚。然而，它也不可能始终保持难题或双重背缚状态。它不是一个诸如冲突、窘境、矛盾、悖论之类的逻辑的或哲学的问题。它只能被描述为一种经验。”^[9]这个主要以否定语气描述出来的短语充满了解构主义的色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不可定义、只能在经验中感知的状态。斯皮瓦克赞同席勒的“游戏说”，但她把“游戏”理解为双重背缚。因此，在她看来，美育的功能不是达到权且的平衡，而是在“经验”中化解无处不在的双重背缚。至于怎么化解？斯皮瓦克的回答是马克思式的：这不是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对此重点论述。(www.daowen.com)

同样让斯皮瓦克感兴趣的是席勒对康德的“反常规”解读。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保罗·德曼专章讨论了“康德和席勒”，深刻地解析了两人的区别：“康德涉及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关系，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出于个人所好，他在表述时选择了人际的、生动的语词，因而讲述了些生动的、人际的东西，但属于纯粹认识论的，跟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毫不相干。这儿，就席勒来说，他的解释完全是经验的、心理的，跟认识论的内涵则没有任何关系。……类比中的危险被现实的危险置换，想象中的危险被经验中的危险置换，经由这样的置换——比喻性的置换，崇高继之而起，破茧而出，实现自身，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10]德曼认为席勒完全偏离了康德形而上学的“正道”，言语间不乏微词。然而，作为德曼的学生，斯皮瓦克并不同意老师的观点。在她看来，席勒用以置换的东西本就内含于康德的文本，这种反常规的解读恰恰是一种必要的“增补”，因此应该继续“植入”，而不是“倒转”：“如果为了纠正这样一种误读，就决定避开人类形态学论——似乎跟德曼的实践相一致，那么就必须倒转席勒的问题，从而也就否定了它的合法性。我的办法是‘植入’而不是删除（或指责：‘康德出于个人所好选择的表述……’）康德理论中人类形态学的契机。在他的文本中此种契机是不可重复的，就如同在任何漫不经心的实践（当然包括德曼的或我的）中一样。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止步于康德比喻的或形容性的实践，无视伪饰的历史和康德文本中的主体地理学。”^[11]在斯皮瓦克看来，席勒恰恰指引了美育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即由“客体”走向“主体”，由“认识论”走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