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的审美哲学曾被苏联学者菲洛诺娃称为是“现代乌托邦理论”的“一个变种”^[61]。如果说马尔库塞的精神先哲们追求的乌托邦还徜徉在思辨的空间，那么他却致力于乌托邦的现实实行——革命的实现。因此，如何处理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并借此为革命提供现实可循的法则，便成了其不可回避的首要任务。

马尔库塞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广泛运用在美学的阐述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例外。他用极其概括的话道出艺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艺术和革命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是对抗性的统一。”^[62]这个断言首先揭示了艺术与革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艺术是以否定的原则与现实保持着不妥协的距离，它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屈从于一种必然性，它有它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革命的自由”^[63]。因此，艺术虽然也存在着其政治潜能，但是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与革命的实际需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能是背离的。其次，艺术与革命的矛盾表现在艺术的非行为性的改造现实的方式上。马尔库塞认为，虽然“艺术作品按照它整个的结构来看，就是造反，想和它所描述的世界调和是不可能的”^[64]，但是艺术造反的目的却是建立由新感性为政治秩序的“形式王国”，它的革命法则是“美的形式的法则”，反叛的具体途径是使用与既存语汇相异的预言，而这些手段都不会产生直接的现实效应，它们最多是通过美学的途径达到对人的心理意识的改造，借助人的改造达到对社会的改造，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艺术不是革命，“在实践中，艺术本身不能变革现实；而且艺术如果不否定自身，就不能应允革命的具体要求。然而，艺术能够并且将会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革命中，吸取灵感和它自身的形式，因为革命是艺术的实质”^[65]。

因此，在对现实的反叛这一点上，艺术与革命又达成了默契的统一，它们的矛盾在这一层面似乎又被缓和了。艺术的否定性、非同一性等特性，使得革命的政治目标可以通过美学形式在艺术作品中展现为一种理想的摹本，而艺术对未来的预言功能又使得它能够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提供远景的目标，马尔库塞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艺术解放的‘信息’还超越着解放中可达到的具体目标，就像它超越着对社会的具体的批判一样。”^[66]艺术虽有自身“为艺术而艺术”的要求，但在“解放”的意义上它与革命结成殊途同归的伴侣。由于马尔库塞将真正涵义上的革命视为审美之维的革命，于是“艺术与革命的连接点，存在于审美之维上，存在于艺术本身中”^[67]。这便是马尔库塞考察了艺术与革命的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后所作的总结性论断。(www.daowen.com)

因而，美学在马尔库塞的艺术政治学说中依然能够作为“一种激进的进步力量”而存在，虽然它被自身不可遏制的矛盾（非行为性的理论实践）所扼制住。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冲突，还有矛盾，那么艺术的“梦幻必须成为变革的力量，而不只是去梦想人类的环境条件；梦幻必须成为政治力量，假如艺术在历史的余晖中以求解放，那么通过革命去实现梦想就一定是可能的……”^[68]这就是马尔库塞“激进的乌托邦”对美的艺术发出的革命请柬，因而艺术也注定永远是“疏远化的东西”。马尔库塞在如此不可期待的无希望的希望中结束了对审美精灵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