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说过有“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这等同于海德格尔讲的知识的可能条件、先验性。所以，海氏在以上述方式讲述先验性后，引了康德的话来证明自己：“康德给出的‘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的总结性公式是什么？它是‘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同时就是经验的对象可能性的条件’。”^[24]海氏指出，上面的这个命题的关键词是“同时”。他说这一“同时”就表达了“能”转向（出窍）与“能”站在对面（对象的境域）的结合体，故而“先验性是出窍—境域的”。很明显，他把康德的公式中的“经验”当作“转向”一边，把“经验的对象”当作“站在对面”一边；把前者当作经验认识主体一边，后者当作经验认识客体一边。

但对康德稍有理解的人都能看出，海氏的这个归纳明显地曲解、篡改了康德，而且是有意地。因为，康德曾明确地说过：“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为：一切对象从属‘可能经验中所有直观杂多之综合统一的必然的条件’。”^[25]而海德格尔引的那句话，只是康德在这原理之下的引申。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引康德正式的定义，而仅引了它的引申？因为他要回避这一定义，因为这一定义没法被他那样归类，而且这一定义甚至反对他这样归类。

康德所说的“可能的经验中所有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然条件”指的是认识主体方面的固有的认识方式：时间、想象的概观与范畴。康德说：“故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吾人必须在内感（按其基本方式为时间）、想象力及统觉（按其方式为范畴）中求之……这三者实为那完全依据表象综合而造成的任何对象的知识所绝对必须者。”^[26]所以康德讲的最高原理，实际上就是讲对象从属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结构，也就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如果是这样，那么海德格尔所引的那句话中的“经验的可能性条件”，指的是认识主体的先天结构，即康德的主体先验性结构，它就是“经验的对象所以可能的条件”。康德其实是把“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归到主体一边。海德格尔只用这原理的引申，是因为这引申的字面上可以做文章，而对于难以做文章的原理的正式阐述，则有意回避了。

但我们不可因此认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阐释毫无价值，相反，他其实深刻地理解了康德，并且在批判哲学整体上理解了康德。海德格尔是借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来阐发他对批判哲学整体的理解。

海德格尔的阐释与康德原文的差距，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与批判哲学整体（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差距。《纯粹理性批判》是自成一体的，它同时又归属于批判哲学整体，这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体必然带有阶段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康德必然要限定《纯粹理性批判》中一些问题的发展，一些问题本来按逻辑发展要超出《纯粹理性批判》的范域而追溯更深的根据的，而康德为了保持完整性就不得不模糊这一问题的纵深度，或者切断之，并通过与同平面东西的联结、用另外的东西来补充来遮盖这种切断，这必然会浅化和偏置这些问题。

康德的“最高原理”很明确地把对象从属于认识主体的先验性，从这方面来看，海德格尔的阐释有误。但如更仔细地审视康德，就会发现“最高原理”的明确性后面，却有一模糊处。

首先，最高原则讲对象从属于主体的先验性的说法，如果结合到“对象”问题上，则仅仅是“对象”问题的引申。康德也好，海德格尔也好，都承认，经验对象其实是一种知性的表象产物。当直观被提供，它必然带着互相联结的趋向，人对此直观统一的趋向进行意识，就把这直观的统一趋向意识为“一”，同时又把这“一”与直观对照，于是“一”就有了“外于直观”的性质，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给出直观杂多的统一的个体。所以可以说，这个个体“对象”是主体的直观的统一的意识。所以说，就它是某个东西、某个存在者来说，它必然是从属认识主体的先验性条件的，所以说“最高原则”只不过是“对象”理论的一部分的引申。

康德也认为，杂多统一设置了一个“对象”，同时也导致了“先验的统觉”。后者指“统摄杂多在一意识中”，它自我意识到自己统摄直观，且是通过范畴的方式，故可说一切直观皆从属范畴，“一切感性直观皆从属范畴，范畴乃是感性直观之杂多所唯一由以而能统摄在一意识中的条件”^[27]。范畴必然导致经验的概念，所以范畴是“纯粹概念”。范畴是意识的必然统一方式，所以，康德把直观的统一的另一头归为“先验统觉”。而康德又说，意识的必然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与对象的关系”。在此，我们要强调，“与对象的关系”这个表达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统觉一方面是“自我同一”，另一方面必然要产生“与对象相关”这一模式来统摄直观，即统觉必然要在“直观必须是某种对象的显象”的模式中统摄直观。康德说：“自我同一的本源的、必然的意识，同时亦即一切现象依据概念，即依据不仅使现象必然的再生且亦因而规定‘它直观的对象’（此对象，即现象必然在其中联结的‘某某事物的概念’）的规律——的综合所有的必然的统一的意识。”^[28]“与对象相关”作为统觉的模式，其中“对象”是一概念，即统觉统摄直观的一种方式、一种范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象其实是一对象概念，是属于“统觉”即自我的。

但是，统觉为何要在“与对象相关”这一方式中统摄对象呢？统觉为何自身要假设一个与自身相“对”的东西呢？这只能这样解释：先验统觉本来就处在一种使直观统一的状态中，于是它把自身的这种状态意识为“我”与某种东西相关，或者“我”与“对象”的“关系”。在这个表达式中，“自我”与“对象”都是一个“概念”。这正如海德格尔讲先验性是“让……站在对面”一样，包含了“转向”与“站在对面”的对立。先验性是同一与差异的两重性的统一体。为什么“自我”也是一概念呢？因为自我——“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东西，是内感知直观统一的产物，也是概念。

“先验统觉”先天地能感到自身的不均衡，故要以一“与对象相关”的方式来思考。这种方式的设计，还满足了康德对范畴“客观实在性”的强调，为了它和经验中的对象有其根据，他还设立了一个“先验对象”。但“与对象相关”这个结构又是怎么来的，理由又是什么？其过程很含糊，康德也未再加以进一步阐述，他在关于“自我”特别是关于“自我”为何要以“与对象相关”的基本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能力，即为何要“自我异化”的问题上，显得特别含糊。所以说，康德的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其实并非是最高的，它是“对象”“自我—统觉”“范畴”等问题的延伸。康德说：“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全范围中最高的原理。”前一个最高原则，讲对象从属先验主体性，而先验主体性又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客观实在性又来自“统觉”的“与对象相关”的方式，而最后这一步是很含糊的。不过，这深刻处的含糊触及了最根本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主客差异与同一的先验性，在表面上篡改了康德的“最高原则”，但出于康德的最高原则还要依赖于一个“统觉”的模糊性来看，他的解释正是在最根本的源头上解释康德，同时还揭示了康德思想中的问题。

【注释】

[1]Heidegger，Basic Writings.ed.D.F.Krell，Harper&Row，1977，p.139.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73页。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33页。

[4]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XV.

[5]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4—6.

[6]Martin Heidegger，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Trans.by Michael Hei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0—151.

[7]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7

[8]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8

[9]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1(www.daowen.com)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297—298页。

[11]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二部第一编第三章。

[12]Martin Heidegger，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Trans.by Michael Hei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64.

[13]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14]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8

[15]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79.

[16]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9.

[17]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0.

[18]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4.

[19]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39.

[20]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5.

[21]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8.

[22]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27—28.

[23]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81.

[24]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by 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81.

[2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106页。

[2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151—152页。

[2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106页。

[2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