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哲学，特别是前期思想主要是在与康德哲学对话的基础上架构起来的，他的思想的关节，如主体性问题、根据的本质问题，世界、自由等等，都是直接来自康德哲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直接是康德已取得的成果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康德的著作导向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转折”^[1]，当然，海德格尔就是以完成这个转折为己任的。所以，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与康德的比较是比较突出、关键的。《存在与时间》未出版的第二部的核心部分是讲康德的。后来又马上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作为补充，可见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重视。确实，海德格尔从一个现象学的信徒，到摆脱现象学，关键在于从康德那儿找到了突破的钥匙。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但最终没有对意识结构行为的最终动力，即“发生”进行探索。海德格尔不满足于此，要求进展到最终动力，即形而上的层面上去。这一突破的关键是关注存在者与存在（存在者的根据）之间的关系，海氏以时间性意谓之。尽管胡塞尔也讲时间，但他仅把它当成一种内在意识。海德格尔的时间性观念，其实更根源地来自、发展于康德的“纯粹感性”，一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主要就是讨论这个主题。

康德引向了突破，他如何引向？康德毕竟没有实现这个转折，在海德格尔看来局限又在何处呢？康德的哲学本身有没有实现这个转折的可能，需要如何被改造呢？海德格尔的做法，其实像一面镜子，引导着对康德更深的理解。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根本上是探求有限知识的根据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即是追求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是从知识论出发的，康德也是。对个体知识的确定性把握，是哲学、科学最终追逐的目标。

一般认为，知识是表象的联结，它要求表象的确定性和表象之间有正确的联结。要做到这点则要求表象与对象符合，联结与对象的固有关系符合。康德认为，表象是经验层面的，它只是一种活动的结果，是被动的，它自身不能提供任何自身是确实的或联系的正确的理由。经验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来自人的先验性。只有先验性，才能赋予经验这些确定与联系，人的先验性是“先”在于经验、使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它是经验的立法者，是经验的根据。这一条件应包括：一、有先在的整理结构与法则，即纯粹知性、先验逻辑。二、有先天地接受外来的“力”的刺激的能力，即纯粹感性。这样当我们前经验地受到影响时，就能通过先验性而产生表象。表象之间有联系，成为判断。但表象之间联系的理由是先天知识活动，即先天判断所赋予的，所以，经验知识，即判断，仅是先天判断的表象与结果。但传统逻辑却仅在经验层面考察判断的表现形式中的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不问知识之源流”^[2]。要真正地把握知识的正确，当研究先天判断，就“经验判断就其自身而论，皆为综合的”^[3]而言，人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核心问题。它包括表象生成的可能性问题与表象之间联结的可能性法则的问题，前者涉及纯粹感性，后者涉及纯粹知性。就判断与判断之间的推理来看，它又涉及先验性整体即理性问题，后两者构成先验逻辑。这些结构起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关于它们的研究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如果说我们的知识论追求的是真实的对象本身，那么知识论就必须包括先验部分的思考。在从前，知识的根据往往在形而上学中讨论。但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虚浮而矛盾的，根本在于从未考虑过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直接超越经验，拟用超验的东西来作为经验的根据。这种旧形而上学观念没有考虑到人的判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超验者和表象有直接关系而又完全不相通（因为超验者超越经验可能性之外），这样就导致了先验实在论与经验观念论，又有了一个经验表象如何与超验对象相符合的难题。传统形而上学与康德哲学都追问知识的根据，但它们之间有在路径和方式上超验与先验的区别。超验，主要指超越经验的客观的“理念”，超于经验之外的实体；先验，主要指作为知识根据、在经验之先的先验主体。康德认为，直接关系于知识的，是先验主体性，而非超验之物，超验的东西要经过先验主体方能与知识发生关系。康德并不否定超验者，但他否定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超验者直接起作用。这样，他就把形而上学推到了“未来”，把知识根据问题变为判断的主体方面的先天综合判断问题，把原来形而上学的问题变成了知识论的问题。

康德这样做，是出于他对解决传统知识论的困难的设想。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认为与其把一个先在对象摆在那里，让主观去符合它而产生主观依何根据才能符合客观的困难，不如仿照哥白尼由日心说到地心说的转变，来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让客观对象符合主观，解决主客观同一的问题。从此出发，他提出了主体的先天知识力，提出了先验性。所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含义是由以经验中的对象为标准，转向以主观为标准，建立主体性知识论。(www.daowen.com)

海德格尔则把自己对康德的专门阐述视为《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存在问题、一般本体论与基本本体论的问题的补充与澄清，也就是说，他着力发掘主体性知识论中的形而上学内涵，把康德的努力建立起来的知识论焕发出它曾抛弃的本体论的光彩。当然，海德格尔的这个做法，将改变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也将使康德的知识论中隐藏的问题和可能性引发出来。他说：“康德的文本成了一庇护所，因为我在康德中找到了我所提出的存在的问题的辩护。”^[4]存在问题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如亚里士多德所示。但在经院哲学的发展中变成了本体论（ontology）而与诸学科分立（即本体论和知识论是分开的），限定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存在进行形而上学阐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借对康德的阐发，对此进行了澄清，他引康德说：形而上学名为Metaphysics，就说明它与自然科学（physics）有本质关系。一般认为，自然科学属于经验领域，形而上学就似乎是应属于理性的领域，外在于“物理学”。海氏认为康德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形而上学的主题正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是研究存在者的知识的可能性也即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一般本体论，讲的不是和经验无关的问题，而正是经验的可能性问题。形而上学并不和逻辑学、物理学等分立在两个知识系统中，它们在更为原始的意义上，是统一的。^[5]形而上学根本还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当然，反过来，知识论也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本体论，海氏对此作了解释：传统上认为知就是判断，那么本体论上的知就是先天判断，在此中个体的“存在”被知，因为这个判断把个体自身的存在通过“综合”带到经验上，展示为“内容（what-Being）”。而康德又把我们先天的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能力本身当作“纯粹理性”，于是“对本体论知识的可能性的揭示，必须成为纯粹理性的本质的澄明”，即“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研究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一般本体的知识，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基础问题。他说，康德的知识理论是“真正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并非对立于知识论。……有必要显示《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是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真正使本体论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努力”^[6]。本文开端我们说到，康德一直以“未来形而上学”为目标，但他把自己的知识论确实还是局限在人的有限知识如何确定这个范围里。但是海德格尔仍然把康德知识论直接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形而上学不用再期待未来，有限知识的根据就是无限。当然，这给康德留下一个还需解决的任务，就是康德作为有限知识根据的，是主体的先验性，也就是有限的主体。海德格尔欲求把有限知识的根据转化为无限，就得转化有限主体为无限，即改造康德的先验性。

海德格尔直接把康德的问题转化为他自己的语言：“（这种知识的可能性）被抛回到更一般的问题上，即如此的存在者的一般显明的内在可能性问题”，它是“向着存在者的行为的本质的阐明”，“使向着存在者的行为可能的东西，就是对存在的结构的初始性理解，使个体知识可能的就是本体论知识”。^[7]

所以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表示了热烈的赞赏，与一般人欢呼为主体性的建立不同，他指出这一革命的意义主要是新基础的建立，是先验性的而不仅仅是一平行两点间（主观与客体）重点的转变。他说：“为整体的形而上学奠基意味着揭示本体论的内在可能性。这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它是那在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标题之下常常被误解的东西的形而上学意义。”^[8]与其说这一“革命”是把客体当作标准转为把主体当作标准，不如说是本体论的涅槃，“个体真理必须把自己调节到本体论的（层次上去）。相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合理解释被更新了。这样，康德以这样的革命就驱使本体论的问题进入中心环节”^[9]。

应该说，海德格尔对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本质的洞见是深刻的，康德知识论在这样的洞见下，具有早一步接触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他的知识论也被显示出更高、更丰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