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谢林的戏剧美学理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他同时代的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戏剧美学。的确，两者在体系结构、论证方法、具体观点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由于黑格尔生前身后的名声都远在谢林之上，则更是让谢林戏剧美学长期以来处于遮蔽的状态，很少有人关注他区别于黑格尔的独立的思想价值。

对谢林来说，黑格尔的美学中相当一部分理论的原创性问题是值得怀疑的，这也是他后来对黑格尔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地来看，黑格尔讲授美学课程的时间在1817—1829年间，而谢林的艺术哲学的课堂讲授是在1802—1805年，显然，谢林美学思想的提出要比黑格尔早十多年！所以，即便谢林的戏剧美学与黑格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因为他的首创之功而给予他公平的对待。事实上，谢林与黑格尔戏剧美学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仍隐含着诸多本质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体现了谢林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对艺术问题的敏锐的直觉把握。

谢林和黑格尔都非常重视戏剧在艺术分类体系中的地位，将戏剧列为语言艺术（诗艺）的综合级次，是语言艺术辩证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全部艺术门类发展的最后环节。而且他们都把悲剧看作最典型、最完美的戏剧形态，认为悲剧是对最高哲学理念的最深刻的感性呈现。此外，两人都在戏剧美学中贯穿了辩证法思想，即正、反、合的发展逻辑，因此，他们都将戏剧的本质看作是从原初的平静开始产生对立，到矛盾双方“冲突”和“斗争”，再到最终的“和解”和“平息”的过程。在这个从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更高的和谐的过程中，戏剧归根结底要揭示出一种凌驾于经验世界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从而实现对绝对精神的洞察。^[31]而悲剧最直接地符合了戏剧艺术“冲突论”的本质规定，因而是戏剧美学的核心。就这条基本的理论线索来看，两位哲学家对戏剧艺术本质的论证方法确实是高度一致的，但问题在于两人赋予对立“冲突”的实质内涵，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谢林的悲剧哲学的本质是主体的自由与客体的必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受到一种主体之外的“隐蔽的必然性”的“干预”，^[32]使他无论做何努力，都事与愿违，敌不过自然强力的压迫，以至于面临毁灭的危机。悲剧最终的结局是主人公以牺牲自己的肉身为代价，为自己在客观必然性支配下所犯的过错赎罪。主人公自我救赎的悲剧意义在于，他是以纯净的心灵和无畏的勇气主动选择承受肉身的苦难。在这一行动中，自然的强力最终在主人公身上实现了它无可动摇的权威，使客观的必然性在整个故事中贯彻始终；但更为重要的是，主体凭借这一最后以命相搏的选择行为，在精神上升华到主体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与自然的必然性平起平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绝对的层面上获得了同一，达到和谐的状态，实现了对绝对者的现实的直观。

黑格尔的悲剧哲学的矛盾是“伦理实体”的分化与对立。所谓的“伦理实体”是指多种普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统一体，包括“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涉及家庭、国家、教会、名誉、友谊、荣誉和爱情等。^[33]在黑格尔看来，伦理是神性的绝对精神在经验世界中的实在表现。悲剧的根源就产生于最完善的伦理实体分裂得到的两种代表片面正义的理念之间的相互冲突。这两股力量既然都是片面的正义，那么它们必然是既有善的一面，同时也有恶的一面。代表它们的主人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以自身拥有的片面的“善”为武器，攻击对方片面的“恶”。悲剧的最终和解或是双方两败俱伤，通过双方肉身的惩罚，救赎他们各自的恶，同时保存了双方片面的善，从而实现了同一；或是悲剧主人公向更高的伦理实体屈服；或是通过神明来代言和解双方的片面正义；或是主人公为自己赎罪，从而获得神明的宽宥，实现应有的最高正义。总之，悲剧的结局是受到冲突的片面正义为救赎自身片面的“恶”而付出代价，同时自身片面的“善”被统一在更高的“永恒正义”之中，^[34]从有限的个体升华为最高的“伦理实体”。

可以看出，谢林和黑格尔对悲剧冲突本质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谢林的落脚点在人，而黑格尔则更关注普遍的社会伦理。在谢林看来，悲剧实现其悲剧性的关键在于主体通过放弃肉身的自由而证明自己拥有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献身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气壮山河的勇气和魄力。因为肉身的安稳和生命的维系，恰恰是人类世俗生活中最诱人的欲望和最恐惧失去的生存的底线，是自然界必然律对人性的束缚。放弃它们，无疑是人精神自由性对本能必然律的克服和胜利，是个体有限自由向无限自由升华所必经的涅槃之路。根据谢林的理论，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悲剧是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的悲剧哲学实质上是一首歌颂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浪漫主义的赞歌。

相反，黑格尔悲剧论的趣味则是极端理性主义的，他看重的不是个人人性的尊严而是人作为类族存在的普遍的社会公平法则的维护。在黑格尔看来，悲剧性的产生不在于人作为活生生的存在为反抗更高的强力而作出的牺牲，而是个人所代表的某种片面的伦理价值在绝对的“伦理实体”面前甘拜下风。为了“永恒正义”的现身，所有的痛苦、伤害和毁灭都无非是特殊的个体为实现普遍的群体利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类族最普遍的伦理法则以宏大的绝对正义之名，所向无敌地迫使一切个体的执着屈从于它，于是个体生命遭遇的血淋淋的迫害或牺牲，都被这个绝对抽象的道德实体合理化而黯然失色。在悲剧中，人们与其说为了主人公的不幸命运而扼腕叹息，不如说是看到戏剧作品通过主人公遭遇的苦难来实现伦理实体在人世间展现威力的振奋。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以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为例论证悲剧哲学时，没有多少对善良美好的女主人公牺牲的怜悯和赞颂，反而是冷冰冰地指出了她的死代表了所谓“自然法”在“国家法”的威慑下所显现的片面性以及因此而消亡的正当理性。(www.daowen.com)

更进一步地，谢林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独具慧眼地将“崇高”这个美学范畴与悲剧相关联，把崇高作为悲剧典型的审美特征，而且在谢林美学的语境中，“崇高”比“优美”更接近绝对者，因而是更高级的美。而黑格尔则把崇高视为艺术发展的最低级次——象征型艺术的审美属性，是绝对精神的“无限的企图”未能在现象世界里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的权宜之计，因而是艺术发展初级阶段的审美表达。^[35]显然，谢林对悲剧崇高精神的判断比黑格尔更有远见，更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更精准地把握了悲剧的基本特征。

总之，黑格尔的悲剧哲学成就的是代表群体和类族的普遍利益的道德正义的理念，而谢林悲剧哲学则立足于个人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气概，是对独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的维护和肯定。悲剧哲学是谢林与黑格尔戏剧美学的理论核心，集中地体现了他们二人戏剧美学观念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戏剧本体论，衍生出对其他一些戏剧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例如，谢林和黑格尔的喜剧哲学矛盾焦点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谢林认为喜剧的本质在于主体的必然性与客体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而黑格尔则认为“主体性”代替“实体性”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这才是喜剧性的根源。在黑格尔看来，喜剧主人公把自己的主体性能力极端夸大，以致认为自己的错误观念就是普遍客观的社会道德准则，因而自以为是地任性而为，结果由于他所追求的目标或行为的准则并无实体性，所以必然导致陷入虚无和荒诞。应该指出的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喜剧哲学都把握到了一种主体与客体固有特性的颠倒错乱的本质。不过，黑格尔突出的是主体自说自话的主体性因素对事件推动的影响，而谢林始终直接围绕着自由与必然这一哲学根本矛盾展开论证，由此揭示出喜剧戏谑的表面之下隐藏的哲学性的深刻内涵。因此，比黑格尔更有意味的是，谢林将喜剧的本质与悲剧的本质沟通了起来，既然悲剧与喜剧的矛盾都在于自由与必然的斗争，那么无论表现形式如何的颠倒，真正的喜剧实质上也是一种悲剧，喜剧与悲剧的对立只是表面的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同一的。

再比如，谢林和黑格尔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现象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尽管两位哲学家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予以了高度的评价，都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人物性格塑造的高超技艺，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物性格是莎士比亚悲剧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在这里，黑格尔仍然运用他的实体性／主体性对立的戏剧美学原理，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为代表的近代悲剧与古希腊悲剧的区别在于“主体性”较之“实体性”更为突出，悲剧主人公代表的不是某种实体性的伦理的情致，而是他的主体个性，他就是他自己。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不再受某种客观的、必然的力量支配，因而是偶然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行动，即便有时人物的性格恰巧与某种伦理目的相一致，伦理力量仍然只是主体性格的附丽，并不对行动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缺乏对实体性的表现，近代悲剧较之古希腊悲剧缺乏深刻性，不过莎士比亚悲剧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仍然对伦理实体有所追求，有意识地通过人物性格冲突揭示某种普遍的伦理，因此他总是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来描绘深刻的人性。

谢林则仍然把握自由／必然对立的本体论原则对莎士比亚悲剧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悲剧的成功之处，仍然在于生动地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只是近代世界由于宗教思想的变迁，人们不再能够接受神操纵人力作出罪恶的事情，因此命运的必然力转而进入个体性格之中，因为人的性格是天生的，具有某种先天的必然性，从而代替命运成为人物行动的支配力量，与主体后天的主观意志和欲望形成对立，构成必然与自由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谢林比黑格尔更深刻地看到了近代悲剧情节构置转变的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也将悲剧哲学的核心理论合理地延续了下来。更进一步地，谢林比黑格尔更敏锐地看出莎士比亚戏剧所代表的近现代戏剧发展变化的趋势。除了人物性格成为矛盾的主要载体之外，谢林比黑格尔更明确地指出了莎剧中所蕴含的近代戏剧的“总体性”特征，即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一种无限丰富的综合性，如悲剧与喜剧因素混合，复杂的人性刻画、题材选取的广泛程度，语言形式的丰富多样以及世俗与理念世界相融合的戏剧世界的营造等等。在谢林看来这种包罗万象性正是近代戏剧的突出特征之一。如果说黑格尔更多地是将莎士比亚看作近代戏剧创作的一个杰出的特例，那么谢林则将他作为近代戏剧的一种代表性的方向，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客观地说，尽管黑格尔的戏剧美学在论证结构上要比谢林考虑得更周密、更详尽，但是黑格尔作为一个极度理性的思辨哲学家与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哲学家谢林相比，有些论断缺乏诗意的灵性和准确的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