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林看来，悲剧和喜剧已经囊括了戏剧艺术的全部基本形态，除此之外，他并不能给出第三种戏剧类型的名称，并且戏剧艺术在古希腊时代的悲剧和喜剧中就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但是，为了完成哲学体系的圆满建构，同时更加准确地描述戏剧史的发展现实，谢林将基督教兴起以后的戏剧艺术用一个时间概念加以命名，笼统地称之为“近代戏剧”，并归纳了它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首先，在逻辑结构上，近代戏剧处于戏剧艺术逻辑发展的合题，根本特征是“对立面的混合（mischung）”^[28]，其中悲剧和喜剧的混合是最主要的原则。在近代戏剧中，悲剧和喜剧“或者在一种完满的状态之中，或者在一种无法取消的无差别体之中被表述”，此时悲剧与喜剧相互融合，使作品本身“既不能显现为悲剧，也不能显现为喜剧”，而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悲剧与喜剧的元素在整部戏中从整体到细节都同时分布存在。^[29]此外，近代戏剧的“混合”性质还表现在戏剧内容与形式的“包罗万象”性中，这与近代社会总体显现出来的趋向于无限自由的浪漫主义特征是一致的。最为典型的就是莎士比亚，他的戏剧几乎触及了无限复杂多变的人性的每一个角落；其情节的设置在围绕主旨展开的同时，对各部分细节也作了充实的表现，使故事呈现出无限的内涵和无尽的深度；最后，莎士比亚的戏剧取材自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每部作品风格各异，驾轻就熟地容纳了理念与现实世界的总体，在舞台上呈现出人世百态。

其次，近代戏剧中自由与必然的斗争仍然是最根本的矛盾，不过它们不是消弭同一，而是以并立的“混合”状态遍布在全剧之中，使两者的斗争保持始终，这样就形成了既非悲剧亦非喜剧，既似悲剧又似喜剧的近代戏剧的混合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戏剧中的必然性不是体现在命运的强力之中，因为基督教教义不允许神对凡人作孽，所以灾厄的根源就从命运转入人自身，在人物的性格里种下导致罪恶的种子。如此一来，必然性同样存在于人的先验意识之中，与主体自由有着同一的基础和融合的动力，这就是近代悲剧的形成机制。(www.daowen.com)

第三，在近代，戏剧与史诗两者呈现出相向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近代戏剧丰富的包容性和向神话和历史取材的选题方式使其愈加表现出史诗的形态；另一方面史诗通过向长篇小说发展而愈加转向了戏剧。但是两者最终并未在某种更高的语言艺术形态中相遇，而是无限趋近却永不相交，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形态。

总之，语言艺术发展到了戏剧，在逻辑上就不再继续突破自身，形成更高的艺术类型，而是全面向造型艺术复归。例如戏剧中包括的歌唱、舞蹈和表演艺术，就分别向造型艺术中的音乐、绘画和雕塑艺术转变，^[30]所不同的是前者利用人的身体，而后者利用自然物质作为表现的媒介。以此类推，所有的个别艺术门类的发展都会不断重复着实在与观念元素相互结合、转化的路径发展演变，而戏剧艺术作为全部艺术的最高级次，则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将全部的艺术门类及其发展成果以丰富多彩的舞台形式统摄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