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戏剧艺术的内部逻辑发展的正题，它从正面直接反映戏剧艺术的本质，毫无悖谬地体现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同一，这一世界存在的根本矛盾的纷争与和解的过程。其中“自由”应当在主体之内体现主观意志的力量；“必然”应当在自然之内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对主体的行动加以限制。于是，悲剧的本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与作为客观者的必然之间的真实的斗争”，且“两者同时作为胜利者和被胜利者显现在完满的无差别中”。④

谢林对悲剧的本质规定，高度抽象地揭示了悲剧艺术的悲剧性产生的根源，结合同一哲学原理，我们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理解：首先，矛盾冲突的双方必须是主观的自由和客观的必然，也就是说自由与必然必须分别对位于主体和自然，而非其他的存在。这一原则在悲剧情节中体现为悲剧主人公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自由地行动，然而他看似自由的行动始终受到一种凌驾于人类主观能力之上的自然的必然性力量的“干预”，致使自由行动的结果背离主人公的主观意愿，而符合某种客观必然的规律。^[22]第二，悲剧情节发展的过程是主体自由意志与外在于主体的客观规律在斗争中不断趋同的过程。一方面，主体的自由行动以高于主体的必然规律为准绳。另一方面，自然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主体自由行动逐渐实现的，其结果是自由与必然的无差别。之所以主体内外的两重对立原则能够达成最终的和谐一致，正是因为它们在绝对者中先验地同一。因此，冥冥之中在人的自由行动的背后指引方向的是绝对同一性，它决定了主体行动的结果却始终在主体经验意识之外，是一种无法被主体把握的绝对的必然性。第三，自由与必然之间“真实的斗争”在悲剧中通过命运降临“灾厄”到主人公身上来现实地呈现，其中“灾厄”代表自然的必然性，主人公的行动则是主体自由的表现。由于这对矛盾必须先验地同一，才能在最终回到绝对的层面消除斗争，因此所谓的“灾厄”不能只是体现有限必然的“外在的不幸”^[23]，也就是纯粹外在地加诸主体躯体上的飞来横祸，如疾病或财物受损，因为这样的必然性与主体的自由是割裂的，两者并不具备先验同一的基础，无法达到最终的绝对同一。从实际观赏效果来看，对于主人公肉身的磨难，观众会希望他凭借自己的体力或智力来加以克服，如果不能克服，最多给予他同情或怜悯。肉身的困顿只能使主体在有限的必然性的压迫下作出有限自由的反抗，两者无法达到绝对的层面平等地对决，主体意志的绝对自由不能实现，因而不能触及悲剧崇高的审美本质。因此，悲剧的“灾厄”一定要产生于主体自身被命运锁定的过失行为，也就是在绝对必然性驱使下的自由行动的结果。当灾难发生后，主人公不是默默承受命运的摆布，而是“自愿”接受惩罚，毁灭自己的肉体来救赎自己无辜的罪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将有限的自由升华为绝对的自由。在这个结局中，自由与必然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对方斗败，又都取得了胜利，是一种无分胜负的同一状态。(www.daowen.com)

可见，悲剧的核心并不是主人公在灾难的打击下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是在于他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并自愿接受惩罚，因为这一行动使主人公既遵从了必然的限制又实现了自由，且从有限的经验意识的自由通向了绝对的最高的意志自由。悲剧的结局不是惨绝人寰痛苦的体验，而是沉痛的挣扎过后的绝对宁静，这就是悲剧给观众心灵带来的“净化”，也是“悲剧中真正悲剧性的东西”。^[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