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前期哲学的终极目的是揭示绝对者的奥秘，获得绝对的知识。他要建立的知识学，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知识体系，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美学。不过，面对如此形而上的问题，谢林并没有寄希望于高度抽象的纯粹思辨，而是坚持立足有限的经验世界，通过生命实存的条件来达到对绝对者现实的理解。谢林认为“哲学不能完成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化，但是它却可以完成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化”^[10]。有限者在矛盾对立之中，无限者则是同一的状态，因此所谓“有限向无限的转化”实质上主客体从对立分离到再次综合的过程。无限的绝对知识是一种认识论和存在论同一的知识，是主客体对立的综合，因此必须突破理论哲学的局限，在实践哲学领域里才能实现。理论哲学只能在理念世界中构想无限，它虽然为行动指出了方向，但永远缺乏现实性，它所达到的无限是片面的；要实现真正的无限，必须通过行动（Hand lung），在行动中消除对立双方的矛盾，重新达到两者的同一。^[11]实践是通向绝对综合的唯一渠道，然而，突破了理论理性领域，主体知性能力的法则便不再适用，因此，主体要通过自由的意志为自身创造出新的法则，成为自身行动“坚固的基础”。为此，人的主体性“从一种仅仅是认知的理性变为一种创造性的理性，从一种理论的理性变为实践的理性”^[12]。

可见，绝对者与其说是通过认识能力，不如说是“通过创造性的实现”来获得。^[13]而这种“创造性”的行动就是艺术活动，只有艺术内部的“神圣性”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内部的法则向外构造出质料，现实地对抗一切客体世界“拙劣的机械主义”和“无规则的质料的堆积”^[14]，在艺术的审美直观中重新回到自我与世界分离之初的同一状态，在现实世界中回到最接近绝对者的地方。

主体行动的准则是自由，客体实存的准则是必然，因此，主体对抗客体的行动本质是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在美的原理中，谢林根据对立消弭的方向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一个是主体屈从于客体，即自由主动消灭自身于必然之中，产生“优美”；一个则是主体与客体抗争并牺牲，即自由与必然双双斗败而消亡同一，产生“崇高”。前者是一种自我放弃，是相对平静的达到同一境界的独断论美学；后者是批判主义的美学，它必然伴随主客体间激烈的斗争，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极度痛苦中达到至高的绝对境界。不过，“优美”和“崇高”在谢林看来并不是平行的两种美，而是有着优劣之分。^[15]因为，“美的真正原理”不是通过主体主动将自身弃绝于客体之中这种平静的方式达到的，而是必须经过主客体间激烈的争斗，“双方在斗争中相互屈从”^[16]，在一种自由与必然的完美的同一和关联之中实现绝对综合。^[17]因此崇高比优美更能触及美的本质，是美的最高原则。

可见，实现绝对综合的实践行动，其实质是一场主体自由与客体必然之间的殊死的奋争（Streben），这是人生在世最为根本的存在方式、无法逃避的矛盾。作为生存于经验世界的有限的主体，人一方面植根于实存的世界，受到必然律的束缚和压迫，一方面又始终在内心深处回响着追求无限的绝对自我的召唤，用自由的行动与自然抗争。(www.daowen.com)

这种自由行动天然地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因为人生存于世界，人在世的自由是基于世界存在之上的有限的自由，而世界恰恰是他斗争的对象，所以抗争的结果无非是消亡与弃绝，因而这注定是一场“终极而绝望的战斗”。^[18]人的这种自由行动贯穿在艺术活动中，而且在悲剧艺术中，通过英雄人物的行动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古希腊悲剧是所有艺术的最高典范。以俄狄浦斯王为例，一个凡人因为命运的诅咒而遭受厄运，尽管奋力抗争而最终难逃命运的摆布成为罪犯，然而却甘愿接受惩罚，来救赎自己被迫犯下的罪孽，以自我肉身的毁灭来结束这场争斗。在全部的过程中，英雄人物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强力相抗争，最后被命运斗败了肉身，却以一种自愿放弃有限自由、走向牺牲的更高的自由行动，突破了自身的极限，回到了与自然无差别的关联之中，同时获得了人之为人的自由的荣耀，并在更高层面实现了精神向无限自由的延伸！因此，必然与自由间激烈的争斗以双双斗败、重归同一的结局告终。

可见，悲剧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真正的美，是现实世界中洞察绝对者的最高途径，而悲剧审美特征的实质体现的是人生存在的根本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