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4封信中，席勒分析和阐述了审美教育的过程。审美教育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让人们由自然的必然王国，经过审美的自由王国，进入伦理（政治和道德）的自由王国的审美教育过程。美和艺术在审美教育中成为人的“第二创造者”，通过审美外观和审美游戏把人创造成为一个人性完整的人。那么，审美教育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种人性的发展过程。席勒指出：“可以区分出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族类，如果要实现他们的全部规定，都不得不必然地和以一定的秩序经历这三个阶段。尽管由于偶然的原因，即或者是外界事物的影响，或者是人的自由任性，个别的时期可能有时延长，有时缩短，但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完全跳跃过去，而且就是这些时期相互衔接的次序，既不可能被自然也不可能被意志所颠倒。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仅仅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的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22]

其一，自然状态或者自然王国中的人性还处在动物性的水平上，因而主要是受自然力量的控制，是一种直接的感性的人。席勒说：“在美引起人的自由快感之前，在宁静的形式使人的粗野生活缓和之前，人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永远千篇一律，他的判断永远变化无常，他自私自利而又会失去自身，他无拘无束却不能有自由，他充当奴隶而又没有一点规矩。在这个时期内，世界对于他来说只是命运，还不是对象；一切东西，只有在使他得以存在的范围内，对于他来说才是存在，而既不给予他什么又不拿走他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任何现象在他面前都是单独的和隔绝的，同样他也发现自己本身在生物的系列中是孤单的和隔绝的。一切存在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由于眼前的绝对命令而存在，一切变化在他看来都是新鲜的创造，因为在他身内缺乏必然的东西而同时在他身外也就缺乏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把千变万化的形态结合成一个宇宙，而且，当个体迅速消逝的时候，法则却永远保留在活动舞台上。自然白白地让它的丰富的多样性在人的感官之旁消逝；人在自然的丰富多彩之中唯独看到了他的掠夺品，人在自然的力量和伟大之中仅仅看到了他的敌人。要么人扑向对象，并想占有它们以满足欲望，要么对象就向人涌来要毁灭人，而人则厌恶地把它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与感性世界的关系都是直接接触；他永远害怕感性世界的逼近，他不断受专横的需求的折磨，因而除了疲惫以外找不到任何安宁，除了耗尽的欲望以外找不到任何界限。”^[23]在自然状态或者自然王国中，人的人性还在形成之中，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就是一种受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支配和欲望占有自然对象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关系。与此同时，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异己的、利害冲突的关系，同时是一种狭隘的封闭状态。席勒说：“由于认识不到他自己的人的尊严，同时他也就更不会尊重别人的人的尊严，而意识到自己的粗野的贪欲，他就会害怕每个看上去与他相类似的生物的贪欲。他绝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别人，只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而且社交并没有把他扩展到族类，反而只是越来越狭窄地把他禁锢在他的个体之中。在这种沉闷的限制中，他迷惘地度过黑暗的生活，一直到一种有利的自然把他那暗昧的感性的质料重担推开，反思使他把自身与事物相区分，对象终于在意识的反映中显现出来。”^[24]事实上，人的这种野蛮的自然状态已经由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所证实了，然而，在席勒的时代还只是一种观念，所以席勒如实地指出：“像这里所描述的人的这种野蛮的自然状态，当然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和时代那里得到证明，它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过这一观念与经验在各个个别特性方面都是完全相吻合的。我们可以说，人从来也没有完全处在这种动物性状态之中，但是人也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动物性状态。即使在最野蛮的主体身上也找得到理性自由的明白无误的痕迹，同样，在最有教养的主体身上也绝不会没有那些时刻，那些时刻会令人回想起那种昏暗的自然状态。把最高级的东西和最低级的东西在自己的本性中结合起来，这本是人的特点；如果说人的尊严有赖于严格地区分这两者，那么人的幸福就有赖于恰当地扬弃这种区分。既然文化应该使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协调一致，因而文化就必须关注这两项原则在它们最紧密的融合中的最高的纯洁性。”^[25]也就是说，人，半是野兽，半是天使，而真正具有人性的人应该就是扬弃了动物性和天使性的一种文化存在。这里似乎有了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人是文化的动物”的胚胎。席勒，作为启蒙主义者是相信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不过，他认为，人的人性的理性特征并不是突然出现或者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席勒说：“因此，理性在人身上第一次出现，还不是人的人性的开始。这种人性只能由人的自由来决定，而理性首先是随着使人的感性依赖性变得无限而开始的；我觉得，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我们知道，理性在人身上被识别出来是通过对绝对的东西（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的要求的，而因为人的自然生命的任何个别的状态都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因而这种要求就迫使人完全离开他的自然生命，并从一种受限制的现实上升到观念。虽然这种要求的真正意义是，使人挣脱时间的限制，并引导他从感性世界上升到观念世界，可是由于一种（在这种感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几乎不可避免的）曲解，这种要求就可能把矛头对准自然生命本身，并不是使人成为独立的人，而是把他推入最可怕的奴役之中。”^[26]席勒认为，人的理性的出现开始只是要摆脱人的无限扩展的感性依赖性，去追求绝对的东西；这种追求本来是为了使人摆脱时间限制，从感性世界上升到观念世界，可是由于感性冲动和感性力量的泛滥，反而把人推向了“最可怕的奴役之中”，即使人陷入了“忧虑和恐惧”之中。“事实也就是如此。人为了向前追求不受限制的未来，他乘着想象的翅膀离开了单纯的动物性禁闭在其中的现在的狭窄界限；但是，当无限的东西出现在他令人晕眩的想象面前时，他的心仍然生活在个别的东西之中，仍然在为眼前瞬间服役。在他的动物性之中追求绝对的冲动突然向他袭来，而且因为在这种沉闷的状态中，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指向物质的东西和暂时的东西，只是局限在他的个体之上，所以，那种要求只会促使他无限地扩展他的个体，而不是脱离他的个体，促使他去追求永不停止变动的质料，而不是追求形式，促使他追求永远持续不断的变化和追求绝对保证他的暂时存在，而不是追求永不变化的东西。上述冲动，如果运用到人的思维和行为上，应该引导人达到真理和道德，而现在既然与人的受动和感觉发生了关系，就只会产生无限制的要求和绝对的需要。因此，人在精神王国中收获的第一批果实就是忧虑和畏惧；两者都是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感性的结果，但是，这种理性选错了它的对象，把它的绝对命令直接运用到质料上面了。一切无条件的幸福体系都是这棵树上的果实，不管这些幸福体系的对象是今天的时光，还是整个生命或者是整个永恒，这种永恒丝毫也不会使这些幸福体系更受人尊敬。生存和安乐的无限延续，只是为了生存和安乐而已，那就只是一种欲望的理想，因而也只能是由追求绝对的动物性所提出的一种要求。因此，通过这种方式的理性表现，人并没有为他的人性赢得什么，而只是借此而丧失了动物的那种幸运的有限性；在动物面前，他只是具有一种不值得羡慕的长处，即由于追求遥远的东西而丧失了对现在的占有，然而，在整个无限的遥远之中除了现在以外又无法寻求任何其他什么东西。”^[27]

其二，人开始使用知性，也就到了人的超越感性的节点，人的知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感性领域和理性领域都无法达到目的，就会转向情感领域，这样就走到了可能结合感性和理性的审美的人的阶段。席勒指出：“即使理性没有选错自己的对象，也没有提错问题，感性仍然在长时间内会伪造答案。只要人已经开始使用他的知性，开始按照原因和目的把周围的各种现象联系起来，那么理性就会根据它的概念要求一种绝对的联系和一种无条件的根据。仅仅为了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就必须超越感性；可是，感性又正好利用这个要求去把逃亡者再召回来。因此，这里就是人必须完完全全离开感性世界向纯粹的观念王国飞腾的那个点；因为知性永远停留在有条件的东西的范围内，并永远不断地提出问题，而达不到最终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谈的人，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抽象能力，所以，凡是他在他的感性认识范围之中找不到而又没有超越这个范围到纯粹理性中去寻找的东西，他就在他的情感范围之中寻找并且按照假象好像已经找到。感性虽然不会给人指出那些自己就是它们自身的根据和自己给自己提供法则的东西，但是，感性却给人指出某些不理会任何根据和不尊重任何法则的东西。这样，因为人不能通过最终的和内在的根据使提问题的知性平静下来，所以他就通过无根据这个概念至少使知性沉默，并停留在质料的盲目强制的范围之内，因为他还不能把握理性的崇高必然性。因为感性除了它的利益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目的，它还觉得除了盲目的偶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推动它，所以，人就把感性的利益当作他的行动的规定者，把盲目的偶然当作世界的统治者。”^[28]不过，人的这种超越感性的要求也可能出现走向追求神性的宗教的可能。席勒指出：“甚至人身上神圣的东西即道德法则，当它最初在感性中表现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这种伪造。因为道德法则只是禁止和反对人的感性的自爱的利益，所以，当人还没有把那种自爱当作外在的东西，而把理性的声音看作是他的真正自我时，道德法则对他来说就是必定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这样一来，人就只感到理性给他戴上了枷锁，而感觉不到理性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自由。他预感不到自己身上的立法者的尊严，而仅仅感到臣仆式的强制和无力反抗。因为在人的经验中感性冲动先于道德冲动，所以他就给了必然性的法则一种在时间中的开始，即给了必然性的法则一种积极的起源；而由于这个一切错误中最不幸的错误，人就把他自己身上不变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变成了暂时的东西的偶然性。人说服自己，把合理和不合理这类概念看作规章，这些规章是由一种意志引进的，而它们本身并不是永远有效的。正如在解释个别的自然现象时，人总要超越自然，并在自然的范围之外寻找只有在自然的内在合规律性之中才能够找到的东西一样，人在解释道德的现象时，也要超越理性，并在这条道路上寻找神性的时候却轻率地丢失了他的人性。毫不奇怪，那种以抛弃人性为代价的宗教总是有这样一种起源，人也不认为那些不是来自永恒的法则具有无条件的和永恒的约束力。人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种神圣的本质，而只是一种强大的本质。因此，人的敬神精神是使他卑下的畏惧，而不是提高他对自己评价的敬畏。”可是人的这些偏离却挡不住人的必然发展趋势，所以，人就可能走向审美阶段。席勒说：“虽然人对他的规定的理想的这种形形色色的偏离不可能全部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因为人要经历从无思想到谬误，从无意志到意志败坏等许多阶段，但是，所有这些偏离都是自然状态的结果，因为在所有这些偏离中生命冲动都超过形式冲动而占了优势。现在的情况是，人身上的理性还完全没有表露出来，自然状态还以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着人，或者理性还没有完全从自身上清除掉感性，道德的状态还在为自然的状态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人身上唯一具有权威的原则是质料的原则，人按其最后的倾向至少还是一个感性的生物——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人是无理性的动物，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是，人不应该是上述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应该是人；自然不应该单独支配他，理性也不应该有条件地支配他。两种立法应该彼此完全独立地存在，但又应该是完全一致的。”^[29]在《审美教育书简》的25封信中，席勒具体分析了审美王国，即审美外观的游戏王国或者艺术王国的发生过程和本质特征，我们将在席勒的艺术论的一节中详细分析。

其三，自然王国、审美王国、自由王国是人性发展所经过的不同阶段，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7封信中说：“在力量的可怕王国的中间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的中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身体的，还是道德的。”自然王国是一种感性力量的可怕的王国，而道德自由王国则是一种理性法则的神圣王国，它们都使人处在感性的或者理性的强制之中；审美王国却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强制的审美自由的王国。“如果说在权力的动力国家里，人与人以力量相遇，人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在义务的伦理国家里，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那么，在美的交际范围之内，在审美国家里，人与人就只能作为形象来相互显现，人与人就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面面相对。通过自由来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30]审美王国中的基本法则就是“通过审美的自由来给予人伦理的自由”。这也就是席勒要提倡审美教育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没有审美王国的过渡，人的伦理自由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显得自相矛盾。那就是，审美自由状态与伦理自由状态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在顺序上是从自然王国经过审美王国最终到达伦理王国，那么，为什么又说实践理性的伦理王国对人有一种精神的强制呢？如果只有审美王国是真正摆脱一切强制而自由的，那么，为什么审美王国又不是人性发展的最终阶段和最终目的？看来，要解决这个矛盾，一是必须区分审美自由和伦理自由，二是必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说，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是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简言之，人性的异化是由于劳动的异化而形成的，那么克服劳动的异化，还是得通过人类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因此，审美教育本身，并不是拯救人性的根本，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根本上说还是要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是现实的社会革命来改变社会的私有制和分工的异化状态，然后才能在社会实践的整体之中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否则的话，即使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在一定时刻使人达到了审美自由和伦理自由，如果社会的根基不得到根本的改变，人们仍然会轻而易举地丧失这种审美自由和伦理自由。这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类通过社会实践由自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的跃进，而自由王国应该是审美王国的实现。所以，审美王国不应该是一种中介，而应该是一种最终目的。因此，审美教育和审美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完全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审美教育上，是一种审美乌托邦。所以，席勒写了27封信来论证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最终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种审美教育及其所建立的审美王国究竟能否存在。

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述，主要是从人性的分裂现实出发，然后寻找改革现实的审美方式，在人性与美的同一性中找到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这个扬弃人的人性异化状态的中介和过渡环节，并且力图通过审美教育的实践来实现人性的完整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这期间，席勒分析了审美教育的机制、过程、功能等重要问题，回答了审美教育的一系列形而上的问题，从而给审美教育的存在及其意义进行了正名和解析，是人类思想史和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创举，尽管他的审美教育的理想王国同时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审美乌托邦。不过，席勒的审美教育论的许多思想资源完全可以成为废除了私有制的社会的完善发展的方向、动力和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光大。

【注释】

[1]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2]张玉能：《美学要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3]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4]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5]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8—269页。

[6]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7]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8]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0—271页。

[9]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10]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11]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1—272页。

[12]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13]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www.daowen.com)

[14]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273页。

[15]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

[16]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17]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18]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19]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6—277页。

[20]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6—277页。

[21]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8页。

[22]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8—279页。

[23]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24]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25]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26]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27]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281页。

[28]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29]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

[30]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