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这种作为“人的第二创造者”的机制的根据就是：其一，人的自由根植于人的完整性。席勒指出：“从自由的纯粹概念之中就已经得出结论，即自由不可能接受影响；但是，从上述概念同样必然得出结论：自由本身是自然的作用（自然这个词要在最广义上来理解），不是人的产品，因而自由也就能够通过自然的手段来加以促进和阻碍。当人是完整的，他的两种基本冲动已经发展起来时，他才开始有自由；只要人是不完整的，两种冲动中的一种被排除了，那就必定没有自由；并且必须通过一切把人的完整性归还给人的东西，自由才能够重新恢复。”^[5]其二，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是人性完整的人，而更多的是一种单独受感性冲动或理性冲动制约的“不完整的人”，尤其是感性的人在人的存在之中有着一定的优先权。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人很可能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席勒说：“不论在整个族类中还是在单个的人之中，实际上都有这样的时刻，这时人还是不完整的，而且两种冲动中只有一种在人身上单独地起作用。我们知道，人从单纯的生命开始，为的是以形式终结；他成为个体比他成为人格时间更早，他是从限制出发走向无限的。因此，感性冲动发生作用比理性冲动发生作用要更早一些，因为感觉发生在意识之前，而在感性冲动的这种优先权之中，我们找得到开启人类自由的全部历史的钥匙。”^[6]那么，如何使人从感性冲动状态进入理性冲动状态就成了人的生存发展的关键。其三，人要从感性冲动状态的规定性中发展到理性冲动状态的规定性，那就必须能够从感性冲动状态的规定性中退一步，进入一种“纯粹可规定性状态”，在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否定之中才是可能的。席勒指出：“因为毕竟是有这样的时刻，那时因为形式冲动还没有抵制生命冲动，生命冲动就作为自然和必然性而进行活动；那时因为人还没有开始成为人，感性就是一种力量；因为在人自身之中除了意志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力量。但是，现在人应该过渡到思维状态，而在思维状态中应该恰好相反，理性是一种力量，逻辑的必然性或道德的必然性应该代替那种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在法则能够被提高为一种力量之前，感觉的那种力量必须被根除。因此，仅仅让原来还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开始存在，这是不够的，还必须预先让原来已经存在的某种东西终止存在。人不可能直接从感觉过渡到思维，他必须后退一步，因为只有当一种规定重新被消除的时候，相反的规定才能够来临。因此，为了把受动调换成主动，把被动的规定调换成主动的规定，人就必须暂时摆脱一切规定，经历一种纯粹可规定性的状态。所以，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到纯粹无规定性的那种否定状态，在还没有任何东西对他的感官造成印象之前他就曾经处在那样一种状态之中。但是，那种状态曾经完全是空无内容的，而现在关键就在于，要把一种同样的无规定性和一种同样无限的可规定性与最大可能的内容配合起来，因为从这种状态中应该直接产生出某种肯定的东西。这样，人通过感觉所接受的规定就必须被牢牢抓住，因为他不能失去实在性，然而，只要这种规定还是一种限制，那它同时就必须被扬弃，因为应该出现一种不受限制的可规定性。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同时消除和保持状态的规定，而实现这一任务只可能有一种方式，即把各种规定相互对立起来。当天平的两个秤盘空着的时候，它们是平衡的；然而，当它们放上相同的重量时，它们也会是平衡的。”^[7]换句话说，人是不可能直接由感觉（感性冲动状态的规定性）转到思维（理性冲动状态的规定性），而是需要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可规定性”的“可规定性状态”。这就是一种审美自由状态，所以，审美自由状态是使人具有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相统一的“可规定性状态”。这就是审美教育机制的人性根据，或者说是“人的第二创造者”的重新产生和塑造人的机制根据。这是《审美教育书简》第20封信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审美状态”的人性依据：人的感性状态与理性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可规定性状态”。

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21封信中，席勒就具体来论证和阐述“审美状态”重新生产和创造人的机制原理。其一，人存在着双重的可规定性状态和双重的规定性状态，从中可以推导出“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和“审美的规定性状态”。从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来看，席勒说：“心灵是可规定的，只要它根本没有被规定；但是，倘若它不是排他性地被规定，也就是说，它在被规定时没有受到限制，它也是可规定的。前者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它没有限制，因为它没有实在性）；后者是审美的可规定性（它没有限制，因为它结合了一切实在性）。”^[8]那么，“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就是一种可以保存感性规定性，结合了一切实在性的可规定性状态。那么，从审美的规定性状态来看，席勒认为：“心灵是被规定的，只要它完全仅仅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倘若它从自己的绝对能力出发自己限制自己，它也是被规定的。当心灵在感觉时，它处在第一种情况中；当心灵在思维时，它处在第二种情况中。因此，思维涉及规定性的东西，也就是审美状态涉及可规定性的东西；前者是来自内在无限力量的限制，后者是来自内在无限丰富的一种否定。感觉和思维只在唯一的一点上互相接触，那就是在两种状态中心灵都被限定着，人只能是某一个——不是个体，就是人格——在一切其他情况下，感觉和思维却是相互分离，走向无限；同这种情况完全一样，审美的可规定性与纯粹的无规定性也只在唯一的一点上相一致，就是两者都排除任何被规定的存在，而在其他一切点上，就像‘无’与‘一切’那样，它们则是无限地相区分的。所以，如果后者即由于缺乏形成的无规定性被设想为一种空虚的无限性，那么，那种无规定性的现实对立物，即审美规定的自由就必须被看作一种充实的无限性。”^[9]这样，审美的规定性状态就是一种自由状态，也就是一种具有“一种充实的无限性”的状态，是一种心灵“从自己的绝对能力出发自己限制自己”的规定性状态，是使人的心灵既保存了感性冲动状态的实在性，又向理性冲动状态开放的无限可规定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审美自由状态。其二，审美自由状态，并不能使人达到真理和善行，它只不过是使人获得自由，使人按照完整的人性来认识和意愿，成为“他所应该是的东西”，因此，人在审美状态中并不是纯粹的“零”，而是一种“充实的无限性”或者“无限的可规定性”。席勒指出：“只要人们仅仅注意一个个别的结果，而不注意全部能力，并且只看到在人身上缺乏任何特殊规定，那么人在审美状态中就是“零”。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那样一些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声明，美以及美使我们的心灵所处的那种心境，对于认识和信念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和毫无结果的。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美不论对于知性还是对于意志都绝对不会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美既不实现智力上的个别目的，也不实现道德上的个别目的；美发现不了任何一种真理，美无助于我们完成任何一项义务；总而言之，美既不善于确立性格，也不善于启蒙头脑。因此，倘若一个人的个人价值或他的尊严只能依赖于他本身而存在，那么通过审美文化，他的这种价值或尊严仍然还是完全不确定的；美现在除了使人能够按照本性，从自己本身出发来创造他所愿望的东西——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人能够成为他所应该是的东西，此外，美无论什么也达不到了。”^[10]其三，审美心境或者审美自由状态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最高的馈赠，即给人以人性的无限可规定性。席勒说：“也正因为如此才达到了某种无限的东西。因为只要我们想到，在感觉时由于自然的片面强制和在思维时由于理性的排他性立法，在人那里这种自由就恰恰被剥夺了，所以，我们必须把在审美心境中归还给人的能力看作是一切馈赠中的最高礼物，即人性的馈赠。当然，人在进入任何一种被规定状态之前，就已经具有了这种天赋的人性，但是就事实而言，人随着他进入任何一种被规定状态也就丧失了这种人性；如果人能够过渡到一种相反的状态，那么，他就能每一次都通过审美生活重新得到这种人性。”^[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席勒说“美是人的第二创造者”。他还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把人性的无限可规定性赠予人，让人可能成为人，这是与人的第一创造者：自然或者上帝的所作所为是一脉相通的。他说：“尽管美只是使我们可能具有人性，而把其余问题，即我们想使人性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现实，交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所以在这一点上美与我们原来的创造者——大自然依然是有相通之处的，大自然同样也只是赐给我们达到人性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的运用就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决定了。”^[12]

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2封信中，席勒进一步分析了审美状态的特点。其一，审美状态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零”，审美状态既是一种“零”（无）的状态，即无规定性状态，又是一种“最高实在性状态”。席勒指出：“如果心灵的审美心境，从一个方面来考虑，即只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和确定的作用上，就必须被视为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倘若人们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限制，注意到在同一个心灵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就必须认为审美心境是一种最高实在性的状态。”^[13]其二，审美状态是一种摆脱了时间的具体规定性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开放的有益状态，而审美状态对于认识和道德是最有效果的。席勒说：“因为把人性的整体包含在自身之内的心灵的心境，按照能力，也就必然会把人性的任何个别的外在表现包含在自身之内；因为从人性的整体中排除了一切限制的心灵的心境，也就会把这种限制从人性的任何个别的外在表现之中排除出去。正是因为心灵的心境没有把人性的个别功能单独地保护起来，所以它对每一种功能都毫无区别地有益，而且它之所以并不特别优待个别功能，的确只是因为它是一切功能的可能性的基础。一切其他的训练都会给心灵任何一种特殊的本领，但也因此给心灵设立了一种特殊的界限；唯独审美的训练把心灵引向无限制境界。我们可能进入的任何一种其他状态，都使我们返回到前一种状态，而要消除这种状态就需要下一种状态；只有审美状态是一个在自身中的整体，因为它把它的起源的一切条件和它的延续的一切条件都在自身之中结合起来了。唯有在审美状态中，我们才感到我们好像挣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才纯洁而完整地表现出来，仿佛它还没有由于外在力量的影响而受到任何损害。”^[14]或者可以说，审美状态，在席勒那里，可以使人完全回到人的“人格”之中，而不受具体的时间“状态”的制约，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的可能性（可规定性）出现。其三，审美状态是人的一种受动和主动相统一的心境，也就是表现为严肃和游戏相统一、静止和运动相统一、谦让和反抗相统一、抽象思维和具象直观相统一的心境。席勒指出：“在直接的感觉中使我们的感官觉得舒服的那种东西，使我们温柔而灵活的心灵对任何印象敞开了心扉，但是在同样程度上也使我们不去努力务实。使我们的思维能力紧张起来并把它引向抽象概念的那种东西，使我们的精神加强了任何种类的抵抗，但是也使我们的精神在同样的关系中变得冷酷僵化；它帮助我们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却也同样多地剥夺了我们的感受性。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最后都必然趋向衰竭耗尽，因为质料不可能长期缺乏造形能力，因为造形能力也不可能长期缺乏可造形的质料。相反，假如我们置身于真正美的享受之中，那么，在这样的一瞬间，我们就在相同的程度上成为我们的受动力量和主动力量的主宰，我们也就会同样轻松地使自己趋向严肃和游戏，趋向静止和运动，趋向谦让和反抗，趋向抽象思维和直观。”^[15](www.daowen.com)

从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的这种“无规定性的最高实在性”“无时间的人格性”“受动和主动的统一性”的基础出发，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3封信中席勒论证和分析了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的重要性。席勒明确地说：“从感觉的受动状态过渡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实现。尽管这种状态本身不论对我们的理解还是信念都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因而也不会使我们的智力的和道德的价值出任何问题，然而这种状态仍然是我们能够达到理解和信念的唯一必要条件。总而言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16]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的重要性就在于，处于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中的审美的人是从自然的人（感性的人）转化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或者过渡环节。在此，席勒重申了人之所以需要这种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的中介性的缘由。其一，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以及审美教育这种必不可少的中介性，并不在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可以直接进行人的认识和意志的活动，使人由感觉和直观上升到思维和道德行为，而是使人处在一种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从而让人有能力从受动状态转向主动状态。席勒指出：“美既不给知性也不给意志提供任何结果，美也既不干预思维也不干预决断的事务，美只是给两者提供能力，但对实际使用这种能力它却绝对不作任何规定。在使用这种能力时不需要任何异己的帮助，而纯粹的逻辑形式——概念必须直接诉诸知性，纯粹的道德形式——法则必须直接诉诸意志。”^[17]其二，审美心境或者审美状态的作用就是给人提供一种形式冲动（理性冲动）的能力，它不仅可以使人从感性规定性中退出来，而且可以敞开理性形式的可规定性状态。席勒说：“我认为，美完全只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美完全只能为感性的人提供一种纯粹的形式，而这一点必须借助心灵的审美心境才成为可能的。真理并不像现实或事物的感性存在那样，能够从外界来接受，它是思维能力自主地和自由地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自主性和自由恰恰是我们在感性的人那里找不到的。感性的人已经（在肉体方面）是被规定了的，因而就再没有自由的可规定性的。他必须首先重新取得这种已经丧失的可规定性，然后他才能够把受动的规定调换成主动的规定。但是，他要重新取得这种已经丧失的可规定性，只有两种办法，要么他失去他已经有的被动规定，要么他本身早已包含他应该向之过渡的主动规定。假如他仅仅丧失了被动的规定，那么他同时也就会随之丧失一种主动规定的可能性，因为思维需要一个物体，而且形式也只有在质料上才能够成为实在。因此，他必定本身早已包含着主动规定，他必定是同时受动地和主动地被规定的，这就是说，他必定成为审美的人。”^[18]其三，审美状态或者审美心境给人造成了一种从自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的境遇。席勒指出：“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自主性一定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感觉的力量在它自己的界限之内一定会被打破，自然的人已经净化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至现在只要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自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这样，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从美到真理和义务）的步骤，比从自然状态到审美状态（从纯粹的盲目生命到形式）的步骤，不知要容易多少。前一个步骤，人通过他的纯粹的自由就能完成，因为他只需要自己接受而不需要给予，仅仅需要把他的本性分离成个别而不需要扩大；有审美心境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普遍有效地判断，普遍有效地行动。自然（本性）肯定会使他很容易就从粗糙的质料走向美，这时在他心中就会开始一种完全新的活动；而且他的意志一点也控制不了心境，因为甚至是心境才使意志存在的。为了把审美的人引向理智和伟大的信念，人们只要给他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就行了；而为了使感性的人正好也取得这些东西，人们必须首先改变他的自然本性。在前一种情况下，为了使人成为英雄和贤明之士，只需要有一个高尚的境遇（它最直接地对意志能力起作用）就行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首先把人放到另外一种天地之中去。”^[19]其四，这样就形成了审美教育的最重要的环节和任务，而在席勒看来，这也就是“文化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审美文化则可以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席勒指出：“文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使人就是在他纯粹的自然生命中也一定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却不能从自然状态中发展而来。如果人要想在任何一种个别的情况下都能具有使自己的判断和意志成为族类的判断的能力，人要想从任何一种有限的存在中都能找到通向无限存在的道路，从任何一种依附状态中都能向自主性和自由展翅飞翔，那么，他就必须设法使他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仅仅是个体，都不仅仅受自然法则驱遣。如果人要想能够并且完成从自然目的的狭窄圈子里把自己提高到理性目的，那么，他就必须在自然目的的范围之内早就为适应理性目的而进行训练，必须以一定的精神自由，即按照美的法则，来实现他的自然规定。”^[20]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人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达到一种“内心幸福”的状态，由感觉的受动性转向理性的主动性，让游戏冲动支配人的心意状态。席勒认为：“总之，一句话，在真理和道德的领域，感觉无论什么都不能规定；但是，在内心幸福的领域，形式可以存在，游戏冲动也可以起支配作用。”这就是审美心境或者审美状态之中审美文化给人造成的一种“重新生产和塑造”的“内心幸福”，使得“外在生命”的感性质料重新具有了“内在生命”的理性形式，在游戏冲动的支配下达到感性质料与理性形式的统一，成为一个人性完整的人。席勒说：“因此，在这里，在自然生命的这个无关紧要的领域中，人必须开始他的道德生命；就在他的受动状态中，他就必须开始它的自主性；就在他的感性限制的范围之内，人就必须开始他的理性自由。就是他的爱好，人也必须加上他的意志的法则；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么，人必须在质料本身的界限内进行反对质料的战争游戏，借此而能使他避免在自由的神圣土地上对这个可怕的敌人进行决斗；人必须学会更高尚地欲求，借此而能使他不必崇高地希望。这件事情通过审美文化将会做成，审美文化使既不受自然法则约束，又不受理性法则约束，而受人的任性支配的一切东西，都服从于美的法则，并且在它给外在生命的形式中就已经展现出内在生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