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休谟的道德理论是享乐主义的，无论是人为的德还是自然的德，目的不是让人禁欲，而是为了使人以更和平、更有效的方式追求世俗的快乐。所以休谟发出惊人之语：“讲究精致生活的时代，人们最幸福，也最有美德。”^[17]不过，从奢侈到美德，这中间离不开艺术这个中介。有了正义维护稳定的职业和财产，人们就发奋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公共利益自然也得以增加。然而，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物质的财富，那欲望很容易就得到满足，人们便因安逸而怠惰，不会创造更多财富。只有经过艺术的修饰，对物质产品的享受才会通过想象的渲染而放大，因此刺激人们在智力上更活跃的创造力。如此一来，借助于自由公正的制度，铺排奢侈、精致高雅的享受，非但不会导致腐败堕落，反而让人们更加勤勉而聪慧；而公共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救济贫苦之人，这又激发人们的慷慨品德。所以，审美之于正义，看似没有直接的关联，却是让正义发挥其社会效用，并塑造个体德行的重要因素。

当然，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还有一种动力，那便是社会交往。在休谟看来，“我们判断对象，多半是通过比较，很少根据其本身的价值”^[18]，一个人从自己的财产和美的艺术中获得的享受，若是在社会交往的相互比较中胜出，那无疑会带给人更大的快乐。休谟说道：“这些（生活的）艺术愈加提炼改善，人们就愈是成为爱交往的人。……他们成群地居住在城市里，喜欢接受和交流知识，喜欢显示他们的才智、教养和关于生活、谈话、衣着、家具摆设等方面的趣味。珍奇诱发智慧，空虚产生愚昧，而愉快则兼而有之。”^[19]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交往人们追求和创造美的动力，也是自然的德得以确立和表现的场合。我们会发现，审美促进社会交往，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也在构建审美的规则或标准。

众所周知，休谟在《人性论》的“情感论”中主要论述了骄傲、谦卑和爱、恨几种情感，实际上他主要是借此描述社会交往的情感规则：人人都追求骄傲和爱，避免谦卑和恨，但很多时候也有必要克制过分的骄傲，保持适当的谦卑。就骄傲而言，美貌、财富、技艺等性质是让人快乐的原因，当这种快乐转向自我这个对象时，自我心中就形成骄傲这种情感。不过，休谟给骄傲还设定了更多限制条件：快乐要转化成为骄傲，首先要转化成虚荣，虚荣的条件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对象，不但要与我们自己有密切关系，而且要为我们所特有，或者至少是我们少数人所共有的。”^[20]其次，愉快的对象之为我们特有，“必须不但对我们，并且对其他人也都是显而易见的”^[21]，否则“特有”便毫无意义。(www.daowen.com)

如果没有这些情感，就不会有道德的问题：“当一个事物呈现于我们之前，而且那个事物既对于这些情感的对象有一种关系，又产生了一种与这些情感的感觉相关的独立感觉，这时骄傲与谦卑、爱与恨就被刺激起来。德和恶就伴有这些条件。”^[22]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感觉到骄傲，就意味着他人感觉到谦卑；而谦卑指向他人时，就转化为妒忌，乃至恶意。如果德意味着避免他人感到痛苦，那么人们就必须克制自己的骄傲，同时也不能过度表现出谦卑，否则便不会赢得尊重。“因此，正像我们确立了正义法则，以便在社会中确保财产权，防止自我利益的互相对立，同样我们也建立了礼貌规则，以防止人们的骄傲的互相对立，并使交谈成为愉快的和不讨厌的。”^[23]

美本身固然无所谓善恶，但在社会交往中，美的表现不可避免地激发骄傲等情感，因而也必然关系到道德。一个不修边幅、谈吐粗俗的人，即使心地善良也未必会得到人们的仰慕，而一个衣着华丽、举止造作的人，即使性格真诚也容易招人厌恶。美的表现影响德的实现，影响社交是否的和谐融洽。所以，一旦参与到社会交往中，美的表现必然要遵循“礼貌法则”，美的标准也由此来确定。休谟著名的《趣味的标准》一文最后落脚到艺术鉴赏，认为经典作品是衡量趣味的标准；但在文章开篇休谟指出，一般地议论到美，人们仿佛意见一致，美令人快乐，丑让人厌恶，“但是一旦面对特殊的事例，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发现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意义真是言人人殊”^[24]。道德判断也是如此，人们一般赞赏德而谴责恶，但论到具体行为时便莫衷一是。这与他最后的结论出入甚大。

如果我们参照“情感论”的逻辑，那么休谟的这种游移不定不是没有来由。在生活实践中，美丑善恶的标准并不容易界定，因为这些判断受到具体情境中多种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的审美趣味要服从公认的规范，但也必须与众不同，或故作新奇，或略显质朴；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独特，以避免让他人感到过分的谦卑。实际上，公认的规范或艺术法则并不代表高雅的趣味，它不过是不至于让人感到谦卑或平庸的底线，高雅的趣味是通过微妙的比较显现出来的。所以审美趣味有其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于具体情境中。道德评判也遵循相同的机制，休谟说：“趣味的精致有利于爱情和友谊，我们因此会与少数人为伍，对多数人的交际和谈话保持中立。”^[25]与少数人为伍，乃是要享受“特有”的骄傲，而对多数人保持中立则是避免妒忌。他又说，高雅的趣味“毋宁说提高了我们对于所有温和而适度的情感的敏感，同时也使心灵远离那些较为粗野和狂暴的感情”，^[26]这种“温和而适度的情感的敏感”正是道德实践所需要的，自然而然，精致的趣味有利于营造高雅的道德风尚，而后者也无疑有利于前者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