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美学源于18世纪初的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因而要理解其美学，有必要简要其来龙去脉。18世纪英国美学在17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中有其渊源，它不仅继承经验主义方法，也秉承了情感主义原则。情感主义早在霍布斯那里已有端倪。霍布斯哲学的一个出发点是，人是有欲望的生命。欲望的满足给人带来快乐，反之则是不快或嫌恶，而这种好恶情感便成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准则，有利的东西为善，貌似有利的东西为美的。^[1]但欲望总是个体的，所以个体的好恶就成为一切价值的标准。这种实利主义在洛克那里仍有体现，他坚持个体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所以普遍地来赞同德行，不是因为它是天赋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利的”^[2]，而这个“有利”首先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光荣革命”之后，霍布斯和洛克的激进主张遭到反对，但情感主义却得以延续。夏夫兹博里便以情感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实利主义，他提出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即宇宙万物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人类社会也遵循类似法则，个体只有在群体之中才能生存，所以只有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才是善的。另一方面他指明，人性里先天有一种社交性情感，让人们相互交往，相互爱护，并从中感到快乐，男女之爱、亲子之情便是明证。所以，他认为人凭借一种直觉便可判断行为的善恶。基于此，他进而指出人性中还有一种爱美之心，足以说明人生的快乐不完全受个人利益的支配，正如海边的牧羊人感受到大海的美，不需要像舰队司令那样征服或占有大海。道德判断也是一样，面对善行，即使与自身利益无涉，喜悦之情也是油然而生。所以夏夫兹博里确信美善同一：“对无论何种秩序、和谐和比例的崇拜和热爱，自然地会改良性情，有利于社交性情感，并极大地有助于德行，德行本身无非是对社会中的秩序和美的热爱。”^[3](www.daowen.com)

同时代的美学家也极力主张审美对于道德的促进作用。艾迪生将美感称作想象的快感，认为它“像一种温和的锻炼，唤醒你的官能免致懒散，但又不委给它们任何劳苦或困难”^[4]，因此可以减少人对于物质利益的欲望，转而享受美这种无害的快乐。苏格兰的哈奇生自称是夏夫兹博里的学生，他证明审美和道德一样，都无关外在的感官快感，超越任何个人利益。“贫穷的人和卑微的人可以像富有的人和有权势的人那样，以这种方式自由地使用这些对象。甚至在被占有的对象上，所有权对于美的享受几乎无关紧要，因为这种美常常为非所有者的他人所享受。”^[5]在他看来，审美可以缓和贫富和地位的矛盾，营造良好的风俗。在整个18世纪英国美学中，美学家们同样努力阐明审美之于道德的独特意义，比如博克论美和崇高时表明，美的情感的根源在于情欲或爱，但审美把原始的情欲转化为社交的礼仪，崇高的根源是自我保存，但审美却能把自我奋斗的艰苦转化为特殊的快慰。因而，我们也可以说18世纪英国美学内在地含有道德意味，而这段时期的道德学说也表现出审美主义的倾向。